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4年9-10月间，国民政府发起“青年学生从军运动”。该运动产生了一句流传至今的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为了解青年学生对参军抗战的积极性究竟如何，军统局奉命于同期开始搜集资料——受“战时当作平时看”政策之惠，学生群体此前始终没有被强制服义务兵役，且由国家财政给予生活、学习上的保障或部分保障。
同年底，军统局的调查报告出来了。里面说，除了中等学校（即高中学生）的响应程度还可以，专科、高等学校的学生，对“青年学生从军运动”的态度非常冷淡：
“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之发动，原以各校学生为主体，但演变以来，其情形至今不能令人满意。除中等学校已略有表现，差强人意外，其中等以上之各校，虽有学校当局之倡导，社会舆论之鼓吹，但至今平淡无闻，□□□如隔岸观火，不闻不问，是诚原因复杂，□□□□□□□□□□且应设法予以补救也。”（注：文中“□”系编纂资料者刻意处理，非原文缺失。军统局《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真相》（1944年），收录于：《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动员》。）
中学方面，重庆周边的具体情况是：中央工校有50人在动员会上当场报名；南开中学报名者有100余人；仁济高级护士学校报名者有30余人；江苏省立中学有43人；大公职业学校有约100人；巴县县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有约80人，其中有两名女生；大夏中学有11人，校长也报名了；精益中学有40人；中正中学有约100人；嘉励中学、英才中学、博学中学、东方中学共有约280余人；求精商业中学校有20人；载英中学有16人；国立九中三分校有40人；复旦中学有43人；中央造纸学校有43人；明诚中学有17人；重庆市立中学有10余人；国立十九中学有540人；重庆女子职业学校有40多人；国立十六中学有32人；巴县县立女子中学有18人。
大学及专科学校方面，情况则是这样的：川大3人(成都)；金大1人(成都)；交大航空系全部学生(数不详)，其他1人；边疆学院5人；中正大学26人(江西)；中大2人(一为图书馆员，一为军校毕业生现在该校求学者)；复旦大学8人；女子师范学院17人(白沙)；武汉大学3人(乐山)；东北大学4人(三台)；戏剧专科学校32人(江安)；广东大学重庆同学会11人；东方语文专修科全体四分之一(数目不详)；中央警官学校1人。
两相比较，高中生与大学生的参军抗日热情，确实截然不同。
军统局还深入了部分大学进行调查。他们在中央大学得到的反馈是，“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虽然在该校成立了，但“同学中之态度则极为冷淡”。原因是“四年级学生认为苦了几年，转瞬即可毕业就职政府机关，……如此时从军，则将再苦两年或竟两年以上，且有生命危险”。二、三年级的学生也是相同的看法，“以为不从军即可读书，可以早日完成学籍，从军则两者均不能矣”。总而言之，“该校学生对此不生兴趣，缺乏信心”。
在中华大学，军统调查到的情况也大体相似。该校“异常冷淡”，无一人主动从军。二三年级的学生如此剖析利害：“此次教育当局如能破例准予学生提前毕业，发给文凭，则彼等自愿前往从军，否则此时从军，学业势将荒废，待从军归来，时过境迁，事实上重新攻读，将势不可能。”
在中央政治学校，甚至还发生了武力冲突。该校以蒋介石为名义校长，由教育长程天放实际主持校务。它不同于一般大学，乃是国民党培训政治人才的专门机构。学生入校后，除了免除学费，还由学校供给伙食费、服装费、书籍费及零用钱。军训是日常课程，且有训导专门关注思想状况。毕业后分配工作，行政系的去地方做科长县长，外交系的去驻外使领馆做随员秘书。因有此种特殊性，程天放没有单个征集学生意见，而是在集会上宣布全校从军。让程没想到的是，“散会后，志愿与不愿者遂发生冲突而大演武行”。
武力冲突被强行压制了下去，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处理意见是，该校不同于一般大学，必须起表率作用，至少得有五分之一的学生响应参军运动，若志愿参军人数不足，就召集全校学生抽签。该意见下发后，有学生“借故请假”离校，“教职员方面则多抱冷淡态度”。再后来，为以儆效尤，该校开除了部分拒绝参军的学生，其中一位叫做查良镛。
二
军统局的报告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所有的调查结果都高度符合人性。冲在报名最前线的是重庆各机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这些人知道就年龄与体格而言，青年远征军不会真收下他们。积极性排在其次的，是那些十六、七岁的中学生，他们已经接受了现代民族主义教育的洗礼，却又还没有与现实生活接榫，仍是一群“活在概念里”的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样的口号，很容易让他们热血沸腾。大学生、专科生们眼看着就要毕业，就要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上前线去抗日会毁掉这一切，还有生命危险，得失之间的这种权衡，让他们成了最不积极的群体。
介绍这份报告，既不是为了表彰谁，也不是为了批判谁。而是想说：如果没有制度保障，单凭“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样激动人心的宣传口号，单凭志愿报名与无偿捐献，是不可能征集到充足的人力与物力，进而“持久待变”达八年之久的。
人力方面的制度保障，是“征兵制与募兵制相结合的兵役制度”。
征兵是强制，募兵是志愿。之所以要搞结合，是因为国民政府直到1936年仍无法对全国做到有效的户籍管理。无法做到的主要原因，则是军阀们的割据称雄。所以只能是中央能够控制的部分搞征兵，不能控制的部分搞募兵，但总体仍是强制征兵为主。
强制征兵带来的直接观感是“抓壮丁”。按照国民政府的官方数据，从1937年~1945年，全国实征壮丁1392万，其中1201万被补充到军队，有191万在途中逃跑或死亡。但实际情况可能要严重得多。
壮丁逃跑方面。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在1942年说，他接到“莆永师管区”（莆田与永定）司令汪世鎏的一封信，里面说，福建省的征兵非常困难，“征入营之壮丁，逃亡者几达总额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白崇禧也在1942年说，据他的调查，目前“一师一年中便要逃亡三四千名的战斗兵”。第26军军长丁治磐，则在1943年的日记里说，“民国三十一年，全国计征壮丁100万人，逃者60%，病30%，伤□□（□系缺字）10%”。
壮丁死亡方面。蒋梦麟曾于1941年7月致信蒋介石，提到“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卞修跃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问题研究 1937-1945》一书，则认为“惨死于武装押运途中”的壮丁数量，可保守估计为10%。
壮丁的逃跑与死亡，均与制度建设严重不足有关。因军阀割据的缘故，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前，始终没有建立起“义务征兵制度”。只在1936年于中央军控制的江浙六省实施过“义务征兵”，训练完毕者约50万人，这批士兵在淞沪、武汉等会战中迅速补充殆尽。至于西南各省，军阀们为维系其军事力量的“私有化”属性，对“义务征兵”制度极为抗拒。这种先天缺陷，导致抗战期间严重缺乏预备、后备兵员，必须依赖临时性的壮丁征发。军阀割据也导致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前夕并未建立起完备的户籍管理制度，陈诚曾感慨，如果“户口办得好，壮丁的年次、数目，均了如指掌，则征召新兵，有如按图索骥，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难处”，遗憾的是这项工作没有做到，全面抗战爆发后只能以粗糙的“国民兵身份证制度”聊作替代。
国家的经济条件太差，也是士兵逃亡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按常理，战争期间，士兵的饮食应该优先保障，1937年之前也确实如此，那时一个中央军底层二等兵年收入相当于坐拥50亩地的自耕农。但全面抗战爆发后，东南半壁迅速沦陷，小农经济全面崩溃，前线士兵的饮食，遂逐渐下跌至令人心酸的地步，成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国民群体中最差者。
1940年后，军中已普遍改三餐制为两餐制，菜品已普遍退化为菜叶盐水汤。该年7月，余汉谋从广东来重庆，曾对蒋介石诉苦“前线士兵只能日食一粥一饭”。1941年6月，梅贻琦从重庆坐船去泸州，目睹同船士兵“多显病态瘦弱之外，十九有疥疮”，除了早晚吃一点米饭，其他时候饿了就“以水冲辣椒末饮之”或“各食万金油少许，用水送下”。1944年，美国专家随机抽取1200名国军士兵进行体检，发现营养不良者高达57%。兵役部部长鹿钟麟也说：“士兵生活太苦，使大家都视入营当兵为进监牢，甚至简直就等于判死刑。”
物力方面的制度保障，是“田赋征实制度”。
对“持久待变”而言，最重要的战略物资莫过于粮食。华北产麦区、华南与华东的产米区相继沦陷、大批壮丁被征召去了前线，是粮食短缺的主要原因。1940年的后方粮价，已是1936年的4.2倍；1941年，后方粮价又暴涨至1936年的21.3倍。为保障粮食的征收，国民政府不得不在1941年6月开始实施“田赋征实制度”。简单说来就是农户不再缴纳货币，改为直接上缴谷物。国家设立粮食部，专门负责军粮民食的收购、仓储、运输与调拨工作。
不收货币只收谷物，可以缓解通货膨胀（否则政府就只好疯狂印刷钞票）。田赋本是地方财源（1928年推行地方自治时所划），划归中央既有助于解决粮食危机，也有助于控制地方军阀。所以，在为推行此项政策而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上，云南省财政厅长、西康省财政厅长，以及邓汉祥、甘绩镛、王陵基等四川军政要人，全都持反对立场。最后的解决方案是双方各让一步，财政部在各省设立田赋管理处，该机构的长官可由各省的财政厅厅长兼任。
物力方面的另一重保障是盟国的外援，其中最大的一项来自“租借法案”，共计约有8.457亿美元的物资。如1942年1-4月，共向中国起运了租借物资42000余吨，包括飞机298架，各种火炮共505门、机关枪13795挺、步枪20000支、炮弹40多万发、子弹4000多万发、卡车660辆、机油187万加仑、医药用品900吨、铁路材料5000吨。这些物资虽然有限（与英、苏所得相比），但对中国抗战信心的维系非常重要。
若没有强制征兵与田赋征实，抗战不可能坚持到1945年。但这些远谈不上完善的制度建设，仍只够维持一种最低限度的人力与物力供应——据国民政府美籍财政顾问杨格（Arthur Young）的统计，全面抗战期间，1名驻华美军的开支，约相当于500名中国士兵的费用。
三
军阀问题也严重左右着抗战前途。
1937年11月，四川军阀刘湘高调率军出川抗日。1938年1月20日，刘在汉口去世。诸多政府高层前往吊祭，公开赞扬其抗日功绩，
私下却感慨刘的死是国家之福
。比如，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与侍从室主任林蔚，1月26日讨论抗战前途，林说，“只要敌人不顾一切真来，武汉决难守住，再退后之局面恐愈难维持”，徐永昌对他这种消极态度不以为然，反驳说：近日刘湘作古，正是天意给国人留下生机，“天不拟亡中国，吾人奈何自亡之？”

徐永昌对刘湘之死的庆幸，源于刘湘的军阀割据，对抗战形成了诸多掣肘。刘湘早年割据川东，是四川军阀“速成系”（多出身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领袖，与以刘文辉为首的“保定系”（多出身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对抗，在1932年激化出了“二刘之战”，刘湘得到南京政府的帮助获胜，刘文辉败走西康。但此时 的刘湘，仍不过是四川诸多军阀的“盟主”，下面的杨森、邓锡侯、潘文华、王瓒绪、王陵基等，都有自己独立的“防区”，“防区”内的军政事务，刘湘很难染指。
南京政府决定以四川为抗战大后方，给了刘湘打破“防区制”、成为名符其实的“四川王”的机会。1934年底，刘湘第一次出川，前往南京寻求中央政府的帮助。当时，川中大小军阀在防区内各自发行纸币，既无基本金，也无发行额度限制，将四川的经济搞到近乎崩溃。刘湘的求助，与南京政府的计划——“扶助其中之一人，主持川政，而中央除整理金融，统一币制，筹备其经济实业之发展以外，对于军事，不宜植势，以昭大公”——不谋而合。
在南京的扶植下，四川于1935年9月完成了币制统一，财政收归省府，大小军阀的“防区”被取消。刘湘成了名副其实的“四川王”。但他并不喜欢四川被选定为为全面抗战的大后方，那意味着中央的力量会进入到他的独立王国。所以，国民政府举办峨嵋军官训练团，致力于培养川省军官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刘湘也针锋相对举办训练班，向川省军官灌输“川人治川”思想。1936年两广军阀勾结日军发动“六一事变”，刘湘也闻风而动，秘密调兵包围了成都中央军校和重庆行营。1937年6月的“重庆整军会议”，欲将“有日本全国军队数量的两倍半之多”的川军做正规化整编，刘湘也迟迟不愿前往重庆参会。事情拖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南京方面不得不迁就刘湘，让他的直属部队从四个师“整编”成了三个军。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逼迫刘湘出川抗日，在川省内不断制造舆论，历数川军多年内战的罪恶；同时又将派出四川的两个集团军调离以刘湘为司令长官的第七战区，让他感受到一种这两个集团军将被分化吞并的危险。后一招最为见效，一如刘的部属乔诚所言：“刘湘在成都得知两个集团军都调离了建制，心急如焚，急于赶赴前方，要求归还建制”。刘湘自己也曾对秘书长邓汉祥如此说：“我这次调出去的军队，约占全部半数以上，如果我不亲自去指挥，不到半年就会被蒋介石分化或消灭了。”
出川对部队做了一番安置之后，刘湘转而又开始谋求回川坐镇。这些谋划，后来被他的心腹、深度参与其事的刘航琛写在了回忆录里。这里不再赘述。简言之就是刘湘设计了一个新的组织机构“后方防务委员会”，试图在四川省政府之外，另设一个川省最高行政机构，由自己的心腹掌控各个要害部门。大约同期，刘湘还曾与韩复榘、宋哲元等联络，欲结成同盟抵制国民政府。1938年1月24日，韩复榘被枪毙，韩的亲信孙桐萱解释说，“蒋介石认为韩的部队退到河南，将与四川刘湘勾结在一起，乃策划扣韩”。韩被枪毙之前4天，刘湘也突然死在了汉口医院。
刘湘的故事，只是全面抗战期间诸多军阀/政阀掣肘中的一例。其后还发生了“阎锡山三个鸡蛋上跳舞”、“汪精卫联络龙云等军阀欲在大后方建立新政府与重庆分庭抗礼”、“孔祥熙擅自派人与日军和谈”、“白崇禧桂林保卫战前夕抽走守军”、“薛岳等人参加由史迪威支持的华南分离运动”等种种事件。
四
弱国需要外交。战争中的弱国尤其需要外交。外交上的一步踏错，很可能导致战场上的血肉牺牲全部付诸东流。
全面抗战期间最危险的外交十字路口，出现在1940年。这年6月份，汪精卫投敌对抗战信心造成的巨大伤害尚未平复，欧洲战场的形势又急转直下。英法两国在德军攻势下节节败退，且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先是6月份法国对日绥靖，宣布滇越铁路停止向中国运输物资。7月份，英国也对日绥靖，宣布关闭滇缅路，并劝中国与日本“言和”。这直接导致中国丧失了物资进出口的主要运输通道。
与此同时，因气候原因，国内粮食减产了20%，粮价暴涨了五倍有余。

更深层次的危机在于：中国的抗战前途系于“苦撑待变”四字，待变指的是国际环境发生变化，也就是寻求战事的国际化。欧战形势急转直下，使这种寻求战事国际化的努力，有了濒临破产的危险。
所谓“苦撑待变”，简而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中国抗战在时间上，尤其最后问题的解决上一定要和世界战争连结起来，使远东问题与欧洲问题，随今日东亚、西欧战争之终结而同时解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1938年拟定了“惟以日本为敌”的外交方针。在外交上首重美英法，对德意等国也持一种不交恶的争取态度。
1939年欧战爆发，当局的判断是以英法为首的“民主国阵营”必胜，德国阵营必败。故在外交上进一步亲近英法，疏远德意。
换句话说，所谓“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中的“世界问题”，指的是以英法为首的“民主国阵营”在欧战中获胜。法、英先后宣布绥靖，然后法国投降，英军也节节败退到了本土决战的地步。这意味着，亲近英法，疏远德意的既定外交路线，仿佛已经走到了破产的边缘。出路何在？国民政府内部前所未有地暗流涌动。
更糟糕的是，中苏关系此时也正在趋冷。在19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苏联援助很少或者是没有。同时苏联还在与日本做积极的接触。莫洛托夫在这年7月与日本驻苏大使讨论了两国缔结中立条约的可能性，日本提到了苏联的援华问题，莫洛托夫的回答是“苏联忙于本国国防，对华援助微不足道”。
为了应对这种复杂的外部环境，1940年6月22日，国民政府召集了高层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决定对德国采取“以友义之而不敌视”的外交方针，也就是要提升对德国的友好关系。
但对绝大多数国民政府高层而言，仅仅如此是不够的。他们更希望调转船头，与德国结成盟友。毕竟，德军正在摧枯拉朽般碾压英法；而英法也正在对日绥靖破坏中国抗战。
7月18日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三十六次常务委员会上，立法院长孙科率先发言，对亲近美英法的既定外交路线提出了质疑。孙科说：
“我国外交政策日趋困境，似不能再以不变应万变之方法应付危机。因法既屈服，英又将失败；英果败，美为保持西半球亦无余力他顾，势必退出太平洋，放弃远东。我之外交路线，昔为英美法苏，现在英美法方面均巳无能为力，苏虽友好尚不密切。今后外交应以利害关系一变而为亲苏、联德，再进而谋取与意友好之工作，务必彻底进行。英法既帮助敌人，中断我之运输线，妨害中国抗战，在英停止缅甸运输实施之日，应即召回我驻英驻法大使，同时宣告退出国联藉以对美表示民主国家辜负中国，使中国迫于生存改走他道。”
根据会议记录，许多人在会议上发了言。除吴稚晖一人之外，孔祥熙、居正、张群等全都赞同孙科的意见，主张亲苏联德。
与德国结盟，此时已成为国民政府内部的主流意见。国民党中xuan部部长王世杰因此遭受到了巨大的压力。王的主张是继续走美英路线，不同意亲苏联德。但政府内部许多人对他施压，要他主持下的宣传工作改弦更张。王被逼无奈，只好“宁辞去宣传部职，不作无谓之迁就以误国”。将王世杰逼到以辞职为最后的对抗手段，可见这股主流意见的汹涌程度。
7月20日，国民政府再度召集会议商议此事，蒋及孙科、王世杰、何应钦、孔祥熙、白崇禧、张群等党政军高层悉数参加。尽管与德国结盟的主张占据了多数优势，但会议仍做出独断决定，既不召回驻英大使，也不退出国联，继续维持亲近美英的外交路线不变，同时可以尝试加强对德关系，考虑到后者非轻易可得，也不必强求。
这一独断决定的依据，是日本国内的军政乱象必会驱使其选择南进，占领南洋英法属地，如此就会“介入欧战并与美冲突”，而中国加入英美法方面作战，才有获得抗战胜利的机会。同时，因苏联与中国接壤，其外交立场对中国抗战的前途至关重要，国民政府也积极推行了一些措施以求维持与德国的关系。如此，不论苏联之后选择哪一阵营，中国均保留了一定的辗转腾挪余地。
这种“道”（原则）与“术”（机变）的结合，维持到1940年的9月份，终于迎来了外部环境的明朗化。该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了同盟条约，这证明中国选择与英美同一阵营是正确的。11月，更好的消息传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访德不利，东欧三国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相继加入德意日同盟，德苏战争在所难免。也是在11月，苏联驻华大使告知重庆，将重新启动对中国的军械物资援助。
至此，“苦撑待变”迎来了最有利的外部环境。战场上所有的血肉牺牲，都将拥有他们应有的价值。
五
按照1947年2月当局公布的《关于抗战损失和日本赔偿问题报告》：抗战期间，军人伤亡3650405人、平民伤亡9134569人，合计12784974人。千万人的大规模伤亡，实体层面留给后世的遗产，是抗战的伟大胜利。精神层面的遗产，最为重要者至少有二。
一是“坚忍不拔”的意志。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国，日本是很先进的工业国。该年日本的钢产量是508万吨，中国仅有区区4万吨。日本在战争期间生产了357万支步枪，中国的产量不足40万支。二战期间，就陆军战地口粮而言，美国是每人每天6磅；日本是4磅；中国只有可怜的纸面上的1.6磅（农民、工人、公务员至军人，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处于饥馑之中），如此巨大的差距之下，若无“坚忍不拔”的意志，上至决策中枢下至普通军民，是不会有勇气将全面抗战坚持八年之久的。
这种“坚忍不拔”，也见于内部政争与外部交涉。军阀林立的现实，需要“相忍为国”的觉悟才能消弭诸多的摩擦与斗争；弱国苦撑，需要“忍辱负重”才能在对外交涉中尽可能得到好的结果。
二是“拥抱国际主流社会”的长远眼光。
全面抗战的八年时间里，中国始终坚持与“民主国家阵营”站在一起。即便是在德国军势最为鼎盛的1940年，即便国民政府高层的大多数人丧失了信心希望转走联德路线，最终也仍冷静了下来，应对没有行差踏错。
反观日本，则是一个“自绝于国际主流社会”的典型反例。1951年，日本外务省启动过一项秘密调研，旨在彻底检讨自“满洲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结束这段时期，日本在外交上的致命失误。其中一项反思正是不该退出国际联盟。外务省的反省报告写得很明白：
“退出国际联盟成了日本和美英决裂的发端，如果当时有即便出现四十二票对一票的情况，也应设法留在国际联盟这样积极宽阔的视野就好了。……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后，于1934年12月29日废除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另于1936年1月15日退出伦敦裁军会议。……这样，日本和美英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最终陷入国际孤立的状态。……日本国内便有人开始倡导……和德国谋求接近。”
这一正一反，恰是胜负之手与输赢之道。
（题图是四行仓库纪念馆烈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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