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uis Vuitton坚决否认原告指控，已申请再审并诉求纠正原审判决
作者 | 周惠宁
作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牌，Louis Vuitton再度陷入假货风波。
中国裁判文书网最新一份公开文件显示，原告罗某某与其男友高某于2020年9月在长沙国金中心Louis Vuitton专柜购买一款VAUGIRARD手袋，9个月后该手袋经鉴定发现为假货。
随后原告将该店诉至法院，经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Louis Vuitton长沙国金专柜未在诉讼中提交相应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需向消费者退还手袋的货款并进行三倍赔偿等。尽管Louis Vuitton递交了上诉，长沙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后决定维持一审判决，引发广泛关注。
原告罗某某与其男友高某于2020年9月在长沙国金中心Louis Vuitton专柜购买了一款VAUGIRARD手袋
对于这一结果，Louis Vuitton公关部门回应道，品牌充分尊重中国法院并已主动履行生效判决，但在诉讼中从未认可原告购买9个月后要求退款的包袋由Louis Vuitton售出，并再次强调Louis Vuitton全球直营店销售的产品均为正品。Louis Vuitton坚决否认原告指控，已申请再审并诉求纠正原审判决。
有业内人士指出，这一事件中的争议在于原告送检的手袋是否当初在门店购买的手袋，然而Louis Vuitton作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牌，应该有明确的入库清单和严格的管理流程，却未能在诉讼中提供相应证据，就要承担败诉风险。
小红书博主@我叫新闻则在一条讲述该事件的视频中从消费者的角度进行了解读，她认为从Louis Vuitton没有开除涉事员工这一举措的逻辑可判断，长沙国金中心Louis Vuitton专柜不存在售假行为，因为没有一个奢侈品牌会冒信誉风险而包庇员工。
她还透露了从长沙国金Louis Vuitton前员工处了解到的信息，Louis Vuitton无论是在门店还是仓库都设有监控，仓库还会有专人看守，店员要想以假换真难度很大。鉴于Louis Vuitton再度上诉的结果还未公布，现在就下定论还为时过早。
实际上，奢侈品牌与假货的关系一直是奢侈行业的未解难题。即便LVMH、开云集团、爱马仕和历峰集团等奢侈品巨头都已全面“触电”，在曾经假货泛滥的线上市场掌握主动权，假货相关的事件依然在发生。

去年9月，上海静安区一家Gucci专卖店在公司进行的集中抽查时发现店内多款手袋为假货，后经报警调查发现是离职员工金某用网上购买的同款假包与店内仓库中对手袋进行调换。由于Gucci在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采取自查，从而避免了假包流入市场。
2020年9月，上海警方抓获制售假冒Louis Vuitton品牌包袋犯罪团伙62名，缴获制假设备30余台，假冒品牌包袋2000余只，各类原材料10万余件，涉案价值1亿余元。在这起案件中，广州Louis Vuitton店员施某扮演了重要角色，她在明知对方制假的情况下利用工作便利，将到店的新品包袋在公开发售前加价出售给这个团伙，令假包常常可以同步甚至早于正品上市。
据悉，Louis Vuitton假包每只生产成本约为100至200元，批发给一级经销商的价格是300至500元，随后批发商再加价40%，以每只400至700元的价格分销至全国多地，甚至销往境外。造假团伙还在包里内置了NFC芯片，扫描后还能弹出品牌官网链接，而正版手袋中并没有这一设置。
无独有偶，巴黎警方在同年6月也破获了一起类似的奢侈品制假案件，同样涉及爱马仕前雇员和工匠。
该制假团伙共10人，其中一人是爱马仕皮革切割专家，他在离开爱马仕时，带走了机密文件和铂金包图样，另一人是负责皮料收购的爱马仕意大利子公司的前主管，他们从爱马仕工作室偷走原料，并向供应商购入同样的皮革用于制作假包，随后以约2.3万至3.2万欧元价格出售，几乎是当时店内正品价格4.4万欧元的一半。
在2011年至2014年间，该团伙共制作了约148个假包出售给亚洲顾客，成交额超过400万欧元。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间线对上了2013年一名郭姓中国消费者反映欧洲爱马仕店售假事件。该消费者表示，她于2012年在欧洲的爱马仕专卖店购入6个手袋，单价均超过45万元人民币，经鉴定验证其中4个为假货。
需要警惕的是，疫情的发生让消费者的观念发生了改变，即便是预算充足的富裕消费者，如今也更愿意从奢侈品代购或者二手奢侈品网站上手中购买奢侈品，这显然为假货提供了巨大的市场。
据Statista的数据，手表、珠宝、手袋和钱包等奢侈品占全球查获假货商品零售价值的50%以上，2020年中国查获的假货商品价值6.6亿美元。OnBuy报告则显示，Gucci是假货市场最受欢迎的奢侈品牌，每月搜索量为4.2万次，Louis Vuitton则以2.6万次的月搜索量紧随其后。
国际商标协会INTA此前对中国、日本、美国等10个不同国家的Z世代年轻消费者进行的调查结果也让奢侈品牌感到警惕。此项调查于2018年8月至11月进行，特别针对出生于1995到2000年、年龄在18岁和23岁之间的Z世代年轻人，结果发现过去一年中，71%的美国年轻人购买了假冒商品，而84％的中国年轻人购买了假冒产品。
虽然购买假货的中国Z世代在数量上比美国同类产品多13％，但只有35％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未来可能会更少购买假货，中国消费者中则有70％认为未来他们仍然计划购买少数的假货。
分析指出，越来越多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年轻消费者开始“真假混着买”，这体现出新一代年轻人在消费决策中某种精明务实的态度，其背后是在体面的形象与性价比之间进行艰难平衡。
或许是意识到了这一风险，奢侈品牌已开始把触角伸至转售领域。Gucci母公司开云集团于去年与老虎基金共同对全球最大二手奢侈品平台Vestiaire Collective进行了投资，Gucci也于年底推出全新概念店Vault，发售品牌收集的二手产品。Valentino则推出了二手转售项目Valentino Vintage。
与此同时，奢侈品牌的价格策略仍在向上试探，试图以此作为门槛，锁定真正的高端消费者，保持业绩增长动力。
Chanel于2015年起采取全球市场同价策略，目标是将品牌产品在全球各地之间的零售价差控制在10%以内，以抑制代购等灰色业务。在疫情期间，Chanel更是先后进行了六次涨价，幅度超过60%。
据Chanel官网信息，Chanel经典的CF手袋最新零售价为8250欧元约合5.74万元人民币，Chanel中国官网的售价则为6.27万元，Le Boy、2.55和Chanel 19手袋价格也已突破或逼近4万元人民币大关。
Louis Vuitton、Dior等LVMH旗下核心奢侈品牌今年初的涨价幅度也高达10%至20%，2月才完成涨价的Celine则于5月20日再次针对手袋等皮具产品上调10%。
LVMH首席执行官Bernard Arnault在去年全年财报会议中直言，LVMH旗下品牌有足够的空间，能够通过提高价格等举措在通胀环境下保证盈利能力，并强调任何价格的上涨都必须是合理的。
卡地亚首席执行官Cyrille Vigneron则认为，虽然有迹象表明收入较低的消费者正承受着几十年来新高的通胀压力，但整个经济体的物价上涨并没有阻止较富裕的消费者购物。
面对持续的疫情和全球经济逆风，奢侈品牌在2022年的前景比一年前更加充满阴霾。在接连不断的灰犀牛事件冲击下，奢侈品牌正在重新审视中国市场。
英国金融时报在一篇报道中写道，亚洲消费者在2021年全球奢侈品消费中的贡献占比超过60%，刺激LVMH等奢侈品巨头实现历史新高的业绩，股价与市值也在疫情期间实现翻倍，但高基数对奢侈品牌今年的增长无疑是一大压力，过去一年的疯狂增长趋势在今年或许无法延续。
而中国是Louis Vuitton最主要的市场之一。在截至3月31日的第一季度内，Louis Vuitton和Dior所在的LVMH时装皮具部门继续领涨，同比大涨30%至91.23亿欧元，首次突破90亿欧元，逼近百亿欧元大关。
从地区来看，LVMH在美国、日本和欧洲地区的销售增速分别达26%、30%和45%，中国所在的亚太市场则因疫情影响，增速仅为8%。不过LVMH首席财务官Jean-Jacques Guiony表示，随着疫情情况逐渐回归正常，他对中国市场的中长期需求依旧很有信心。
LVMH董事会成员Hubert Védrine则在接受Miss Tweed采访时直言，对于Louis Vuitton、爱马仕和Chanel等头部奢侈品牌来说，正确的做法是尽可能地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在疫情中遭受损失的中国消费者，或许已经对消费有了更加谨慎的态度，这将是奢侈品零售在必然到来的报复性消费后最担心的本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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