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尊严死有需求的患者，其实也有安乐死的需求，但因为安乐死让患者的死亡提前了，就牵涉到了法律。”
撰文 | 田栋梁
来源 | “医学界”公众号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刘贵芳建议安乐死合法化，希望在合法基础上规范安乐死行为。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刘贵芳表示生是人的权利，死也应该是人的一种权利，安乐死承认了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是文明的进步。医生为病人实施安乐死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选择，也是履行自己的职责。
这已经不是人大代表第一次提出安乐死合法化的建议，2016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也建议考虑“安乐死”立法。
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分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于布为也支持安乐死合法化，在两会召开之前，他就对“医学界”表示，推动安乐死合法化和分娩镇痛纳入免费医疗，是他今后的两大工作重心。
安乐死和中国安乐死第一案
今年两会上，除了安乐死的建议外，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于鲁明提出了关于“安宁疗护”的建议：加强安宁疗护体系建设，推进居家安宁疗护，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让生命有尊严地告别。
中国目前能够提供临终关怀服务的是安宁疗护科室或医院，但中国当下的一个现实是，提供安宁疗护医疗服务的科室和医院普遍生存艰难。
即便中国安宁疗护医疗服务开展的好，于布为教授也认为，安宁疗护无法取代安乐死，理由是无法真正实现无痛苦的死亡，“对尊严死有需求的患者，其实也有安乐死的需求，但因为安乐死让患者的死亡提前了，就牵涉到了法律。”
事实上，早在1987年，陕西就有一位医生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后来这位医生被公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这被称为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也是中国安乐死话题上的里程碑案件。
原陕西省第三印染厂销售科职工王明成之母夏素文长期患病，被医院诊断为“肝硬变腹水”。1987年6月23日，夏素文因病情加重送入汉中市传染病医院住院治疗。6月28日，不想让母亲再忍受痛苦的王明成，再三请求主管医生蒲连升为其母实施安乐死。
在蒲连升一再拒绝后，王明成下跪请求并表示愿意签字承担责任，蒲连升给夏素文开了100毫克复方冬眠灵，并在处方上注明是家属要求安乐死。因害怕承担责任，护士不敢注射，最后蒲连升强迫一个省卫校的实习生完成了注射，实习生只注射了75毫克。蒲连升下班时又安排值班医生，如果夏素文12点还未死亡，就再打一针复方冬眠灵。当日下午1时至3时，王明成又两次找值班医生，值班医生又开了100毫克复方冬眠灵，由值班护士完成注射。夏素文于6月29日凌晨5时死亡。
后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医鉴定结果认为，夏素文主要死因是肝性脑病，其两次接受注射的复方冬眠灵总量为175毫克，用量在正常范围，患者在第二次用药后14小时死亡，临床表现又无血压骤降或呼吸中枢抑制，因此，复方冬眠灵仅加深了患者的昏迷程度，促进了死亡，并非死亡直接原因。
患者死亡近三个月后，蒲连升和王明成因故意杀人罪被捕。汉中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认为，二人行为虽然属于故意剥夺公民生命权力行为，但用药不是造成夏素文死亡的直接原因，综合案情考虑，二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于1994年4月6日进行了判决，宣告蒲连升、王明成无罪。检察院抗诉后，二审维持原判。
这件案子虽然宣判了二人无罪，但也从法律上认定了安乐死是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蒲连升在看守所里总共呆了492天，多年后，他接受了央视《新闻夜话》的采访，在采访中他表示，如果再遇到遇到要求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或家属，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再做，但在良心上又不能不去替病人着想，所以再遇到这样的病人，他会去请示上级医生，去找卫生局，找司法部门。
接受央视采访时的蒲连升
“我要奉劝和我一样的大夫，在我们国家没有立法以前，最好不要干这种事情，免得你们跟我一样，再去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再重蹈覆辙，呼吁尽快立法，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蒲连升在央视节目中说。
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已到胃癌晚期的王明成，再次向医院提出“安乐死”的请求，这一次的安乐死对象是他自己。医院拒绝了他的请求。临终前，他向记者表达了不能“安乐死”的遗憾。
如今，距离蒲连升为患者实施安乐死已经过去了35年，安乐死在中国依然没有合法化，放眼世界，当前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和地区也并不多，只有荷兰、比利时、加拿大、美国的一些州和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等，提出安乐死申请者必须是正忍受极度痛苦的绝症病人。
于布为教授认为，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有安乐死需求的人会越来越多，国际上已经有些国家对安乐死立法了，“中国要做的话，只需两家有安乐死资质的医院就够了。”
中国免费医疗，从分娩镇痛开始
身为一位麻醉医生，也是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医师分会的会长，于布为教授还希望能推动中国的分娩镇痛纳入医保免费项目。他说：“中国的免费医疗，应从分娩镇痛开始。”
分娩痛是很多产妇畏惧自然分娩的主要原因之一，甚至还因此酿成过惨案。2017年8月31日晚，陕西榆林市第一医院绥德院区妇产科，一名孕妇从5楼分娩中心坠下身亡。事发后医院发布的声明中称，产妇是因难忍疼痛，导致情绪失控跳楼。
榆林产妇跳楼事件也引发了关于分娩镇痛的讨论，并加速了我国分娩镇痛的推进工作。2018年1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下发《关于开展分娩镇痛试点工作的通知》，2019年3月，913家医院成为第一批国家分娩镇痛试点医院。
2021年两会期间，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主任黄宇光提到，目前我国平均分娩镇痛普及率大约在30%，相比于发达国家80%至90%的比例，我国的普及率偏低，同时东西部差异显著，同一省份不同地区也有明显差异。
分娩镇痛还被认为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虽然现在已有部分省市将分娩镇痛纳入了医保，但报销比例还高低不一。身为中国麻醉科的领军人物之一，于布为教授表示，麻醉医生能够减轻孕产妇分娩时的痛苦，通过普遍推广无痛分娩技术，让孕产妇不再对生育恐惧，也可以提高中国的生育率。
“分娩镇痛是中国育龄期女性应该享有的一项福利，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也是完全可负担的，只是愿不愿负担的问题。”于布为教授说，“把分娩镇痛纳入到医保免费项目中，也是我们麻醉学医师分会今年的一个行动目标和口号，中国免费医疗我们希望从分娩镇痛开始，让女性舒适安心的生孩子。”
麻醉医生短缺一直被认为是阻碍我国分娩镇痛推广普及的原因之一，对此，于布为教授表示，中国目前只有10万多麻醉医生，短期内不可能达到发达国家麻醉医生配置水平，要提升麻醉医师职业的吸引力，也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的解决办法是，大力发展人工智能麻醉设备。”
“简单说就是智能麻醉机，把病人体征数据输入后，摁一下开关，就能完全自动给药了，这应该是今后的发展方向，用机器弥补人力的不足。”在于布为教授的设想中，今后的无痛胃肠镜检查等麻醉工作，都可以用智能麻醉设备取代。“等技术成熟后，三四个手术间配一个麻醉医生两个护士巡回观察，出现超出机器控制的情况时，人工处理，这既减轻了麻醉医生的工作强度，也减少了人力需求。”
创建麻醉治疗科
如果真的有一天，智能麻醉机时代来了，颠覆了麻醉医师的工作模式，麻醉医师过剩了怎么办？
“到那时，麻醉医生可以做疾病的麻醉治疗，人类有很多难治的疾病，比如银屑病、顽固性失眠、狂犬病等，现代医学的方式就是不断研发新药，新药虽然有效，但一针好几万，贵的上百万，这些病其实都可以让麻醉科来治，短期疗效很好。”
麻醉科已经分化出了重症医学科和疼痛科，这两个学科都发展的越来越好，而麻醉科医生的工作还依旧不为人所熟知，工作价值也不被患者理解。在于布为教授看来，中国麻醉科一直处于一种被压制状态，这也是他一直希望能够改变的事。
对于狂犬病这样被公认为发病后死亡率100%的病，麻醉医生如何治疗？于布为教授认为非常简单，“上个麻醉，气管插管，监护好生命体征，然后可以打抗病毒血清或者疫苗，等待患者自己产生抗体。”
目前，全球都还没有麻醉治疗科，于布为教授此前在瑞金医院卢湾分院当院长时，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麻醉治疗科，作为一个探索性质的学科，前期也产生了很多医疗纠纷。“后来我不当院长了，这个科室也就被关了。”
对于产生医疗纠纷原因，于布为教授归结为麻醉治疗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虽然近期疗效很好，但患者也就对被治愈充满了希望，但很多与生活方式相关疾病，患者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不良习惯，很快就又复发了，复发后就来跟你闹。
“你想象功能神经外科，刚兴起时并发症发生率也非常高，医疗纠纷很多，后来随着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认识也就不断提高，这个学科也就发展起来了。”于布为教授说，“新生的事物，都是死在萌芽状态，不会死在成熟之后。”
患者对麻醉普遍有恐惧心理，医生的临床解释又相对不足，看到疗效后患者期待会提高，但有些疾病随着治疗时间又会变成虽然有效但又不如最初有效，患者治疗的热情又会减退，尽管于布为看到了其中的困难，但他相信，麻醉治疗科一定会发展起来的。“治疗有效率有70%，治愈率有10%-20%，已经非常好了，短期疗效很好，如何巩固疗效，必须通过大量临床实践。”
“我已经做出过了尝试，以后看能不能再做起来。”于布为教授说。
来源：医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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