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变天，一个不祥的信号

文 | 缓缓君

首发 | 缓缓说

3月10日，韩国大选结果出炉：

保守派候选人尹锡悦以48.56%比47.83%的微弱优势战胜了进步派候选人李在明。

仅仅5个小时候后，美国总统拜登就和尹锡悦进行了通话。

据悉，尹锡悦胜出后原本打算第一时间去参拜国立显忠院，第二天再和拜登进行通话，但因为美国要求提前，于是才调整了行程。

美国连一天都不想等，从拜登迫不及待的样子就可以看出，美国对这次韩国大选的结果非常重视。

就在美韩通话之后，日本也跳出来表示，将尽快探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尹锡悦的电话会谈。

3月11日上午，双方真的进行了通话，并就改善韩日关系形成共识。

一些韩国媒体分析称，尹锡悦上台后，美日韩三国之间或将加强合作。

而这恰恰也是美国一直想要推动的一件事（美国一直希望组建一个美日韩三边安全框架，以应对中国崛起）。

针对的是谁，不言自明。

那么，这次大选对中韩关系会有多大影响，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本文会先介绍韩国的政治派系，尹锡悦的个人风格和执政理念，然后再来分析这次大选对中国的影响。

相信在看完这篇文章后，你也会对韩国的政治生态有所了解。

韩国国内主要有两股政治力量，即进步派和保守派（每一个派系下面又有不同的政党，文在寅执掌的共同民主党就属于进步派，而尹锡悦所在的国民力量党则属于保守派）。

这两派也被分别称为左派和右派。

自1988年实行政治民主化以来，韩国总统就在两派之间轮番登场（卢泰愚、金泳三、李明博和朴槿惠都属于保守派阵营，金大中、卢武铉和文在寅则是进步派）。

两派在经济政策，外交方针以及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看法上，存在明显的不同。

在经济政策上，保守派主张效率优先，支持大企业做大做强，认可财阀对韩国经济发展起到的贡献，所以一直受到财阀的青睐；进步派则更看中分配公平，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劳工权益，在打击财阀问题上屡败屡战。

在外交方针上，保守派主张以巩固韩美关系为外交安保政策的基石，简单来讲就是紧紧抱住美国大腿，跟着美国的步调走；进步派则主张实现“有限程度的独立自主”，不单方面倒向美国，而是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

由于韩国自身体量较小，其经济高度依赖对外贸易，而中国则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所以在中美之间搞“平衡外交”，确实才更符合韩国的国家利益。

之所以还要特意强调“有限程度的独立自主”，是因为二战以后美军就在事实上占领了韩国。

1953年，韩美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明确了韩国的军事指挥权由美国指挥官所掌控，直到1994年，美国才将和平时期的军事指挥权归还给韩国，但战时指挥权至今仍在美国手里。

所以时至今日，韩国都是一个主权并不完整的国家，它无法摆脱美国的影响，所以最多也只能说是“有限程度的独立自主”。

作为进步派的文在寅，上台后就一直希望能把战时军事指挥权也收回来，2020年文在寅还专门任命了一名新防长去落实这件事，说力争要在2022年完成（因为文在寅的任期就是到今年5月）。

但美国一直推三阻四，这件事至今仍遥遥无期。

在萨德问题上，朴槿惠顶不住美国压力，导致中韩关系急转直下，而文在寅上台后，作出了“三不承诺”，即：

不追加部署“萨德”系统

不加入美国的反导体系

不参加美日韩三方军事同盟

这极大的缓解了中韩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对待朝鲜问题上，保守派将朝鲜视作是威胁，主张借助美国的力量用强硬态度向朝鲜施压；进步派则主张实行“阳光政策”，力争与朝鲜实现民族和解，即把朝鲜视作是兄弟，并且不赞成将对朝鲜经济援助与朝鲜弃核挂钩。

进步派候选人李在明甚至在选举时提出，“如果朝鲜与美国之间长期积累的不信任问题得到缓解，朝鲜长达数年的核问题就将得到解决”。

这直接是把朝核问题的主要矛盾指向了美国。

从两派间一系列的差异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进步派对美国似乎是“左不放心，右不放心”，不愿意受美国摆布。

这其实和一桩历史事件有很大的关系，即“光州事件”。

1961年，朴正熙（朴槿惠她爸）通过军事政变成功夺取政权，随后包揽了韩国第5-第9届总统，直到1979年遇刺身亡。

（如果不是因为遇刺，朴正熙很可能会一直干下去，所以也被反对者视为是一名独裁者，但在他的治理之下，韩国经济反倒是一路高歌猛进，创造了“汉江奇迹”，朴槿惠当初能够当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韩国民众对“汉江奇迹”的怀念）

领导人突然遇刺，韩国随后陷入了一段时间的政治混乱时期。

1979年年底，全斗焕先是通过政变夺取了军权，随后就开启了自己的军事独裁统治。

这一行为遭到了韩国民众的强烈不满。

1980年4月，韩国各地爆发了以工人和学生为主的示威活动，要求全斗焕政府下台。

全斗焕则发布了《紧急戒严令》，宣布取缔一切政治活动，禁止集会游行，并组织了戒严军对金大中、金泳三等民主运动领袖和学生进行拘捕。

但这种做法反而激发了民众的抗争意识，示威活动还在升级。

1980年5月18日，戒严军在冲突中对抗议群众进行了扫射，还用火焰喷射器对付群众，引爆了著名的“光州事件”。

愤怒之下，光州的学生和市民组织成立了“民众抗争本部”，并冲进了警察局和军队抢夺武器，和政府军展开对垒，并一度把政府军赶出了光州。

但这场运动最终还是以遭到血腥镇压的方式作为结束。

多年以后，官方的调查数据显示，这起事件造成191人死亡和近900人受伤（民间的调查数据则远不止这个数，有人就认为该事件至少造成240人死亡、409失踪和5019受伤）。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韩国在当时是没有军事指挥权的，所以全斗焕政府调动军队对民众进行镇压，起初被认为是得到了美国的默许。

到了5月27号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干脆以“不能坐视韩国无序和混乱”为由，发表声明支持全斗焕政府镇压民众。

在美国的公开支持下，韩国军政府的坦克和装甲车肆无忌惮地碾压过前来阻挡的市民，并在道厅主楼枪杀了最后一批不肯投降的学生。

这起事件虽然以悲剧作为收场，但也大大加速了韩国的民主化进程。

当年在韩国各地参与示威活动的学生和市民，后来有相当一部分成为了进步派的骨干力量。

更确切的说，韩国以前没有左派（进步派），是这起事件促成了左派阵营的诞生。

从朝鲜战争结束到光州事件爆发的这段时间，韩国一直走的都是一边倒的反共亲美路线。

但美国在光州事件中的立场和态度，让这些支持示威活动的学生和市民伤透了心。

这些人后来有的成为了政治家，有的成为了韩国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他们组建起了进步派阵营。

他们把光州事件定性为一场“民主革命”（而保守派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一场“暴乱”），他们也不再轻易相信美国，所以每当进步派当选总统时，总是在致力于走一条更加独立自主的路线。

接下来说说尹锡悦。

尹锡悦出生于书香门第，祖上曾在朝鲜王朝担任右议政尹拯（也称右相，和领议政、左议政并称为“三公”），是高级文臣，父亲尹起重是延世大学统计学教授，母亲崔贞子也曾在梨花女子大学任教（婚后辞去工作回归家庭）。

1979年，尹锡悦考上首尔大学法律系。

次年，光州事件爆发后，当时还在读大二的尹锡悦在一场模拟审判中，以（模拟）检察官的身份要求判处全斗焕死刑。

要知道全斗焕当时还是韩国的最高领导人（他一直干到1988年才卸任），尹锡悦的模拟审判，让他一下子声名鹊起，但也必然会引起全斗焕政府的关注。

而且全斗焕是一个靠政变上位的铁腕统治者，对于普通人而言，得罪他的后果可想而知。

但尹锡悦的家庭背景并不一般，在家人的庇护下，他一度逃离了首尔大学，去了江原道避风头。

之后几年，尹锡悦又通过家里的资源顺利地逃过了兵役，然后准备司法考试，前前后后考了9年，才终于通过（相比之下，文在寅只考了1次就过了）。

1994年，尹锡悦如愿以偿成为了一名检察官。

在韩国，检察官制度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体系，并且和日本特搜部有着非常多的相似之处。

检察官名义上隶属于司法部，但实则垄断了公诉权、酌定不起诉裁量权、提请批捕权和结案权等。

在侦查犯罪活动过程中，检察官完全处于领导者地位，警察能查谁，不能查谁，全部都得听检察官的；查到了线索，要不要提起公诉，也要听检察官的；而且这种权力归属于检察官个人，而不是他背后的那个组织，所以不仅是警察干涉不了，即便是检察官的上司，包括司法部长，也无法干涉某个检察官办案（只能提“建议”）。

（韩国电影《王者》，讲的就是检察官的故事）

有点政治敏感性的人应该能够意识到，韩国的检察官权力如此之大，根本就不合理。

事实上也确实不合理。

这也是为什么文在寅要致力于推动司法改革，就是为了削减检察官的特权。

那么，它的特权是怎么来的？

韩国的检察官制度最早起源于日本殖民时期，但真正赋予它特权的，还是在二战之后，在美国的授意下，把检察官打造成了一个名义上隶属于司法部但实则具有超然地位的存在。

很多人把韩国的一些问题归咎于财阀一手遮天，财阀的背后确实站着美国资本，但其实检察官才是美国用来左右韩国政局的“打手”。

检察官的权力越大，就越能方便地去干掉那些不听话的“刺头”（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要让检察官拥有特权）。

而且在韩国的检察官系统里，也有专门“特别搜查部”和“中央搜查部”，干的工作也和日本的特别搜查部一样，专门负责去查政府官员，甚至是总统。

从尹锡悦学生时代敢于在模拟法庭给时任国家领导人判死刑就可以看出，这个人其实蛮有胆量的。

在当上检察官之后，也确实办了一批大案、要案。

比如在金大中执政时期，他以涉嫌受贿罪将时任警察厅情报局长朴熙元予以逮捕。

在卢武铉执政时期，他又在“总统大选非法资金案”中扳倒了卢武铉的心腹安熙正。

在李明博执政时期，他又以“涉嫌受贿”为由，拘留起诉了李明博的亲哥哥李相得。

直到朴槿惠执政时期，他又把目标对准了韩国国家情报院（简称韩国国情院）。

从名字就可以看出，韩国国情院是韩国的情报机关，其成立于1961年，是朴正熙仿照美国中情局组建的。

而尹锡悦要调查的，偏偏是韩国国情院干涉韩国总统大选，这一回直接触动到了韩国的国家利益。

尹锡悦因为这个案子而被下放到各地方检察院不断流转，说白了，就相当于是被“打入冷宫”，断了仕途。

然而，2016年“闺蜜干政门”（也称“崔顺实案”）的爆发给了尹锡悦东山再起的机会。

过去韩国总统遭到清算，都是在下台以后，而朴槿惠当时是现任总统。

由谁牵头去查，成了一个让检察厅头疼的问题。

毕竟当时朴槿惠还在任上，某大国的态度也尚未明朗，检察官直接和总统对刚，鹿死谁手还真的说不定。

这就变成了一个烫手山芋。

这个时候，韩国检察厅想到了尹锡悦。

而尹锡悦也不负众望，不仅扳倒了崔顺实，还让朴槿惠因这个案子而遭到弹劾，后者也成为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成功弹劾下台的总统。

文在寅非常赏识尹锡悦的个人能力。

2017年，文在寅上台仅仅几天之后，就将尹锡悦提拔为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长，继续对朴槿惠的案子进行调查。

2018年，尹锡悦不仅把朴槿惠送进了监狱，李明博也因为受贿、贪污、逃税、滥用职权等罪名身陷囹圄。

一连干掉两任保守派总统，尹锡悦一度成为了保守派阵营的心头恨。

2019年，文在寅又将其提拔为检察总长。

可以说，文在寅对尹锡悦是有知遇之恩的。

但让文在寅没有想到的是，尹锡悦最终把目的对准了他的人。

上面分析过，因为韩国检察官的权力已经大到不受制度所控制，所以文在寅上台后，开始大力推动司法改革，以削减检察官的权力。为此，文在寅专门任命了心腹曹国担任司法部长去落实这件事。

但对于尹锡悦而言，他作为检察总长，削减检察官的权力不就是在动他的权力吗？

于是在曹国被文在寅提名后，尹锡悦就对曹国及其家人进行调查。

曹国的妻子被发现曾通过伪造获奖证书为女儿上名牌大学提供便利，此外，曹国的家人还涉嫌利用私募基金进行逃税。

这一消息的公开，引发了舆论风暴。

曹国随后召开记者会，表示自己未介入女儿入学和家人投资私募基金等事项，并向公众道歉。

2019年10月14日，曹国宣布辞职。

要知道他是同年9月9日才被正式任命为司法部长的，就职时间仅仅为1个月零5天。

尹锡悦手段的“快、准、狠”，由此可见。

司法部长的任命风波发生后，文在寅所在的共同民主党大骂尹锡悦恩将仇报，文在寅和尹锡悦关系也彻底破裂。

此后，接替曹国的新任法务部长秋美爱多次以程序违规和违反道德为由，对尹锡悦及其党羽进行停职处理。

而尹锡悦则利用自己20多年积累的司法系统人脉关系暂停了对他的停职令，还联合保守派在野党在舆论上对执政党进行反击。

多个来回之后，尹锡悦决定转守为攻，他主动辞去了检察总长的职务，然后加入了国民力量党参与总统大选。

在竞选阶段，尹锡悦提出的执政理念，几乎可以说就是和李在明（文在寅培养的接班人）反着来。

比如在对华关系上，李在明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在中美竞争加剧的情况下，韩国不应该单方面导向某一方（显然，这里指的是美方），而是应该以“本国利益为重”。

尤其是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国家安全）的“萨德”问题上，李在明明确表示，现有的导弹防御系统已经足够，没有继续追加部署的必要。

李在明还直言不讳地表示，美国在中国周边扩大军事部署会让中国感受到威胁，这不利于地区安全。

而尹锡悦则在记者会上公开反对称，部署“萨德”和美日韩开展安全合作都是韩国的主权，中国没必要将其视为一种挑衅，他甚至提出希望美国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以应对朝鲜日益增强的核打击能力。

尹锡悦还称，如果自己当选韩国总统，将“重新整顿与中国的关系”，并寻求建立起一种基于相互尊重的中韩关系（言下之意就是在暗示中国现在不够尊重韩国？）。

在平衡中美关系方面，尹锡悦批评文在寅政府一直在向中国倾斜，远离其长期盟友美国，如果他当选的话，韩国的外交和安全必须从稳固韩美联盟开始。

在多边合作方面，尹锡悦对美日印澳四国机制（这是美国“印太战略”中用来包围和遏制中国崛起的计划之一）和“五眼情报联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希望韩国也能够尽早加入；而李在明则被认为将秉持文在寅政府的一贯策略，即推动中美日韩建立四方合作关系（美国一直想要通过建立区域联盟的方式来孤立和遏制中国，而文在寅提出中美日韩四方合作，其实就是在表达他们不支持孤立中国，有非常明显的和事佬意味）。

通过以上一系列的对比，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如果李在明胜出显然对中国会更加有利，但就像我们在“俄乌冲突”中说的那样，现实中发生的很多事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我们能做的，是“事情已经变成这样了，怎么去做应对”。

回顾尹锡悦的个人经历，我觉得他身上有三个特点是非常明显的：

1.胆子很大

2.碰壁了以后也会及时认怂

3.秉承实用主义，不讲情面，也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

早在学生时代，他就敢于给时任总统全斗焕“判死刑”，要知道这名总统还是残酷镇压过抗议活动的，后来当上了检察官，他也接连把时任总统的亲信和实权派人物揪出来送上法庭，后来干脆还和韩国国家情报院干上了。

尹锡悦的胆子不可谓不大。

但是，当发现自己闯祸了之后，他也会及时认怂，不至于到“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地步。

比如在得罪了全斗焕之后，他该跑路就跑路，在调查韩国国情院的案子受挫后，也愿意蛰伏。

由此可见，这个人并非是为了理想可以抛头颅洒热血的人，身段比较灵活，更像是一个投机分子。

在被文在寅破格提拔后，他愿意充当文在寅的“打手”，去把朴槿惠和李明博送进监狱。

但当文在寅的司法改革动了他的利益时，他又立刻会翻脸无情，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就把负责落实司法改革的曹国弄到身败名裂。

当文在寅和其关系彻底破裂之后，他为了保住自己检察总长的位置，和下一任司法部长秋美爱斗了好几个来回。

虽然他的职位是暂时保住了，但自己的党羽却被剪除了。

这个时候，他干脆加入了属于保守派阵营的国民力量党，并以参加总统大选的方式对文在寅发起反击。

其实从他对光州事件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年轻时的政治立场，应该是更倾向于进步派的，但为了反击和维护自身利益，政治倾向对他而言并没那么重要，这是非常典型的实用主义思想。

理解了尹锡悦的这三个特点，我们在处理和他执掌的韩国关系时，策略应该是可以明确的，那就是采用“胡萝卜+大棒”的政策（这其实是老罗斯福最早提出来的，也是他的拿手好戏）。

一方面，我们可以继续在经济上和韩国进行合作。

过去中国一直想推动建立中日韩自贸区，但每次稍有起色，就会冒出各种幺蛾子事件（比如负责相关事项的日本大臣突然上吊自杀了，日韩之间又因为历史问题公开互撕了，钓鱼岛领土争端突然激化了等等，显然，这背后是有黑手在操纵），后来我们干脆换了一个思路，通过借助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把中日韩纳进了同一个自由贸易的圈子。

随着RCEP的生效，中韩之间会有更广阔的贸易空间，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而韩国因为受限于自身的体量，对外贸的依赖度远比中国要高。

除此之外，韩国虽然占据了半导体产业高端部分（不得不说，韩国这几年在芯片产业上，发展真的非常迅猛），但他们的产业链并不完整，在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上，依然高度依赖于中国。

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维系中韩关系的一个重要筹码。

但另一方面，尹锡悦这个人一旦顺了之后，会忘乎所以，所以我们也必须拿出大棒对其进行威慑。

尤其是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比如萨德）的问题上，还是要把“丑话说在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