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延安。
一天晚上，毛泽东把年仅29岁的廖承志请到了他居住的窑洞。
此番夜谈中，毛泽东布置给他一项特殊的任务——到香港开设八路军办事处。
香港维多利亚湾，1938年
为什么年轻的廖承志会被委以筹建驻港办的重任呢？
是周恩来向毛泽东举荐了他。
考量主要在于廖承志特殊的身份以及廖家广泛的海外人脉。
廖承志1908年出生在日本东京大久保（现东京都新宿区）。
父亲廖仲恺是中国国民党元老、孙中山的副手；母亲何香凝则是同盟会最早的女会员之一。
作为国民党内左派的重要代表，二十年代初，廖仲恺协助孙中山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全力辅佐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因为父母的这种政治立场，使得廖承志从小即具有强烈的革命意识。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19岁的廖承志宣布退出中国国民党。
之后他辗转日本、莫斯科、上海等多地，于1933年8月化名何柳华抵达川陕苏区，出任川陕省委常委、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
期间，廖承志因抵制张某人的错误路线而遭到关押，戴着手铐完成了长征。
因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1916年4月9日，孙中山、宋庆龄和日本友人举行“帝政取消一笑会”。孙中山（C位）、宋庆龄（前排左四）、廖仲恺（后排左二）、何香凝（前排右三）。坐在孙中山腿上的小男孩即年仅八岁的廖承志。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会宁会师。
经周恩来出面，廖承志终于获释。
不久，廖承志随中央一起迁入延安，负责新华社旗下的《解放》周刊编辑工作。
抵达延安后，周恩来、邓颖超专门托人捎信给上海的何香凝女士，告知她有关廖承志的消息。
何香凝为表谢意，托人转赠给毛泽东一套上等湖笔狼毫、一册画集、以及廖仲恺的一本《双清词草》。
收到何香凝的赠礼，毛泽东亲笔回函：
“先生一派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兴奋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而已。
承志在此甚好，大家都觉得他好，望勿挂念。”
接下来的故事便到了本篇一开始的场景。
随着抗战爆发和统一战线的建立，毛泽东找到廖承志，告诉他周恩来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已达成口头默契，允许八路军在香港设立不公开挂牌的办事处。
临行前，中央给廖承志和驻港办布置了三条任务：
1、向海外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主张和政策；
2、把海外华侨的和各国朋友提供的支援物资送到各抗日根据地；
3、搜集国际最新动态情况供中央领导人参考。
1937年10月，廖承志踏上赴港行程。
他先是到南京与叶剑英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经汉口南下，于1938年1月抵达香港。
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廖仲恺曾任中华民国财政总长，长期执政国民党财政大权，1925年遇刺身亡；何香凝是香港富商之女，香港相当于廖承志的外婆家。
廖承志到达香港后，与在港的潘汉年、吴有恒等人商议了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具体开设细节。
潘汉年当时主要负责在港的情报工作。
吴有恒则是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办事处的地点便是他建议的，位于香港皇后大道18号。
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借开设的粤华公司茶叶商行作为掩护，将人员和机构安排在商号后楼。
粤华公司在前台经营茶叶批发兼零售业务，开张后因货源充足、价格公道，一时生意兴隆。
考虑到香港形势复杂，廖承志和潘年华从吸取以往地下工作经验的角度出发，又另辟了其他几处驻港办活动基地。
以备不测。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旧址（已翻建），现皇后大道中18号
驻港办事处成立不久，另一位重要人物秦邦礼又于1938年6月受命开办了联合行公司。
秦邦礼是秦邦宪（即博古）的胞弟，当时化名杨廉安，党内称杨琳。
就在廖承志出发赴港后，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找到秦邦礼，让他从延安出发先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领取经费，然后再到香港注册公司。
目的主要是用合法公司的名义来掩护驻港办事处廖承志等人的地下工作。
毕竟海外援助和物资采购牵扯到很多资金走账的问题，需要有专业人士协助。
秦邦礼是陈云在上海特科工作时的老部下，对于注册公司、金融财务和打通红色交通线等工作十分熟悉。
他拿着两万美元来香港注册了联合行，地点位于距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几百米的干诺道冯氏大厦。
在秦邦礼家乡无锡方言里，“联合”与“廉安”发音相近。
之所以将公司的名字与个人名字相关联起来，是为了让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家私人公司，利于隐蔽。
1947年圣诞节，联合公司聚会。
秦邦礼说：
“联合公司这个名字当初是以我的名字‘廉安’命名的，现在公司发展了，要给公司重新起一个响亮的名字。”
几经讨论，联合行改名为华润。
华润取自毛泽东的字，寓意“中华润之”，亦有“中华大地，雨露滋润”之意。
公司英文译名确定为“China Resources”，是华润公司会计黄美娴翻译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将在港所有贸易机构进行归并，由华润统一领导。
由此一举奠定了华润在港独家总代理的地位。
而秦邦礼，也是红色华润的首任董事长。
华润集团深圳总部“春笋”大厦
驻港办与联合行一暗一明，香港的工作局面迅速打开。
之后短短数年间，办事处向内地转运了大批海外援华物资。
包括医疗器械、药品，还有八路军在香港采购的军用电台等。
初期，运输线路主要是从香港出发，经广州、皖南新四军军部、武汉到延安或五台山（八路军总部驻地），被称为“华中通道”。
广州、武汉沦陷后，驻港办又开辟了途经“香港-越南海防-镇南关-桂林-贵阳-成都-西安-延安”的大西南通道。
除医疗物资外，驻港办还协助一些外国援华志愿者，如白求恩、柯棣华等由香港前往敌后抗日根据地。
办事处卓有成效的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引起了敌人的震动和恐慌。
沆瀣一气的日本和国民党驻港人员连续向港英当局提出抗议。
1939年3月11日清晨，港英当局派出侦探突然包围了“粤华公司”，逮捕五名驻港办工作人员。
廖承志马上急电报告周恩来，然后亲自向港督杨慕琦提出抗议。
经周恩来在重庆与英方反复交涉，港英当局才被迫将被关押人员释放。
事后，驻港办工作开始转入地下。
1939~1942年间，随着东南沿海港口被日军占领，香港成了中国与海外联系的唯一通道。
当时各大党派和爱国民主团体都在这里进行抗日活动。
风云际会，精英聚集。
廖承志在香港与宋庆龄等人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由宋子文任会长，宋庆龄任主席，廖承志任秘书长，吸引大批知名人士参加。
值得一提的是，也就在驻港期间，廖承志的长子廖晖出生。
若干年后廖晖子承父业，曾在1997~2003年间担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毛泽东、朱德、廖承志（后排左三）等在一起，1949年5月
1942年，香港沦陷。
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被迫撤往广州。
一时间，大批在香港的文化界和爱国民主人士处境十分危险。
为了营救他们，南方局和周恩来指派廖承志统一指挥，由当地的东江游击队（东江纵队）具体负责转移安置工作。
当时东江纵队有个大队长，名叫袁庚。
他和战友们利用地下航路，先后营救出八百多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
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乔冠华、胡蝶等各界精英，被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1945年日军战败，袁庚以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上校大队长的身份前往香港与英方就港九游击队撤离九龙半岛问题进行谈判。
在取得香港军政府的同意后，东江纵队于香港弥敦道设立驻港办事处。
这个办事处，即后来的新华社香港分社。（《袁庚往事》）
1984年1月26日，小平同志第一次视察深圳时在蛇口海上世界休息和用餐。左一是卓琳，右二为向他汇报工作的招商局集团负责人袁庚。
解放战争末期，解放军南下大军直抵深圳河畔，驻港英军风声鹤唳。
这时，廖承志和潘汉年等驻港办事处的老同志向中央建议：军队不宜进驻香港。
因为这一时期美国执行杜勒斯的对华封锁政策，上海、天津、青岛等港口城市与国外的贸易往来几乎断绝。
如再收回香港，则惟一通向国际社会的贸易渠道将会被封闭。
廖承志和潘汉年的看法一经汇报即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央对港政策被概括为八个字——
“保持现状，充分利用。”   
1960年的维多利亚湾，图中大船为美军提康德罗加号航空母舰  
建国后的廖承志主要从事海外侨务、涉港涉台，以及对日外交工作。
他历任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国务院侨办主任、港办主任等职。
从1963年开始，廖承志出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成为周恩来对日事务的“首席助手”，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廖承志早年曾在日本生活了近二十年，在父母的熏陶下，与日本众多社会名流相识。
七十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几乎每个来华访问的日本外交团体都会主动要求拜见廖承志。
1978年10月，廖承志陪同邓小平访问日本。
作为国民党大佬的后代，廖在对台工作上也做出过巨大贡献。
大家都知道1981年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曾发表著名的《告台湾同胞书》，俗称“叶九条”。
其实参与起草修改“叶九条”的主要幕后人物，便是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廖承志。
1982年7月，廖承志还写了一封《致蒋经国先生信》发往台湾。
信中他规劝蒋经国：
“三思局势，同捐前嫌，共竟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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