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认为儿童看护是女性责无旁贷的任务，而且还应该建立在无偿或者低薪的基础之上。这个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应该纳入世界各国经济复苏的计划之中，这不仅能让所有人受益，还能有效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促进性别平等乃至经济发展。

本文作者安妮塔·扎伊迪，在盖茨基金会负责领导性别平等的工作。

 

我通常会走克什米尔路去巴基斯坦的某所医学院，这是一条车来车往非常繁忙的公路，在卡拉奇的城市运转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还有另外一条小路，它通往卡拉奇郊区一个叫Rehri Goth的村子，没有名字，也没有好好地铺设过。我会走这条路去村子里一个专门为妈妈和孩子们服务的卫生所工作，这条小路在社区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两条路，让我和许多人一样，能够去上班、看医生、逛市场、上学、拜访家人朋友等等。交通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这就是政府搭桥修路的原因。

 

在卫生所为这些女性和孩子工作的时候，我开始认真思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同样扮演了关键角色的一项任务：儿童看护。作为一名母亲，我对此感同身受。如果这是一种安全可及、可负担的服务，父母就可以安心上班、上学、看病和购物。然而问题在于，在大多数地方，它既无法获得，也负担不起。尽管照顾孩子的意义重大，但长久以来，比起修建其他“基础设施”，这件重要的事一直被区别对待。与修路不同，儿童看护不由政府设计和执行，而是留给每个家庭自己去解决。这一至关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完全建立在女性无偿或低薪劳动的基础之上。


■ 内罗毕的珍妮特正一边带孩子一边上网寻找工作机会 / 盖茨基金会

 

这就是一种性别不平等。

 

一个依靠女性无偿或低薪劳动来建设基础设施的社会，不仅不平等，还会阻碍经济发展。妇女组织，经济学家、劳工组织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新冠疫情让这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暴露得更为显著，解决这个问题也变得迫在眉睫。


无偿看护是一个重大的职业障碍

 

普遍缺乏安全、可负担的儿童看护服务会造成两个主要问题，而每一个都有可能缓慢发酵成更大的危机。第一个是留守儿童数量庞大。在新冠暴发之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估计，世界范围内约有3500万5岁以下儿童会出现偶尔被单独留在家中的情况，或由另一名10岁以下的儿童（通常是女孩）照顾。

 

第二个问题就是无偿看护负担（unpaid care burden）。毫无疑问，照顾孩子可以带来巨大的成就感。许多女性，还有部分男性，会主动选择把精力放在照顾孩子上。但问题在于，太多的女性其实别无选择。人们通常认为女性理所应当承担大部分照顾孩子和其他无偿家务劳动的责任，在此过程中，她们往往被迫放弃自己的其他基本需求。

 

世界范围内，女性承担了四分之三的无偿看护工作，包括照看孩子、打扫房间和做饭。如果把所有这些时间加起来，女性平均每年花在无偿看护上的时间相当于201个工作日。所以，多项研究指出，很多处于就业年龄的女性认为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主要障碍就是没人看孩子。事实上，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比男性低27%，这一差距在很大程度上由无偿看护工作造成。

 

低收入女性对无偿看护负担的感受最为强烈，包括在没有社会保障的非正式部门工作的女性、单身母亲、少数族裔女性和农村女性，她们除了完成各种无偿看护外，常常还要在一天的时间里花费好几个小时砍柴打水。

 

这些无偿工作对社会产生了一系列的涟漪效应。就在一年前，本来正在缓慢发酵的双重危机演变成了一场全面暴发的大灾难。


■ 2021年2月24日，29岁的昌达在印度新德里辅导孩子们学习。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由于疫情，她失去了保姆工作 / 盖茨基金会


从有偿工作到新冠期间的无偿看护

 

疫情期间，不计其数的女性被迫离开了劳动力市场。部分原因在于，女性往往在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领域工作，比如保姆、旅游、餐饮服务等等。最重要的是，数以百万计的女性因为无法找到照顾孩子的人而辞职。当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突然关闭，大约有15亿儿童无处可去，其中约8亿不到6岁，这差不多是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

 

无论对于中低收入国家，还是高收入国家来说，这都是对生活与生计的一场颠覆。

 

肯尼亚荷马湾的西尔维亚和她四岁的女儿吉夫特就深受其害。在学校和日托服务关停后，吉夫特无处可去，但西尔维娅仍然要外出谋生。在接受Pathways的社会学研究项目采访时，她说，如果只是在发廊工作，她还可以带着女儿一起，但她还要去做洗衣工，就无法带上女儿，只能把女儿独自留在家。

 

儿童看护场所的关闭对无数女孩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东非儿童看护机构Kidogo估计，在使用其服务的家庭中，超过一半的家庭把照顾孩子的责任转移给了尚在青春期的女儿，使她们失去了受教育和未来工作的机会。

 

在阿拉伯海另一边的印度，儿童看护机构的关闭影响了班加罗尔的工程师萨维塔，本来和她们住在一起的保姆回了老家。起初，萨维塔还试图兼顾事业和一对两岁的双胞胎。然而最终，她只能选择辞职。与此同时，那个保姆成为了疫情期间骤然失业的5500万家政工人之一。

 

在美国和英国，我的很多亲戚同事面临着要全职工作还是在家照顾年幼孩子的艰难选择，一些人选择放弃工作专心照顾孩子。

 

还有一些女性同时在做三件事：谋生、照顾孩子、在学校和日托所关闭期间成为孩子的老师。女性无偿看护问题在美国也极为普遍，《纽约时报》最近专门用17个版的篇幅来讨论这个问题。


当孩子们重返学校时，一些女性的无偿看护负担会减轻一些。但儿童看护场所因没有被当作重要的基础设施而面临着生存危机。其工作人员主要是薪酬过低的女性，其数量已经因疫情大幅减少，现在她们面临着更糟糕的长远后果。例如，在南非接受调研的早教从业者中，68%的人表示新冠预防措施导致成本上升，她们面临着永久倒闭的风险，这将使未来儿童看护服务的选择更少。

 

在世界从新冠中慢慢恢复之际，政府和私营部门必须考虑疫情对女性就业的长远影响，包括失业问题和无偿看护负担将如何阻碍经济增长。

 

■ 2021年2月24日，Anita, Babita和Godawari在印度新德里的一个移动托儿所准备孩子们的在线课/ 盖茨基金会

 

将儿童看护服务纳入新冠复原计划

 

解决儿童看护危机不仅能促进性别平等，对恢复经济也大有裨益：扩大劳动力储备，将更多妈妈和儿童看护工作者纳入进来——将育儿问题纳入经济复苏计划中的国家，将最先获得成功。

 

已有大量研究给出了采取积极行动的理由。例如，2021年由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指出，在巴西、墨西哥和智利，获得儿童看护服务会极大促进女性劳动力的参与度。最近在南非、土耳其和乌拉圭进行的研究也表明，普惠的儿童看护服务将可以让男性和女性都受益良多。在印度，对一些小型社区的研究证明，获得综合的儿童看护服务，已使得当地女性的收入翻了番。但到目前为止，但到目前为止，这些研究项目规模都较小，还缺乏大规模验证。

 

这是一个错失的良机。通过提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各国的GDP就能大幅增长。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表明，如果做到这一点，印度的GDP增长率可达27%；世界银行估计，如果减少性别不平等，尼日尔的GDP可增长25%。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到2030年，对看护经济的投资增加一倍，可以带来1.17亿个新的工作岗位，其中大部分是为女性提供的。

 

与此同时，加拿大正在考虑通过普及早教中心来解决无偿照顾的负担。一项大型研究表明，这些投入将很容易取得回报，创造数十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并最终使该国的GDP增长1070亿美元。

 

没有唯一正确的成功之道。但一些组织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政策建议，其中包括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体面看护工作的5R标准” (5Rs of decent care work)：承认（recognize）、降低（reduce）和重新分配（redistribute）无偿看护工作，提高有偿看护工作者的报酬（reward）和代表性（representation）。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有效的行动平台：The Generation Equality Forum，我们现在应该也必须利用好它。从本月开始，到今年晚些时候的巴黎，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合作伙伴将团结一道，为促进性别平等做出目标远大而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世界没有召开过这样的关于性别平等的大会。各国领导人是时候做出承诺，为女性、女童、家庭和社会，包括经济发展进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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