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教我们：踏踏实实做事，担起国家的重担，成为祖国的栋梁 ——之学有所成后归国到再次到国外深造的心路历程

上文，我们已经了解到施一公院士的演讲里，他从国内到国外的求学经历的心路历程变化，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十分爱国的人，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家的发展出一份力，他也很好地做到了。除此以外，他在演讲中还有很多经历想对年轻人说。

前途迷茫

1995年，施一公拿到博士学位后，其实并没有真正想清楚自己将来到底干什么，对未来感到迷茫。他说：“坦承地讲，那时我对做研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虽然我那时工作做得也很优秀。这一点，我跟饶毅、王晓东不一样，他们是一直在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做得很优秀。这方面，我倒是挺羡慕饶毅和晓东他们。”

于是，他博士毕业后，他觉得自己还有些经商的天赋，所以就和另外两个朋友合伙开了一个公司。结果忙了半年，业务也做得不错，最终却分文未获。经过这些事情后，他就觉得自己不适合经商了，便果断放弃了经商的打算，重新开始去做科学研究。

醉心科研

1996年1月，他到了纽约的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师从尼克拉·帕乌利奇（Nicola Pavletich）教授进行博士后研究。

他回忆道：“那一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最拼命的时间段之一。当时我的课题是TGF-B信号通路中重要蛋白及蛋白复合体研究。为了尽快出成绩，我那时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每两周休息一天。其实，休息就是睡觉，因为我当时睡眠严重不足。幸好我以前坚持锻炼，有一个好身体，否则那两年根本撑不住。

功夫不负苦心人，那两年我出东西很快。不到两年，我就在Cell杂志上发表了两篇研究论文。这样，我就比较容易在美国一流的大学里找到教职。所以，在1998年我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系聘为助理教授。”

1998年2月，他到普林斯顿大学任职。当时学校给他提供了200平方米的实验室和近50万美元的科研启动经费。

当时，细胞凋亡的研究进展迅速。所以，他就打算研究细胞凋亡的分子机理。最终，这一系列工作都在高水平杂志上发表，为他们的实验室树立了很好的名声。施一公个人也得到了普利斯顿大学的认可，2001年被晋升为终身副教授。2003年，又晋升为终身正教授，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正教授，后来又成为最年轻的讲席教授。

同年，他还被国际蛋白质学会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The Irving SignalYoung Investigator Award）”，成了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华裔学者。

随着他们研究成果的不断发表，越来越多的美国名校开始注意他们实验室、注意到他个人。像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都开始与他联系，希望他能够去他们学校任职。

2004年，哈佛大学开出了优厚的条件，希望他能去他们学校任职。为了留住施一公，普林斯顿大学开出了慷慨的续聘条件，大幅度提高了他的工资，资助他购买房屋，提供占据一个楼层500平方米的实验室。

施一公说：“直至今天，我还是对普林斯顿大学怀有深厚的感情。我始终认为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最适合做研究的地方。

普林斯顿大学很幽静，有一个美丽如画的校园，校内每一栋楼都很漂亮，校内有个卡内基湖，夏天可以划船，冬天可供滑冰，一条专门用于慢跑和骑自行车的小路绕湖一周，绵延几十公里——除了自然环境外，那里的科研环境也十分优越。所以，我觉得普林斯顿就是一个完美的学术殿堂。”

回国发展

后来，施一公放弃这一切，回到了清华，他说：“并不是因为清华的科研条件比普林斯顿大学好，而是觉得回清华后产生的影响比在普林斯顿大，成就感比在普林斯顿强，对我而言，这一点很重要。”

施一公回归的打算其实早已有之，在他读博士、做博士后时都有学成回国的念头。他回忆道：“还记得我做博士后时跟妻子讨论学成回国的想法。那时她担心我回国后不受重用，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我当时就说没关系，至少我可以回到中学当英文或数学老师。

当时她和一些朋友就对我说那多浪费啊！我自己却没觉得是一种浪费，我始终认为一个人活着不在于位置有多高，甚至不在于作出多少物质贡献，贵在有一些精神思想，能够影响他人、改变社会。孔子一生不就是传播思想嘛，他对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太大了。培养教育学生就是影响社会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我很向往。”

其实，早在2006年5月，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开始跟施一公接触，希望他回国，当时施一公表示需要说跟妻子商量之后再给他答复。当晚，施一公给妻子打电话时，妻子就说支持我，这是施一公没想到的。所以第二天，他就对陈希说他答应全职回到清华，但是需要一个过渡期。

然而，没想到，在回国问题上，妻子和施一公有些误会。妻子支持他回国工作，但没想到是全职回国工作，为了这件事，他们讨论了一年，妻子最后还是决定全力支持他回国发展。

施一公说：“虽然清华的科研条件和科研环境比普林斯顿大学差一些，但是我不觉得我的研究会比以前差，因为科研始终还是人做出来的。”

在施一公回来后，妻子和孩子也一起回来。他觉得他们在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上会有一些损失，但妻子毫无怨言地为了他完全付出。虽然物质条件方面差了一些，但施一公觉得回国对孩子的教育有好处，虽然美国的教育条件比中国好些。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孩子存在一个身份认同问题，他希望自己的两个孩子在中国接受早期教育，有民族认同感。

在施一公回国前，也有一些朋友对他说：“一公，你现在豪情万丈，回去后不到两年就会被国内的大染缸染得看不见颜色了。”但是，施一公却说：“我觉得我不会改变，我个人意志很坚定，几十年来形成的为人、处事的方式，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改变，两年不会改，20年后也不会改。”

最近还有外面的一些流言说，施一公回国后就已经学会敬酒了。

他演讲中说自己听到这样的传闻马上回复：“其实这话不对，我出国前就会敬酒，这有什么关系吗？我有自己的做事原则，不做违背原则的事。我不会与目前的体制格格不入，能接受的东西我会接受，不能接受的东西我是不会做的。

我觉得我在美国有些一流大学请我做系主任或是院长，似乎有很光明的前途。但我觉得美国是一个发展得很稳定的国家，有没有我关系不大。我在科学上或是其他职位上做得好一些，对美国的贡献也就是从100提升到100.1。

但是，回国后就不一样了，中国在快速发展中，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东西，从科研体制、基金评审到大学的教育、科研，与美国相比都有不小的差距，我回来后能够有更大的作为，也会相应地有更强的成就感。”

施一公还表示自己回到清华，他能够影响一大批年轻人，10年、20年后他们会对国家、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到那时，他从清华退休后就会很满足。

告诉年轻人找到自己适合的路

在演讲中，施一公是这样评价自己的：“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很爱说，尤其是爱跟学生说。”他到一个地方做讲座，不是很在乎老师或者是其他人的多少，但是如果研究生很多的话，他会很高兴。前几天，他去过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做学术讲座。他非常高兴，因为在座的都是研究生。

施一公说：“我觉得研究生也好，本科生也好，大家的观念可能还没有完全定型。很多东西可能看不太清楚，就像我本人一样，我博士毕业都没看清楚。因此，我觉得跟大家多多交流一下，推心置腹谈一谈，大家可能对有些东西会再多想一点。但我绝不是希望你们步我后尘，走我走过的路，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每个人的条件和情况完全不一样。通过今天下午的聊天，我觉得你们最大的收获可能是，你们会觉得，很多事情也不过如此，你们也可以做到，然后找出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

说到这儿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刚才饶毅讲到了他以前的一个博士后学生柴继杰。施一公说：“其实我在多个场合也说过，我对柴继杰非常满意，柴继杰的训练非常好，将来必定也能做得更好。”

施一公举了个例子：就是他前年在清华讲课，柴继杰有几个学生来听他讲课。讲完课以后他就跟几个学生聊天。其中有一个学生聊天的时候就评价他讲课的风格和他说话的方式等等。

施一公说：“我带学生的话包括带博士后，我就希望把我的这种风格传授给我的学生、传授给我的博士后。我说，我觉得柴继杰就已经把我的一些风格基本学到了。”

这个学生马上加了一句：“施老师。我们柴老师说了，他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一听这话，施一公心里很是高兴，这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因为他觉得如果柴继杰不说这番话，他反而觉得他窝囊。施一公觉得他有这样的心气儿，他为他自豪！

施一公对在座的学子说：“所以，我觉得，你们当中一部分人因为听了我今天下午的漫谈，人生的方向发生了一些改变，将来取得的成就比我大，我就很满足、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