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恶的技巧”指的是在知道自己是作恶的前提下，要讲究一些方式方法，不要把坏事做绝、不要把屎盆子使劲往自己身上抗。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作为职场中的执行角色、中间职位，很大程度上自己做不得主，不得不执行上级命令，在命令或法律与良知的选择中发生冲突、左右为难，这样的一种缓和措施就需要技巧，聪明的执行者往往会留有余地。这既是一种自救，又是一种抵抗。虽然这种抵抗属于一种消极的抵抗，然而这种“消极”总比一味的往前冲、送死强。
当然，这种“作恶的技巧”是在自己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恶”时才会考虑，也就是说这种作恶的技巧只对那些还存有良知、还有辨别是非能力的人才会起作用，对于那些鬼迷心窍一心只想往上爬的人来说，例外！
一、马宁远
《大明王朝1566》里谁死的最快？大概是杭州知府马宁远。
现在的说法是，马宁远是杭州市市长。
“大明王朝1566”第二集一开场马宁远就奉中央的命令调兵踏苗，强行实行改耕为桑的政策。
面对群情汹涌激情反对的百姓，他不折不扣很坚定，“我就不明白了，改耕为桑是有利于国家和百姓的良策，为什么就推行不下去。”
“改稻田为桑田是朝廷的国策，你们要么自己改，要么卖给别人改，死一千个人，一万个人，全浙江的人死绝了也得改！”
市长马宁远觉得所做之事利国利民符合他的道德价值观，作为官员努力做事，对于朝廷和信任提拔他的胡部堂是尽忠尽孝。
因此，马宁远决绝果敢，面对闹事首领齐大柱竟然是桑民的时候，看不透政策猫腻的他——真正利民的政策的催动者绝不仅仅是政府，只能认为明明政策的受益者——桑民竟然带着耕民来闹事，只能是一个解释——故意对抗朝廷。
马宁远很熟练地认为齐大柱们是西方敌对势力煽动、有外国阴谋推波助澜他，“改稻田为桑田，上利国家，下利你们！这么天大的好事，就是推行不下去！今天居然还聚众对抗！现在明白了，原来是有倭寇在煽动造反！”
当戚继光把武警官兵带走，下属劝马宁远也撤走之时，他毫无畏惧：“戚继光把兵带走了，朝廷还有百万官兵！聚众对抗，本府台这条命陪着你们！”
马宁远在做选择，也在被选择。
像一个猎物！
最终不可避免被郑泌昌何茂才、杨公公和沈一石当作了只能低头往前走的棋子。
毁堤淹田的执行者是马宁远，最大的背锅侠也是他。
马宁远在电视剧里没活过前三集。
他还不如后面的真正坏蛋蒋千户、徐千户活得久。
原因在于将千户和徐千户在自己顶头上司何茂才下命令要杀倭寇头子和海瑞的时候，还知道缠着何上司要手令，马市长竟然仅凭领导的空口白牙瞎承诺去做毁堤淹田的大事情。
马宁远不是个坏人，可也无法让人同情。
二、张怀芝
张怀芝1862年出生在一个贫寒家庭，一家六口没有房子住，因为家里交不起学费，张怀芝几次辍学，帮助家里干活，拾柴、割草、讨饭、下苦力，张怀芝是个苦出身。
光绪六年(1880年)，18岁的张怀芝来到黄河边上挑泥挣钱。眼看就到过年了，连吃饭的钱都没有要到。腊月二十八那天，他来到舅舅家准备借点钱过年。舅舅打心里瞧不起这个衣衫褴褛的外甥，就冷嘲热讽，给了张怀芝一碗黑豆，让他回家过年。
回到家后，张怀芝心里觉得憋屈，过年后，他决定到外边闯荡，还放下一句狠话：活不出个样子就誓不为人。经过老乡介绍，张怀芝来到了天津。
在天津，张怀芝当了兵，成为一名马夫，专门喂马。在军队里，马夫的地位应该说是最低的。但是，在喂马的这7年里，他没闲着，除了喂马，就是读书学习，坐在马棚里研究《步兵操典》等军事书籍。
据说，改变张怀芝命运的是一件意外，有一天，袁世凯骑马时，一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一只脚套在马镫里，这匹马拖着袁世凯就跑。张怀芝手疾眼快，用脑袋和肩膀顶住狂奔的马，那匹马停了下来，袁世凯才被救了下来。
袁世凯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兵格外器重。
光绪十六年，也就是1890年，28岁的张怀芝被送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炮兵科目。
天津武备学堂什么来头?简单地说，这是晚清培养新式陆军军官的著名学校。也就是说，这里是军事人才的摇篮，和后来的黄埔军校差不多。
可以说，进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是张怀芝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张怀芝开启了的另一种人生。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怀芝任左翼炮第三营过山炮队队官。
1900年8月八国联军进京，张怀芝率炮队借调于武卫中军攻击东交民巷使馆，考验张怀芝的时候到了！
其时尊贵的慈禧不知道哪里来的信心和胆子，居然向11个手拿杆枪的资本主义国家宣战。
当时负责领兵攻打使馆的是董福祥。董福祥怎么攻打使馆却始终攻打不下，急坏了董福祥，也气坏了等着胜利结果的慈禧。慈禧气急败坏，说枪打不下来，你丫难道不会用炮打吗？
据当时有人推断，克虏伯大炮每炮有几百斤重，只要三两大炮，就可以使使馆变成平地，洋人全部灭完。
确实，当时执行具体炮击任务的张怀芝的炮安装在城墙上，处于高的位置，只要瞄准使馆，别说是大炮轰炸一夜，就是轰炸一个小时，使馆里的洋人也没有一个能够活下来。
不执行命令不行，执行命令后果不堪设想，张怀芝到底怎么做的？
下引一段唐德刚先生的文字：
德制重炮配备在荣禄的嫡系部队“武卫中军”的炮队里。当董福祥的甘军猛攻使馆数十日不得下时，力主“灭洋”的端王载漪乃以上谕调中军分统张怀芝派“开花炮”助攻。这时武卫中军所用的德制“开花（弹头爆炸）大炮”连后来德国军官都自叹少见。因炮下去，各使馆就成为死尸狼藉的一堆灰烬了。
正当张怀芝要下令开炮时，这位三十九岁的军官忽然灵机一动——他知道炮声一响，后果就难以收拾了。他又改令缓发。随即自己下城直驱荣禄官邸请示，要他的顶头上司写一道发炮的命令以为凭据。
荣禄不敢亲发命令，也不敢不发命令。双方僵持甚久。这一来，张怀芝更不敢离开荣府，自作主张，便在荣府赖着不走。最后荣禄缠他不过，乃支吾其词说：“横竖炮声一响，里边（宫里边）是听得见的”——这是荣中堂在中国近代史上一句不朽的名言；张怀芝闻言大悟。乃匆匆赶回城上，谎说炮位不准，需重测方位，遂把目标定向使馆后之空地。炮声齐发，轰了一昼一夜未停，直至上谕再次停攻始止。使馆虽饱受虚惊，宫中府中均至为欣慰。
张怀芝不是个笨人，后来官至安徽巡抚；民国时代袁世凯曾封为男爵不受；其后又做到山东督军，和徐世昌任内的参谋总长的大军阀。
即便退隐之后的1931年，不可一世的军阀张宗昌坐镇济南时，也要陪同少帅张学良到张公馆拜访。
1934年10月，72岁的张怀芝病死于天津，他在弥留之际说了一句话，很有深意：我一介武夫，能老死病榻，寿终正寝，不容易！
三、英格·亨里奇
一个冬夜，20岁的青年人克利斯偷偷攀爬柏林墙，他想逃向另一边。
几声枪声响，克利斯的前胸中枪，他很快就断了气，他是这堵墙下的最后一个遇难者。
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名叫英格·亨里奇。
九个月后，围墙被推到。
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受世人关注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开庭，追究亨里奇的法律责任。
亨里奇的辩护律师称：亨里奇是一名守墙士兵，他是在执行命令，他别无选择；如果要说是有罪，那罪也不在他。此时，旁听席上的人也大多从默认亨里奇无罪。
然而，法官赛德尔却义正严词地说：作为一名士兵，不执行命令是有罪的；但是，可以打不准，而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你在举枪瞄准自己的同胞时，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而这也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赛德尔还说：世上，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发生冲突之时，良知才应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
赛德尔的话给人深深的心灵震撼。亨里奇也流下了眼泪。他对克利斯的家属说：“对不起，我错了”。最终，他被判三年半徒刑。
很多时候，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当履行职责，或者执行命令成为一种罪恶时，我们应该有一种比职责更值得遵守的东西，它是良心。
因为我们不仅仅只是一个谋食的生物，我们还有灵魂，我们的行为要有是非标准，要理清善恶。
也就是说，个体而言，你有服从命令的义务，但你有“打不准”的权力。
“知识让我们愤世嫉俗，聪明让我们铁石心肠。我们想的太多，同情太少。除了机器，我们更需要人性；除了智慧，我们更需要良知。没有良知，生命就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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