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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嬿在她推动的“社区丰收节”（Community Harvest）上
赵嬿是我居住的硅谷城市Saratoga的市长。她最近接受我的采访，谈起自己的成长经历，对领导力的看法，未来的打算，以及对华人下一代的期待，可以给华裔社区很多启示。赵嬿在市议会的任期将于明年结束，她已宣布竞选连任。支持她的朋友欢迎用文末的链接捐款，或将她的故事转发给更多人看。
“我其实是一个内向的人”
维立：谢谢抽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大家一般都知道你来自中国大陆，工程师出身，现在是硅谷Saratoga的市长。你能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吗？ 
赵嬿：可以。我在西安出生。我在大陆已经考上大学，来美国以后又在这边读了高中。因为我考上大学时年龄比较小，16岁。但美国这边不承认我的中学学历，所以我又重新读中学。
当时应该是蛮辛苦的，我们当时从大陆来的都不容易。我一来就打工，打好几份工。但是我觉得这些人生经历对后来都有帮助。我现在做市长又有全职工作，当时我是一边上学一边打好几份工，都要非常有效地利用时间。 
后来我去Berkeley读电机工程（EECS），毕业后在半导体公司National Semiconductor做芯片设计。当时我以为自己的人生就是做一个工程师了，我自己也蛮喜欢这个工作。我的人生规划本来是没有政界的。 
维立：你在Saratoga住了多久？对这个地方印象如何？
赵嬿：从1998年开始，住了20多年了。我刚搬到湾区的时候在Santa Clara住过，也在North San Jose住过。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Saratoga 。哇，我好喜欢，觉得像世外桃源，后来有机会就搬到了这里。
（Saratoga街景）
到这个社区后，我很快就参加小孩学校的PTA（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父母教师协会），后来又去市规划委员会（Planning Commission），又去AYSO（美国少年足球协会）做裁判，因为我的小孩踢足球。
我也去非盈利机构做义工，像我们的历史基金会每年都有一个BBQ，我都去帮忙。有一年他们在市里的日本箱根园举办一个农历新年庆典，我也是组委会成员之一。 
我非常愿意为社区做些事情。这些参与也促使我后来竞选市议员。 
维立：去做这些义工，是出自对孩子、学校、社区的关心。但我记得你以前也说过，从政这条路很难。为什么这么说呢？ 
赵嬿：为什么感觉上比较难呢？第一，对我们移民来说，语言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表达毕竟不如出生在这里的人。第二，我们从小没有接受这种培训，善于表达自己，善于去辩论。你在竞选的时候要去说服选民来投票，但我们从小缺少这样的训练。 
第三就是亚裔面孔。我出来竞选的时候，有些人真的就是问我，你为什么要来竞选“我们”城市的议员。他们是把我当成外人的。你要让各个族裔的人都认同，认为自己属于这里，并且肯投我一票，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赵嬿在市政报告前问候居民）
我们从小不是在这种竞选的环境中长大的。这件事不拿薪水，出去做事还要招人家骂。你不可能跟每一个人的意见都一样，碰到你的理念跟别人不一样，人家会来埋怨你，说你没有代表我们华人的利益，一会儿遭受别人的冷言冷语，一会儿又说你要出风头，要面对很多阻力。
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比较艰辛，第一是起步比较难，第二要得到大家的支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维立：你刚搬来的时候，当地华人还比较少。华人少的时候，要出来做这些事更难一些。你觉得你是个特别外向的人吗？ 
赵嬿：我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内向也非常害羞的人。我在我们家是老四，是最小的。其实我以前都不大喜欢讲话。我觉得自己完全是后天的，算是逼出来的。
我以前只是到处做义工，只是帮忙，都不是什么领导角色。后来我去规划委员会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人家告诉我需要这个义工，我就去了，而且很幸运被任命了，后来一共做了八年。在这八年当中，我很多时候要表达自己，开了无穷多个公听会，我觉得是一步一步练出来的。
我会做这么多义工，跟我刚来美国时的经历也有关。我们从国内来的家里都比较穷，都是靠打工和奖学金。当时我收到一对不认识的美国夫妇的奖学金，就是给我们这种需要资助的人的。我从来没见过他们，但他们的支持让我从Berkeley读完。所以我非常非常地感恩，从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出来做很多事，因为我觉得我也要回馈别人。 
我以前在Berkeley读书的时候，我们EECS班上就4个女生。后来我又做议员又做市长，她们都吓到了。当年我可是讲话都低着头的。 
“竞选失败是一件痛苦的事，
但不是一件丢人的事”
维立：你做市长对我们华裔社区非常有好处。有时候我们就是过自己的日子，几家相熟的朋友一起玩，跟外面的社区没什么关系。你当市长后大家对社区更关心了，你也随时通报大家各种事情，我们也有了一个榜样。
赵嬿：我出来竞选就是我觉得华人需要有声音。我在规划委员会上深深体会到，有时候别人的言辞非常不友好，真的可以说有点歧视。你们亚洲人一来，就把我们城市搞得乱七八糟，因为你们建大房子，等等。我感到如果没有话语权，你很容易被人家推开，所以我决定要出来选市议员。 
当然也不容易。我选了三次，第一次差了200多票，因为没有人知道我，第二次差了40多票。第三次出来，我鼓足了勇气。很多人说，你不觉得丢人吗，老选不上。我说没选上我当然很难过，但没有什么可以丢人的。竞选失败是一件痛苦的事，但不是一件丢人的事。 
我第三次选上了，我跟下一个没有选上的候选人差了2000多票。 
现在我们的新闻简报都有中文版本，我去农贸市场回答市民问题时也带着中文文档，有些人就是愿意拿一个中文的文件。 
今年年初主办反亚洲仇恨的集会（Anti Asian Hate Rally）。有人说你不怕吗？你可能也听说过Los Gatos的市长的车被涂到乱七八糟，人家到她家门口按喇叭。所以自身是有一些危险。但如果我自己都不敢出来讲话，还指望别人出来为我讲话吗？ 
 （赵嬿在她组织的反亚裔仇恨集会上讲话）
这不仅是为华人，也是为整个亚裔，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当时在市府的午餐会上邀请到我们的地区检察官和众议员，我就问他们，你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亚裔美国人社区？这时候我就觉得，在这个位置上真的很重要。如果没有在这个位置上，你很难做这些有影响力的事。 
维立：你2018年当选市议员，做了快3年了，然后市长做了一年。当选市长的那一刻，你是什么感觉？ 
赵嬿：当然也是蛮激动的。因为算起来我在第三年就当上市长，比我资深的议员还有。但是我也可以感受到，当时是在疫情之中，确实有很多挑战。我们市本来商业就不多，但有十几个商铺，商店啊，旅行社啊，餐馆啊，倒闭了。还有你要怎么样去应付这个疫情，疫苗啊，检测啊，大家都还不晓得怎么去做。 
而且又有一个对我们亚裔不友好的大环境，你要怎样去跟人家一起工作。还有就是怎么做预算，因为商业不景气，收入掉下来了，你怎么去平衡各个群体的需要。
然后还有安全问题，今年火灾又特别厉害。我们Saratoga其实跟当年整个被烧掉的城市Paradise在同样的火区（fire zone），有同样高的山火风险，因为半个城市都在山脚下。
这些都是我要考量的。而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市议会，常常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意见，你怎么能领导整个议会一起朝前走，是很大的挑战，所以我其实更多的是感受到肩上的重任吧。 
“我再累，一到会场就精神了”
维立：很多人，包括很多我们的读者，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市长是个义工的角色，你还有自己的全职工作。你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花多少时间做市长的工作，能给我们一个大概的印象吗？
赵嬿：疫情期间我们大家其实花更多时间工作。可能很多人觉得在家上班应该花较少时间，但我真的是花很多时间，除了吃饭睡觉我都在工作。 
我在一家半导体公司负责销售，有一些固定的会议。我的日程表是非常精准的，就是说我在哪个时间开哪个会，每一天都是排得满满的。 
做市长要跟警察局消防局商会学区跟每一个部门都要开会，会特别多。有人说你这么忙，会不会没有精神。其实不会的，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有激情。我再累，一到会场就精神了。
 （赵嬿发表市政讲话）
当然我自己本身也是个精力非常充沛的人，我从小就睡觉比较少，这也让我比别人多出三、五个小时。
所以我第一是睡得少，第二我确确实实也是有这个激情，否则你就会觉得好烦好累，一件事情不顺心你就会觉得很丧气。可是我不会。有时候碰到什么不对，我就一直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拿出工程师的劲头。但确实必须非常有效率，如果开车我一定是打电话，把能处理的事情都处理掉。 
维立：你在高科技公司工作多年，有成功的事业，另一方面你又做社区服务，选议员，做市长。你觉得企业的工作，和做市议员、市长、规划委员会的工作，这两种工作有什么共同之处和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赵嬿：我觉得共同之处就是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需要跟人合作。不管是在公司，还是规划委员会，还是市议会，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推动一个项目的，除非你是老板，但这是公司。如果你是作为其中的一员，怎么跟人工作非常重要。 
没有别人的支持，你什么议案都过不了，对吧？所以你要知道怎么跟人合作，即使大家意见不同，你也要去建立共识。不能一个事情动不了就死在那边，你一定要想办法让它朝前走。这在公司和议会都一样。 
不同的地方，我觉得，当然这都是我个人的想法啊，如果不同的话我觉得在企业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复杂。老板说要这么做，你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在市议会呢，每个人会代表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利益，或者有不同的想法，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民主的程序。你怎么让大家同意一件事，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更多的时候就需要展现领导力，你怎么能带领这个议会往前走。 
我觉得其实公司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 
维立：在做市长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特别有挑战性的事？ 
赵嬿：一定啦。最大的挑战吧，就是如果是一个僵局怎么办。作为市长要考虑社区的利益，会让有些人不开心。有些事情是以前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你敢不敢做。 
像我不是做了一个“社区丰收节”（Community Harvest，开放城市果园让居民来摘水果 – 维立注）项目吗？这个果园是我们Saratoga的，不是哪一家人的。有一个家庭在打理，市里付钱给他们，他们把水果全部拿走。 
（居民在Community Harvest上摘水果）
现在要续约，以前也没有什么人出来投标，现在有一个新的投标，我们希望有更多社区参与，新的投标者愿意让大家来摘水果，支持社区参与。
那我觉得这很符合我们社区的计划。当时也是很多压力。很多人支持原来的承包人，说他帮你照顾这个果园已经四十多年，你们说不要他就不要了，是不是太过分了。 
(孩子们在Community Harvest上)
我当时其实也蛮挣扎的。因为第一，这个承包商是本市居民，你会想去照顾自己的居民；第二呢，他也没有说做得不好。这么多年都这样，都没有人敢动，我这样是动了他的奶酪。 
最后我想，还是应该以社区的利益为重。这可以让社区享受这些水果。我们今年捐献了6000磅的杏给食物银行（food bank），我们自己的居民可以先拿，因为有些地方不容易摘，那么就找了专业人士，他们也是义工，摘了去捐献。 
维立：摘水果的活动确实非常受欢迎，市里居民都奔走相告。以前都要去几小时远的地方摘水果，现在在自己家门口就可以摘了。
赵嬿：是很好玩，我就是敢于做一些我认为是对的事情。这是43年的一个新决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但也有很大的压力。 
“有些人觉得政客肮脏。
其实错了，很多人蛮有理想的”
维立：你已经宣布要选连任。你在社区服务很多年了，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经验，以后我觉得肯定还可以为社区做更多。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赵嬿：我当然是希望一直参与了。其实我更希望的是有更多华人参与到社区服务中。我在市议会只能做两任，我希望建立起华人参政的梯队。 
你说有没有什么后面的雄心。如果有机会能走更高，我当然是一定会想的，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是不怕麻烦。我的心理承受能力还行，我还是蛮强壮的。你在所有的不管是市议会或者规划委员会，不是每一次投票都能成，有时候是孤独的少数，有时候希望办成的事情没办成，特别是有时候有人攻击你等等。但是我觉得我相对来说心理承受压力的能力还挺强的。
我觉得我有激情，有精力，有心理素质，如果能服务更多的人我是非常愿意的。但是这个有时候要看你的机遇，有没有位置可以让你选，也不是说你选一定能选上。当然我自己是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在州一级，或者郡一级，都可能。我还有四年的时间考虑，如果我选上连任的话。 
当然我第一要建立梯队，这个很重要，不能说光自己走在前面，要帮助后面的人。所以我希望利用我的一些经验，我的资源，帮更多的人，特别是如果有可以走更远的年轻人。 
（赵嬿在市政报告后给市民发奖）
维立：你发现了这样的年轻人吗？ 
赵嬿：有啊有啊。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就是需要推他们一下。我们华人其实很多人都很有能力，有时候对参政有那么一点拒绝心理吧。我们刚讲到我们从小缺乏这种训练，但是小孩子如果在这边出生长大，我觉得父母有责任去推他们一把。
不要光在学校读书，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就是让小孩子去出去，有机会参与，像我刚刚说的各种各样的活动。这样你就能建立更好的人脉关系，也让人家了解你。 
如果他们真的去竞选学校的学生会什么的，不是每个人竞选都一次成功，这样可以让他们从小有这个承受起失败的心理素质。如果一个人一生都很顺利，突然有一次失败，年纪大了不一定能承受，要让小孩早早地参与。 
能力都是培养出来的。有几个人是天生的呢？当然有些是天生的，又会讲演，又会什么的。但就连天生的也是经历过失败。你看林肯当年也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失败对吧？ 
所以我很愿意看到华人家长让小孩走其他的路，不一定每一个都要去做医生工程师或者是律师。我觉得其实鼓励他们从政，影响力不会小于医生。他们如果真的有一天走到政界，可以影响我们很多人的生活。他们制定的政策，如果在州一级，可以影响我们整个州的人的生活。 
有些人好像觉得政客肮脏什么的，其实错了。我觉得很多人其实蛮有理想的，才去做这个，因为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有很多的困难，其实比走公司这条路还难。 
“我的领导力就是把事情办成”
维立：华人教育孩子都是挺花功夫的。在孩子领导能力的培养上，你觉得我们做得够吗？有什么地方做得好或者不好？
赵嬿：我觉得做得不够，参与度远远小于其他有些人。领导力我觉得要从小培养，大家都注重教育，但相对来说没有花很多努力在这上面，比如说让他们出去做义工啊，或者唯一做的就是学校要求的几个小时。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教育方面我不是很有经验。从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领导力真的是后天培养的。当然有些领导力是不一样的，有些领导很强势，讲话很多，有些人几乎是不让人家讲话，我的领导力是把事情办成。
我前面在市议会已经做了两年，今年做市长，我做成了那么多事情，不是每件事都容易通过的呀。很多我的想法，我不敢讲一定是最好的，但是我的想法我都去付诸实现。这就是我的领导力。 
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因为我们是五个人，都是需要多数通过，可是我就可以让我们通过我想做的一些事情。我的领导力在于让大家建立共识，因为我可以看到以前很多项目讲了半天都推动不下去，全都死掉了。 
华人只有多参与，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像我跟你讲的，我天生也不是那种做领导的，以前让我在众人面前讲话都不行的。这就是一种锻炼，家长要跟孩子们讲，我自己今天也还在学习。我也不是特别擅长讲话，我的领导力有不同的风格。所以我们也要有自信，我的风格适合我。有的人有别的风格，那没有关系，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方式。 
我还蛮为自己骄傲的，能做成很多事情。你看我刚刚做完市政报告，下来后收到很多居民的电邮，有人说你的市政报告是2000年来最好的市政报告之一，我们的城市经理也跟我说你的是最好，当然他可能是为了让我感觉好。我也许不是那种讲话声音最大讲话最多的人，但我做成了最多事情。 
维立：有时候我们听到人家说华裔领导力不太强，我觉得可能也有这个因素在里边。这个社会比较外向，我们的文化本来就比较内敛，然后我们的语言有时候稍微也有点欠缺，尤其是如果我们小时候不在这里长大，在这方面就吃一点亏。但是其实我同意你，就是把事情做出来，能做好，这才是领导力的最终目的。 
当然一个人特别会讲演，他可以站出来激发，也是领导力的一种，我们也需要。但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多讲，领导力有不同的样子，这个是我们的风格。当然华裔也不能都放在同一个筐子里，也有各种各样的人，但是我们中间比较多的人可能擅长这样的风格，这也是很好的，甚至比那种还好。 
赵嬿：是的，领导力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有时候他们说有些人会拍桌子，很激动什么的。我说我的声音不大，可是我的声音很坚定。我决定的事情，我想推动的事情，我努力地去做成。大家也是认可的。 
维立：最后一个问题，你有全时工作，又做市长、议员，还有三个孩子。除了工作家庭，你平时还喜欢做什么？ 
赵嬿：说实在我还真蛮无聊的，现在也没有做其他的了。像我以前还跑跑步。我喜欢跑步，打篮球，我还打桥牌。我很晚才学桥牌，因为我以前搞芯片设计，后来没做芯片设计，我就怕脑袋不好使了，人家讲打桥牌练脑袋，我就学了。 
学了我还蛮有兴趣的，当然现在打得少。但是我们19年12月还参加全国的桥牌比赛，我们四个人，100多个队，第一天晋级了50还是60多个队吧，我们是第五名。也是创了冷记录。第二天最后结束时我们好像是20、21名，也很厉害啊。
你知道那些比赛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吗？我知道有从荷兰、瑞士、东部，全世界各地。当然我是新手。打完后我的搭档跟我说，你知道吗，刚刚跟我们打的是我们读的书的作者，写桥牌书的！我都不知道，所以我没有那么大压力。 
我觉得蛮好玩。我当然现在时间太少了，我要有时间机会我会很喜欢打。 
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其实忙一点蛮好的。我天天安排得紧紧凑凑的，我很喜欢，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开开心心的，虽然累一点。
人家去玩的时候，去爬山，我会不会羡慕？有一点点羡慕。我以前多么爱玩的一个人，非常喜欢运动的一个人，有一点小小的牺牲吧，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如果有能力为大家做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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