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同志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祖国的建设和改革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2022年7月11日是邓颖超同志逝世30周年纪念日。邓颖超（1904-1992），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这是邓颖超和伴侣周恩来同志一生的真实写照。
对于邓颖超而言，母亲杨振德无疑是对她的性格和人生有着深刻影响的人。杨振德虽是出生在封建时代的官夫人，却是一位有女性主义思想的革命家，作为邓颖超的榜样，她积极支持女儿的事业，从天津到广州，自瑞金到重庆，大半个中国都留下了这对母女的足迹，也在红色革命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在这样一个日子里，我们刊发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海文的文章，回顾邓颖超和母亲的传奇往事，以示缅怀。
邓颖超（右）和母亲杨振德在重庆时合影
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是一位刚烈的奇女子。女儿常问：“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她总是回答：“很好，很好。”其实她心里多么想念女儿。一次她对友人说：“当一个慈母太难太苦了。” 她生于1876年（光绪二年）8月，祖籍长沙，祖父是富商，但是几个儿子都不会经商，只会大手大脚花钱，祖父去世后，坐吃山空。她的父亲喜爱读书，杨振德是他唯一的孩子，十分疼爱，从小教她识字读书，指导她学习中医，说既可防身也可助人。他敢于破除当时风俗，不愿意女儿过早出嫁。家业败光后，背井离乡，父亲带着妻女到广西南宁谋生。杨振德14岁时（约光绪十五年），父母相继去世。她遵守父训，钻研中医三年，渐渐能为人治病。她为人端庄文雅，态度和善，医术好，在当地小有名气，不少达官贵夫人慕名前来看病。无论是富贵人家还是普通百姓她都平等对待，对贫苦人家分文不取。那个时代，女子独立创业、独自生活，毕竟仍是异数。25岁时杨振德经媒妁之言续弦嫁给镇台大人邓忠庭。邓忠庭死去的妻子留下三个儿子。邓忠庭是河南光山人，自幼习武，是武举人，到广西任镇台。杨振德过门后生了一个男孩，不幸夭折。杨振德不愿在家享清富，继续钻研医术。对她行医，邓忠庭很不以为然，在她第二次怀孕后，就禁止她给别人看病。她为了保全孩子，忍痛答应。1904年2月4日，清光绪二十九年腊月十九日，杨振德生下一个女孩，取名玉爱，就是邓颖超。邓忠庭一看是女孩，非常不满意。玉爱刚满月，邓忠庭决定将女儿送人。这时一向文静的杨振德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着菜刀，厉声说：“你要是把女儿送人，先把我杀了。”邓忠庭吓得倒退了几步，他没有想到一向温顺的夫人会和他拼命。他退缩了。邓忠庭提出给女儿缠足，杨振德坚决反对。邓颖超从来没有缠过足。邓忠庭性情暴烈，工作不顺利，想调动工作。那时调动工作是很困难的。他就谎对上司说：回河南修墓。上司同意了。但是他并没有去河南，而是到云南找妹夫。妹夫是一个小官，为他谋到一个官职。不久消息败露，说他犯了欺君之罪，发配新疆流放三年，三年后仍可官复原职。杨振德因女儿小不能随行，变卖家产，为丈夫凑齐路费。朝廷又说邓忠庭贪污，杨振德每天早晚整理丈夫的账目，一笔一笔都整理得很清楚，向朝廷说明没有贪污。邓忠庭走后，杨振德因是“犯官家属”不能在广西挂牌行医，有亲戚让她去昆明，她不愿意寄人篱下，就带着邓颖超远走广州，人生地不熟，行医赚不到几个钱。又到了上海。在上海不结识青红帮根本就做不成生意，依然无着。这时邓颖超的三哥来信，要他们到天津。经历家庭变故的邓颖超，小小年纪随母亲从边远的广西到了开放的沿海城市，走了大半个中国，飘泊、困苦的生活使邓颖超长了见识，比一般孩子更懂事。1910年底，到了天津才知道三哥生活贫穷潦倒，只住一间小房间，没有事做，更不可能为杨振德找到事做。两个人都很失望。而三哥原以为继母手里有一笔钱，也自觉失策。这时邓忠庭的老乡，帮助杨振德在育婴堂找到校医的工作，一个月有10元钱，管食住。本来够母女俩用，杨振德为接济邓忠庭前妻的几个儿子，便让7岁的邓颖超同孤儿一起，在育婴堂开办的编织厂里干活，织毛巾，一天可以挣到7个铜板。同时邓颖超跟母亲学文化。后来有人介绍杨振德到戒毒所工作，每月可以挣30元。这样邓颖超不用再织毛巾，专心跟母亲学习文化。这时邓忠庭流放三年期满，正准备回来，突然病故。从此，只剩下母女俩相依为命。1913年初，同盟会员张星华介绍杨振德在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办的平民学校工作。学校只提供食宿，教师尽义务，没有工资。这年邓颖超9岁，在此学校读书。中国社会党是受国际社会主义思潮而成立的，创办这个学校的宗旨：从教育入手改造社会。当时都是男女分校，而平民学校是一反传统实行男女生同校的。五四运动时，邓颖超投身运动，并参加男女统一的团体——觉悟社，这段经历是肇始。在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办的平民学校里，杨振德如饥似渴阅读进步书籍，在饭桌上和同事们针砭时政，议论自由、平等，讨论改革黑暗的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计划。从此，杨振德走出个人、家庭的困苦，关心时局，开始寻求国家、民族的出路。这也是她一辈子历经艰难、无怨无悔支持、追随女儿革命的思想基础。1920年觉悟社成员合影（后排右一为周恩来，前排右三为邓颖超）好景不长，仅过半年，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的负责人陈翼龙被袁世凯抓捕。杨振德勇敢地和同事们一起营救陈翼龙，不果。陈翼龙被杀害后，杨振德不顾个人安危，参加了革命党同事们为陈校长收尸安葬的壮举。从此她知道，改革、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内心更加坚强。杨振德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年轻的邓颖超。平民学校被取缔后，杨振德不得不带着邓颖超又回到天津。杨振德一心一意培养女儿读书，要她做一个自强、自立、自重、追求进步的新女性。为了维持生计，她有时兼职四份工作。生活十分艰难，有时失业，在家里织毛巾勉强糊口。1913年秋邓颖超虚报了两岁，考上直隶第一女子师范附属小学。食宿、学费全免，终于可以继续上学了。因生活颠簸不定，邓颖超上学晚，一直跳班。晚上也认真地学习，因劳累而吐血，在母亲的医治下痊逾。后在中央苏区时复发。1915年邓颖超考上直隶第一女子师范预科。次年进入本科学习。这样，杨振德住在别人家里教书，女儿住在学校里读书，母女俩每星期天才能相会，时间虽短，但有说不完的话，互相慰藉、互相鼓励。杨振德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再苦再难，心里是甜的。在此期间邓颖超的三个哥哥相继得了肺结核病而故去。所以邓颖超的亲友很少。邓颖超是独女，她看见母亲处理三个哥哥的生活、丧事，都记在心里。后来帮助周恩来处理众多亲戚的事情都非常周到，入情入理。1919年，邓颖超投身五四运动，提议成立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5月25日在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大会上，邓颖超被推举为讲演队队长。这年邓颖超15岁。在斗争中她与周恩来相识，一起创办觉悟社。1920年夏，邓颖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京师国立高等师范（即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破例聘请她为教师。当时女教师只能到女校任教，邓颖超却能到男校任教。1922年邓颖超回到天津在达仁女校任教。邓颖超无论在北京还是天津一直和母亲一起生活。1923年远赴欧洲勤工俭学的周恩来来信向邓颖超表白心迹。杨振德早就见过周恩来，欣赏他的才能、品德。但因自己婚姻的不幸，略有顾虑，要女儿谨慎，劝她等周恩来回国再说。可是两个年轻人的心意坚定，周恩来与邓颖超确定朋友关系后，开明的杨振德默许了，并接待周恩来的弟弟周同宇。当时，周同宇叫邓颖超“姐姐”，称杨振德为“杨伯母”。1924年1月邓颖超加入共青团，1925年3月转为共产党。7月，因被天津当局通缉，在北方局干部李国瑄的陪同下，邓颖超南下到革命中心广州。1924年10月周恩来回国到广州，先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杨振德第一次与女儿分别，心中不舍，但她知道女儿从事的是正义事业，支持她南下。她相信周恩来是女儿可以托付一生的人，支持她与周恩来的婚事。1925年10月，已与周恩来结婚的邓颖超从广州发来电报，让周同宇陪同杨振德一道去广州。此时周恩来正在领导东征，不在广州。杨振德见女儿面色蜡黄，十分心疼。一问才知是私自打胎所致，责备她太不懂事。杨振德悉心照顾她，很快邓颖超身体恢复，11月20日赶到汕头，和周恩来会合，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妇女部长的身份公开活动，成立了国民党汕头市党部妇女运动委员会。杨振德不愿意依靠女儿女婿，到执信中学当校监。这年，杨振德50岁。1926年底，周恩来从广州调到上海中共中央军委、组织部工作。邓颖超因怀孕、分娩，由杨振德陪同，第二年4月住进德国人办的教会妇产医院。孩子因难产而死。杨振德安慰女儿，悉心照料女儿。1926年，邓颖超、周恩来在汕头合影（图源见水印）1927年3月，周恩来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但是蒋介石率北伐军进入上海后，4月12日开始屠杀、镇压共产党，通缉周恩来。4月15日，广州军阀也开始屠杀共产党。因邓颖超住院，敌人一时没有找到她。在医生护士的掩护下，张治中送来500大洋，杨振德扮成女工，邓颖超扮成护士，乘船离开广州到了香港。5月1日，乘船到了上海住在一个小旅店里。杨振德在报纸上登出寻人启事，大意是：伍豪，你久已不要你的妻子，现在我带她到上海找你，见报后希速到旅馆来。周恩来天天注意报纸上有无消息，见到启事后便立即派人来接颖超母女，将邓颖超送进福民医院治病。医生说：由于生孩子后过于紧张、疲劳，子宫没有收缩好，今后不能再怀孕。杨振德陪伴她度过这段危险而痛苦的时光。杨振德陪女儿到武汉，住在李富春、蔡畅家里继续养病。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开始屠杀、镇压共产党，杨振德又陪女儿回到上海。这时共产党转入地下，杨振德以行医为名，掩护党的工作，驻机关，同时为来往的同志诊病治疗。有时和蔡畅同志的母亲蔡妈妈在一起，有时同夏之栩的母亲夏娘娘在一起。党的地下工作机关几度遭到破坏，一开始敌人搜查时，不注意这几个老太太，她就说自己是来帮工的娘姨。后来，敌人发现抓捕共产党时，常常碰上这几位“娘姨”，便开始注意她们。1927年11月，周恩来从广东汕头回到上海担任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全国武装斗争和地下斗争。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要带敌人到上海将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幸亏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钱壮飞及时得到这个消息，抢先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果断采取紧急措施，连夜将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全部安全转移，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中央决定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向忠发到中央苏区去，暂时隐蔽在周恩来寓所。当时周恩来住在小沙渡。6月21日，向忠发不听劝告，擅自外出，并且违反纪律在外面留宿。第二天他在叫出租汽车时，因缺一个手指，被人认出，很快被捕。周恩来见他一夜未归，心知有变，和邓颖超一起撤离。杨振德和夏娘娘两位老太太为了掩护，执意不走。23日，得知敌人要来搜查，两个老太太机警地设置了暗号。任凭敌人审问，她俩严守党的秘密，什么也不说，遭到敌人残忍地打骂。敌人留下人守候，妄想抓住周恩来。周恩来为了证实向忠发是否叛变，23日晚上，他到小沙渡后头的高堤上，看到他住宅后窗户的窗帘拉开了，透出灯光。这是预定的暗号，周恩来痛心地知道，向忠发确实叛变了。 1931年12月，周恩来告别邓颖超和岳母，奔赴中央苏区。1932年4月，邓颖超离开母亲也远赴中央苏区。不久杨振德和夏娘娘一起住在杭州司马渡巷莲如庵，杨振德继续行医。1934年5月间，组织安排，杨振德终于到中央苏区瑞金和女儿女婿重聚。当时战争形势紧张，她不给女儿女婿添麻烦，到红军医院工作。吃的是粗米淡饭，无油缺盐，每天都吃不饱；穿的是粗布破衣、麻草鞋，她从不叫苦。人人都知道邓颖超的母亲是个好医生。这年杨振德57岁。周恩来很尊敬她，在别人面前称她为邓老太太。这年8月，邓颖超患肺病吐血，高烧不退，杨振德回到女儿的身边，服侍治疗。一个月以后，中央决定长征，组织上决定邓颖超用担架抬着参加长征。杨振德因年迈留下向白区转移。战火连天，母女俩不知此次分别何日能相见，依依惜别，但是谁也没掉一滴眼泪。杨振德转移时，在南昌附近不幸被俘，被送到了九江反省院关押。杨振德镇定自若。法官要她劝周恩来和邓颖超不要当共产党，杨振德义正词严，说：“子女的事情我们父母管不了，即使蒋委员长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当时正在苏联。不久，反省院流行伤寒病，连院长的侄子也染上了，经西医治疗无效。院长让杨振德先给犯人治病，果然病情减轻，院长这才要她给侄儿下药。于是她成了反省院的义务中医，给犯人、看守及其家属们治病。利用行医的机会宣传革命，鼓励难友。西安事变后，为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1937年，周恩来参加国共谈判，提出释放政治犯。国民党提出要有人出保，才能释放。杨振德不愿连累别人，说：“我无亲无故，没人出保，你们要放就放，不放就算！”直到反省院关门，她才最后一个被放出来。以后，侵华日军进逼九江，占领了芜湖，人们纷纷逃难，党组织想方设法把杨振德接到武汉，与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女儿相见。杨振德见大石洋行人多房子挤，主动提出住在外面的机关。邓颖超天天忙于工作，二十多天才能挤时间来看妈妈，每次见面都不超过半个小时。1938年8月，日军逼近武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杨振德和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在八路军办事处袁超俊的带领下，随着一部分工作人员和家属，从武汉撤退到湖南湘乡。11月长沙大火以后，袁超俊又奉命安排撤退，他将杨振德、周劭纲等家属经衡阳、桂林一直护送到贵阳。朱端绶、朱慧姐妹保护两位老人。一路没有火车，只能乘汽车、乘船辗转迁移，有时风餐露宿，有时昼夜兼程，杨振德的脚被压伤了也不说，在旅途劳顿或候船等车的空当时间，还为大家治病，受到大家的称赞。在贵阳，杨振德和其他家属被安排住在青岩，和当地群众相处得非常好。杨振德写给邓颖超、周恩来的家书（图源：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1939年5月杨振德和周劭纲到了重庆，先住在曾家岩，后“刘老太太”饶国模（红岩村的女主人）在红岩腾出两间房子，他们才搬到红岩。虽然同在重庆，邓颖超和周恩来住在曾家岩，等周到红岩开会，才能看望她。杨振德心里想念女儿，但是知道女儿工作繁忙，从不提出见面的要求。她63岁高龄，仍然为大家治病。她治好了周恩来的疟疾。只有在给女儿、女婿治病时，才能和他们团聚。 这年冬，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杨振德天天看报关心时局变化，主动提出住在红岩不方便，最好找个尼姑庵住。周恩来坚决不同意，将她与父亲又送回贵州。1940年春天周恩来、邓颖超到苏联治病回到重庆，又把她和周劭纲接回来。几十年的劳累，兵荒马乱中的巅簸流离，饥一顿，饱一顿，64岁的杨振德病倒了，到11月高烧不退，又拉肚子。周恩来和邓颖超来看她，见她身体极度虚弱，邓颖超泪如雨下，她却十分平静地说：“小超、恩来，我要回‘老家’去了，你们不要难过。”18日，她要拉肚子，邓颖超下楼去找痰盂，她对在场的同志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不重要的人，不要为我奔忙了！”女儿回来，她已安然瞑目。邓颖超抱住母亲的遗体痛哭，周恩来赶来，默默地站在邓颖超的身边，他知道什么言语也不能安慰妻子。两个人肩并肩，默立了很久，他们没有一句话，但是在场的同志无不为之动容。这天是11月18日。杨振德一身清苦，去世时仍穿着那件旧棉袄。享年64岁。杨振德留给邓颖超的遗物——手表（图源：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19日、20日《新华日报》上发了讣告。19日在《新华日报》第二版登了杨振德生平：“经年襄助革命工作，历尽艰辛，抗战爆发后，对于中国人民之自由解放事业，尤异热忱，终日读报，不忍释手。”这些简短的评价表达了周恩来对她的尊敬。20日，在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楼下，举行悼念祭礼。两壁挂着挽联，地上放着花圈，早上9时开始公祭，仪式简单庄重，行礼后，由邓颖超、周恩来、叶剑英、钱之光、吴克坚献花圈，熊瑾玎宣读祭文。祭礼上，邓颖超强抑悲痛地说：“今天我在亲爱的母亲前，在同志们和朋友们面前宣誓：我一定坚守母教，坚定忠实于中国革命事业，为民族、为阶级斗争到底！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内，在全中国面前，在女同胞中，我要更加自律谨严，绝不做一件对不起母亲、发生坏影响的事。我要积极地努力着起模范的作用，应不致有辱刚强贤良的母教、母德、母仪。我这样永远地纪念着向封建势力、旧社会、旧制度斗争的贤良慈母。亲爱的妈妈，请你安息吧！”邓颖超的一生实现了她在母亲面前的誓言。追悼会之后，100多人的长队，在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的带领下，随灵柩向重庆小龙坎伏园寺葬地哀进。1958年11月，周恩来和邓颖超派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将恩来同志父亲的遗骨和邓颖超母亲的遗骨火化就近深葬。1984年6月11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又将骨灰迁葬于“红岩公墓”，以志纪念。晚年邓颖超在回忆起母亲时这样说道：“我妈妈是一位平凡的妇女，慈祥的母亲，她的一生是很曲折坎坷流离的一生。她具有独特的性格，反对一切封建习俗，追求进步，想往大同世界，有助人为乐的精神。自强自立，勤奋阅读，深研医术。她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杂志编辑：周晓瑛
新媒体编辑：陈皓、施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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