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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国忠（独立经济学家、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研究部董事总经理）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下称《报告》）中提出不设置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今年在受到疫情冲击的情况下，经济的增长是非常不容易的，不应该定目标。今年就业肯定比较困难，这是大家都看得到的，至于困难的程度是很难预测的。中国劳动力正在萎缩，政府说的新增就业机会指的是增加的工作，没有减去退休的人员，所以整个中国的就业没有增加，劳动力是萎缩的。
前几年一直是劳动力市场比较紧张，因为经济有增长，劳动力不增长，所以劳动力市场短缺。今年情况有所不同，一个是高科技泡沫可能出现问题，二是影子银行也出现问题。过去大学生觉得收入比较高的地方都出问题了，所以大学生就业的现实跟预期会出现差异。第二，蓝领工作的机会，由于服务行业受冲击，也受到很大的影响。我觉得就业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白领，即大学生工作的机会，预期会比原来差一点；一个是蓝领的工作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总的来说，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调整都是通过价格调整的，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可以下滑很多。因为在中国，大家基本上不可以靠政府吃饭的，在西方，人们不工作的话，可以从政府那里拿到70%、80%的救济金，所以他们不愿意接受工资的下滑。在中国或者是其他东方国家，这个机会都不存在的，所以失业率都比较低。
今年的《报告》中赤字率提到了3.6%，还没包括地方政府的特殊债券，所以总的趋势增长还是比较大的，地方政府特殊债券其实也是赤字。《报告》提到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中国政府在疫情的情况下，政府的赤字大一点，全世界都觉得是合适的。但是中国主要的问题是财政收入下滑，特别是中西部或者是中小城市的土地财政收入受到影响比较大。一方面政府扩大财政开支，一方面要支持投资。中国政府要精简，在规模这个问题上是要考虑的，中国经济现在大部分的钱是政府花的。
《报告》提到，今年新增财政赤字和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筹集的2万亿元，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因为地方政府特别困难，现在中国地方政府的困难，主要就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地方政府更困难。比如房地产对地方政府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是房地产。但是长三角地区的二三线城市，房地产还是可以的。因为人均本来就存了不少钱，所以市场还能支持。但是有的地方，经济运行本身没有独立的支持，各方面财政转不过来，就是靠房地产，房地产一不好，就是雪上加霜。转移支付支持地方政府是为了社会稳定，政府稳定，问题在于中国很多地方政府长期的生存能力是要重新考量的。中国有这么多地方政府，每个地方政府都重复上一级的政府，一个县政府，就像中央政府一样，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个问题是值得深思的。政府该多大，中国政府需要几级，每一级政府要多大，长远来说，每个地方政府花那么多钱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转移支付只能是暂时的解决方案，长远来说应该考虑政府改革。
中国的转移支付都是给贫困省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分开，所以看这个数字要看净上交，返回是根据当地的情况来说的。比如说深圳这样的城市是没有返回的，他的上交是净上交。中国大部分省是返回比上交多的。但是我们看到这20年下来，这个情况并不明显。所以问题在于，什么地方能自足，什么地方不能自足，不能自足的话，是不是需要改革，或者提高效率，或者是摊子要收小。
《报告》中对中小企业的扶助政策，就是银行贷款放松一点，主要是通过金融政策，财政政策。我过去认为企业发展是资金的问题，现在更重要的是需求的问题，我现在看不出来金融宽松一点，对于企业的帮助会有多大。僵尸企业不能越来越多，如果你不调整的话，经济永远不会好，现在面临这么大的压力，优胜劣汰，让他能够在市场上运转，不然的话，经济是没法朝前走的。
政府过去做的是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每个地方政府给他脱贫指标，最终就是地方政府直接给贫困家庭钱。作为一个社会福利的工程是可以考虑的，实际上大部分国家都有这样的，最终还是取决于经济好，财政收入有空间，这才是长期解决的方案，经济效益是很重要的，不能所有的事情都把稳定放得那么高，效益没法增加，最终能够去扶贫的资源也会受到影响，扶贫是好事情，别忘了效益。
中国朝前走，提高效率，提高市场的力量，给人才更多去创造的空间，是最重要的主线。稳定、重新分配、扶贫，都是好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朝前走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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