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学子】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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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学子】导语
北京人艺建院已七十周年,而她并非仅仅是一个明星荟萃的团体,更是由许多艺术家奉献一生打磨创造出来、为世界呈现的中国最优秀的戏剧殿堂。
本文来自著名话剧导演夏淳的儿子夏钢之追忆,谨此感谢夏先生授权【留美学子】发表,在父亲节之际分享读者,更有特殊的意义。
夏淳是谁
夏淳,中国话剧导演。原名查强麟。中学期间即参加业余戏剧活动。1936年夏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导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副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市剧协副主席。
他先后导演过夏衍的《一年间》、曹禺的《蜕变》、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等,在北京人艺工作40年,先后导演过《雷雨》《名优之死》《悭吝人》《茶馆》《同志,你走错了路》《风雪夜归人》《带枪的人》《北京人》《天下第一楼》等,执导过40多部戏,几乎一年一台戏,大部分戏成为人艺的优秀保留剧目。
这里引用一位熟知夏淳友人的话来给他画像,是这样的:“看夏淳的舞台作品,常常令人感到一种从从容容、娓娓而谈、不慌不忙的境界,这同他平常说话的神态较接近;又觉得他所要表达的东西都涵化在舞台行动中,‘俯拾皆是’,用不着从舞台以外去借取。这种风格的成形很不容易。这是一个优秀导演长期追求的结果,更是从他的教养、学识、品格、情操的总和中凝聚而成的。”

我并不熟悉的父亲夏淳

文:夏钢 导演|教授

作者夏钢国家一级导演,北京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学院特聘教授

今年是北京人艺建院七十周年,近来关于北京人艺的话题也更多地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纪念北京人艺的诞辰,应该着力推动对北京人艺多年戏剧艺术特别是导演艺术的研究,而不只是把北京人艺描绘成一个明星荟萃的团体。
为此,我推荐喜爱戏剧的朋友读一读黄凯导演的这本书。也借此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和北京人艺都绕不开的,但却很少被人谈到的人——北京人艺演剧风格的奠基者之一、我的父亲夏淳。
前年冬天的一天,我到中央戏剧学院去看黄凯给学生们排的《仲夏夜之梦》,黄凯在忙前忙后中匆匆告诉我,他正在准备他的博士论文,论文选择的题目是《夏淳导演艺术研究》。他希望我能抽个时间跟他聊一聊,帮他提供一些线索。
黄凯和我颇有缘分,1998年我在上海拍摄电影《玻璃是透明的》,选定的男演员因故不能到位,经电影学院徐晓丹老师推荐,没有受过表演训练的黄凯阴差阳错地成了影片的男主角“小四川”。
同他一起出演的演员有徐晓丹、马仑和刚刚毕业的马伊琍。黄凯很努力,我们一起在拍摄中度过了一个忙碌又愉快的炎热夏天。
戏拍完之后我们发现“小四川”失踪了,再次见面已经是一年之后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黄凯已经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学生,并且在电影节上得到了他的第一个“最佳新人奖”。
黄凯告诉我,他是在跟我一起拍戏受到了感召和鼓舞,决心投身于导演事业的。黄凯够狠,原来“失踪”的这一年,他是回到家乡埋头读书去了。
现在黄凯是中戏在读博士生,并且已经是一个在戏剧界颇有名气的成功导演。黄凯要以他的博士论文专门去研究一位中国的前辈戏剧导演,这个人是作为北京人艺戏剧风格的奠基人的“四大导演”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北京人艺就是中国话剧的代名词。
中国优秀的戏剧团体有很多,但是世界因了北京人艺的存在而认识并接受了中国话剧。报刊和自媒体上关于北京人艺的文章经常可以见到,书也已经有了几本,但内容多为逸闻趣事,回忆与纪念,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再现当年北京人艺的面貌,也很难要求学术价值。
说到话剧,当今人们并不陌生,在热心的戏剧观众中提起北京人艺前辈大演员们的名字,刁光覃、朱琳、于是之、童超、董行佶……也和当下走红的影视明星一般如雷贯耳。
至于导演,恐怕人们却了解的很少。
记得我上电影学院的时候,在朱辛庄一代的小路上散步的同学遇到附近的老乡,当知道我们学的是导演,老乡们不无惋惜地感叹:你们什么时候才能熬成演员哪?!
看现在社会上人们追星的那股狂热,恐怕认识水平也不会比四十年前的朱辛庄农民强到哪儿去。但是我恐怕我自己能够给黄凯的帮助是十分有限的。
夏淳是我的父亲,但是我对他的了解并不多。
只记得我小的时候经常跟着他去看戏,有时候是话剧,也有时候是各种咿咿呀呀唱的戏。其余的印象就是他永远很忙,母亲总是告诉我们不要打扰他。他永远在忙戏,但是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戏中看到他出现。
后来我知道了他是一个导演,后来我知道了我看到的戏有些是他导演的,于是我看这些戏的时候就稍微用一点心,尽量不打瞌睡。然后我就记住了一些好看的戏,比如:《雷雨》、《茶馆》、《北京人》……
1958年老舍与导演演员一起讨论《茶馆》剧本的难忘场面
老舍(右二)焦菊隐(右一)夏淳(右三)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就告诉我和即将上高中的姐姐:将来不必一定要选择和父母一样的专业。他说他们当时走上戏剧的道路是因为抗日战争的需要,而我们将来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比如学一些自然科学,理科和工科。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赶上了动乱年代,姐姐去草原作了“知青”,改革开放后出国学了戏剧;我初中“毕业”,干了八年马路工人之后,最终还是作了导演。
我学导演既不是我父亲的安排,更谈不上是他的培养,他大概从没想到我修了八年马路后,还会走到这条道上来。
我以为得益于父亲的地方仅限于从小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近水楼台看了不少现在想起来都是大家经典的戏剧、失学和做工的年代偷读了家里被查封的藏书。再有的话就只能扯上那看不见摸不着的遗传基因了。
父亲一辈子做舞台剧,我却学了电影,我当时的想法,既然十几年前我就已经开始独自谋生,现在更加不愿意沾父亲的光。
1979年的时候,我们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78班全班到首都剧场去观摩北京人艺刚刚复排的《茶馆》,那是我们这一生永远不会忘记的最震撼的一次观剧体验。大幕一拉开,全场的观众都被舞台上的气氛镇住了。
“文革”后第一届的电影学院导演系学生,何等的踌躇满志,何等的目空一切!此刻一个个屏气凝神,目瞪口呆。这时我才隐约感到,原来我的父亲并非如我所看到的那个普通平常之人。
他一如既往地忙于排戏,大概是想把失去的十年补回来;他忙于被“文革”伤了元气的北京人艺的劫后重建;忙于历史性地第一次把中国话剧推向世界;忙于扶持新进的剧作者和培养剧院新一代的演员和导演。也是我那时的浮躁浅薄虚荣傲慢,这么多年我竟然从未找到机会就艺术的问题向父亲请教。
尽管我对北京人艺、对我父亲和他那一辈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怀着深深的崇敬,但也有许多的疑问与不解多年留存在我心中。
北京人艺建院六十周年的时候,北京电视台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其中有一段关于我父亲第一次导演《雷雨》的内容。电视摄制组希望由我来扮演当年的夏淳,以再现父亲当年在排演场的情景。
他们告诉我,他们采访了几位健在的当年《雷雨》的老演员,从老人们那里得到的有价值的信息居然是:第一次排《雷雨》,排了一半排不下去了!为什么?怎么会?不知道!说不清。排练停下来了,导演一个人去思考,后来又开始排了,并且取得了成功。他们就想让我来再现这个情景。我懵圈了!
1954年我还未满周岁,我从没听说过这段儿。排戏遇到了什么问题?是什么使得这么一部经典剧作会排不下去?停下来的时候导演都做了什么?想了什么?怎样又重新找到了办法走向了成功?无迹可寻。我只好去猜测,去推理,虽然我把这段情景还算顺利地再现了出来,但我真的没有把握我是否准确理解了当年的父亲。是黄凯的研究印证了我的猜测,也解开了我心中的谜团。
父亲在世的时候,曾经半开玩笑地跟我说:把“天下第一楼”拍成电影怎么样?我没敢接茬儿,那时我初学乍练,我知道我还差的远。在父亲去世多年之后,经朋友介绍,我斗胆接受了电视剧《天下第一楼》的导演工作。
我通过人艺的朋友安排,得以在北京人艺的资料室里,花了几天的时间阅读了他们珍藏的《天下第一楼》的所有艺术档案资料,那真的是一次令我茅塞顿开的神交。
我坐在首都剧场后楼的那间阅览室里,面对那一堆已尘封了多年的厚厚的纸质八开的大本子,恍然自己也加入到了当年的创作当中。
从一稿稿剧本的演变中,从演员们手写的一分分体验生活的心得和在导演悉心批注下一遍遍修改补充的人物小传中,一个个剧本中人物仿佛被注入了生命,逐渐在我的面前鲜活起来。
对于这些文献的研究,不仅让我获得了许多知识,对剧中的时代、人物加深了理解,更重要的是使我领悟了给人物、给作品注入生命的方法和途径。要把一部两个多小时的经典戏剧演变成三十集左右的电视连续剧,往往会给人“硬贴上去”和“注水”的感觉。而我们要让新的情节、新的人物、新的故事从原有的戏剧中生长出来。
本文作者夏钢在拍摄现场的工作照
我有幸和话剧的原作者何冀平合作用电视剧的形式重新讲述《天下第一楼》的故事,并且延请了十几位北京人艺的或曾经在北京人艺的演员担任主要角色,他们中有不少人曾经参加过话剧《天下第一楼》的演出。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除韩善续仍旧扮演他的老角色罗大头外,其他所有演员我都给他们重新安排了角色。这是又一次全新的“生长”。
和他们的合作,也是我的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都有着一种“第一楼情结”,他们中的许多人作为一个演员的艺术生命是从话剧《天下第一楼》开始的。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父亲当年作为导演,要在“文革”的废墟上重建北京人艺、培养人艺的一代新人所付出的心血。电视剧《天下第一楼》现在还不时在一些电视台重复播出。
没有更多的线索可以帮助黄凯,我只有建议他设法去开采北京人艺的艺术档案文献这座丰富的宝库。
黄凯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正如他自己所讲:放眼目前的话剧艺术研究现状,相较于中国话剧文学史,中国话剧演出史的研究显得不够全面与深入。而在中国话剧演出史研究这一总课题中,中国话剧导演史的研究则更显薄弱。要研究中国话剧导演史,具有代表意义的个案研究不可或缺。除了他的研究方向填补了中国戏剧研究的空白外,他的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也是值得称道的。
之前也有一些对于戏剧导演方面个案的研究,往往是先为研究对象找到一种“说法”,比如焦先生的“中国戏剧民族化”、黄佐临导演的“布莱希特学派”或某位导演的“划时代贡献”,然后再罗织例证去证明这个“说法”。
这些研究,在戏剧史上留下了一些印迹,确立了地位,所谓雁过留声。焦先生、佐临先生都早已仙逝,戏剧的晚生后辈若想真正获得他们的“真传”,却仍旧会觉得高不可攀。
黄凯的研究是从数据入手:
《茶馆》已演出了 700 多场,成为中国话剧舞台上演出场次最多的剧目之一。在 2007 年中国话剧诞辰一百周年,北京人艺成立 55 周年时,人艺一共演出了 300 多部话剧,而仔细查询一下会发现,演出场次最多的三部戏是:《茶馆》、《雷雨》、《天下第一楼》。
据统计这四十年间北京人艺总共上演的 211 个剧目中,
茶馆》演出场次最高
381
雷雨372
天下第一楼305
悭吝人228
带枪的人111
名优之死108
……
演出场次排名前 15 位的戏中,夏淳导演的戏就占了 6 个。
数字是枯燥的,但是数字是有说服力的。我很惭愧,这些数字的意义这么多年我从没有刻意去探讨。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数字?
一位导演怎样把一台台戏剧变成了经典?北京人艺的戏剧风格是怎样靠着一个一个戏、一个一个场面、一个一个人物的塑造而形成的?
黄凯的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利用从多种途径收集的大量文献、史料、采访、口述等等素材,对研究对象的一个个重点的作品个案进行详细的还原、再现、分析和梳理。文章带我们回顾了夏淳的一生,他是如何把少年时就产生的对戏剧的兴趣变成了自己终身的事业?他是如何从一个投身抗日宣传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个“戏剧的忠实信徒”,让我们看到一个戏剧艺术家成长的足迹。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黄凯把我们带到了不同年代的一个个排演场,从抗敌演剧队的《最后一颗手榴弹》到新编评剧《刘巧儿》;从五十年代开始几次排演《雷雨》到历尽坎坷演演停停几乎被批判,“文革”后又复排后享誉世界的《茶馆》,再到法国经典喜剧《悭吝人》;从改革开放后创新经典剧目《天下第一楼》到引进后成为经典保留剧目的《洋麻将》。
从导演不断地思考剧本主题和内涵,到在不同的时代赋予对剧本的新的诠释;从带领演员观察人物、体验生活,到指导演员分析角色、一句一句台词地引导演员进入角色;从每一个场景的空间和声音的设计,到舞台的节奏控制。
我们如同身临其境,穿越时光,悄悄潜入了那神秘的排演场,那庄严的戏剧殿堂。使我们仿佛得到了前辈导演手把手、面对面的言传身教。他用一个个鲜活的例子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在戏剧史上二十世纪是导演的世纪,导演是怎样帮助一个个演员去塑造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他让我们看到,那些不朽的经典是如何孕育、诞生、成熟。
黄凯的文章中还特意提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国戏剧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戏剧观”的大争论,随之而来的便是一股探索革新的戏剧浪潮。
以我看来那根本算不上是什么“争论”,那次所谓的“革新”,只不过是几个急于成名的“年轻戏剧人”策划的利用刚刚开放的时机,趸来国人尚不熟悉的外国新鲜概念,借助媒体,以现实主义戏剧为假想敌,以贬损和否定前辈业绩为进身手段的拙劣表演而已。
几个始作俑者如愿以偿名利双收,但却给中国话剧带来了恶劣的风气。大家热心于标新立异,各寻捷径,却脱离了现实主义道路,放弃了对演员的培养和剧院的建设,把话剧创作引入歧途。致使中国话剧近几十年来几乎再无值得保留的经典剧目出现。
做戏先做人,欺师灭祖历来为武林所不齿,我所毕业的北京电影学院的校训为:尊师重道,薪火相传。我以为戏剧界似乎也应当如此。
人类戏剧的千年历史上,曾经有许许多多的风格流派自然涌现,但戏剧创作和演出的目的绝不是为了依傍上某个时髦的流派或主义而自抬身价。而是为了以戏剧的形式更好地阐发思想和情感与观众共鸣,启发观众的心智,打动人们的心灵。
世界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戏剧,中国是其中之一。话剧虽然是一百年前的舶来品,但中国的戏剧却早已源远流长,前辈中国戏剧家的百年探索,使得中国话剧早已摆脱了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的状态。建立中国戏剧学派,并不是要排斥向外国的优秀戏剧学习,而是要让中外戏剧更好地相互交流与融合。
先辈艺术家已经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作品、丰富的资料和优良的传统。许多有幸聆听过大师们的教诲,亲身接受过大师们的指点的剧人依然站在舞台的中央。还有黄凯这些年轻的戏剧信徒,他们是中国戏剧未来的希望。
正如黄凯所说:建立话剧“中国学派”,不仅是夏淳、焦菊隐,也是中国戏剧人共同追求的目标,是一代代中国戏剧人应该不断追求的目标。建立中国学派,不但要有中国自己的戏,自己的演员和导演,也需要有中国自己的理论和研究,中国自己的戏剧美学和中国自己的戏剧教育体系。
让我对中国话剧、中国戏剧的未来奉上最美好的祝福,也作为给黄凯的序。

夏淳先生百年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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