《几人从此到瀛洲》一篇中介绍过“先礼后兵”的预测。
“兵”的方案之前写过太多太多了，简而言之——取法乎上，仅得其中。
站在中国大陆的角度，尤其需要避免将台湾作为一个孤立问题来看待，试图准备一个“得乎其中”的方案。
不做则以，如果真要做，希望是将台湾、南海、整个第一岛链，甚至马六甲、印度洋航道等一并包含进来，以此为目标设置计划与配套措施。
说起来，在当下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不仅大陆方面有危机感，华盛顿、台北同样存在摊牌的危机感。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不过本篇我们不去聊太沉重的话题，侧重点放在先礼后兵的“礼”上。
1993年4月27日，来自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和来自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在新加坡举行了著名的“汪辜会谈”。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是挂靠在国台办下面的民间机构组织，一般由退休的正部级领导干部担任会长、现任国台办副主任担任副会长。
与海协会类似，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也是一个半官方组织；它的上级指导单位是“陆委会”，对应大陆国台办。
1993年“汪辜会谈”时，担任海协会会长的是汪道涵先生。
九十年代他的身份角色非常特殊，可以直通最高层，此处不再赘述。
另一边，辜振甫先生的身世地位也十分显赫。
作为岛内豪门望族，辜家蓝绿通吃——辜振甫本人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总统府资政”，其同父异母弟辜宽敏则是台独大佬、民进党的“总统府资政。”
待两边的机构、人员确定好了之后，经新加坡国务资政李光耀的斡旋撮合，一场举世瞩目的会谈终于圆满完成。
这是自1949年以来两岸以民间名义公开进行的最高层次会谈。
而会谈顺利举办的政治基础，便是前一年海协会、海基会于香港进行事务性磋商时形成的临时意见：
“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态度，可以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
2000年台湾政权交接之际，即将卸任的陆委会主委苏起将上述意见概括为“九二共识”四个字。
随着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获得巨大成功，这一关键论述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马英九飞抵新加坡出席两岸领导人会议，2015年11月7日
《马英九时代》是“九二共识”大放异彩的时期；其巅峰之作，要数2015年底发生在新加坡的那场高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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