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如何面对暴力
文：刘剑梅 来源：摘自《小说的越界》
中国文坛历来不乏敢于描写人性恶和暴力的作家，从鲁迅到余华、莫言、阎连科、贾平凹等，都具有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不过，刻意在自己的作品中把暴力变成一种奇观和风景的中国作家，恐怕非余华莫属了，怪不得王德威曾经这样评价余华。在以后的十年里，余华要以一系列的作品引导我们进入一个荒唐世界：这是一个充满暴力和疯狂的世界：骨肉相残、人情乖离不过是等闲之事。在那世界的深处，一出出神智迷离、血肉横飞的秘戏正在上演。而余华娓娓告诉我们这也是“现实一种”，也有它的逻辑。他不仅以文字见证暴力，更要读者见识他的文字就是暴力。文学中的暴力描写，跟充满暴力和残杀的惨烈的中国历史和现实紧密相连，暴力似乎是中国历史中的“常态”，就连沈从文如诗如画的山水描写中，也会时不时冒出关于“砍头”的主题。当然，它也跟作家的文学理念有紧密的关系。对于鲁迅而言，文学是疗治国民性的工具，所以他要在《狂人日记》中振聋发聩地揭示中国传统礼教“吃人”的真相。对于左翼作家而言，文学就是革命的传声筒，于是革命文学让暴力变得合法化，成了推翻旧世界而实现乌托邦主义的必要手段，然而就像汉娜·阿伦特在《论暴力》一文中所质疑的，暴力革命经常导致手段压过目的的危险，她反对以进步观念为标准来为暴力的合法性辩护：“进步观念不能再用作标准，以此评估我们已经无法掌控的灾难性的飞速发展进程。”对于早期的余华而言，书写暴力不仅是进行文学形式创新的一种方式，而且是重写历史、反思历史的一个重要角度—展示暴力是如何积淀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日常生活中的。他和同时期的许多作家，用荒诞的形式非常有力度地瓦解了革命文学宣扬的暴力与正义的合法关系。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作家书写暴力、死亡和人性恶，这一行为包含着他们对国家民族心理的认知，包含着他们对病态文化的反思以及对文学现代化的实践，最重要的是，他们以文学的方式去参与中国的历史、批判现实、解剖人性的黑暗。同样也书写暴力和人性恶，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ño）去世前完成的巨著《2666》，让我感到非常震撼，因为他的作品所涵盖的暴力范围之广，大大超过了以往的作家。首先，波拉尼奥具有全人类的视野，他以“全景式”的视角来审视整个人类在20世纪甚至21世纪所犯下的暴行和罪恶，涉及的国家有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美国、墨西哥、智利。他所书写的暴力，有极权主义产生的暴力，如“二战”时德国纳粹发起的战争以及他们对犹太人的屠杀，有历史中存留下来的种族问题，如美国的黑奴问题，也有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激发个人欲望后而造成的人性邪恶，如墨西哥的圣特莱莎市成了毒品贸易和对女性残杀的恐怖城市。有大至极权国家的暴力，也有小至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暴力；有人类集体犯下的罪行，也有个人犯下的暴行。其次，波拉尼奥写了大量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是知识的承载者和制造者，如文学评论家、哲学教授、作家、出版商、新闻记者等，并在小说中提到了无数从古至今的人文书籍，试图探讨在暴力面前知识的承载者是否能起到任何作用，试图从人文的角度来关注人类当下的困境，揭示人性的复杂和黑暗。文学与邪恶的关系一直都是波拉尼奥喜欢表现的主题。他的小说《美洲纳粹文学》（Nazi Literature in the Americas）借用了博尔赫斯的《恶棍列传》（A Universal History of Iniquity）的形式，只不过把眼光转向文坛，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杜撰了92名文坛恶棍、骗子、怪人、疯子，以讽刺的笔法写了他们的生平和作品简介，跨度长达百年，从20世纪初一直到21世纪，但是在小说中又常常提到历史和文坛中的真实人物，在真实与虚构中自由转换，书的结尾甚至还特别列举了美洲大陆跟“纳粹文学”相关的出版机构，以证明其“真实性”。《纽约时报》的书评对这部小说这样评价：“谁说文学对历史没有真正的影响力？至少对波拉尼奥不是。对他来说文学是令人不安的变数、是非难辨的力量，拥有自我创造、自我评价、自行塑造神话的可怕力量。纳粹诗歌是一个矛盾语吗？在波拉尼奥的设定中可不是，相反的，它大有可能出现。”波拉尼奥在《美洲纳粹文学》中写的这些文坛恶棍，有的是骗子和流氓，追逐名利，靠剽窃别人的作品而暴得大名，但是有的居然真的具有文学创作的才华，不缺乏文学想象力，作品也不缺乏新颖的文学审美形式，比如有的诗人会写意象和韵脚都很出色的诗歌，有的会写先锋派戏剧，有的作家可以在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文学形式之间找到自己的路数，有的会设计颇有创意的行为艺术，然而，这些无论是蹩脚的还是有文学才华的作家，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缺乏质朴和正直的心灵。正因为他们没有慈悲心，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宣扬的基本上是“垃圾”思想，不是虚伪地附庸风雅，就是公开宣扬纳粹精神，或是歧视犹太人、女性、同性恋，要不然就在作品中堆积低级下流、污浊不堪的内容。而且他们的为人也非常低劣，有的杀过人，坐过监狱，绑架过人，参与过折磨人，宣扬过暴力和仇恨，有的基本上就是个精神病人，有的是坑蒙拐骗之徒，有的是利欲熏心之徒，所以他们是文坛的恶棍，没有一个人拥有正直和善良的心灵。他们不仅自己生产垃圾，在文坛有一定的地位，而且还有一系列的文化产业，如出版社、杂志、报刊等替他们繁殖和传播这些可怕和有害的思想。比如有一位文坛恶棍，想跻身上流社会，他说只有两个办法：“一是通过公开的暴力手段，这招不行，因为他性格温和，还容易紧张，看见血就恶心；二是通过文学创作，因为文学是一种隐秘的暴力，是获得名望的通行证；在某些新兴国家和敏感地区，它还是那些一心往上爬的人用来伪装出身的画皮。”在波拉尼奥的眼里，“文学是一种隐秘的暴力”，如果这些文坛恶棍的文字成了社会主流，那么对人类的历史和现实是怎样的危害啊？《2666》从头至尾都流露着波拉尼奥伤感的情绪—深深的悲伤、无尽的悲伤，就像那位智利哲学教授给丽兹的印象：“他是个悲伤的人，迈着巨人的步伐向死亡走去。”然而，即使对人类的命运抱着绝望和悲观的态度，他仍然期许我们当下有更多类似新闻记者法特、欧洲出版家布比斯那样“行动的人”，那些敢于在人类的无尽的荒漠中开拓公共的政治空间的人，那些敢于面对地狱和摧毁世界之恶的人。可以说，《2666》是警铃，是敲碎人们内心冰海的冰镐，是荒漠中的嚎叫；它不是从世界逃离，而是迎面而上，直面人类灾难和死亡的残骸与遗迹，希望可以警醒众人，带来一个新的开端。本文节选自刘剑梅老师文学评论集《小说的越界》，天喜文化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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