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如何在战后重建乌克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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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如何在战后

重建乌克兰经济

©文 \ 理查德 · 埃贝林

>>Richard M. Ebeling<<

♕编：瑞秋的春天

在

电视屏幕和社交媒体网站上，充斥着死亡以及破坏的画面，俄罗斯军队继续向乌克兰发动毁灭性进攻。这种令人悲哀的情形会持续多久，乌克兰会付出怎样惨烈的人力物力代价，目前仍然不得而知。但对于乌克兰人民和他们国家的经济来说，世界的确在发生天崩地解的变化。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依据之前各种官方统计数据，乌克兰经济表现相当良好。物价膨胀率一直处于温和下降中，从2021年中期近11%下降到2022年1月的10%。在2021年大部分时间内，货币扩张速度一直在加快，但2022年1月与2021年12月相比，乌克兰所有货币供应量数据都有小幅下降，这表明对价格的货币压力可能有所减弱。

在2021年最后一个季度，乌克兰GDP年增长率达到近6%，预计在2022年之前会保持相当不错的增长速度。2014年乌克兰-俄罗斯危机的结果是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俄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将乌克兰东部部分地区分裂了出去。乌政府用于支付军事和其他开支的赤字支出，将政府债务和GDP的比率从2013年的40%推升到2016年的近81%。然而，至2020年底，债务和GDP比率已经降到61%以下，四年内下降了25%。

不过，乌克兰政府2020年预算赤字占到GDP的6.1%，而2018年为1.9%，2019年为2.1%。且政府赤字2021年依然明显。因此，即使没有这场新战争的干扰，政府债务负担也会增加。当预算赤字增加，政府可能会再次向乌中央银行寻求资金，以支付其超过税收的支出。这可能会扭转物价膨胀温和放缓的局面。

政治经济前景不明

如今战争降临，这一切都变得次要。到了2022年底，还会有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吗？如果幸存下来，它会依然保持真正独立国家的地位，还是成为向普京俯首贴耳的傀儡国家？乌克兰领土会处在俄罗斯进攻之前国际公认的边界之内，还是让东部地区永久分裂出去，成为独立的“人民共和国”，或者让这些地区像2014年的克里米亚那样被俄国彻底吞并？

到冲突军事阶段结束时，将会发生多少物质破坏，给战后生产和重建带来重重困难？战乱期间会有多少乌克兰人重伤或死亡，从乌克兰劳动力队伍中消失？考虑到已有数百万乌克兰人可能长期或永久流亡到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

假设战后乌克兰继续作为某种意义上独立的国家（无论是真正的独立国还是傀儡国），那么它的贸易投资环境和机会将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有很大一部分取决于美国和欧盟对俄继续制裁的程度和性质，以及战后还有什么留给乌克兰，如果它没有沦为一个降服于莫斯科的附庸国的话。

被征服的乌克兰人民会不会对俄罗斯决定的命运逆来顺受，在新的环境中努力恢复日常生活？还是会组织更多地下抵抗和破坏活动？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好几年，几支乌克兰游击队在乌克兰西部森林中继续武装抵抗苏联。这种顽强抵抗会再次出现吗？

如果俄罗斯在基辅强加了一个伪政权，那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乌克兰的经济前景取决于西方制裁的实施程度。作为普京领导下俄罗斯政治经济轨道上的附庸国，该国经济前景将被限制在极度缩小的选择和机会当中。

沦陷于苏联的欧洲国家

对该国及其人民来说，最不堪的情况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事态的重演。在经历若干世纪的统治之后，特别是帝俄和奥匈帝国的统治，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宣布了国家独立，就像1918年和1919年中、东欧其他许多种族和语言群体一样。但由于内部分歧，乌克兰人无法抵御企图重建“大波兰”的敌对波兰军队的攻击，而列宁布尔什维克部队在击败白俄残军的同时，也占领了乌克兰部分地区。

1921年，波兰和苏俄签订和平条约，最终结果是乌克兰西部地区包括利沃夫划给波兰控制，乌克兰其他2/3地区包括首都基辅归苏维埃政权。从1921年到1991年，乌克兰仍然是一个苏联控制下的“沦陷国家”。20世纪30年代初斯大林对土地强制集体化期间，乌克兰有数百万无辜男女老少丧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乌克兰遭受了更严重的破坏，首先是1941-1943年入侵的德国军队，然后是1944-1945年战争结束后斯大林统治的回归。

1991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宣布独立。在过去三十年间，这个国家经历了许多乌克兰人几个世纪以来孜孜以求的梦想：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但现在，普京威胁着要把乌克兰再次从世界政治地图上抹去，就像1921年列宁及其苏维埃政府手中发生的情况那样。

战前不完善的政治制度

独立的乌克兰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政治民主典范，该国政府也并不总是尊重每个乌克兰人的公民自由。腐败现象比比皆是。特权和恩惠被任意给予个人和利益集团。财政管理不善的情况一直存在，由于乌克兰中央银行愿意转动货币印刷机来为政府财政支出的需求提供资金，物价膨胀有时很高且不稳定。

但是，无论乌克兰政治有多么不完善、经济监管制造了多大障碍、货币财政又如何遭到滥用，近年来新闻、言论、宗教和结社自由都得到了相当合理的实践。在Freedom House关于世界各国尊重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总体指数中，乌克兰在满分100分中得到了61分；虽然和德国的94分、英国的93分甚至波兰的81分（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得分）比较还相去甚远，但和俄罗斯的19分或白罗斯的8分一比起来，乌克兰简直是一个政治自由社会的光辉榜样了。

米塞斯为乌克兰

提出金本位建议

在这场战争结束后，乌克兰无论是至少部分作为自由独立国家存活下来，还是要等到将来才能独立，乌克兰人都必须在未来某个时候计划重建其经济。这种重建经济的政策议程，至少有一部分是现成的，在奥派经济学家米塞斯的著作中就可找到。

有趣的是，米塞斯1881年生于利沃夫（当时利沃夫在老奥匈帝国被称为伦贝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米塞斯担任奥地利军队的炮兵军官，在东线与俄国人作战。1918年2月，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与德意志帝国单独和奥匈帝国签署了和平协议后，米塞斯被派往被奥地利占领的乌克兰地区。他被任命为负责货币管理的官员，官署就设在敖德萨。1918年春大部分时间，米塞斯都在那里服役，直到1918年11月战争结束，他作为奥地利总参谋部的经济专家，受命返回维也纳。

1918年夏天，在回到维也纳后不久，米塞斯准备了一份政策文件，题为“关于建立乌克兰发钞银行的意见”。这是一份关于在金本位制下乌克兰中央银行应遵循的制度规则大纲。

米塞斯说，所有发行和流通的银行钞票，在任何时候都应该用黄金储备或可兑换成黄金的外汇来加以覆盖，比例应占到银行负债的1/3。以安全的短期贷款形式存在的银行资产，应该成为流通中其余2/3钞票的依托。米塞斯承认，在确定某些类型借款人可以获得乌克兰央行借贷便利的条件时，也许必须考虑一些特殊的历史和体制情况。但乌克兰要拥有一个健全的货币体系，最至关重要的是拥有充足的黄金储备、可随时兑现；同样重要的，就是对中央银行贷款的期限结构进行限制，以确保它最终总能够履行义务，维持金本位制度的正常运转。

在当今世界任何地方包括乌克兰建立金本位制似乎是极不可能的。政府过于重视其获取法定货币来弥补赤字的能力以及试图通过中央银行货币和利率操纵来影响借款、支出和就业的手段。但米塞斯的核心观点是，除非对中央银行有制度性约束，以防它任意改变经济体中的货币和信贷数量，否则严重的价格膨胀以及景气-萧条商业周期的危险将始终存在。

米塞斯的战后重建经济议程

1940年，米塞斯离开饱受战火蹂躏的欧洲，辗转来到美国，随后在20世纪40年代初发表了一系列的专著、论文和演讲，从中可以找到乌克兰战后经济重建议程的轮廓。在纳粹德国和同盟国的冲突中，欧洲大部分地区已是满目疮痍。当战争最终结束时，重建一个支离破碎的欧洲成了一项艰巨任务。

为了成功重建欧洲，战后世界必须是一个工作、储蓄和投资的世界，首先，要重建所有已经消失的东西，然后在此基础上，建设比1939年战争爆发前更繁荣的生活。或者像米塞斯所表达的那样，

“诚实的经济学家有责任一再重申，在战时的破坏和浪费之后，没有什么比古老的秘诀——多生产、少消费——更能引导社会恢复繁荣了。”

米塞斯接着说：

“健全经济政策的独特标志是，它旨在建立一项持久制度，使国家福祉不断得到改善。很难想象会有比过去几十年短期政策更差劲的政府原则（…）一个对明天漠不关心、追求短暂成功而粗心牺牲未来的政策，不是进步性的，而是寄生性的（…）”

“只有一种手段可以改善国家整体以及每个公民的经济福祉: 资本的逐步积累。可用资本量越大，劳动边际生产率越高，工资率也就越高。健全的经济政策是一种鼓励储蓄和投资从而改善生产技术方法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

产权保障与

企业家精神的必要性

米塞斯认为，要在未来实现和平和繁荣，就要从根本上实现观念转变，从各种形式的集体主义和政治家长制，转变到“一种可以引导我们走向完美自由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财产权需要得到承认、保障和维护，不仅要阻止个体的强盗，更重要的是，要防止政府没收和管制之手。

这不仅于对于促进工作、储蓄、投资和企业家创造力的国内激励是必不可少的，且对于树立国内机构信心以成功吸引和保障外国私人直接投资者和国外金融贷款人，也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这样，一个战后国家——就像将来的乌克兰一样——才能加快重建，增加生产以及提高生产力。这样的话，在战后环境中，乌克兰就不再仅仅依赖本身从国内获得储蓄和稀缺资源的可能性。

既要尊重企业家及其创业精神，也要给予其自由市场空间，因为进步和繁荣是由这些因素产生的。正如米塞斯在回顾欧战留下的残局时评论道：

“如果有任何新一轮经济复苏的希望，那就取决于个人的首创精神（…）企业家们将不得不重建政府和政治家们已经摧毁的东西。”

终结嫉妒的政治学

和再分配的经济学

米塞斯说，这也意味着嫉妒的政治学和政府的再分配必须被搁置。对于任何“向富人征税来补贴穷人”的计划来说，在战争使几乎人人“一贫如洗”的情况下，应该向谁征税呢，而经济政策的重点，应该是促进资本形成，而不是财富再分配。在乌克兰即将面临的战后环境中，米塞斯的话在今天依然适用：

“除此外没有其他决窍：更多、更好地生产，更多、更多地储蓄。”

税收必须维持低水平、可预测和非抑制性。产权需要得到保障和维护，免受政府干预和管制之手。嫉妒的政治学和对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献媚必须被摒弃。唯有如此，追求利润、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家，才能获得信心，并能随心所欲地、和平而富有成效地地开展工作，生产消费者想要的东西，投资于更多、更新和更好的资本品，从长期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准。

国家之间的贸易需要自由和不受限制，这样所有人都可以从全球劳动分工体系的专业化中获益。欧洲大门已经向乌克兰难民敞开，本着慷慨和慈善的精神，为那些逃离普京“让俄罗斯再次伟大”梦想的人提供庇护和安全。当震惊和悲伤平息下来之后，人们不该害怕人员自由流动，就像不该害怕货物和资本自由流动一样。人，就有如货币和商品，会流动到最有利可图和最富生产力的地方，这有利于全人类生活长期改善。这也是米塞斯国际和平与繁荣计划的一部分。

未来要向经济自由观念

发生根本性转变

米塞斯认为，

“在经济和政治重建中，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彻底改变。经济繁荣与其说是一个物质问题，不如说首先是一个观念和道德问题。”

无论是普京的征服性外交政策，还是乌克兰战前腐败徇私的国内政治，抑或是美国看似无止境的预算赤字和债务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都是掠夺性意识形态的实际结果。这种思想认为，索取优于自愿交换；强迫优于说理规劝；强制性联合在道德上不输给基于自愿协议的关系，其实质就是以武力的不讲道义来压制自由的伦理。

战争戏剧性地揭示了这两种对立社会生活观念之间的巨大差异。在未来某个时候，乌克兰人在挣脱出这场冲突之后，不仅要重建自己的国家，还需要决定这两种意识形态中哪一种将成为国家未来的基础。更好的那种观念无疑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提出的“完美自由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