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又译为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知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知识的分散性
哈耶克发现,“我们必须运用的有关各种情势的知识(the knowledge of the circumstances),从来就不是以一种集中的且整合的形式存在的,而仅仅是作为所有彼此独立的个人所掌握的不完全的而且还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分散知识而存在的。”(邓正来编译《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p.86-87,下同)这句话乍一看很晦涩,其实道理很简单。通俗地说,那种关于一时一地的具体知识,是分散在全社会中的,是分散在每一个个体中的。

在他看来,社会经济问题其实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才能确保个人所知道的知识得到最佳的使用。
英国哲学家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认为知识有两种类型:技术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前者可以通过学习技术手册的方式习得,后者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获得,是一种‘不可言说’的默会知识。很相似,哈耶克也认为知识有两种,一种是科学知识,另一种是有关特定时空之情势的知识(the knowledge of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后一种知识很接近古人所说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可以想象,社会内外部环境的任何变化,都会创造出新的情势,试图把这种特定情势的知识汇总起来,再传递给一个中央权力机构,显然是不可能的,即便借助“大数据”技术,也没法办到。
“计划”的本质:谁来制订计划?
如果计划指的是配置我们可用的资源,那么,所有的经济决策都可以称为“计划”。哈耶克说,“经济计划”论争的关键之处:“不在于是否应当制订计划,而毋宁在于应当由谁来制订计划:是由一个中央权力机构以集权的方式为整个经济系统制订计划,还是由许多个体以一种分散的方式制订计划?”(p.88)也就是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个如何处理知识的问题。
如前所述,那种关于特定情势的知识,因其本性的缘故,是不可能进行统计的,因而无法传递给任何一个中央权力机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真正有价值的计划,需要由那些熟悉特定情势的人做出,即决策权应该下放到直接的当事人。
顺便说一下,在近现代西方,限制权力的学说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人性论,从麦迪逊到阿克顿都是如此,他们相信人性容易腐化,权力容易滥用,因此有必要限制权力;哈耶克则从知识的角度提出了分权的必要性,即处理特定情势的知识,只能借助非集权的决策方式。这种观念对美国总统里根产生过深远影响,“无数个体在市场里独立决策,它对资源的配置总是胜过集权政府的计划。”
价格体系:协调分散的知识
那么,如何协调分散在众人之中的知识?哈耶克认为这需要借助价格体系。在他看来,价格体系是一种交流信息或沟通信息的机制。(p.95)
对于这种价格机制,哈耶克不吝赞美之词,称之为“奇迹”。他认为,“价格机制并不是人之设计的产物;而另一方面,那些受价格机制指导的人通常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如此行事。”(p.96)换句话说,某种未经人们设计便自发形成的秩序,能把我们运用资源的范围扩展到任何个人心智所不能控制的范围。而这一点,理性主义者是很难接受的。
在文末,哈耶克说,“人类最初在并不理解的情况下偶然发现了某些惯例和制度,只是在后来才慢慢学会了如何运用它们,尽管人类直到今天还远远没有学会如何充分运用它们;需要指出的是,价格体系只是这些惯例和制度当中的一种而已。”(p.97)
从这一角度看,文明很可能是一个“发现”的过程,而不是“设计”的过程。
市场,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它取决于众多个人的行为,对决定着一个过程之结果的所有情况,几乎永远不可能进行充分的了解或计算。我得承认,我更喜欢“虽不完美但正确”的知识,即便它留下许多无法确定和预测的事情,而不是那种“貌似精确但很可能错误”的知识。
——哈耶克
有人说,人类天生就是左派。但如果一生都是左派,那一定是没有遇到哈耶克。
诺奖得主弗里德曼说:世间再无人的影响力能匹敌哈耶克——他让“铁幕中人”变成“铁幕的掘墓人”。
撒切尔夫人说:哈耶克对人类厥功至伟。
为此,新少数派强烈推荐“哈耶克作品集”。作为一位深刻影响了、而且仍将影响人类思想及历史进程的思想家,哈耶克的作品,早已走出学术的象牙塔,成为所有热爱自由,忧思人类命运人士的案头必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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