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不做可有可无的课题，要做就做最前沿最顶尖的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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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院士施一公的手机跑步软件显示，2020年以来，他已经跑了1100多公里。53岁的他隔日一跑，每个月训练量保持在150~200公里之间。

奔跑，是他的生活习惯，也是人生法则。这些年，他辞去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回到清华大学，多年教书育人，从初创学院院长到清华大学副校长，又成为新中国第一所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高等学校西湖大学的首任校长。与此同时，一茬茬优秀青年科学家从他的实验室脱颖而出，一个个世界级的科研成果相应产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科学不是量的竞争，而是顶尖人才的比拼。”以奔跑的姿态，他一次次朝着“顶尖”发力。“总书记在回信中希望全国科技工作者要弘扬优良传统，坚定创新自信，着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要承担起这一使命，根本靠人才，最终比拼的是最顶尖的一批科学家能否做出最顶尖的科研、培养出最顶尖的人才。”施一公说。

为了实现这样的愿景，施一公心甘情愿地用人生的下半程担负起创建一所顶尖大学的重任。

两年多的校长生涯，他说自己主要在做两件事情：“一是顶尖人才招聘，西湖大学面向国际，现在有125位博士生导师，90%以上是海外引进的人才。二是面向社会进行募捐，因为我们是一所新型大学，最重要的支持力量之一就是社会给大学的捐赠。”

同时，他始终谨记自己是一名科学家。由于学校事务的增加，他对科研重心做了不小的调整——不做可有可无的课题，要做就做最前沿最顶尖的科研。

“我放弃了或者说大大减少了一些相对普通的科研课题，现在做的都是一些方向很独特的课题。”施一公告诉记者，眼下他还开辟了量子生物学的“第二战场”。“这是一个极富探索性的研究课题，是我从10年前就开始酝酿和布局的方向，从创办西湖大学起就在同步全力以赴，希望今后两年能有所突破。”

西湖大学云谷校区 图源：西湖大学官网

这些年，培养最顶尖的学生，浸润在他百分百的生活之中。“培养学生只有一个方式，那就是耳濡目染，一定会有极多的交流。”不管施一公多忙，他都会和学生们一起开组会、分析问题，甚至教他们怎么表述。在他看来，一个学生博士期间没有和导师几百个小时这样的交流和训练，是出不来的。

他看重学生的刻苦和努力，因为“这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但他更看重的，还是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希望能通过这种“师傅带徒弟”式的培养把学生“熏”出来：“批判性思维是绝大多数中国学生最欠缺的，这一点做好的话，学生是可以成为有独立分析能力的科学家的。”

2019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上，施一公发表了题为《青年与科学精神》的主旨报告，他从3个角度阐释了科学精神的内涵，即：求真、独立和合作、质疑，为青年学者提供了对探索科学精神的思考。

施一公 西湖大学 朱丹阳 摄

以下是正文内容：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这个演讲的题目是《青年与科学精神》，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对科学精神的一些思考。

首先，什么是科学精神呢？

我在此引用爱因斯坦的一段话。他说，真正对一个科学问题的提出才是关键，并不是问题的解决，因为问题的提出，包括对一个老的科学问题的重新描述、崭新的描述是真正对世界的贡献。

所以，第一点我想讲的是，科学精神就是求真，英文叫truth seeking，也就是实事求是。这里讲的求真不是简单的对错，而是在人类知识最前沿进一步求真、去探索。

科学精神也包括独立和合作。这两个看似矛盾，实际是完全统一在一起的。所谓独立，任何一个重要的科学发现，往往来自于少数人，甚至个别人、一个人。

而这些人在重大科学发现的过程中经常会经受一些磨难，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同意见，他们必须坚持自己的观点才可以最后成功，所以我们需要独立的思考。但是科学的发展，经常需要大家在一起合作。

这种合作不止局限于团队内部合作，更依赖于团队之间的合作，甚至跨时代跨行业的合作。

我举一个例子，那就是X射线的发现。1895年，荷兰科学家伦琴先生发现了X射线的穿透力，最后在医学上带来了强大的应用。但是伦琴没有发现X射线还可以被衍射，而这一现象是上世纪被德国科学家劳埃（M.von Laue）发现的。

劳埃发现了衍射之后，他并没有意识到X射线还可以帮助我们把物质结构解析得清清楚楚，而这一发现是1913年英国物理学家布拉格父子（W.H.Bragg,W.L.Bragg）完成的，他们父子携手合作，推演出了著名的布拉格公式。这样的公式，最后应用于我们的分子结构解析，让我们可以窥探生命的奥秘。

他们四人分别获得了1901年、1914年和191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之间跨时代的合作，把人类整个文明往前推进了一大步，所以科学精神也是合作的精神。

当然，最重要的科学精神就是批判性的思维，也就是质疑。

在这种质疑声中我们不断思想碰撞，不断改进提高，不断加深合作，最后推动科学往前发展。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到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是非常典范的质疑，最后带来了科学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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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我简单讲一下我们为什么在当今世界更需要科学精神。

纵观过去历史，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简单的规律，那就是任何一个新兴产业的出现和发展，往往依赖于一项核心技术的创新。

任何一项核心技术的创新，无一例外源自于一开始的重大原创性的科学理论的突破，就是原始科学发现，而原始科学发现完全依赖于科学精神、科学方法。

所以总结人类工业革命以来的一些重大发现、一些产业革命，从纺织、铁路、汽车、计算机到生物技术，它的源头都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随后经过三四十年的孕育期，进入广泛应用和指数增长，给人类社会带来很多福祉，最后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和空间。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电磁理论，就不会有当今的无线通信；如果没有微生物的发现，不会有今天的疫苗；没有牛顿的三大定律，也不会有航天器升空。

我举一个我领域的小例子，就是基因测序。实际上基因测序技术现在已经广泛用于临床，可以说是精准医疗的一个典型的方法和代表。

整个基因测序当然是用测序仪来做，而测序仪是由一位科学家发明的，他叫Rothberg。测序仪的发现来自于测序技术的发现，第一个测序技术提出者Sanger也是1980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

如果再往前溯源的话，我们之所以可以对基因进行测序，是因为DNA双螺旋是非共价结合，所以可以打开、可以测序、可以复制。而这个发现是由上个世纪50年代James Watson、Francis Crick和Rosalind Franklin共同发现的。

所以我想说的是，基因测序发现的整个过程也是一种合作，也是一种最原始的科学精神的体现。

在这里，面对这么多优秀的青年科学家，我特别想说，其实科学精神靠全社会传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靠我们青年科学家去传播。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个人，梁启超先生，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政治家。他在上个世纪初，把科学精神和中国文化连在一起，他这样描述科学和科学精神——“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

大家不要忘了，他特别强调真知识，也就是创新前沿。

梁启超又接着说：“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大家可以理解成这就是一种态度、一种方法，就是科学精神。

在梁启超先生的启发下，我们可以这样想：

所谓科学精神就是通过一言一行将科学精神辐射至大众观念，滋养大众的思想，内化大众的行为；让科技工作成为富有吸引力的工作，成为大家尊崇向往的职业，鼓励更多人投身到科学事业当中来；希望努力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做出引领性的原创成果和重大突破，为人类文明作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图源：网络 施一公在兰州大学开展讲座

结语

最后，当谈及西湖大学的未来发展时，施一公表示：我相信，在科学精神的激励下，有这样一大批年轻人占主导地位的西湖大学，我们一定能携手和各位全球各地的青年科学家、献身科学精神的科学家工程师一起，打造出人类最美好的未来！

当聊到自己的科研事业时，施一公说，12年来，自己所有这些朝着“顶尖”的发力，就是为了这同一个目标：“初心未改，使命未变。”

转载：募格学术。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和原载媒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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