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所没钱、没有资源的学校，是如何创造教育奇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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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没钱没资源，生源又垫底的学校，是怎样创造教育奇迹的？

蒲公英中学，是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的一所为农民工子女创办的民办中学。这所学校，生源都是垫底的学生，也没有资源，却能把只有9%考及格的入学成绩变成90%能上高中的毕业成绩，能取得这样的奇迹，靠的究竟是什么？是题海战术吗？蒲公英中学的郑洪校长在这篇文章里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郝景芳 科幻作家童行书院创始人

郑洪蒲公英中学校长

两位老师结合自己从事公益事业的经历，从蒲公英孩子的故事、教育理念、公益教育的困难、做更好的父母四个维度分享了自己的宝贵经验，相信每个教育工作者和父母都会深受启发。

周一

视野 🌏

全文共7310字，阅读时间19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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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蒲公英中学孩子的故事

蒲公英中学的孩子都是流动儿童。蒲公英的学生，虽然家境贫困，但是特别懂事、有梦想、有“信念感”。

郝景芳：今天聊聊蒲公英中学的孩子真实状态是怎样的？

郑洪：我们最近有个小视频“我和我的希望”，孩子拿手机拍家里的情况，然后谈谈希望。看视频里那些家长干活，他们在维护城市的正常运转。他敢顶住这么多压力，把孩子带到身边，造成他谋生压力增大，我觉得这就是勇敢。

这些家长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砸锅卖铁也要供，希望教育改变命运。不能说他没钱把孩子送到培训班、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学习、没有能力指导作业，就说他不重视教育。对教育的期望很高，这是一个特点。还有善良。学校2018年搬过一次家，都是靠学生和家长自发帮忙，那是重视教育，喜欢学校，乐于助人。有的家长甚至租大卡车来帮学校拉东西，特别仗义。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里人的特点在这些家长身上原原本本的保存着。

郝景芳：家庭的氛围特别亲昵。前两年去蒲公英那边调研做了一下家访，有一家我印象特别深，五口人挤在一个小房子里。但是家里氛围真的特别好，三个女儿都特别爱妈妈，把妈妈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可能很多特别富裕的家庭还没有这么亲昵，没有这么好的感情和家庭氛围。

而且蒲公英的孩子挺有梦想。一个初二的男孩说，他喜欢看自然探险纪录片，以后想做自然探险家。蒲公英的孩子因为有见识，对于未来是有梦想的。有梦想，他们就愿意为之努力。

我在蒲公英的孩子身上特别能够感受到学校给他们赋予的精神力量，我知道这些孩子入校的时候水平很差，好多孩子完全是考不及格的，经过短短两三年的时间，毕业时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学校是怎么让他们带有这种精神力量的？

郑洪：蒲公英的孩子入校的时候确实是非常令人堪忧，可能是全北京最差的学业基础，人家掐尖，咱们兜底。而且这个情况17年也没什么太大的改变。初中生入校时拼音不会、字母写不全，这是常见的。

毕业时，升学率却相当好。全国农村和流动儿童的高中升学率是40%左右。咱们16届学生，除了第一年66%，后来每年都是90%多。早些年一般2/3是普高，1/3是职高，后来这些年差不多80%多升普高。

这些孩子在学业上确实是打了翻身仗。虽然困难特别多，不是说考个分就可以直接上高中，你还得自己满天满地去找。你知道找到普高多么不容易，家长得很顽强，相信教育才能继续往下走。很多孩子上职高特别合适。

有个孩子功课挺差，但特别爱动手，我们联系北京的一所汽修学校，他很快变成那个学校参加北京市竞赛的种子选手。我问他愿不愿意去企业学习修车。没想到他竟然说不去，要上学。后来他就上了大专，现在工作了，有五险一金，很有尊严的一个报酬，他不需要和人家抢，因为社会需要这种人才。这就是精神气儿，这些孩子在学校三年获得了自内向外的信念感，不用别人再催他、再安排他、再逼他做这个那个了。

二、蒲公英中学的教育理念

教学理念一流，办学方式方法和教育成果非常出色，靠的是爱与关注，老师深度陪伴学生，跨界组织兴趣小组，营造有爱的氛围是给孩子最好的培养。

郝景芳：蒲公英学校的孩子向上的精神力量是非常强的。外地很多乡村学校希望大幅度提分改变命运，用的是高压的办法，题海战术，军事化管理。但是蒲公英的孩子并不是所有时间都被刷题占据，学生有大量时间从事科技、文艺、社团活动，暑假有很丰富的夏令营、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

蒲公英的孩子从入学只有9%的孩子考及格，到毕业时90%多都能够继续求学，这么大的改变不是用高压式的刷题带来的。我觉得这是蒲公英教育里面的精髓。

郑洪：我们并不是有什么教育理念在先，而是去观察孩子，发现高压没有用。我们跨界来组织兴趣小组。兴趣小组有教育上的意义，又有心灵滋养的意义。除了疫情每年都是将近三十个兴趣小组，好多是志愿者办的，比如围棋、书法、铜管乐团。美术是专业的美术人士来带。体育运动，足球有正经的俱乐部教练来教，女子排球队是北京女排原来的二传手来教。

郝景芳：老师非常有爱地在开展兴趣小组、课外活动，但全国各地很多学校老师拿这事当成负担。蒲公英开放的氛围和教育理念、方式，让这些爱心人士很愿意过来，感受到学校的氛围、孩子的精神力量，老师和志愿者都感觉自己很有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滋养。这个有爱的氛围其实是给孩子最好的培养。

这些兴趣小组能够有这么多国内外社会各界的优秀人士，对这些孩子的眼界、视野、志愿的提升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些素质课给孩子各方面的能力锻炼，也让孩子不那么单一、只会考试，而是各方面能力都很强。那么学校老师是怎么让这些孩子恢复信心的？

郑洪：深度陪伴。学校师生之间、老师之间、学生之间非常有感情，不同一般。老师也是流动人口，和学生一起吃住，朝夕陪伴。学生得到了关注和爱，认为自己重要，这对孩子心态是特别大的转变。这是心理上的关怀。

咱们学校心理咨询室叫爱心小屋，现在有三人是社工，两人是心理学硕士，每个人都做心理工作。老师对孩子的关注和爱，是点点滴滴，日积月累，让孩子不觉得自己孤单、被抛弃，然后才对生活有兴趣，有兴趣以后他愿意配合你，知道的东西就多了，想东西就多了，他就有信心了。

学校有一个牌子叫爱满天下，爱实际上是教育的一个很内藏着的东西，不是说的，是做的，是人心表达出来的。这个能扭转孩子。

郝景芳：最开始点燃孩子自己向上的，其实经常是爱和关注。实际上很多孩子之所以自暴自弃，是因为觉得没有人欣赏，没有人发自内心的觉得你很好，你很棒，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就是没有人在他们身上有这样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心的重视，他们也就很容易觉得说ok，那我就这样吧。

郑洪：景芳你说这句话让我想起来最近一个例子。有一孩子，什么课都不学，所有这个班教课的老师全部在一起开会研究：这孩子怎么办？前不久有一个老师在工作群跟大家分享这孩子设计的问卷。一个什么都不学、捣乱的孩子，他有一点进步，老师会喜出望外的跟大家分享，就是这种对孩子的关注。学校有句话叫一个都不能少，那些老师齐刷刷的一致的努力，我觉得学生绝对感受到了，家长也感受到了。

郝景芳：学校的氛围在一点一点地影响到老师，然后老师再一点一点地影响到孩子，学校很关注到老师，老师才能够更好地去关注到每一个孩子。孩子从“我被抛弃了”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变成“我其实还是有人爱的，我是值得被爱的”，能做这样的转变是特别不容易的事情。老师给孩子的这种影响是特别直接的。

其实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家庭，都很希望孩子有出息、积极上进、成绩好，能够不断地去求学。我觉得蒲公英学校意义特别重大的一点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证明了，在一个真正有爱、鼓励的环境下，孩子可以自发地感受到自己的价值，从而产生人生的动力，我觉得这对于整个教育界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办学蛮简单的，就是这个校长本身是有爱的理念，老师对孩子有爱的理念，有关注，孩子在学校里面有很多的自由，很多的见识，孩子就会产生内驱力，学习成绩就会好。其实很多学校都可以去践行。蒲公英是把这样的理念实实在在的落地到每一天的日常生活里面，没有用名利、教条主义来干扰教育最本质的东西。教育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让一个人能够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并且能够自我成长。

三、公益教育的困难

蒲公英中学坚持到现在17年了，经历了资金、人员、观念等多重困难。

郝景芳：现在还想了解下蒲公英中学办学的难处。回顾这十几年，您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儿？政策、资金，还是整个社会上的压力？

郑洪：公益组织总是要被经费困扰。我们现在还欠着债。主要是盖校舍欠钱。虽然很多都是捐的，还是有要花钱的时候，整个设计都是义务的，设计团队跟着走了这么几年，一分钱都没要，还往里贴钱。多亏了很多捐方慷慨解囊。有一次，学校连老师工资快发不出来了，大家就每个人凑点。现在开发了月捐，今年年初才上线。大家就是点点滴滴汇聚起来，帮助学校解决眼前的问题。学校变成了能够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能量场。

公益教育更难的是招人。没钱，工资低，学生差，学校环境差，谁愿意在这教？但这17年整体看下来，最难的还是社会上对这些孩子、老师和学校的接纳和认可。人们容易想这些孩子和家长是城市的包袱。我最希望改变的是这个。

郝景芳：确实是有观念上的问题。人们往往对流动人口有防范心态。特别佩服您在这十几年中顶住周围环境、观念、经费的压力为这些孩子办学。从政府来的经费还是很少的吧？

郑洪：政府的投入这几年可以说越来越多了，政府刚开始投入一些设备，后来就开始生均补贴，从原来120块钱涨到了现在一年1600。建新校区整个设备都是政府给装备，从大门到黑板到实验室，政府还是很支持的。我还看到一个官员亲自出资资助孩子直至初中毕业。我发现只要走近，增加理解，就可以消除隔阂，很多问题可以解决得非常好。和政府之间的互相理解增加以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

郝景芳：您觉得现在做流动儿童的教育等方面是不是困难反而增加了？

郑洪: 2021年比2020年流动人口的随迁子女率高了，跨省流动的人多了七八百万，随迁比例也高了，这些家长意识到孩子不带在身边会有多少问题。现在全国儿童的40%是农民工家庭的孩子，一定要从正面的角度来认识。要把这个问题综合起来研究，要跨界思维。

郝景芳：如果我们真的让这些孩子在城市里就学，跟父母在一起，家庭是有爱的，而且能够跟这些城市很多友好的人有所接触，如果他们能接触到很多友好的人，这些孩子成长起来就对这个城市是有爱的，友好的，有融入和建设这个城市的主张和意愿。

但假如说这些孩子是被丢在老家的，父母在这打工，那么孩子对这个城市能有什么感情呢？他成长起来以后那种友好的心理和情绪肯定是更低的。如果希望整个城市未来发展的好，整个国家未来发展的好，肯定是促进大家的这种友好，促进所有人的情感沟通，才能让将来整个社会氛围好，否则这个社会就很容易割裂，导致群体之间的极化和对立冲突情绪。

我原来在做政策研究时候，我们提的政策就是在这些大中型城市里建设更多的公立学校，能够给流动儿童就学的学校。但是一个政策可能很多年，也许几十年才会有落地和和改变，所以我现在做公益，做童行书院，之所以是面向乡村儿童、留守儿童为主，也是觉得政策有一个很漫长的周期发生变化。

但是这些孩子几年时间就长大了，等不到政策发生变化的那一天，起码这十年二十年还是有大量留守儿童存在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给这些留守儿童提供一点点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也是我自己从政策研究者跳下场做公益实践者的一个出发点。作为一个过来人，您有什么可以给做公益的人提的一些建议吗？

郑洪：公益不要老打外围。小型的公益组织要联盟，这样才能够取长补短，能见到社会效益。不需要庞大的联盟。或者以地区，或者以专场，或者以什么串起来，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年轻人千万要坚持，年轻人一定会碰到困难，一定要坚持，咱们学校好多老师也是从哭着走过来的，年轻人都要经过这个阶段的，原来一哭俩礼拜，后来哭一个礼拜，哭几天，后来哭俩小时，哭十分钟，后来不哭了，我们老师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可以想象到年轻人面临的这种挑战，但是坚持下去一定不会后悔的。

四、成为更好的父母

父母要坚持学习，与孩子一起成长，父母有眼光、有力量，才能不焦虑，更加关注孩子的内心和成长。

郝景芳：请郑校长分享下对家长比较有用的教育思路。

郑洪：家长对孩子真是太重要了，家长和学校构建的两个环境必须健康、快乐、开放。孩子成长的环境是一个生态环境，不是单一维度。家长的教育观是生态的产物，只有整个大生态越来越好，家长才能摆脱内卷。但是大生态的改变是长期的。

首先家长不要停止自己的成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固守，没有任何东西一定是有效的。家长一定得跟孩子一起成长。家长自己要学习，学习是最重要的，最解决根本问题。每个人身上发生一点成长、一点改变，整个社会，小社区，小家庭环境，社区环境，社会环境，城市才能好，这功夫真得下到，家长要自己学做人、做事。

蒲公英坚持了好几年了，每天下午读半小时书，全校只有一个人巡视，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得在那读书，而且不让读电子书，不让读杂志，不让读课本，就是必须得有一本自己心爱的书想读。后来又加了20分钟写东西，因为光读不写好多东西烙不下来，趁热打铁20分钟写一下，写的时候真思考。这个能力从小要有，老师没有学生怎么有？咱们大家一块成长。读书不是唯一的学习，但读书是一个很重要的形式。人心有向上向善的本能，你总归能找着适合自己的书籍。中国有很多教育思想，是从家庭做起的。

家长和社会一起成长，不光在家庭成长，也在单位里成长，单位里也要抓人的成长，单位里把父母管好了，那他回家也是个好一点的父母，是个好一点的人，是个爱学习的人、会思考的人，还怎么会犯很多愚蠢的错误呢？这是个大工程，是人心工程，需要做，不管起作用多么慢，多么不显眼，一定要做。

郝景芳：我觉得以家庭为单位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我也特别同意亲子共同成长，因为如果父母不再成长，比如生孩子以后你就停留在这了，你还想一直教育孩子，孩子很快就发现父母的天花板就在这了，孩子其实是不满足的，亲子关系也不容易好。如果父母跟孩子共同成长，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相伴的过程。

但是，确实在中国完全传统的这种亲子关系里面，会有一种不是以孩子为中心，而是相对比较压迫式的教育。这种教育要再加上一些内卷的、比较焦虑的大环境，就容易使得家长不断压迫孩子，还是需要一些与时俱进的调整和改变。

中国传统的家庭为单位的观念其实是挺好的，中国讲的君子、修身，讲的诚信义这些思想本身都是好的，但还是需要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更为平等共生，父母要真正能够看见孩子，理解孩子的成长，要陪伴式的。所以我们今天真正需要的是一种新时代的观念，既有中国传统的对于人本身内在素质的观念，又需要来自西方更为开放式的亲子关系，以及能够真正去尊重孩子的观念。

确实现在很多家长很焦虑学习成绩问题，说毕业生找工作都很困难，这种大环境也给家长很多压力。从蒲公英的教学经验来讲，您是看到了最多的孩子发生改变的，而且蒲公英的孩子背后没有资源，没有靠山，是这个社会里相对弱势的群体。但是这里面的孩子后来有一些上学还不错，也有了好的社会出路，所以您能不能从您的角度来讲一些缓解家长过度焦虑情绪的一些建议。

郑洪：每个家长都要学习，自己做个好人，自己做一个每天更好的人。没有“创可贴”这种临时的办法，因为有很多现实冲突，他就着急。为什么内卷呀？我要进这个社会圈层。我要进不去必然要着急。

现在教育就是这样，社会圈层发生的。你要不学一点其他东西，脑子里没有别的东西，你只能在这里选择，你只能把自己逼得要疯。还是要有一些长期的努力，综合的努力，每个人的努力。要学习中华文化的温良恭俭让。

大家还是要踏下心来，慢慢研究，慢慢学习，争取努力看到一个比较深层次的变化，才有可能解脱。

郝景芳：郑校长提到的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很多宝藏，我最有感受的其实是中国古代对于君子的要求，比如说你一定要以诚立心，诚是第一位的。我们都是诚实的，我们数据不造假，产品不造假，很多底线其实是一个人内心中的价值观所驱动的。我们还是需要去挖掘传统文化中精神宝藏的成分，去提取、发扬和革新、再生，让传统文化中有力量的精神能够继续发扬。

父母自己做一个能够不断成长的好人，对于孩子来讲就是最好的、最重要的，当父母自己本身是能够成长的，他就知道人成长的力量是从哪来的，自己本身是一个有价值观的好人，他也会最看重孩子的价值观成长，以及孩子的自我生长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就不会特别的焦虑，不会关注到一些短期的东西，这成绩是高了一分还是低了一分，而是会关注到孩子的内心，健康的成长，孩子是不是一个好人，以及孩子有没有自我不断成长的力量。当父母关注孩子这些方面，就会有长期的眼光，也就不会那么容易为短期而焦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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