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一部剧汇集了数个青春无敌的鲜肉。

张孝全、杨祐宁、陈柏霖、范植伟。
△ 就是最近又被翻出来骂的王心凌前男友范植伟
这样的阵容，8点档播出，应该是部梦幻偶像剧吧。

但上演的内容令当年的观众瞠目结舌——

他们演的是同性恋男妓。
怎么过的审？不怕教坏小朋友吗？
从名字开始，就如此大逆不道——
孽子
剧经典。
书也是。
白先勇原著改编，《孽子》出版于1983年，是华语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同性题材的长篇小说。
法国著名书评家雨果·马尔桑曾在法国第一大报《世界报》上赞誉《孽子》是一出“将悲情研成金粉的歌剧”。
导演曹瑞原，白先勇的忠实粉丝，曾几度将他的小说影视化，9.3分的《一把青》就是出自他手。
今天的台湾影视的同性题材已经不稀奇了。

《谁先爱上他的》《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甚至是《想见你》的王诠胜番外。
但只以同性之爱去理解《孽子》，还是浅了。

或者说。

在那个年代，任何一个同性恋都不可能纯粹地相爱。

必然要牵涉更大的命题，无处可逃。


就如书名《孽子》点破。

最核心的冲突，不是发生在恋爱中。

而是在恋人关系之外，“子”与“父”的关系。
孽子，如同一个庞大的隐喻。
构成了台湾几代人绵延至今的母题——
背叛与救赎。
01
“那个下午，父亲将我逐出了家门。”
《孽子》的开场，便是一场残忍的驱逐。
被驱逐的男孩叫李青，十八岁。
他做了丑事。
深夜与男同学在实验室发生同性行为，被校警当场抓获，勒令退学，以儆效尤。

“你叫我这个老脸摆哪里去？”

“去死吧！”
父亲一边怒吼，一边殴打。

阿青打着赤足拼命往巷外奔跑，回头望去，父亲在背后不停挥舞着他那把自卫枪。
这里是六十年代台北边缘地区的龙江街巷底，也就是眷村，外省人49年跟随国民党来到台湾后的安置地点。
李青是成长在眷村的底层人家孩子。
父亲领着一个月微薄的3000薪水养育一家四口人，破房子靠着修修补补住下去，一场台风天就能让屋里灌满水。
李父，一个传统大家长式的角色，带着不容冒犯的威严。

他是山东人，在大陆时曾当过团长，还参加过著名的台儿庄战役。
本也是受过勋的有功军人，却在内战中不幸被俘，被革去军职。
曾经面对着一众军人发号施令，而如今的一方天地，仅剩小小的家。

他压抑，苦闷。

饭桌上，借着酒劲，对着昔日部下一遍又一遍吹嘘着自己的往日荣光。

最后跌坐在地，涕泗横流。
尽管上一秒在家中梳洗得体面，下一秒，就因为追不上公交车而灰头土脸。
时代就像那辆不会等他的大巴，将这位昔日风光的军人残忍地甩在了后面。
母亲，父亲到台湾后娶的本地媳妇，小他二十来岁。

不堪压抑和苦闷，跟人跑了。

弟弟，在一个雨夜患上肺炎，送医后还是没抢救过来。

父亲本来就是家里那个灼人的太阳。

现在，他炙热的目光全都集中到了阿青身上——

爸爸就指望你了啊。
在他的指望中，阿青应该去考军校，当军人，去延续他失落的理想。
可家里这唯一的儿子，却做出这么丢脸，自毁前途的事。
你说，是不是孽子？
父亲失去了他的儿子，他的指望。

阿青失去了父亲，失去了一个荫庇他的家。

变成了无父无母的浪子。
02
家，有两种。
一种是我们经常见到，电视里宣扬的那种。

另一种，是在黑暗中，漂泊无依的灵魂相互结成的团体。

台北新公园。

一到夜里就像打开了异世界的大门。
深夜的小树林，男人们隐没在黑暗里，寻找着目标。
警察一来，大家就如受惊的鸟兽，四散而逃。

这里，都是阿青的同类。
有老有少，有流浪的野孩子，也有平日体面的社会精英。
如白先勇先生所写：

在我们这个王国里，我们没有尊卑，没有贵贱，不分老少，不分强弱。我们共同有的，是一具具被欲望焚练得痛不可当的躯体。一颗颗寂寞得发疯发狂的心。
杨教头，公园里一位元老级的人物，操着一口四川口音。

他收留着几个“野孩子”，利用自己在圈子里的人脉，为他们寻求那些可以依傍的饭票。
第一次见阿青时，杨教头给阿青看了看手相说。
他跟手下这几个孩子都一样，孤臣孽子的贱命。
加上阿青，杨教头手里大概握着一本人生不幸图鉴。
小玉。
生得娇俏，伶牙俐齿，骄傲地炫耀着自己在公园里的“行情”。

他是因为同性恋身份，被继父从家中赶出来的。

至于亲生父亲。

他只从母亲那知道他是个日本华侨，一面也没见过。而小玉的毕生梦想，就是去日本，找到自己的亲生父亲。
吴敏。
母亲从小就跑了，父亲赌博进了监狱。
他如今跟着一个有钱的中年男人，鞍前马后地伺候。
吴敏说。
当初来到男人家里，那是他平生第一次在浴缸里洗一个舒服的热水澡。
他整整泡了两个小时，连皮肤都泡红了。
他想，要是能一辈子在这，要他做什么都愿意。
老鼠。
父母双亡，跟着在妓院当保镖的哥哥相依为命。

从小到大，他就是哥哥的沙袋，每天都伤痕累累。
开照相馆的郭老有一本《青春鸟集》，每个流浪到公园的孩子，他都会拍下一张照片做纪念。
他就像一尊化石，见证着公园的历史。
这些照片中的年轻人有着各自的过往，不同的下场。
有人无尽堕落，最终横死街头，有人吃尽苦头，终于出人头地。
但你看到了，但在那个年代。

同性恋=无家可归=大逆不道的孽子。
因为我们的家，是只留给一种人的，他们按部就班，结婚生子，传宗接代……

谁要是打破了这种规则。

谁就背叛了父母，社会。
03
白先勇曾说：
写中国的同性恋，绕来绕去仍然脱离不了家，因为在中国文化里，个人是无法生存的，总是父子兄弟纠成一团，家庭的爱恨特别深。
《孽子》里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就是父与子的关系。
王夔龙，公园中一个传奇式人物。
他的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葬礼都是要上报纸头版，天下皆知的那种。
△ 报纸头版：“一代名将殒落，身后备极哀荣”
进入王家大宅，你总觉得这还是一个驻留在旧时代的贵族。
空旷的餐桌，儿子与父亲坐在远远的两端，侧面是母亲，一旁立着侍从，秩序井然。
主位之上的父亲一伸手，侍从就恭敬地将毛巾递到手上。
他是这个家中绝对的权威。
但在公园里认识自己的同性恋人阿凤后，王夔龙像是被解放了天性。
他穿上父亲视为流氓的花衬衫，夜不归宿。
在父亲给自己介绍联姻对象时，拉着阿凤逃出王家大宅。
后来王夔龙失手杀了阿凤，父亲动用关系送他去美国流亡。

走之前对他说，不准回台湾，除非自己死了。
就连母亲临终前苦苦哀求，父亲都不允许他们母子见最后一面。
傅崇山，同样是49年从大陆来台的国民党高官。
他满心希望将儿子培养成一名优秀的军人，指望他将来为“国”效忠。

哪料到儿子在军队行同性之事被发现，前途尽毁。

老爷子一时羞愤难当，在儿子最无助时对他恶语相向，以至于他于绝望中开枪自尽。
阿青的父亲也一样。

他总是三句不离山东老家。
一个中秋节，他曾经郑重其事地将自己的军功勋章戴在两个儿子胸前，嘱咐他们将来要衣锦荣归，光宗耀祖。
此时此刻在他的话里，家与国是浑然一体的。
然而，每当他说起大陆，说起山东。
他的台湾妻子，他在台湾出生长大的儿子们总是一脸茫然，一阵沉默。
说起来，是儿子背叛了父亲。

可是两代人从一开始，就被历史分隔在天堑的两边——
父亲们是异乡的，儿子们是在地的。
父亲的指望。
不过是一场虚妄——

回不去的故乡，痴人说梦一般的“反攻”。
他们不承认人生的失败，企图用下一代人的人生来补偿。
父亲们活在自己的前半生，否定着当下——

台湾终究是暂时落脚的地方，这里一切都不值一提，都没法和从前生活的地方相比。

而他们忘了。

儿子就生活在此地，他如何不生根落地？
儿子正值自己崭新的青春，他如何不把握当下？
就如同蔡康永的父亲。

无论他如何向儿子“厚古薄今”，下一代人都没法回到他口中那个缥缈的过去。
比如我们看戏，孙悟空会连翻3个桌子，他就会说上海的可以翻5个桌子；吃黄鱼，他会说上海的黄鱼才不是这个味道，这个太腥……
也像《喜宴》，父亲从小到大向伟同说着报效国家。

他能做的唯有低下头聆听教诲，然后左耳进右耳出——


-你知道爸爸当初为什么从军吗？
-不是为了抗战的时候

响应十万青年军的号召吗
父亲不知道，儿子再也无法回到他们设想的轨道了。
只有“孽子”知道。
于是同性恋几乎成为了一种“原罪”。


这不是一种罪，但你却无法为自己洗刷清白。

要么选择“犯罪”。

做一个孽子，背叛家庭，让家人心碎欲绝。
要么选择“赎罪”。
隐瞒真实的自己，完成家庭的期待，祭献出全部的人生。
这便是不公平的地方。

背负着罪名的是孽子们。

但造就罪孽的，其实是一种“必须服从”的文化。
只要你与权威相左，只要你有了自我，不肯全心全意地服从，那么你就是这个文化下的戴罪之身了。

儿子上面的权威是父亲。

而父亲的上面，还有“父亲”。
在这一点上，他们不都是同样被抛弃的“孽子”吗？

如果你觉得一生效忠的国家

让你变成无依的孤臣
你又何必一定让敬仰的阿青
成了罪无可赦的孽子
《孽子》里的年轻男孩们，以孽子身份逃离父亲。
又在逃离后的迷茫中，以孤儿身份寻找父亲。
最典型的就是小玉。
他的梦想是去日本找自己素未谋面的亲生父亲，阿青问他。
如果你找到他，他已经死了呢？或者他根本不认你呢？
但小玉不在乎，他想要的，不过是知道确实有这么一个人，他要知道自己是谁。
后来他误打误撞在台湾认识一名和他父亲年纪相仿的日本华侨，名字也只和他父亲差一个字。

小玉对他感情究极复杂，他既是情人，又仿佛投射了父亲的影子。
这种身份认同的错乱，在《孽子》中的几个台湾原住民女性角色身上明显体现。

阿青的母亲，少不经事就嫁给了大陆来的父亲般的丈夫。
后来她冲破道德的束缚出逃，沦落风尘，最终在病痛中凄惨死去。
阿玉的母亲，被日本人欺骗生下小玉，对方抛下她一去不回，如今，她和一名山东佬凑合着过日子。


阿玉的表姐丽月，被一名美国大兵欺骗感情生下了孩子，她满心希望对方带她回美国，可到头来皆是一场空。
被占有，被欺骗，无依无靠，前路迷茫。
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孤独的小岛。
他们经历版块的断裂和轰塌，但哪怕再痛苦，他们都已经决心——
今后不会再为任何人的指望而活了。
04
看《孽子》时，Sir时不时会想到《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两部作品里，有太多相似的东西。
六十年代的台北，小四和阿青一样，都是生活贫苦的大陆移民二代。
父亲不得志，大人们近乎带着怨气般沉溺于乡愁。
而孩子们，要独自面对新的环境，新的历史，新的人生。
对自由的渴望与对传统道德的冲破，在孩子们身上起到微妙的反应。
新旧混乱之间，少年的认知产生割裂与错乱，从而捅出叛逆又困惑的一刀。
《牯岭街》拍的不仅是一出凶杀案，也是上一代的指望，和下一代人独立意识之间的断裂。
笼罩在头顶上的权威是如此庞大，血脉的，家国的，文化的。

于是一个个体的诀别。

往往是以毁灭式的行动来完成的。
1993年，李安拍《喜宴》，也是一部同性题材电影。
但更值得留意的，是李安最后一部讲述中国故事的电影。

到了2007年，李安拍《色戒》。
如果说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是一部革命史。
那王佳芝选择了背叛，而投身到了对爱情，对自我的追寻。
从那以后，李安似乎得出了他想要的答案，他的电影创作命题就此改变。
不管是意味着“断代”的同性恋，还是因为儿女私情破坏大局的王佳芝们。
都是压抑个体诉求的传统文化中，难以容下的离经叛道。
而背叛父权选择自我的代价，往往是受尽苦楚，甚至付出生命。

就像王佳芝，就像《孽子》里阿青病死的母亲。

但你说她们后悔吗？
王佳芝死前一脸平静。

阿青的母亲死前望着天空，和她当年决定出走那天的眼神一模一样。

在《孽子》里，阿青的父亲总是摆弄着他那把在大陆当团长时留下的自卫枪。
在把阿青赶出家门那天，人高马大的他不停挥舞着这把没有子弹的空枪，无能地狂怒。
就像阳痿的性器，衰落的父权，无法维持的尊严，延续无望的血脉。
而那一边，孽子们越跑越远。
时代前进的浪潮，早已无情地将父与子冲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
还有重归于好的可能吗？

白先勇没给出答案。

唯有时间可给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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