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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顾艳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顾艳
国家一级作家，文学教授，博士。1981年3月，在《北方文学》发表处女作。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在《人民文学》《作家》《大家》《钟山》《花城》《上海文学》《中国作家》等刊物发表作品。有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散文选刊》、《诗歌选刊》等刊物选载。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杭州女人》《灵魂的舞蹈》《辛亥风云》，传记《译界奇人——林纾传》《陈思和评传》，诗集《火的雕像》《顾艳短诗选》，散文集《岁月繁花》，以及译著《程砚秋与现代京剧发展研究》等29部著作。曾获多种文学奖，有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发表出版。现旅居美国华盛顿特区。
一.
父亲弥留之际时，我从旧金山飞回了杭州。这一回来，有五年我都没再回旧金山。父亲葬礼之后，最难过的就是母亲了。几十年朝夕相处，突然身边少了一个陪伴的人，屋子空了，心也空了，不知道该怎么来打发日子了。
母亲退休前是浙医二院的内科医生，也是医大教授。大家叫她沈医师，或者沈教授。母亲退休后，每天与父亲相伴在一起，难免口角和争论，但母亲在父亲面前是一个强者，家里事无巨细样样操劳。虽然辛苦点，母亲却是很有成就感，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现在母亲拉着我的手，眼泪漱漱地掉下来说：“英子，你留下来陪我吧，我怕。”母亲怕什么呢？怕父亲的鬼魂，还是怕自己的生命忽然消失？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母亲，毕竟我有自己的家，还带着个孩子，即使不回旧金山去，也无法与母亲同住一套公寓里。
母亲进入老年后，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都和从前不一样。早上天没亮她就起床了，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黄昏五点多，她已经吃过晚饭，洗漱完毕。到晚上七八点钟，她就睡觉了。母亲还有个特点，一定不适合我。那就是和她生活在一起的人，必须围着她转。父亲在时，早上她起床，父亲也必须起床。晚上她睡觉，父亲也必须睡觉。这种步调一致的生活，父亲其实是不愿意的，但为了妥协，只好认同了。有时我怀疑父亲的癌症，也许是长年累月的压抑生活造成的。但无论我怎么想，父亲对母亲的爱，毫无疑问。
这些天我矛盾重重，尽管我已经决定暂时不回旧金山了，但孩子和母亲怎么才能两者皆顾，且又互不防碍，或者说互不侵犯。我的住处距母亲家有半小时自行车车程，打一个来回仅路程就是一小时。由于常年在美国，我在杭州没买汽车。打的、坐公交车、地铁、骑自行车就是我的出行方式。
母亲一天之中，要给我打许多次电话。有时我正在忙，或者正在路上没听见，母亲就穷追不舍，直到接通为止。母亲情绪激动地说：“英子，你在哪里？打不通你的电话，我就紧张。”我说：“紧张什么？我总不可能时时守着手机。”母亲说：“我怕你出事，外面车多，你出门不要骑自行车了。”我说：“好吧！”搁下母亲的电话，我正准备骑自行车去幼儿园接孩子时，母亲的电话又来了。母亲说：“你明天给我买些蔬菜，青菜、西红柿、土豆等。”
第二天中午，我给母亲送蔬菜去时，母亲正准备吃午餐。我看见餐桌上，白色小碗里一点点豆腐，一点点米饭。我说：“妈，你怎么吃这么差，又这么少？如果缺乏营养，身体会很快败下来的。”母亲说：“我知道，我就今天吃不下饭。”
我坐在母亲对面的餐桌前，陪母亲吃饭。母亲说：“白天还好一些，黄昏时分，我觉得一个人不好过，特别悲伤，也特别害怕。”母亲说话时眼泪汪汪的，让我深感没有陪她的罪过。我说：“这样吧，我每天黄昏来陪你。”母亲脸上微微露出了笑容说：“每天晚上六点半到七点半吧，这段时间我最难熬。”我说：“好吧！好吧！”
我答应母亲晚上这一小时陪她的时间，连着路程就是两小时。这段时间的两小时，对我来讲何其艰难。我还没有与我丈夫杜钢商量，就自作主张地决定了。倘若我每晚出门两小时，那么他就必须带孩子。可他是计算机公司的程序员，也是部门主管，加班加点是平常事，肯定不能保证每晚都有空。我只能走一步，算一步。现在我最需要得到他的支持和理解，一起把这段艰难岁月扛过去。
我的丈夫杜钢心底善良，乐于助人。他完全同意我的举措，但他纳闷地说：“你妈还有两个儿子，难道他们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吗？”我想想也是。事实上，两个兄弟都在美国，一个在纽约，一个在洛杉矶。他们不回来，我能有什么办法？母亲只要接到儿子的电话，就会精神亢奋地说：“我都好的，你们工作忙，不用回来了。你们自己管好自己吧！”有几次，我听见母亲电话里这样对我的兄长木子说，我差一点就夺下她手里的话筒。然而，我克制住了。我知道母亲在儿子面前喜欢逞强，不能当面给她难堪。
为了每天晚上六点半，能准时抵达母亲家，我从幼儿园接回孩子，就要马不停蹄的洗菜做饭。而我的丈夫杜钢傍晚五点半下班，也不能慢吞吞地回家。我们都被我母亲紧紧地牵着了，稍微晚一点母亲的电话就会接二连三地打过来。母亲在电话里说：“你怎么还没来，我在等你。你知道的，家里只我一个人，我怕。”因此，杜钢一下班回家，我就顾不上吃晚餐，跨上自行车飞奔而去了。
今天母亲难得过了晚上六点才吃晚饭。母亲说：“你小姨妈来过了，劝我请保姆，我不喜欢有外人在家里晃来晃去。”我没有回应母亲。我知道母亲的秉性，固执得让人无语。
餐桌上摆着一瓶腐乳，一小碗米饭，我惊讶地问：“老妈，你就这么吃晚饭？”母亲说：“是啊，一个人就马马虎虎吃吧！”母亲是骨子里的上海女人，年轻时身着婀娜旗袍，尽显东方女性韵味，将旗袍演绎得千姿百态。她美丽、时髦、勤劳，给父亲准备的饭菜丰富多样，现在怎么这样了呢？我实在不忍心母亲糟蹋自己，怕这样下去不出几月她就病倒了。我说：“老妈，这样吧，米饭你自己做，我每天给你送菜。”母亲一听，高兴地说：“这样就辛苦你多跑一趟了。”我说：“应该的，中餐前我给你送菜来。”母亲连连点头，脸上露出了阳光般的笑容。
回家的路上，我忽然觉得我自作主张地又给自己多加了一份工作。我丈夫杜钢也许不同意我一个劲儿地往娘家跑，毕竟自己的小家庭还有孩子，可我该怎么办呢？一边是亲人，另一边也是亲人，我绝对做不出袖手旁观的。
自从回到杭州后，除了照顾孩子和母亲，我还有一份大学里的教职工作。尽管我把一周八堂课，压缩在周一完成，但备课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且上班的这天也不能给母亲送菜，也不能接送孩子，全部需要我丈夫杜钢来承担。所以，给母亲送菜的事，我在丈夫杜钢面前很难开口，生怕被他拒绝，两口子闹不开心。事情果然是这样，我丈夫杜钢懊恼地说：“那么远的路，一天跑两趟，我吃不消。你别叫我代班送菜。”我丈夫杜钢这么说，仿佛给我留着情面。也就是说，我可以去做，只要不让他代班。
第二天一早，我从幼儿园回来，急匆匆地去农贸市场买鱼、虾、肉，蛋和蔬菜。本来一个上午，我可以坐在书桌前备课或写作，现在挪来买菜烧饭，踩着自行车给母亲送菜去，为的是让母亲吃好一些。我这样做令我的邻居小米大惑不解，她说：“难道没有比现在更好的办法吗？”
“暂时没有。”我说。
我踩着自行车去母亲家时，五月里的太阳已经热辣辣的，把我晒得满脸通红。我脑海里忽然闪现了一幕小时候的场景：母亲值夜班回来，唤醒熟睡中的三个儿女，一人一只油包。那时候物质匮乏，买啥都要凭票，我们半夜被母亲叫起来吃油包，懵懵懂懂地吃饱了又睡。全然不知道母亲在医院里工作到半夜，省下夜宵，自己在厨房里啃冷饭。
二
我给母亲第一次送菜的那天，看见母亲狼吞虎咽吃得有滋有味，并非如她自己说的那样吃不下饭。母亲这个年纪只要能吃饭，身体就不会马上败下来。我希望母亲健康快乐地活着，做她自己喜欢的事情。
母亲每周五上午，都会去医院坐班专家门诊，这是她退休后唯一的乐趣。她喜欢别人叫她沈医师，而非沈教授。沈医师有很多病人，那些被她治愈的病人有的给她送来锦旗，有的给她写来感谢信。母亲把锦旗和感谢信，收藏在一只小木箱里。如果我坐下来陪母亲聊天，母亲就会讲她许许多多病人的故事。可是中午母亲不需要我陪，还没等我坐下来，她就催我回去了。
我在回家的路上，想起我们从前住在医院宿舍里的情景。那个宿舍是一栋青砖小洋楼，里面住着医院里最权威的医生。至今我都记得他们的名字：浙医二院第一任院长，著名医学科学家、脑外科专家朱焱；浙医二院副院长肝胆胰外科专家余文光；骨科专家李天助、外科专家齐伊根等，还有许多内科、眼科、皮肤科等专家医生；真是名医荟萃的宿舍楼啊！
可惜前些年，这栋从民国走来的青砖小洋楼，被夷为平地，继而盖起了二十多层的商务大厦。邻居们各搬东西，退休后身体不太好的邻居就很难互相走动了。我母亲搬到了医院隔壁的马市街，离医院门诊楼只十来分钟的步行路，为的就是每周五去专家门诊坐诊。母亲说：“我和舞蹈演员穿上红舞鞋一样，在舞台上旋转着无法停下来。”的确，母亲在上班时，白大褂一穿，身边围着一圈病人，她的精神状态就格外有精气神儿。
从母亲家回来，我的备课时间大打折扣。有时接几个电话，处理一些杂事，就到了去幼儿园接孩子的时间了。幼儿园在文三路那边，踩自行车需要五十分钟。那是一家蒙台梭利幼儿园，教育理念让我颇为欣赏。因为路远迢迢，孩子和母亲都需要我两边来回跑。我去车行买了一辆红色电瓶车，然而练习了许多次，还是驾驭不了，只能作罢。
每天黄昏，一到六点，我就盼着我丈夫杜钢回家。如果他过了六点半，还没有回来，母亲的电话就像催命鬼一样，一个接一个。母亲说：“你怎么还没有来呢？等人是多么焦虑啊，我怕你路上出事，不放心呢！”好在我丈夫杜钢这样的情况比较少，为了我能准点到达母亲家，他基本上按时回来带孩子。
我的自行车飞奔在通往母亲家的大街小巷里，绕着小巷子七转八拐地来到母亲家。登上五楼，我已气喘吁吁。而此时，母亲已在客厅里来回踱步地等着我，还不时地望着窗外。门虚掩着，我推门而入时，母亲说：“我在窗口看见你来了。”母亲的眼力不错，穿针引线的活儿也比我强多了。
我在客厅的一只红布单人沙发上坐下来，母亲坐在我对面的长沙发上。母亲说：“这房子没有邻居，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母亲住在一梯两户的居室里，对面那户人家去了美国，长年锁着门。从前父亲活着时，这些都不是问题，而今母亲孤零零的一个人生活在五楼的这个岛屿上，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确实让我不放心。我说：“老妈，你保姆不想请，养老院不肯去，一个人呆在家里又有什么意思呢？”
母亲说：“自由啊！”
我心里想母亲追求自由，可我一天跑两趟被母亲这么缠着，根本没有自由可言。当然这话我没敢在母亲面前说出口，怕伤了她的心。我默默地坐着，母亲就把闷了一天的话，像竹桶倒豆子那样倾倒出来。也许她只有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才感到身心舒畅。母亲说的话有她想到的往事，也有每周五接触病人后的新鲜事，还有父亲的遗物该怎么处理之类的话题。我洗耳恭听，不时地点点头，插一句问话，算作和母亲的交流。然而母亲还没有说完，一个小时就过去了。这时候即使母亲讲到精彩部分，也会停下来说：“时间到了，你赶快回去吧！”我说：“好吧！我回去还要给孩子洗澡，哄睡觉。”
这天我离开时，母亲给了我一串钥匙：“这是你父亲的钥匙，万一我哪天爬不起来了，你就可以进来救我。”我说：“你好好的，不会出现那种状况。不过，有钥匙倒是方便，不用你守在门口给我开门了。”我抚摸着母亲递给我的钥匙，这钥匙上有父亲残留的余温。我对父亲的感情是复杂的，总是敬而远之。我从旧金山回来的那天，很想与父亲谈谈；但这时候他说的话，我根本听不懂。死亡离他那么近，他望着我时眼里满是泪水。我一阵心酸，后悔从未与父亲有过很好的交流和沟通；也没有很好地陪过他。
面对父亲的死亡，我才意识到亲情的陪伴是多么重要。无论孩子和母亲，都需要大量的陪伴时间。陪伴不仅仅是一日三餐，关键还有精神上的陪伴，才能有益于身心健康。特别是老年人，常出去走走，透透空气，看看外面的世界就会少一点孤单和寂寞。我忽然想在国庆长假带孩子和母亲去旅游。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我丈夫杜钢，他一听就反对了。他说：“一老一小，带出去游玩不是一件容易事，何况我们没有汽车。”
“可以租车。”我说。
我丈夫杜钢说：“你总是没事找事。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其实，我自己租车带一老一小出去旅游，也没有什么做不到的。母亲一直想去普陀山，趁她还能走走，为什么不陪她去一趟呢？我对丈夫杜钢说：“好吧，我自己带他们去，不用你操心。”
出发前几天，我做了许多准备，备足了食物、药品，还有水、饮料和水果。租车公司离我家不远，租一辆小车一天三百多元，两天也就六百多元。一切都准备就绪后，我把去普陀山的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说：“我三十多年没去普陀山，再不去就没有机会了。”我说：“嗯嗯，只要你开心，想到哪里去我就带你去哪里。”母亲哈哈笑起来说：“我老罗，走不动了。”
国庆节那天，我把租来的白色凌志车开回家后，我丈夫杜钢抱着孩子对我微笑着说：“看在孩子面上，我给你们当司机去。”我说：“好吧，多一个帮手多一份力量，我离不开你的帮助。”我丈夫杜钢这样说是给自己台阶下，我又何乐而不为呢！
我们带着孩子，接上母亲，白色凌志车就朝着沈家门方向出发了。母亲虽然八十多岁，但她出门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她穿着浅蓝色真丝衬衣，黑色西裤，黑色皮鞋，外罩一件丈青风衣，走起路来风度翩翩，很有专家医生的范儿。我呢，扶老携幼，穿着红色T恤、浅蓝牛仔裤和白色旅游鞋，一股劳动人民的样子。
三
我丈夫杜钢把白色凌志车开到舟山金塘大桥时，沈家门就不远了。这是一座跨海大桥，从前过海需要摆渡，如今方便多了。我已经很多年没来沈家门，小时候随母亲的医疗队在这地方住过两晚，只记得有很多好吃的海鲜。所以，一到沈家门，吃了小餐馆里的午餐，我们就兴致勃勃地去逛海鲜市场。
市场里的海鲜产品琳琅满目都很新鲜，就是比杭州还贵。特别是虾皮，看上去又大又鲜亮，且价格在众多海产品中比较便宜，我一下买了五斤。海参呢，个头大，虽然价格贵，但好不容易来趟沈家门，那就买二十个。还有昌扁鱼，看上去肉嘟嘟、胖乎乎的，我选了十条。母亲在一旁傻傻地看着说：“你当你是大老板，这么贵还买那么多。”我耸耸肩，没理睬母亲。
出发前，我就在网上预订了沈家门的宾馆。拎着大包小包的海产品，到宾馆办妥住宿后，也顾不上休息，直奔朱家尖南沙海滩看大海去了。母亲虽然有些疲倦，但她看海的激情让她精神朗朗状态不错。这会儿，杜钢驾驶的白色凌志车，很快载着我们来到南沙海滩。我们在一把大阳伞下，坐在沙滩上眺望远方。这时孩子爬到了太太怀里，太太说：“嗨，乐乐，你喜欢海吗？”
乐乐说：“喜欢。”
海滩上热闹极了，有布面亭子下的临时小卖部，有在沙滩上玩耍的孩子们，有年轻人在海边赤脚嬉戏，也有和我母亲一样的老年人坐在沙滩上看海。母亲望着海，忽然忧郁起来说：“若是你爸还活着就好了。我们家分散在各地，他都没有享过重孙绕膝，天伦之乐的日子。”母亲说得没错，我今生最后悔的就是没花时间陪陪父亲，也没带父母一起出去旅游。我对父亲有着许多感情亏欠，如今极力想在母亲这里偿还；并且想让母亲吃好、玩好、心情好，不要生病。倘若母亲生病了，不仅她自己痛苦，我们也会责任更大，更忙碌。当然，我的两个兄弟是否这样想，我就不知道了。
母亲这晚睡得很好，早上起床后精神状态不错。到普陀山需要摆渡，我丈夫杜钢一早把白色凌志车开到摆渡的停车场。停车一天三十元，不贵。大约半小时后，大轮船载着我们上了普陀山。母亲有些兴奋，毕竟很多年没来了，普陀山增设了不少新景点，与过去完全不一样。我丈夫杜钢抱着乐乐，我搀着母亲。我们走走、停停、看看。参观几个景点后，下起了毛毛细雨。尽管下雨，母亲还是固执地要去南海观音景点。仿佛那里不去就等于没来普陀山，我们只能奉陪。
毛毛细雨越下越大。我到小卖部买了三把雨伞，没想到母亲撑着雨伞一溜儿地走散了。我找来找去找不着，给母亲打手机也不接。南海观音景点，游人络绎不绝，这可真把我急坏了。后来还是我丈夫杜钢眼尖，手一指说：“你妈在那边！”
这时的母亲，正好拿着香烛朝观音菩萨走去。我绷紧的心弦放松下来，远远地望着母亲虔诚地拜佛，直到她转过身才迎上去说：“老妈，站着别动，给你和观音菩萨拍个照。”母亲说：“这次来过普陀山，我这辈子也不会再来了。”我想想也是，毕竟母亲82岁了，出远门总归有风险。
我们顺利地返回杭州后，又把母亲送回家里，安排她躺下，才放心地离开。这次旅游虽然短短两天，但扶老携幼生怕发生意外，整个心是悬着的。因此，我和我丈夫杜钢都感到身心疲惫。不过母亲玩得开心，就是最大的收获。
旅游回来的第二天，我忽然发热了，全身无力地躺在床上。我让母亲自己弄饭吃，母亲说：“我吃水饺，你放心休息吧，今天别来了。”搁下母亲的电话，我吃了退烧药和头孢，继续睡觉。大约下午一点，母亲来电话说：“我要去医院看牙齿。”我劝母亲别去，过些天我陪她去，母亲不依。我想母亲在自己医院看病，走过去才十来分钟，再说母亲每周五还去专家门诊坐诊，完全是可以放心的。
下午，我撑着发热的身子去幼儿园接孩子。出门前，我给母亲打电话，家里没人接。我想，母亲一定还在医院里看牙齿吧！我双腿发酸地踩着自行车接孩子去，到幼儿园我又给母亲打电话，还是没人接。我焦急了起来，把这情况打电话告诉我丈夫杜钢。杜钢说：“你别神经过敏了，她在医院里看牙齿能出什么事？”我想想也对。
尽管我丈夫杜钢以他的方式安慰我，但我的直觉告诉我母亲一定出了点问题，必须马上赶过去。我载着孩子，自行车飞快地转动着轮子。我对坐在我身后的乐乐说：“咱们先到太太家去。”
“好，我们去看太太啰！”乐乐是那种很乖的小女孩儿。
我们来到母亲家时，已经傍晚五点多了。我用父亲的钥匙打开了母亲家的门，母亲不在家里。我又带着乐乐赶到医院口腔科，这时口腔科医生都下班了，连问的人也没有。我心里一阵紧张，见着路人就问，都说没看见。
母亲去了哪里？
我突然想起来母亲记不住我的手机号，但家里的座机她背得滚瓜烂熟。我意识到我应该马上回去，这样我就能接到她的电话了。我这么一想，自行车载着乐乐飞奔起来。这时候我老早忘记自己还是个发烧病人，尽管腿脚酸痛，但人在特定情况下的那股拼力，让我散发着力量。我还没有跨进门，就听见电话铃吱啦啦响起来，一阵忙乱，从包里掏出钥匙，三脚两步奔向电话机。话筒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这里有个老太太，不认识回家的路了。在人民大会堂后面的花中城对面。”男人说着，把话筒交到了母亲手里。母亲在电话里喊：“英子，我迷路了。”我对母亲说：“你坐着不要走动，我马上叫杜钢来接你。”
我丈夫杜钢飞速赶到那里，打电话给我：“你妈不在呢！”我的心拎了起来：“你往前走，找找。”果然，我丈夫杜钢说：“找到了，她正朝着离家越来越远的反方向走呢！”我说：“你打的，先载她回家吧！”
一会儿，我丈夫杜钢把电瓶车停在路边，叫了一辆“的士”把母亲送回了家。我十分纳闷，母亲在医院里看牙齿，怎么会走到遥远的人民大会堂后面的花中城？即使坐公交车也得四五站，她一个老太太是怎么走过去的？
我载着乐乐，又飞速来到母亲家。母亲满脸通红地坐在沙发上，一场惊吓让她非常害怕。原来母亲并没有在医院里看牙齿，而是去了皮市巷的私人诊所。那些立交桥让她迷失了方位感，心里越急，朝着反方向越走越远。母亲的这一事件，令我担忧。毕竟我住得比较远，倘若有紧急事件也不能第一时间赶到。该怎么才能两全其美呢？
那天，我在家政网给母亲请了一个五十多岁的保姆。带她来到母亲家后，母亲极力反对，不到两小时就把她赶走了。我虽然非常恼火，但也十分无奈。我又上网查找养老院，和母亲说了许多养老院的好处，还带她去看了离家很近的一家养老院的设施。然而母亲坚决不去，她认为那是住“监狱”。她不要住在“监狱”里度过晚年时光。她发疯般地嚷着：“我不要住在‘监狱’里……”
四
我决定带孩子搬去母亲家和母亲同住，让杜钢一个人留守自己家里。这真是走投无路的无奈之举，但母亲一听就吓坏了，说：“带着孩子一起来住，那不是干扰我的生活吗？我不要。”我无语地看看母亲，不过我还是能体谅她。毕竟82岁高龄，一些根深蒂固的习性很难改变。
我无法像我的两个兄弟那样，硬着心肠对母亲的生活不闻不问。我总是事事迁就，希望能照顾好母亲，让她的晚年多一些亲情和幸福感。我小时候亲眼目睹母亲在那场革命中，经历过大风大浪血与泪的苦难日子，好不容易熬过来了，总希望她的日子充满阳光和温暖。为此，我怎能不尊重她的选择呢？！
晚上我躺在床上思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到母亲附近买一个小套房子。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我丈夫杜钢，他瞪大眼睛说：“哪来那么多钱？”我说：“买个便宜的，按揭。”我丈夫杜钢说：“你为你妈啥脑筋都动得出来，你两个兄弟倒是什么事也不管。”我丈夫杜钢抱怨几句，也就不吭声了。他知道我的性格，只要我认准的事情，一定会去做。因此，他都赖得劝，由着我折腾去。
这些天，我每天都在“我爱我家”看房源信息。想买一个母亲附近的，还要便宜些的小套，也不那么容易。那天我由中介带着看了两处房子，虽然都是小套，但环境不理想，且价格贵。我正要走时，“我爱我家”的一个部门经理说：“这里附近有个小套，就是在六楼。”
我看了地址，房源在离母亲步行五分钟的地方，正是我要的地段。一室一厅，房子虽小，但价格便宜，实在是我求之不得的。仿佛得来全不费功夫，我跟经理去看了房。六楼朝南的房子，窗外一片空旷，没有任何遮栏物，非常透气。我随即拍板，也不讨价还价。一个多月后，我们办好了买房的一切手续，然后找人装修。白色的墙，白色的家具，配上粉色的窗帘，看上去清爽、年轻、喜气。我给我的新居取名：“五分斋”。意思是步行五分钟就能到达母亲家，不用再路远迢迢地来回奔波了。
我们搬到新居的那天，母亲看了我们的新房子惊讶不已。她微笑着说：“英子，这样我心里踏实多了。”我说：“嗯嗯，一切为了你，只要你健康快乐。”母亲非常高兴，坐了一会儿又说：“就是房子小了点，三个人住有些拥挤。”我说：“没关系的，我已经很满意了。”母亲嗬嗬地笑了起来。我把母亲送回家的路上，对母亲说：“现在路近了，我随时都可以来看你。”母亲说：“是啊是啊，我也可以过来的。”
自从搬到新居后，我基本一日三次往母亲家跑。我渐渐发现母亲的记忆越来越差，刚刚做的事转个身就忘记了。有一天，母亲说：“我现在给病人看病，一下就忘记了病人的叙述，使劲儿也想不起来。这很危险，我已不适合工作了。”我说：“我陪你去神经科看看吧！”母亲摇摇头。
母亲一不去专家门诊坐诊，仿佛没有了精神寄托，整个人无精打采的。我刚给她带去的糕点，待我回家后，她打电话给我说：“你说要给我糕点，糕点在哪里呢？”我一下也糊涂了，昏头昏脑的以为自己没带去，在家里找了一圈，结果没有。我又跑到母亲家，翻了她的食品橱门和衣服橱门，结果在衣服橱门里找了出来。母亲见到糕点说：“啊呀呀，我忘记了，害你白忙了一阵。”
接下来的日子，母亲的记忆力越来越糟，但她有些讳疾忌医。我好说歹说，才把她劝去看神经科杨医生的专家门诊。母亲和杨医生本来是同事，现在变成了医生和病人，母亲心里起先无法接受。那天杨医生问母亲四个问题，母亲只答对了两个。杨医生问：“你午餐吃什么？”母亲说：“我忘记了。”杨医生问：“你今年几岁？”母亲答：“28岁。”母亲也许是把82岁，说倒了吧！但无论怎么样，
杨医生诊断为“脑退化”，是毫无疑问的。
杨医生建议做一个CT和核磁共振。母亲说：“其实做不做都一样，我非常清楚自己得了阿尔茨海默症。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我正在和从前告别。”母亲说得有点悲壮，不免让我心塞难受。我不知道该怎么来安慰母亲，便说：“你还没有做CT和核磁共振呢，别瞎说了。”
第二天，我陪母亲先后做了CT和核磁共振，结果做出来都不太好。杨医生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为母亲开了胆碱酯酶抑制剂、多奈呱齐和进口的安理申盐酸多奈呱齐片等药物。母亲患这样的病，我心里自然非常紧张，但这紧张也不能从脸上表露出来。我搀着母亲的手说：“不用担心，每天开开心心没事的。白天一个人在家时，就把电视机打开，看看故事片和新闻。”母亲说：“每天看电视，也没啥意思呢！”我说：“那我尽量多来陪你吧！”
晚上，我把母亲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的病情，通过微信转告了我的两个兄弟。他们的说法一样：“噢，知道了，你辛苦的。”别的就没有什么反应了，既不说回来看看，也不说需要什么帮助，仿佛母亲患病和他们没有关系。我虽然生气，但自家兄弟总是包容的；即使我丈夫杜钢指责他们，我还是在为他们辩护的。
尽管母亲的记忆那么差，但她每天早上都去附近公园走走，不把自己当病人。她出门时裤兜里装着自己的名字和家庭住址及我的手机号，那是我给她做的牌子，她不愿挂在脖子上。如果是陌生人，还真看不出母亲是阿尔茨海默症病人。但我非常担心，生怕她再一次走丢。她却自信地说：“不会的，你放心吧！”
七月里的某一天，我给母亲送午餐回来，陪着乐乐睡了一通午觉，起来后第一件事给母亲打电话。电话铃吱啦啦响了很久，不见母亲来接。我感觉不妙，带着乐乐往母亲家赶过去。打开门，只见母亲摔倒在客厅的地上。我急忙喊：“妈，你怎么啦！”
“我上卫生间绊倒了，爬不起来。”母亲说。
“我来扶你。”我说。
没想到母亲摔倒在地上，要扶起来谈何容易。我用尽了吃奶的力气，还是没有把母亲扶起来。我只能先擦干净地上的尿，再给母亲擦身，换上干净的衣裤，然后打电话给我丈夫杜钢。杜钢快马加鞭地来了。我这才和他一起把母亲抬到了床上。自这一次摔倒后，母亲的病似乎越来越严重了。她在家里有时连卫生间也找不着，以致于小便常常拉在裤子上。
我本来一天过去三次，后来起码过去五六次。有时刚把她收拾干净，回过头来又一塌糊涂了。最难的是我周一上班去，一整天她在家里就会忘记吃药，忘记吃饭，小便拉在裤子上了。待我下班，第一时间赶过去，早上给她准备的饭菜，几乎没动。我问母亲：“老妈，你饭吃了吗？”母亲说：“吃过了。”我说：“我早上给你准备的饭菜，你没动过呢？”母亲说：“噢，我忘记了。我不饿。”
五
转眼过去了半年，我越来越不放心母亲一个人在家的时光，几乎一有空就过去，还把一个笔记本电脑放在母亲家，索性一边陪母亲，一边备课写讲稿。有一回，母亲吃完午餐很伤心地对我说：“你知道吧？我正在忘记过去和现在，所有美好的往事都从我脑海里消失了。我的眼前一片黑暗，它们从我的身体里分离了出去。我的灵魂和我的身体已经分裂了。”母亲说着说着，放声大哭起来。我被母亲的哭泣感染了，也哭了起来。一时间，仿佛天崩地裂，世界一片黑暗。一会儿，我止住了哭泣，安慰母亲道：“没事的，没事的，自己多说话，多看书，慢慢就好了。”
那天，我给母亲去医院配药，神经科杨医生给母亲药的剂量加大了，本来吃半颗的，现在吃一颗。接着，他对我说：“这周六下午神经科有个医生和病人家属的交流会。我想请你妈来谈谈病后的感想，不知她是否愿意？”我说：“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让我妈出来参加活动并演讲，总比闷在家里愁眉苦脸好。”杨医生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回到母亲家，把杨医生的想法告诉了母亲，母亲一开始极力反对，她说：“我记忆不好，写不了讲稿，也讲不了。”我说：“老妈，你可以尝试一下，为什么拒绝尝试呢？人有很多种可能性，万一通过演讲，你心情豁然开朗，每天都快快乐乐的，病就好了呢！”
母亲一副羞涩的表情说：“我现在这样还能行吗？”我说：“行，当然行。拿出你专家医生的自信，一定行的。”母亲点点头：“好吧！我试试。”我吩咐道：“你先把想要说的话记录下来，每天记一点，记多了就是一篇讲稿。”母亲脸上露出微笑：“嗯嗯，我现在开始每天写一些，写多少是多少吧！”
“对，人就是要这样积极向上的状态。”我说。
“好吧，好吧，我尽力吧！”
我把母亲同意演讲的事，打电话告诉了杨医生。杨医生得知母亲同意，很是高兴。他说：“你妈要多说话、多动脑，多思维，这个病就怕不吭声。”我说：“噢，这个病除了吃药，如何才能控制住呢？”杨医生说：“每个病人都不一样，这很难说，但关键是按时服药，适当锻炼，增加营养。”杨医生说的话虽然没错，但似乎谁都能说。
这些天，母亲戴着老花镜大部分时间伏案写作。她写不出的时候，在家里来回走动。有时她想不起药放哪里了，也学会慢慢找，一遍遍地找。自从上次找不着卫生间后，我就给她穿上了纸尿裤。这样我上班那天，一整天在学校教学，就会稍微放心些。尽管我仍然下课给母亲打一次电话，午餐时又给母亲打一次电话，傍晚回家前再给母亲打一次电话，我的整个身心都在母亲这里，以致于我总是冷落了孩子。有一天，我陪母亲公园散步，竟然忘记去幼儿园接孩子了。直到黄昏，老师打来电话，我才魂飞魄散地飞奔而去。我心里忏悔着，若我女儿知道把她的宝贝孩子忘记接回来了，她在美国读博士该会是如何的焦虑不安啊！
此时，我惊魂未定地从老师手里接过孩子。乐乐不高兴地说：“外婆是不是不爱我了，不要我了？”我心一酸，眼泪都流出来了。我说：“乐乐，你要记住，外婆永远爱你。”乐乐稚气地反问道：“爱我，为什么不来接我？小朋友都走光了，天黑了，我怕。”小姑娘口齿伶俐，让我把她抱起来亲了又亲。
接乐乐回家时，她喜欢坐在我的自行车后座上唱歌，与她妈妈小时候一模一样。从乐乐身上，我的眼前出现了我女儿小时候的场景。仿佛岁月倒流，但倒不回去的是我额头上的纹路。世界在变，越变越快，我们每天都在接受新观念、新思想、新技术，不学习就会被社会淘汰。有时电脑上的一个技术问题，就让我望洋兴叹，仿佛回到了远古时期，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我想着母亲是个患阿尔茨海默症的病人，如今做一件日常生活必须的事都非常困难。生命如此脆弱，不堪一击。
自从父亲患癌症去世后，我的脑海里再也删不掉父亲弥留之际的形象。那天我从旧金山赶回来，扑到父亲病榻前大声喊：“爸爸，我来了。”父亲听到我的声音，泪水“哗哗”地流下来，嘴里发出“呃呃”的声音，纵有千言万语也无法说出口。我心里非常难受，酸楚，眼里盈满泪水。我久久地握着父亲的手，亲吻着父亲的脸颊说：“爸，别哭了。你会好起来的，我再不离开你了。”父亲果然不哭了，嘴里又发出一连串的“呃呃”声。我知道他在向我交代后事，交代如何照顾母亲。我说：“爸，你放心，我会照顾母亲的。”我刚说完，父亲满意地睡过去了。保姆说：“你爸哭累了，让他休息，你先回去歇歇吧！”谁知我刚回到家里，医生电话就来了。医生说：“你爸病情一下恶化，你快来。”
就这样，父亲弥留之际的形象，永远地刻进了我心里。我回来的第二天黄昏，父亲就走了。我对父亲亏欠太多，没能在父亲病重时早点回来陪陪父亲。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有时看到母亲，父亲的形象就在我眼前浮动了。他就像我的一个影子，伴随着我，让我常常审视自己，检讨自己。
周五那天，我给母亲送午餐时，母亲说：“我的讲稿写好了。”我说：“老妈你真行，你真厉害。”母亲很得意地说：“那当然。我从前做学术报告，会场都坐满人。”我说：“沈医师是名医师，大家都喜欢你呢！”母亲“嗬嗬”地笑了起来，转而又悲伤得有些哽咽。我知道母亲的心情是复杂的，但她有这样的情绪，无疑脑子还清醒着，应该是件好事。
我给母亲从衣橱里找出来演讲时穿的服装：红色羊绒开襟毛衣和深蓝色羽绒外套。接着从抽屉里找出来一条黑色西裤，又从鞋柜里找出来一双北京布鞋。我想母亲是个爱美的女人，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出场。我知道母亲的大衣橱里，还藏着她许多款式别致的旗袍。那些旗袍就像母亲年轻时各种不同的倩影，在我眼前幻化成一个曼妙多姿、风姿绰约的年轻淑女。她仿佛是古典之花，开放在岁月深处，是那么玲珑和妖娆。
第二天上午，母亲在一阵鼓掌声中走上了讲台。母亲说：“我叫沈安君，原本是这医院肾内科主任医生。我退休后还被聘用，一直到我得了脑退化，才彻底退休了。脑退化就是人们熟知的老年痴呆症，就是阿尔茨海默症。”
母亲停顿了一下，朝会场看一眼后继续道：“我现在已经没有过去，没有从前。从前美好的往事我都记不得了，包括我父母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我是一个没有过去的人，我只活在当下，活在现在。我也看不到将来，将来对我已不再重要了。我的脑子一片混沌，好像也没有灵魂了，可我并不气馁，我一定会好好活着。因为我身边还有最爱我的女儿，这就足够了。但是我并不想拖累她，她有她的工作、家务和学习。我知道，一家人走在前进的路上才是正常的。所以，我尽可能地自己管理好自己吧！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你们！”
六
母亲演讲结束后的几天，心情不错。下午她会坐在电脑前写东西，这也许是活动大脑细胞，控制病情的最好办法了。我发现她虽然写不成篇，但从断句来看，有些句子还闪烁着哲理的光辉。比如：“生活是美好的，美好的生活状态来自内心的力量。”
然而没多久，母亲似乎又不行了。每过一天，都如同过一个世纪那么漫长。她在房间里转来转去，脑子一团浆糊。重重的，一会儿就想不起什么了。我和她说：“老妈，午餐在电饭堡里温着。”我前脚刚走，她就忘记了。待我下午再来看她时，她说：“我菜厨里都找遍了，没有饭菜呢？”我望着母亲饿得饥肠辘辘的样子，从电饭堡里端出来热乎乎的饭菜，心里一阵酸楚和心痛。我说：“老妈，毕竟我要上班和带孩子，不能时时刻刻陪伴在你身边，还是找个保姆回来吧？”
我母亲一听找保姆就不高兴了，她坚决地说：“我不要，如果你请回来，我还会把她赶出去的。”我说：“那么找一个医疗条件各方面都不错的养老院，总之养老院比家里好。”母亲说；“我不要去，你是想把我赶走吗？如果你忙，你可以不用来，我自己会照顾自己的。”母亲的话，声声刺耳，我竟一时语塞，无语凝噎。
我心痛母亲。母亲是一个病人，但我已找不到最好的方式陪伴她了。毕竟乐乐一天天长大，除了幼儿园，她需要接受更多的教育。譬如：我要带她去上舞蹈课、钢琴课，还要带她去动物园、博物馆等景点。这一老一小，都需要我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无论我陪乐乐上舞蹈课和钢琴课，抑或是带她去公园玩，心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母亲。几乎每隔二十分钟，我就会给母亲打个电话，而母亲接到电话总是说：“你快回来吧！”
很长一段时间，我神经衰弱，恍恍惚惚，仿佛自己也不正常了；常常丢三落四，刚做的事情顷刻就忘记了。有一次，竟然忘记了系里的开会，还有一次为了一大早给母亲送午餐，赶到学校已经迟到十分钟了。迟到，在我们学校属于教学事故，不仅一个月的奖金被扣除，还是很丢人的行为。为此，我总为我的心有余而力不足惋惜。
时间久了，我丈夫杜钢对我两个兄弟的不问不管意见很大。他说：“他们怎么不回来看看你母亲？怎么不尽一点应有的责任？”我丈夫杜钢说得没错，只是我碍于兄妹情份没法指责他们。在母亲骨子里，传统中国女人重男轻女的思想在她心里也是根深蒂固的。我记得小时候，我的兄长常常能吃到巧克力，而我没有。他拿着巧克力，剥掉包裹巧克力的金纸在我面前晃一晃，然后塞进他自己的嘴里说：“谁让你是女的？”我兄长的这一行为，让我一辈子无法忘记；并且立志在读书、事业，人品等各方面努力超过他。
我的时间每天都排得满满，有时我丈夫杜钢工作一忙，很晚才回家。我就只能带着乐乐一起去母亲家，陪母亲聊天。回来时，我把母亲一天的换洗衣服拿回家洗。尽管陪母亲聊天已不再有新鲜话题，但只要母亲肯说，即使她重复一百遍，我也乐意听。我最担心的就是她痴呆呆地坐着，什么话也不说。不过最近发现母亲越来越勤劳了，她总喜欢拿块抹布东擦擦、西擦擦，把家里擦得一尘不染。
周二，又到了母亲去杨医生那里看病的时间了。我扶着母亲来到神经科专家门诊杨医生这里，母亲望着杨医生一句话也没说。杨医生说：“沈医师你好些了吗？”母亲仍然不吭声。杨医生又说：“再做一个核磁共振吧！”这时母亲说：“我不要做。我知道我的病情。”杨医生转过头对我说：“最近好像发展得有点快，换一种药试试吧！”我听杨医生这样说，心里有些紧张：“要怎么才能控制住病情呢？”杨医生说：“每个病人都不一样，这很难说。”杨医生还是这样的老话回答我，我似乎对他的医术没有信心了。但也只能听他这个专家医生的，换一种药试试。
我把母亲送回家后，再到药房取药。杨医生给母亲换了一种盐酸美金刚片，看药物介绍是一种治疗中、重度脑退化的药。也就是说，母亲的病已到了中度迈向重度的方向了。我心里有一种崩溃感，不知道哪里还有更好的神经科专家医生？我心里很难过，但也只能支撑起自己的全部力量向前走。母亲虽然得了脑退化，也就是老年痴呆症，但我们给予她的爱她还是有感觉的，明白的。我想只要拥有爱，她就能坚定地走下去，绝不会自暴自弃。
母亲84岁生日那天，我带着乐乐一起去蛋糕店，给母亲买了一只大蛋糕。其实，母亲每年生日，我都给她买一只大蛋糕，一束红玫瑰。母亲喜欢红玫瑰由来已久，那是她谈恋爱时，有两个小伙子同时追求她，结果她选择了送她红玫瑰的我父亲。今年母亲生日，我对丈夫杜钢说：“我们一起到杭州酒家去给母亲过生日吧！”我深知我母亲注重仪式感，趁她还能吃的时候，就把生日过得隆重一些。我丈夫杜钢双手赞同，他说：“老年人确实过了今天不知明日，我们应该让她每天都过得像节日一样，充满喜悦。”我说：“你别空口说大话，许多事做起来都很艰难。”我丈夫杜钢不吭声了。他叫来一辆的士，我们一家就到了杭州酒家。
出发前，我给母亲剪了齐耳短发，穿上一件墨绿色的毛衣。脖子上围一条红色印花围巾，看上去精神朗朗，一点不像个病人。母亲很开心，我也很开心。84岁的数字插进蛋糕，烛光里，母亲默默地祈祷着，然后呼呼地吹灭了烛火。谁也不知她许了个什么愿，但母亲笑靥如花，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这天晚上，生日宴会一结束，我们就把母亲送回家了。我还给母亲洗了脸，擦了身，洗了脚和屁股。我生怕母亲摔倒，已经很少给母亲洗澡了。若找我丈夫杜钢来帮忙，我母亲肯定是坚决不同意的。想想也是，男女有别，若是自己儿子母亲也是会拒绝的。因此，我每天早晚两次给母亲擦身、洗脚，洗屁股。有时天没亮，我就提着热水瓶，买好早点去母亲家了。待我回来，我丈夫已经载着乐乐去幼儿园了。这时候，我会接到我女儿的电话，聊一些乐乐的事，也会聊一些她学校的事和她写博士论文的事。
女儿在美国漫长的读博生涯，总算馒头吃到豆沙边，快熬出头了。想当年幸亏父亲还活着，并且还没有发现癌症，我才能照顾产期的女儿和外孙女，并且一直把外孙女带在身边养。都说我们这一辈人经历的事情特别多，几乎从蛮荒时期进入高科技，什么好事儿都被我们赶上了。事实的确如此，就连四代人中，我们这代也是中流砥柱。上管老，下管小，还要管着自己的事业和工作。想到这些，本来已经疲惫不堪的我，又充满自信地激荡起对生活的热情。
七
杨医生给母亲的药换了盐酸美金刚片后，母亲的整个状态都非常不错。我不在她身边时，她经常一个人偷偷地去公园，还去水果店买回来苹果、火龙果。这让我又开始信任起杨医生了，认为母亲的病完全是可以控制的。我的心情因此而好起来，去母亲家的次数也恢复到原来的一日三次。这样我就有些时间，可以从容地备课写课件，甚至对乐乐的钢琴也改变了从前马马虎虎的状态，给她请了一位上海的钢琴名师，每周带她去一趟上海。
当然，我没有把带孩子去上海上钢琴课的事告诉母亲，否则她会担心、紧张。我总是出发前给母亲打一个电话，到了上海给她打一个电话，下课后给她打一个电话，有时不放心上了高铁还要再给她打个电话。我身在旅途，心系母亲。这样的生活状态，我已习以为常了。说实在，每周去一趟上海，就好比给自己放一次假，让绷紧的弦，松驰一下。好在母亲这段时间也蛮争气，我给她一早送去的饭菜，午餐前她自己电饭煲里温温热，吃得一干而尽。
黄昏，我丈夫杜钢管孩子时，我拿着上海高铁站里买来的糕点去母亲家。母亲说：“拿来做什么，我自己买了很多糕点呢！今天你小姨妈打来电话，说明天要来看我。咱们姐妹俩已经很多年没见面了，再不见就要见不着了。”
时间是握不住的流水，母亲显得有些沮丧，也许想到了生命的尽头。我说：“老妈，小姨妈也80岁了，能够来看你不容易，姐妹见面要高兴才是，明天我把午餐多带一些过来，让你和小姨妈吃得开开心心。”
母亲的厨房自从父亲去世后，不再起油锅，也反对我去厨房做菜。她说：“你父亲就是油腻熏多了，才得癌症的。”我只能顺从她的意思，不去她的厨房做菜。只不过我自己家里虽是刚装修的房子，灶头上却已是油腻满满，也没时间祛垢除污。我没母亲那么爱干净，非要一尘不染的。我家里摊得到处都是书，都是玩具，连走路都不方便。母亲来我这“五分斋”新居一次，便感叹道：“幸亏没让你来和我一起住，否则家里都被你们摊成杂货铺了。”我说：“是啊，三代人住一起，肯定许多习惯都不一样。比如你睡觉时，我们晚饭还没有吃呢！”
从母亲身上，我发现一个女人的变化是不知不觉的。谁都没法相信眼前患阿尔茨海默症的老太太，就是那张泛黄了的照片上的美女。那张照片是我在书橱里意外发现的：母亲身穿白底碎花长旗袍，戴着宽边遮阳帽，右手拿着古典小圆扇，左手捧着两本书；她身边的女子穿着灰底白条长旗袍，右手亦拿着一把小圆扇。她们正在步行途中，那旗袍衬托的动态美，有款有形，有着与众不同的女人之美。母亲虽然不再穿旗袍，但旗袍是母亲骨子里的经典。至今衣橱里的几十条旗袍，都是母亲藏了半个多世纪的民国之风。或许，她还藏着不为人知的半个多世纪前的许多故事呢？
“五一节”来临时，我想趁着母亲状态不错，带她到家附近的一家海鲜馆吃海鲜。虽然走过去才五分钟，但黑不溜秋的路，我还是用轮椅推着她去。这家海鲜馆，玻璃缸里养着许多品种不同的鱼和虾，母亲喜欢吃鱼虾，我就选了一条一斤半的铜盆鱼，一斤虾，三四只海蟹，还有毛蚶和淡菜。半个多小时后，这些新鲜的食材都被烧得香喷喷地端到了餐桌上。母亲胃口不错，吃了很多鱼虾。一斤半的铜盆鱼，也被我们四个人全部扫荡干净。母亲开心地说：“这里的海鲜真新鲜，厨师烧得不错。”我说：“好吧！我们下次再来。”
母亲嗬嗬笑地说：“哪里还有下次，我是今天不知明天事的人。一时清醒，一时糊涂，说不定过些日子就去见阎王爷了。”母亲有时喜欢说些丧气话。时间久了，我和我丈夫杜钢都不在意母亲说什么。只要她开口说话，说什么都没问题。
我把母亲用轮椅推回家时，已经晚上八点多了。除了给母亲洗脚、洗脸，洗屁股，还要擦身，换衣裤，然后把她的脏衣服拿回家洗。这些日常琐事，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心平气和的态度。病人在家已经不堪重负，如果我每天抱怨，那将是让人崩溃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我非常明白我肩上扛着四代人的重担，压力促使我每天都忙得像陀螺那样团团转，但我的情绪需要时时克制。
我在学校的课程已经排得很紧了，一天内上完八堂课，风风火火地赶回来，第一时间就是去母亲家。母亲在我心里仿佛是神一样的存在，以之于我丈夫杜钢和我女儿都会数落我过分宠着我母亲。尽管他们不会极力反对我，但他们提出的意见引起我反思。不过，我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母亲只有一个，在母亲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必须全力以赴。
理由就这么简单。
过了五月，天气越来越热了。自从杨医生给母亲换了盐酸美金刚片后，母亲就不再穿纸尿裤了。近些天，我每到母亲家，一股臭气扑鼻而来，我检查了房间的角角落落，都没有发现异样情况。这臭气哪里来的呢？我把母亲家的窗子，一扇扇打开，可母亲又一扇扇关上。她说：“我不喜欢开窗，你随我去。”无奈，我只能随她去，但偷偷地每扇窗都开一条缝。
晚上我再次到母亲家时，臭气已熏得我快窒息了。我忽然意识到也许母亲把大便拉在裤子上，或者某个角落里了？我对母亲说：“你站起来我看看。”母亲站起来没走两步，大便就从她的裤腿里一段段地掉下来了。我终于找到了臭气的原因，也让我意识到母亲的病时好时坏，不穿纸尿裤不行。我说：“老妈，你别动，我给你洗个澡吧！”母亲说：“我不要洗。”
“不洗不行了，你看你腿上都是大便。”
母亲不吭声了，我把母亲扶进卫生间，脱掉她的衣裤，让她双手拉住栏杆，给她站着洗淋浴。然而母亲一会儿就把手从栏杆中挪开了，僵直地凭空而立。我怕她滑倒，一只手抓住她的一条胳膊，另一只手给她涂上沐浴露。洗完澡，我又给她洗头。洗头液流到母亲眼睛里，母亲尖叫起来，我手忙脚乱地拿毛巾给她擦眼睛时，脚底一滑，两个人差点都摔倒了，吓得我魂飞魄散。
接下来，我给母亲吹干了头发，穿上了干净的衣裤，还给她用上了纸尿裤。扶她躺到床上后，我才擦地，打扫房间。结果在卧室的门背后，发现两三段大便，我赶紧用卫生纸包裹着清除掉，再用抹布擦了又擦，才感觉没有臭气了。
离开时，我给母亲吃了药，道了晚安。也许太累了，我捧着拿回家洗的母亲的脏衣服，双腿发软，一脚踩空，从楼道上摔了下去。幸好只擦破了皮，掸掸灰尘继续走。回到家里，我丈夫杜钢正在哄乐乐睡觉，看见我回来了懊恼地说：“你在你妈家都呆几个小时了？你还要不要这个家了？”我说：“你不想哄孩子睡觉，我来吧！”于是，我就这么一身臭哄哄地躺倒在床上，说是陪乐乐睡觉，没几分钟我自己先睡着了。

八
第二天一早醒来，发现自己昨晚澡没洗，牙没刷，牙齿缝里还黏着食物，赶紧到卫生间洗澡刷牙。洗澡时我才发现右腿上两块大乌青，但我也顾不得这些，早上的事情多着呢！给母亲送早餐后，我得去学校教学。9点45分上课，我必须提早一小时出发。如果迟到，那就是教学事故了。我已经迟到过一次，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因此，凡是去学校教学的那天我就特别紧张，生怕给母亲送早餐时，她又出问题耽搁了我的时间。生怕没赶上公交车，或路上堵车迟到了。我的整个神经绷得紧紧的，耳畔总是回荡着母亲的声音：“英子，你早点回来。英子，你要早点回来啊！”
最近母亲的词汇越来越少，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了。
这天下班回家后，我丈夫杜钢已经把乐乐从幼儿园接回来，晚餐也做好了。他还给我母亲在一只饭盒里盛满了饭菜，让我带过去。我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给了我丈夫杜钢一个热烈的拥抱后，先去母亲家了。我打开母亲家的门，母亲手上拿着一块抹布，见我来了说：“你来啦，我在等你呢！”我说：“妈，你都好吧？纸尿裤穿着吧？”母亲说：“你怎么这样不相信我？”我说：“怕你又把大便拉得到处都是呢！”母亲说：“不会的，不会的。昨天我是忘了吃药才这样的。”原来如此，我忽然意识到药不能放母亲这里了。我必须每次带过来给她吃，避免她的忘记或多吃。
母亲吃饭时，我就坐在她旁边陪她聊天。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告诉母亲说：“前几天，我们从前医院宿舍里的那个蔡阿姨去世了。”母亲眨巴着眼睛，忽然想起蔡阿姨来了。母亲说：“她是李医生的夫人，也是我们内科的护士长。她比我年轻多了，怎么突然去世了呢？”我说：“心肌梗塞，突然死的。”母亲眼睛红红的，半晌说不出话来。最后她说：“不要把去世的消息告诉我，我怕。”也许，从内心来说，老年人对死亡都有一种恐惧心理吧！
待母亲吃完饭，我给她收拾干净才回去。这时我丈夫杜钢和乐乐，已经吃过晚餐了。我只能吃他们的残羹冷炙。自从母亲患病以来，我的生活质量明显下降了。我不仅每天疲劳不堪，还时常忙得饥一顿、饱一顿的；走路快步如风；但内心压力山大，仿佛蜗牛扛山，对我来说每一天都是沉重缓慢的。
我真想睡个懒觉，调整一下身心，可身边都是催命的事。照顾母亲和孩子，买菜做饭，一样都没法偷懒。教学、备课也不能偷懒，每学期都有教研组长和部门领导轮流来听课，还有学生对老师的评估，如今做老师真正不容易。而作为作家的我，在这一堆琐事中，我居然与中国作协百位文化名人丛书，签约了撰写《林纾传》的任务。我丈夫杜钢说：“你这是疯了？你啥时间去写作？”
“我已经停笔两年了，不能再停了。我可以利用点滴时间慢慢写，写几年，没问题。”我说。
“何苦再给自己增加压力？我丈夫杜钢说。
“你别管了。”
我丈夫杜钢不再吭声。
在我丈夫杜钢眼里，我只是个业余喜欢写字的女人。我那些出版的著作，他都没看过，我也不希望他看。隔行如隔山，少年夫妻老来伴，知足常乐，平安就是福了。我当然知道，一但我投入写作忙不过来，我丈夫杜钢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我仿佛把宝都押在他身上了，一种感恩油然而生。
暑假来临前，我着手收集撰写《林纾传》的资料。我的时间是用秒来计算的，有时邻居拉着我想聊几句，我就说我还有事下次再聊。非常遗憾的是暑假里，幼儿园没有困难班。好在我也放暑假了，再想想，带孩子其实是带一天少一天，过了这村没那店的。祖孙能这样相遇相伴在一起，实属缘分。因此，每周一次瞒着母亲带乐乐去上海回钢琴课，就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光了。
那时候，乐乐坐在高铁上，会在小茶几上画画，徒手在茶几上弹曲子，看车窗外的田野，小木屋和石板桥。下了高铁转地铁时，在肯德基的门店里买一份鸡块，绊着番茄酱，边走边吃。下了地铁，还要穿一个来回八辆车道的大马路。有时远远看见绿灯，为了赶时间我就抱着乐乐快步穿马路。直抱得双脚发软，呼呼喘气，但心里是快乐的。因为，我和孩子在一起体验旅途中的一切，感知着社会的日新月异。这么宽的大马路，从前我只在旧金山见过；但如今的城市设施，上海已远远超过了旧金山。
每次乐乐被钢琴老师表扬，我都非常高兴，觉得这么来回折腾值了。其实，我们每次去上海，都是一早出发，傍晚才能回到家里。且在路途中，每隔半个多小时就需要给母亲打一次电话。虽然身心疲惫，但回来母亲安然无恙，我做贼心虚的紧张心理才能放松下来，毕竟我是瞒着母亲带孩子去上海上钢琴课的。所以一回到家，淘米做饭菜，由着乐乐看电视，心里盼着我丈夫杜钢早点回来。只有他回来管孩子，我才能不用拖着孩子，提着饭菜去母亲家爬楼梯。
俗话说，岁月不绕人。每次拖着孩子去母亲家爬五楼，孩子赖着不肯登楼，我只能一手提菜，一手抱着孩子登五楼，登得双脚发软。回来时，还要登自己楼道的六层，真是用尽了力气。我明白，许多责任都让我豁出命去了，却都不讨谁的好。我丈夫杜钢有时会说：“你两个兄弟那么心安理得的不回来管母亲？我回来晚一些又怎么样？”当然，这只是他的气话。有时心情不好，说说气话也未必不可。
如今陪母亲聊天已不再是聊天，母亲语言贫乏得只能反复说那几句话。有时我换一个话题，她就呆呆地不作声了。仿佛什么也想不起来，脑子一摊浆糊。不过这段时间母亲精神状态不错，只要平平安安过一天算一天，就是最大的福分了。
虽然我日复一日地给母亲做着同样的事，但久病床前无孝子，有时实在太累了我也会偷偷懒，两顿饭并在一起送。
双休天，我有时整个下午都泡在图书馆找《林纾传》的资料，没有去母亲家陪陪她。而此时，我丈夫杜钢管了一下午的孩子，还做了可口的饭菜：有红烧肉、煎黄鱼、炒青椒木鱼卷等，见我回来了，他给我妈盛了满满一饭盒说：“快给你妈送饭菜去。”每当我丈夫杜钢这样说时，都令我内心感动着。确实，他比我那两个兄弟好多了。
我那两个兄弟不回来看母亲的理由很多，但没有一个理由能遂服我。我知道他们并非走不开，而是不想承担责任。好多次，我都喉咙痒痒的想打电话问个明白，但又怕伤了兄妹情份，弄得家里不得安宁。因此，我对他们不抱希望。都说人在做，天在看，我只要做好自己，管好母亲，就是最好的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了。
九
暑假里的日子特别漫长，从早到晚我都在带孩子管母亲，生活如同钟摆，只有母亲和孩子都午睡时，我才能看会儿书。说是看书，其实是在看写《林纾传》的资料。只有完全了解林纾这个人和他所处的历史背景，我才能撰写大纲。而大纲是需要经过专家组评审通过后，才有资格写这部书。这让我每天都在思索如何用一个新的视角，走进晚清和民国的时代？
那天中午，我带着乐乐一起去给母亲送饭菜。我脑海里翻来覆去是晚清和民国的画面，不知不觉就登上五楼了。我用钥匙打开母亲家的门，只见母亲爬在一只方凳上擦玻璃窗。
“妈，你这是在干啥？太危险了。”我几乎三脚两步跑到母亲身边，将她扶了下来。我说：“妈，你吓死我了，你一定不能爬高。”说着，我爬了上去，将两扇玻璃窗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对母亲说：“我已经擦干净，你不要再擦了。”母亲说：“知道了。”
我给母亲摆好了碗筷，准备陪她吃完饭再带着乐乐回去。可是母亲不依，非要我们先回去，她再吃饭。她说：“你们不回去，我不吃。”我们僵持了十来分钟，母亲懊恼地说：“再不回去，我就用棒子来赶了。”母亲一向任性，我这才带着乐乐回去了。回到家，我心里还是非常不放心。与乐乐吃了午饭，来不及洗碗，先给母亲打电话。“吱啦啦”的电话声响起来，没人接。我敏感地意识到母亲一定出问题了，必须立即赶过去。我对乐乐说：“快，自己穿鞋，我们去太太家。”
“刚回来，怎么又要去了？”乐乐童稚的声音不解地问。
“嗯，我们再去看看太太吧！”
乐乐是个懂事的女孩儿，她点点头，跟着我一起去了。五六分钟后，我们登上母亲住宅楼五楼的楼道，打开母亲家大门，客厅里没人，饭桌上的饭菜一动不动。我又看了母亲的卧室，也没有人。然后我打开父亲卧室的门，这才发现母亲倒在父亲卧室前的阳台上。两颗门牙掉了。血，从她头上汩汩流出来。我“妈”一声大叫，几乎都要哭出来了。
热辣辣的天，阳台上如火烧一般。我从抽屉里，拿来几块纱布和毛巾给母亲止血。也不知哪来的力气，我居然拼尽全身力气把母亲从地上拖起来，背到了父亲的床上。乐乐惊呆了，但她根本来不及恐惧。我说：“乐乐，给太太的头上按住毛巾。”乐乐就用她小小的双手，使劲儿地给太太头上按住毛巾。她说：“看，我这样可以吗？”
我一边朝乐乐点点头，一边拨着120电话。电话通了，我告诉他们病人的病情，状态和地址。电话那边说：“今天只能去省中医院。”我想不管到哪家医院，先去了再说。于是我说：“好吧，好吧。”接下来，我给丈夫杜钢打电话，告诉他我们的一系列情况。杜钢说：“我在开会，等下直接去省中医院急诊室。”
十分钟后，急救车和担架来了。急诊医生和护工们七上八下地把母亲抬到担架上，母亲头上的血已经止住了。医生给她听了心脏，然后说：“家属陪去。”就这样，我和乐乐坐到了母亲的担架旁。这是我们第一次坐急救车送病人，心里的感觉仿佛救死扶伤。我的耳畔，响起呜啦啦的呼号声。到了医院，杜钢已经在急诊室门口等我们了。他见到我说：“这里有我，你还是带着孩子回去吧！”我说等等，看看情况。我让杜钢管孩子，自己陪着母亲到各个科室做检查，最后主管医生说：“问题不大，在急诊室观察两天吧！”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松了口气。仿佛老天照顾我，心里充满感恩。医生安排母亲住下后，我给她找了一个全天24小时的临时护工。女护工看上去蛮勤快。急诊室里，一个房间两张床，条件还不错。我发现母亲脸上虽然被摔得满是乌青，但她精神状态还可以。她对我们说：“你们回去吧，带着乐乐太辛苦了。”这时，母亲的脑子似乎比较清醒，我就放心多了。
我让杜钢带乐乐回家，自己则去了母亲家打扫卫生。那厚厚的一摊血已经凝固了，看得出母亲流了不少血。我用热水冲洗地面，并拖干净了阳台上的血迹。我心里想母亲的老年痴呆症是否很严重了，不然怎么会爬凳子去拆阳台窗帘？她似乎到了每分钟都不能离开监护人的地步，但她又不肯请保姆、也不肯去养老院。我该怎么办呢？
对于母亲的病，我忽然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一天天拖下去了。我对我丈夫杜钢说：“我明天要去浙医二院找杨医生，把老妈摔得头破血流的事告诉他，看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杜钢说：“你妈在他这看病，一晃都几年了，还不是温吞水慢慢来，过一天算一天，实在不行就加药量，你还想指望他？”杜钢的话一点不错，可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病，就是这样时好时坏，怎么能怪医生呢？我说：“无论如何杨医生是专家医生，我得去问问。”
第二天上午，我从杨医生的办公室出来，心里仿佛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杨医生建议我给母亲去省里的专科医院住院，并告诉我那里有阿尔茨海默症的住院部，医疗条件和病房都相当不错。他还给我介绍了一个那里的专家医生，他说：“我们医院没有专科病房，你母亲现在的情况必须住院。”
我手里拿着杨医生给我介绍的专科医院钱医生的手机号，思来想去是否送母亲去专科医院住院。回到家里，我打电话给我丈夫杜钢说了杨医生的建议，杜钢立即赞同，并让我联系钱医生，但我还是想尊重母亲的意见。
这天晚上，我去急诊室给母亲送饭菜时说：“老妈，杨医生建议你去专科医院住院，那里有非常好的医生，三人一间病房，还有洗澡间，还有一对一的保姆24小时陪伴你，你觉得怎么样？”母亲说：“好吧！”我没想到母亲这么快就答应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也许母亲摔跤摔怕了，一种求生的本能让她想住在医院里了。
母亲在省中医院急诊室住了三天。医生说：“你妈可以回家了。”我就带她回到了家里。这时母亲脸上的乌青已消退了不少，而她似乎每天都在为住院做心理准备。有一天，她和我说：“过完这周，我就去专科医院住院了。”
想着母亲就要去住医院了，我忽然有些舍不得。虽然把母亲交给医院是迫不得已，但母亲躺在病房里和躺在家里，是不一样的感觉。尽管我会去看望她，可比起在家里事事亲力而为，肯定逊色多了。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父亲向我走来，在我眼前晃荡了几分钟，无声地消失了。我被梦中的情节，“嘭”一下，全身震动弹跳，像是坠入了深山峡谷。我被震醒了，扭亮灯，一眼望见墙上父亲和母亲的合影，他们正冲我而笑。这是父母年轻时的合影。父亲西装革履，母亲碎花旗袍，那时的他们正在大洋彼岸留学深造，还没有我。
十
那天我和丈夫杜钢还有乐乐，一起带着母亲去专科医院。出发前，我给母亲穿上淡绿色短袖衬衣，黑色裤子和方口布鞋。我们挂了专家门诊钱医生的号子，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等，大约半小时就轮到母亲看病了。
钱医生招呼母亲坐下，然后看了病历和片子对我说：“你母亲最好住院，我们这里各方面条件不错，是专治老年脑退化的病房。”接着她又说：“我们这有小病房三人一室的，有大病房六人一室的。三人一室，是一人一保姆，24小时的全职保姆，保姆费每位病人约五千人民币左右。六人一室的，配备两个保姆，轮流看管六个病人，保姆费每位病人两千左右。”
我想了想，对钱医生说：“好吧，我们今天就住。”钱医生道：“我们是国家专科医院，也是市级先进医院，病人很难住进来的。”钱医生笑了笑，对母亲说：“老太太，住医院能够及时治疗。”母亲点点头说：“我也是医生。我明白。”
钱医生开了住院单，我陪母亲先去门诊做心电图，然后拿着心电图的报告，才能办住院手续。办完入院手续住进去了，才可以叫一对一的保姆。钱医生还说：“我们医院有保姆服务中心，保姆都是竞争应聘，做得不好就会被炒鱿鱼。”这让我感觉不错，毕竟保姆与母亲朝夕相处，只有认真负责才能让我放心。
做完心电图，办入院手续时，我在支付宝里预交了一万元人民币，然后带着母亲进病房去了。母亲再没有像从前那样不肯住养老院，而是仿佛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显得特别安静。病房在六楼，病房大门有门禁，24小时都有值班员轮流守护，病员想逃出去很难。只有午睡后，保姆可以推着轮椅中的病人，到楼下花园去走走看看。
母亲的病室，一共三个病人。病室里有电视机，浴室、洗手间，还有一个阳台。母亲惊讶地发现靠阳台的三床，是她们医院行政科的马处长。母亲与马处长打招呼，可是马处长已经不认识母亲了，连话也不会说，只能发出“呃、呃”的声音。不过，马处长被保姆扶着还能走路。马处长的保姆很健谈，对母亲说：“啊，你们原来是同事啊！这世界真小。”母亲这时接口令不错，回应道：“是啊，马处长退休有些年了，没想到在这里见面。”
其实，马处长比母亲还小一岁。中间这床看上去很清秀，皮肤白白的，但已经不会讲话了。管她的保姆，是个四十多岁的千岛湖女人。我看着千岛湖女人给她喂饭，饭后洗脸，擦身，手脚麻利，力气也很大。千岛湖保姆告诉我：“她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今年七十七岁，已经在医院住八年。她只有一个儿子，在美国。她丈夫被儿子接去美国看病了。现在，她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我心里顿生怜悯之情，问：“那么尿不湿、水果等东西怎么买？”千岛湖保姆说：“她儿子把钱汇给我，我去买。我管她很久了，跟自己亲人一样，也很有感情了。”母亲在一旁听后说：“如果我女儿不回来，那么我也和清华大学教授一样了。”母亲不免有些伤感。
午餐后，母亲的保姆俞阿姨来了。她前面管的那床病人刚出院，就把自己的铺盖一股脑儿地全部搬了过来。俞阿姨湖南人，五十多岁，中等个子，剪着齐耳短发，看上去憨厚老实，仿佛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我对俞阿姨说：“我妈住在医院里，拜托你照顾了。”俞阿姨微笑道：“你放心，我会像照顾自己母亲一样的。”母亲好像也很喜欢俞阿姨，对我和我丈夫杜钢说：“你们回去吧，带着孩子折腾太辛苦了。”
我们离开医院后，杜钢带着孩子回家了，而我直接去了母亲家打扫卫生。母亲从前是个有洁癖的人，家里总是整整齐齐，一尘不染。自从患病后，也没那么多讲究了，房间里弥漫着各种气味。人老了，会有许多年轻时根本想不到的坏习惯。我把母亲的几个房间，里里外外都打扫清理了一遍，包括平时她绝对不让我打扫的角落。那里有她的发了霉的糕点，有臭袜子等，还有不少蜘蛛网和硬壳虫的尸体，我都一一清理干净，还扔了不少母亲患病后当成宝贝的瓶瓶罐罐。现在母亲不在家住了，但母亲的气味仍在房间里弥漫，那是我最熟悉的气味了。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乐乐，坐上公交车去专科医院看望母亲。一踏进病房，千岛湖保姆就说：“你妈太可爱了，我们和她开玩笑，她都说得很可爱。”俞阿姨也说：“是啊，你妈说起话来好风趣，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她从前该是多么漂亮啊，现在都那么有气质。”母亲躺在床上微笑着和我打招呼，看上去她确实心情不错，仿佛比在家开朗多了。我很惊讶，也很高兴。坐了十来分钟，还没来得及和母亲聊天，她就赶我走了。她说：“回去吧，不要带孩子来医院。我在这里很好，你放心吧！”我说：“没关系吧，这是老年病房又不是传染病。”母亲还是坚持让我带着孩子赶快离开，并嘱咐道：“以后不要再带孩子来医院。”
后来，我一周去看望母亲三次。每次去除了带些母亲喜欢吃的红烧肉、虾和鸡蛋，也带蛋白粉和水果，还有大包的尿不湿。其他两床都是躺着的，只有母亲能够坐着看电视。我每次去扶着母亲在走廊里边走边聊，目的是让她多走动，练练腿脚。的确，母亲各方面的情况都不错。俞阿姨说：“你不用来得这么勤。”母亲也说：“我这里挺好的，如果有什么问题按个电铃，护士就过来了。你一周来一次就行。”我想了想说：“那我一周来两次吧！”
自从母亲住院后，我确实松绑了许多，特别是精神上不用再像从前那样提心吊胆，虽然免不掉劳心费神，但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有时整个下午，我都可以挪来备课和撰写《林纾传》。几个月下来，我就完成了一大半书稿。有时书稿写得顺畅时，去母亲那里就会往后拖一天。然而，母亲的变化是不知不觉的。不知从哪一天起，母亲不愿我扶她走路了。有时她半躺在病床上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熟了。我见母亲睡熟了，坐在一边等她醒来，我想和她说说话。可是许多时候，她总是一睡就是一下午，我等不及只能先走了。这样我和母亲的交流就少了很多，这让我深感不安。钱医生和俞阿姨都告诉我：“你妈妈情况还可以，就是晚上睡眠不太好。”
我每次从医院出来，心里感到特别累又特别沮丧。且不说来回公交车途中所折腾的两个多小时，最重要的是看见脑退化这个病，到后来就会像2床的清华大学教授和3床的马处长一样，心里很难过。她们都已经是没啥知觉的人，空洞的眼神望着天花板，不会说话，全身也不能动；每天靠保姆给她们翻身和擦洗。食物也靠鼻饲滴入，就像植物人一样。然而就是这样，她们呆滞的眼神里依然渴望爱的呵护。时到如今，我只希望母亲的病能得到较好的控制，平平安安过好每一天。
十一
岁月快如流水，眨眼母亲住院一年多了。母亲的病谈不上好，但也没有发展到像清华教授和马处长那样。元宵节过后，母亲的86岁生日来临了。我给她网上订了一个大蛋糕。我丈夫杜钢还烧了不少母亲喜欢吃的菜，乐乐还给太太画了一幅“全家乐”的图。我们拿着这些东西，来医院给母亲过生日。我点亮蜡烛时，母亲还和我们一起唱生日歌。这时她的心情十分愉快，我开玩笑说：“老妈，今天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吧！”
“我不要，这里就是我的家。”母亲一本正经地说。
俞阿姨说：“你妈都习惯这里的生活了。每天下午，我推着轮椅带她去楼下公园晒太阳。她东看看，西看看，看见医生还会打招呼，很能干呢！”
母亲接着说：“是啊，你放心，我这里很好。”
母亲和俞阿姨都这么说，我也就放心不少了。毕竟俞阿姨现在是母亲最亲近的人，每次来我都要讨好她，给她买吃的，用的。为了及时联系，我还给她买了手机流量，教会了她如何使用微信。这样我几乎每天都能和母亲视频，有什么具体情况，俞阿姨就能微信里说给我听，非常方便。
清明节前，我完成了30多万字的《林纾传》，这让我非常欣慰。于是，为了弥补写书时对母亲的亏欠，我就一周去三次。其实住院病房里，各床的病人家属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清华教授杭州没一个亲人，儿子半年从美国飞来探望一次，也是来去匆匆。马处长虽然子女多，却是十天半月也不见家属来探望她。俞阿姨说：“你妈最有福气，你和你丈夫三日两头就来了。”
我想想也是，比起我的两个兄弟，我丈夫杜钢确实做得不错。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一大早带着许多尿不湿、蛋白粉、水果，牛奶，还有专门给俞阿姨买的花生酱，来到母亲病床边。母亲睁一下眼又闭上了，俞阿姨说：“你妈还没有睡醒呢！”一会儿，俞阿姨冲着母亲喊：“沈医生啊，你女儿来看你了，给你带来那么多好吃的东西。”母亲被俞阿姨这么一喊，彻底醒了。俞阿姨给母亲穿衣起床后，母亲就坐在床边的木椅上。我给母亲梳头发时，俞阿姨就把床铺得整整齐齐，茶几也擦得干干净净了。
九点多，钱医生带着几位实习医生来查房。他们看过母亲后，钱医生对我说：“你母亲总是这个样子，只要能够保持现状就不错了。”我说：“是啊，暑期我要带着孩子回美国一趟，我先生在的。钱医生你看是否可以？”钱医生说：“没问题。”
听了钱医生的话，我就没有心理障碍了。我先告诉保姆俞阿姨，接着又和母亲说：“暑期要带乐乐回美国两个月。”母亲睁大眼睛说：“噢，是该回到他父母身边去了。”我说：“是啊，就回去过个暑假。”母亲说：“孩子要照顾好，这是咱们家唯一的血脉延续。你去吧，我反正就这个样子，糊涂的时候多，醒着的时间少，过一天算一天，这里还有俞阿姨呢！”我说：“杜钢不去美国，他在这里每周会来看你几次的。”母亲说：“好的，我知道了。”说完，母亲也许累了，顾自己闭上眼睛睡觉了。
虽然得到了母亲的同意，但是要离开病中的母亲，我还是于心不安，心里蛮难过的。我站在母亲床头，望着2床的清华教授和3床的马处长，她们神情呆滞地望着天花板。马处长还发出“啊、啊”的嚎叫，那种生不如死的痛苦，实在令人哀伤。我情不自禁地淌下眼泪来，一股悲郁之情溢满胸间，让我无语哽咽。的确，病房里来多了，对生命有了更多的感悟。然而即使是失去知觉的人，只要你来到他们身边，他们都会有强烈的感受，都能感受到一份温暖和关爱。
出发前一天，我在医院整整呆了一天。我给母亲剪头发、洗头发、剪指甲，摸摸母亲的手，亲亲母亲的额头；而母亲呢，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看不够女儿的脸似的说：“你太辛苦了，早点回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听着母亲这些嘱咐，感觉她很正常的。我点点头，一转三回头地，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母亲。说真的，因为我只离开两个月，我根本没想太多。
那天我带着乐乐，从杭州转道上海直飞旧金山。当然到了旧金山机场，我们还要等乐乐妈妈来接我们去斯坦福大学。学校里的一套公寓房，才是我们此趟的落脚点，也是乐乐回到父母身边的家。
我一到旧金山就给俞阿姨打电话，然后和母亲视频，母亲说：“你们到啦，我放心了。你们忙吧！”说着她搁断了视频。此时，我们也正好上了汽车，飞奔在去斯坦福大学的高速公路上。
我在女儿家安顿下来后，给我的两个兄弟发了微信，告诉他们我已在美国了，你们如果有时间可以回杭州去看母亲，然而他们的回信都令我太失望了。他们几乎是一样的回答：“上班走不开”。然后就回避我，不理我了。我心里暗暗发誓，以后我也不要再去理他们。
乐乐有两年多没与父母见面了。到底血浓于水，见了父母就不来缠我了。因此我有足够多的时间看书阅读和出去玩儿，选择适当的时间给母亲打电话，或者视频通话。这些天是我几年来最放松的时刻，对着镜子感觉自己气色和状态都不错。
时间匆匆快如闪电，半个月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由于和孩子们一起去了佛罗里达海边，由于时差，有几天没来得及和母亲通电话，待我给俞阿姨打通电话时，她说：“你妈感冒了，有热度，在挂盐水呢！”我微信视频拨过去，看见母亲躺在床上。俞阿姨对母亲说：“英子来看你啦！”母亲伸出手来与我招招手，算是打招呼了。
我有些不放心，打电话抱怨我丈夫杜钢说：“你怎么不告诉我母亲感冒了？”
杜钢说：“最近有流行性感冒，你妈不知怎么就被传染上了。热度退下去又上来，反反复复。我前两天送去的菜她都没吃，只能吃医院里的稀饭。”我紧张地问：“要不要紧？”我丈夫杜钢说：“我又不是医生，我怎么知道？要看热度是否退下去吧！”
我坐立不安，有些担心，最后还是按捺不住地给钱医生挂了电话。钱医生说：“由于感冒发烧，你妈肺部有炎症，情况不是很好，我们正在尽力。”搁下钱医生的电话，我呆若木鸡，不知如何是好。第二天我对女儿说：“我要回中国去。”
我女儿回应道：“感冒应该问题不大，再说住在医院里有医生护士，你回去又帮不上忙，再看看情况吧！”我想想也是，买的是来回票，要想改签也不容易，只能观察观察再说了。
接下来，我每天都让俞阿姨给我和母亲通视频，但事实上视频拨通了，我只看见母亲躺在床上吊盐水。母亲几乎不说话，她的眼神茫然地望着天花板，这让我想到清华教授和马处长的眼神。我突然感觉情况不妙，还是和女儿商量决定先回家去看看，把原定去圣地亚哥的旅游取消了。
十二
由于改签机票，不是我想哪天飞就哪天飞的。折腾来折腾去，回去那天正好是我离开母亲一个月的日子。一个月对母亲来说，仿佛是隔着世纪一样漫长的等待了。这回我依然把乐乐带回杭州去，毕竟她的父母一个在哈佛，一个在斯坦福，都到了博士论文答辩的环节。他们已经找到的教职也远在不同的他乡，搬家是件力气活，拖着个孩子肯定不方便。
我确定好了起程的日子，心里有了期盼，心情也随之开朗起来。最后的两天我们带乐乐去了旧金山渔人码头，动物园，金门公园等。小女孩儿玩得很开心，一听说要带她回杭州去就哭起来了。有时候我想，我们确实让这小小的女孩儿做了她这年龄不该做的事。譬如：让她亲历了太太摔倒后的场景，还让她用毛巾按住太太头上淌着的血；并且带着她一起陪着太太坐上了救护车。唉，这都不是她这年龄该经历的事。然而，一种无与伦比的亲情，在危急关头连小小年纪的乐乐也勇敢地承担了责任；而我的两个上了年纪的兄弟，却总是理由十足，一拖再拖，至今没有回到母亲身边。谁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呢？
启程的那天终于来临了，我忽然想起了李叔同的那首著名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一边是女儿，一边是母亲，两边都是我最亲的人。于是，我带着乐乐怀着无限凄迷登上飞机。当飞机腾空而起，直入云霄后，我凭窗远眺，机翼下太平洋烟水茫茫，疏密有致的白帆星星点点，把我的思绪一下拉到了母亲身边。
通过十三个小时的飞行，我们从上海转道杭州。我丈夫杜钢来出口处接我们时，老远就在和我们打招呼，临近时一把抱起乐乐，亲了又亲。我问了许多关于母亲的情况，我丈夫杜钢神情沮丧地说：“情况不太好，这种病一感冒容易产生并发症。现在你妈肺不好，指数上不去生命就有危险了。”杜钢这么说，让我一整夜都没有睡好，恨不得马上天亮去医院看母亲。
天蒙蒙亮，我就起床，坐了头班车到达医院。这时门卫正在吃早餐，我说明情况她就放我进去了。俞阿姨见了我十分惊喜地说：“英子，你来啦！”我看见母亲眼睛茫然地望着天花板，鼻孔里插着氧气和鼻饲，我冲她喊：“妈，我来了。”母亲似乎有些反应，好像知道我来了。我亲亲她的额头，摸摸她的手，一个月时间母亲已经瘦骨如柴，不会说话也不会吃东西了。望着母亲这般模样，我忍不住眼泪“哗哗”地落下来，随即拨通了我两个兄弟的电话，但他们还是那句老话：“上班走不开”。
我回到杭州后，我丈夫杜钢请了两天事假。他说：“我来管孩子，你好好陪陪你母亲。”因此，这天我从早上，一直呆到了晚上。尽管母亲不会说话了，但她能感知我在她身边。上午钱医生来查房时，一再向我表示歉意。她说：“你妈的病情一转而下，我们都发出病危通知了。”
母亲已经啥也吃不进了。我带去的奶粉，香蕉，火龙果等食品就给病房里的三个保姆分吃了。我发现清华教授和马处长还和我出发前差不多，变化不大；只有母亲仿佛已走在死亡的边缘。真不明白，我只离开一个月母亲就变成了这样？我能怪谁呢？我为自己的失职，悔恨交加。
我回到家时，路灯全亮了。长长的一天在病房里陪伴母亲，想着母亲年轻时漂亮有气质，有个性、有成就。然而病倒了，万事皆空。母亲不愿亲戚和同事们去医院看她，她认为活着要尊严，死也要尊严。她不希望别人看到她的丑样。其实，在我眼里病中的母亲依然很美，很有气质。
由于长途飞行又陪母亲一整天，加上内心的忧伤，我有点力不可支，整个人像散了架那样的疲惫。第二天我本想等医生查房时再去，谁知一大早就接到钱医生的电话，说：“你妈不行了，你快过来。”
我丈夫杜钢怕我一个人不行，我前脚刚走，他就带着乐乐打的来到了医院。这时医生都围在母亲病床边，我喊：“妈，你不要走。”但仪器很快成了直线，我的喊声留不住母亲的生命。钱医生检查了又检查，确定母亲已走了，才收走各种仪器。
母亲就这样走了。
葬礼之后，我整理母亲的遗物，才发现母亲的两只樟木箱是锁着的，且根本找不到钥匙。我的两个兄弟得知母亲去世，提出来卖掉母亲的房子。这让我感到愤慨。我告诉他们：“所有父母的财产，三年后再做处理。”
母亲长长的八十七年生命，戞然而止。虽然我们是母女，但母亲有她自己的隐私和秘密。也许，我永远不会知道母亲收藏的秘密，也无需知道。那天我面对两只打不开的樟木箱写了一首诗：
这是母亲的陪嫁
从外祖父家出发  经过
十里长街    浩浩荡荡
母亲叙述当年的景象
就像插上鸟儿的翅膀
只有这个时候  她是高兴的
大半个世纪  两只樟木箱叠在一起
或者，可以说在母亲的床头一隅
上面覆盖着碎花锦麻布   麻布上
一只乳白色花瓶里
常年盛开着红玫瑰
这是多么喜气的景观啊！
无论肃杀的秋天，抑或是
严酷的冬季
我从未想过箱子里的秘密
如今，盛开的玫瑰花凋谢了
我走近它  却无法打开
所有的秘密都已随母亲逝去……
写完诗，我仿佛一切都释然了。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但亲情留在脑海里会日久弥新。在母亲去世两周年的祭日里，我来到菩提树下，双手合十。树冠上“喳喳”啼叫的鸟儿，越过白色灵幡，携着亡灵，飞越高山、大海与河流。
原载《中国作家》2021年12期
做更好的公号  做更好的自己
2021，走好，不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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