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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被封控多时的上海开始有部分民众可以走出大门。但从外部的物资运送通道，到内部的物资供应微循环，这场“输血”保供战，仍在持续。
文 | 财经E法 刘畅
编辑 |朱弢
3月13日，李文春突然看到小区业主群里的通知，说“第二天要封小区”。
彼时，上海多地已出现零星疫情。李文春居住的小区位于嘉定沃尔玛附近，业主们的猜测，这次封控可能与坐落在小区附近的一座蔬菜批发市场出现疫情有关。
他一边喊老婆一起去附近超市购买生活物资，一边在脑海中整理线上工作可能遇到的问题。
“那时候，我已经做好了在线上长期工作的打算，”他对财经E法表示：“得未雨绸缪。”
葛雨奇（化名）所在徐汇区梅陇镇凌云新村同一天进行闭环管理。根据他的说法，小区内部有好几家蔬菜店、超市、水果店等，所以开始大家“一点也不慌”。
但随着小区后续不断出现阳性病例，加之疫情形势的变化，李文春和葛雨奇发现，业主自发组织的团购和部分电商平台，成为保证物资供应的重要方式。
上海本轮疫情起源于3月初。当月上旬连续新增数十例感染者，多个小区、写字楼、学校、医院等被暂时封闭。
3月27日晚，上海市政府发布《关于做好全市新一轮核酸筛查工作的通告》称，将以黄浦江为界，分批开展新一轮核酸筛查：3月28日5时起，浦东、浦南及毗邻区域先行实施封控，4月1日5时解封；4月1日3时起，对浦西地区实施封控，4月5日3时解封。封控区域内，住宅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所有人员足不出户。
4月11日上午，上海通过新闻发布会宣布，全市分为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三区”，实施差异化防控，封控区居民仍需足不出户，管控区居民可以走出家门，防范区居民可以走出小区大门。
上海明确，第一批封控区7624个、管控区2460个、防范区7565个，随后各行政区发布了具体的“三区”名单。
虽然，被封控多时的上海开始有部分民众可以走出大门。但从外部的物资运送通道，到内部的物资供应微循环，这场“输血”保供战，仍在持续。
01
跨省运输“断点”重连
山东潍坊人杜超32岁，跑了11年大车，他喜欢在开车时听黑豹和唐朝的摇滚。
杜超和他的车受雇于山东临沂的一家物流公司，一直为上海多家大型超市运送蔬菜物资。
“临沂到上海这条路我是很熟的。”他边啃着汉堡边接受电话采访：“走沈海高速，五个多小时，最多六个小时就能到。”
不过，4月1日凌晨3时左右，当他与三个同事驾四辆车沿老路线到上海高速路入城段时，被堵住了。
“昨天开始，进城的路被管控了。”堵在他们前面的一位司机告诉他们：“现在需要公司帮你们办通行证，不然进不去。”
等待办理通行证时，杜超跳下车，和三个同事合计了一下：这趟他们四个人拉的都是供给超市的白菜，“不好太耽误”。在出发前，他们就听说从上海回去的司机要被隔离14天，这意味着半个月的时间跑不车。但上海那边需求方老板给物流公司开出高价，“到我们身上，每个人平时跑上海一趟能赚三四千，这一趟能赚1万多。”
考虑到全国都出现疫情，即使在家里也未必有活，“大家合计一下合算，可以去”，杜超他们就接了这单活儿。
能否进城，取决于通行证能否办得下来。但在路上开车时，杜超的同事接到一个在上海嘉定区被困的同行电话，说3月30日凌晨进城卸货后就无法离开上海，现在还不知道多久能出城。
“我们当时可担心了。”杜超说：“万一真的进去出不来，就坏了事儿了。”
幸运的是，杜超一行人的通行证终于在上午9点左右办理完毕。他们把菜送到位于嘉定区的物流基地。在基地，一群身穿白大褂的卸货工正等着他们。
杜超看到，站在一旁的基地负责人面露喜色。
卸完货，杜超一行“一刻也不敢耽误”，迅速开出上海。
但是，并非所有司机都像杜超他们这般幸运。
4月初时，去上海的通行证并不好办，来自疫情风险地区的货车司机很难办下证。即使那些来自低风险地区的司机想要前往上海，也要根据运送物资种类、途径及停留地区等因素综合考虑，有相当一部分司机拿不到通行证。
货车司机刘水太告诉财经E法，4月9日在一个货车接单平台上，有人曾挂出前往上海运3.3吨挂面的单子，并开出了2万元的运价，但无人接单，“往常这种单子最多五六千元”。
为什么呢？“现在去了上海就可能回不来；就算是能回来也要隔离，太不划算了。”刘水太解释。
另一位常年在河南和上海两地跑车的个体司机张克学，在3月27日送一车蔬菜前往上海，为了绕开“无锡、昆山”等疫情风险地区，他只能一路在高速公路上“绕大圈”。当他3月28日到达上海后，他发现当天上海宣布将以黄浦江为界，分批开展新一轮核酸筛查。张克学在浦东滞留了三天，期间靠车上的面包和罐头充饥，“好在货物总算送到了”。夜晚寒冷，他与其他几个司机选择在路边荒地里烤火。
3月25日，返程的刘水太出上海，试图经无锡返程，并在那里补给。但他的同事告诉他，无锡现在进不去。
“大车司机一律进不去，”朋友告诉他，“你得填写小程序，汇报装载物资和车辆数据，等待通过后发通行证。但实际上，除了运送口罩医疗器材等防疫物资的车，其他车一律不能通行。”
4月9日，仍然滞留在高速上的刘水太辗转进入河南境内。刘水太目前住在货车上，因为无法进入饭店就餐，吃饭靠外卖解决，“骑手送到车前，我开个窗拿一下”。
一位不愿具名的上海大型超市物流部门负责人告诉财经E法，受限于外省来沪运力的不足，3月底到4月初的物资“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紧张”。
但这位负责人表示，随着通行证审批流程的加快和相关政策的放宽，这一紧张情况在4月9日以后已逐渐得到缓解。
“目前，外来物资的量是充足的。”他总结，“据我了解，我们一些友商的情况这几天也确确实实得到了改善。”
“现在运送外地的捐赠物资的车都可以拿到通行证。”一位王姓司机告诉财经E法：“包括部分食物和生活物资，都会简化手续。”
不过，有多位司机表示，鉴于可能被隔离，代价较高，他们仍不太敢前往上海送货。
“现在物流公司都是找我们这种独立的司机，”刘水太说：“因为他们自己的司机都不敢接单了。可我们也不敢接啊——怕进去出不来了。”
4月11日，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部分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时强调，要高度重视当前物流不畅对经济循环的影响，加强地区间、部门间衔接，确保交通骨干网络、港口等有序运行，畅通国际国内物流，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关键环节、重点企业，要采取“点对点”帮扶措施。
02
链接最后一公里
4月6日的上海新闻发布会上给出数据：疫情封控期间，每天约有1.1万名外卖小哥外出，其服务对象为超过2500万上海人。
根据一位业内人士的估算，上海正常状态下的外卖员应为7.5万-8.5人。
疫情期间，订单大幅增加，外卖员数量却大量缩水——这是供应链进入上海后出现“堵塞”的关键之一。
26岁的退役军人钟海南这几天非常忙，他从4月2日以来就没怎么歇过。
钟海南服务于饿了么平台，在该公司组织的“应急特需”调配下，他开始优先向一些重点人群输送物资，满足其购物需求。
“3月29号我已经加入‘爱心专车’了，主要负责送奶粉。但那时奶粉店开门的不多，会兼顾送急用药和物资，4月2日货源对接好后，奶粉专车全城跑了起来。”他表示。“爱心专车”是饿了么推出的专门针对老弱病残人员服务。
一般而言，钟海南这几天的日程是这么安排的，上午10点正式出发，11点到店装车，随后一直送货到凌晨3点左右。即使是这样高强度的运送，他一天也只能送20份左右的货，因为“订单非常分散，距离非常远”，超远距离配送中，每隔三五公里，还会有车辆通行证、48小时内有效核酸证明的核查。
一位不愿具名的外卖员告诉财经E法，多方因素导致运力紧张。
一是外卖员存在离职现象。多家平台的外卖员均表示，3月下旬以来，受疫情压力影响，他们的同事均出现集体离职。如某平台在杨浦区平凉路街道的站点，原本有300余名配送员，但3月下旬以来已经离职了40余名，让本就捉襟见肘的运力雪上加霜。
二是一些骑手无法投入工作。另一外卖平台在长宁区天山路街道的站点，原有340余位骑手，但在4月8日前有“至少三分之二的骑手被封控在家”，导致运力缺乏，出现“订单多到爆，但骑手忙不过来”的现象。所有受访平台的在沪站点都表示，外卖员均有30％-60％不等的缺岗现象。
三是订单自身原因。与疫情前相比，客单价大幅提高。按照多名外卖员的说法，“平均每单在150元-200元左右”，比疫情前的50元-70元高出不少。这就意味着订单货品增多、重量增加，这也使得配送的时间延长。
外卖员陈佳（化名）所在的站点此前有57位骑手，负责周边四五公里半径区域的配送。疫情之前的日订单总量为2500单左右。具体到陈佳而言，一天可以接50单-60单。但在4月9日，他在App的骑手端看到，只有三个人在跑单。
钟海南印象最深的一次配送是从三林镇送三罐奶粉到临港的滴水湖附近，总计60多公里：“花了3个多小时，中间路上一共经历了差不多14次封控检查——因为疫情没有办法嘛，我也理解的。”
但钟海南仍然觉得值得，“我到了打电话的时候，那已经是半夜11点，所以她（妈妈）说话的声音特别小——宝宝应该在休息。最后是爸爸过来拿的，对我说非常感谢。”他说。
“我觉得这单送得很有意义，累点也没关系了。”他总结。
一个细节是，所有接受财经E法采访的配送员均仅在接近凌晨时才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通话。
一个较普遍的现象是，受访的居民均表示物资“有存货”，或“偶尔可以通过抢单或团购的方式买到”，但因解封日期的不确定，没人敢说自己的物资“一定能到那个时候”。
在4月12日举行的上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表示，在加紧推动外卖等电商平台骑手复工，不断加大运力，但不少骑手因为封控原因还无法上岗，让市民感觉到末端配送不畅。发布会还表示，将结合疫情防控和生活物资保障实际需要，本地超市卖场相关网点解封工作将分区分类稳妥推进，把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生活物资供应节点、网点解封出来。
浦东新区罗山路的一个小区，出口处放置了配送员连夜配送的生活物资。受访者/供图
运力不足的痛苦在每个网购平台均在发生，各家也均在想方设法“保供”。
叮咚买菜方面对财经E法表示，他们在配合防控管理的前提下，一直尽力稳定工作人员的数量。在前置仓-社区最后1公里的配送，主要力量来自于自有配送员。同时，也通过各种方式扩大运力，包括全国各地的一线员工逆行前来上海支援，以及通过共享员工、兼职等方式补充运力。
“3月初时，叮咚买菜上海一线弹性员工入职人数就超1000人。公司还从其他区域抽调人力过来上海支援，首批187个人目前已经赴岗。为了保障社区的封控环境，叮咚买菜对所有保供人员均进行闭环管理，入住统一安排的酒店或住宿点，保供人员的活动范围仅限工作区域和住宿点。”叮咚买菜方面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外，叮咚买菜也于疫情期间推出“叮咚邻里团”业务，采用大仓打包、大车运输套餐的模式进行集中式保供。期间，“叮咚邻里团”响应政府的民生保供要求，集中向封控区居民提供民生物资包，目前已累计提供保供物资包超40万份。
饿了么相关负责人介绍，3月26日，饿了么“应急特需”通道推出，通过线上试运行，3月29日正式启动。截至4月3日，已收到上万起紧急需求，响应了其中约95%的需求。
“其中最主要、紧急的需求包括独居老人的用药、生活物资保障；婴幼儿的奶粉、纸尿裤等需求；残障人士的物资配送需求；以及孕妇的物资需求、病人的紧急用药等。”饿了么方面介绍。
“‘应急特需’入口推出后，开始用户并不密集。”负责人回忆，“但随着这项服务被传开，连日都有数千单的需求涌入。接到需求后，会用最快的时间根据紧急程度分层，然后由来自物流、商超买菜、医药等团队工作人员专项处理。”
饿了么相关负责人还介绍，对于特殊需求，一般会对每个需求进行回访和指导处理。特别紧急的特殊需求（比如独居老人、孕妇等），则需有3个-5个来自不同业务部门的工作人员花一两个小时进行不断对接沟通，才能获得解决。
盒马方面表示，阿里旗下的饿了么、大润发、盒马、菜鸟等企业“已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本地人员尽快重返上海保供岗位，并从外地调集增援力量，近期新增抗疫保供人员3000人”。
盒马方面介绍，新增人员主要由骑手、快递员、仓店拣货员构成。其中，饿了么本地1000名骑手重返岗位，还将从外地调配600人支援上海；大润发从外地调配600人；盒马陆续增加300名一线人员；菜鸟从本地增派500名快递员。
截至4月7日，盒马有约300名一线作业人员走出封控区回到岗位，或流转到体系内其他岗位。同时，盒马还从武汉、广深、北京、成都、昆明等地调派160名经验丰富的物流专业员工支援上海，“预计4月15日前，驰援队伍将达到1000人”。盒马相关人士表示。截至4月12日晚，盒马邻里已经重开47家自提点；盒马鲜生门店也在陆续筹备复工。
美团买菜方面也表示，近期已从北京、广州、深圳、武汉等地各地调配熟练分拣人员近千人驰援上海。
但多家平台仍然对财经E法表示，目前最缺的仍然是运力。
“现在我们都是一个人在顶五个用。”一位外卖骑手说。
“目前仍然有部分配送员不能上班。”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外卖员说：“大部分站点都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
但外卖员们也都表示，自4月9日以来，身边重新恢复工作的同事“已经越来越多了”。
“我的压力减轻了将近一半了。”饿了么骑手刘汉说：“前几天最忙的时候，一天要送200多单，现在也就100单左右。当然，配送量和疫情前比还是很大，还是送不过来。但情况确实在变化——我这个人不想那么多，一向乐观。”
03
团购成主要购物通道
4月10日，葛雨奇告诉财经E法，他所在的凌云新村小区，目前已经组织了一个公益团。
公益团的发起人“华哥”表示，从3月23日到4月10日，凌云新村的无症状感染者有43例，而且还在增加。小区的居委会成员和志愿者已经十分疲惫，因此，一些“愿意出力的小伙伴”自发组织了公益团，“为志愿者和居委力所不及，或暂时有遗漏的小事做一些服务补充。”公益团的所有资金来源均由小区居民募捐，并承诺定期公布账目。
目前，因人员、资源有限，公益团的服务范围限于对小区团购物资和其他进入小区物资进行消杀，因为“防疫分内外，切断外部传染源为当务之急，不能再拖了”。
目前，公益团已经获得小区居民的募捐超过2.3万元。
仅据财经E法了解，目前已有数十个小区成立了类似组织。
“因为一个社工阳性，居委会所有的人都被隔离了。”闵行区古美街道的居民张先生告诉财经E法：“没办法，现在是居民自治，大家推选出德高望重的业主担任主管，一些执行力强的业主负责具体实施。”
所有接受采访的居民均告诉财经E法，现在小区保供的主要渠道有两个：一是通过街道、居委会或居民自发团购；二是居民自行下单购物。
绝大部分受访居民表示，目前，个人在电商平台上直接下单成功率并不高，总出现“运力不足”的情况，订单或被取消或根本无法下单，但多数小区的团购渠道是基本畅通的。
大部分小区成立了自发的团购群，团长一般为居民推选或自荐。团长每天会在小区大群中发布各类团购信息，居民以填写小程序或在群内接力的方式完成统计。一旦人数满足要求（通常为30人起步），随即发起团购，参团者一般会在2天-3天后收到物资。
也有多名受访者表示，小区团购群中曾出现过对团购物资种类、价格和团长渠道的质疑和争论。
“众口难调嘛。”一位受访者说。
4月5日，李睿（化名）所在的长宁区某小区发生了一件事：一位团长进入小区居民自发组建的另一个团购群中，以居委会成员的身份要求成为群主，“方便大家购买”，如愿后随即将群解散。
“我们目瞪口呆。”李睿说。
金山区鸿兴蔬果合作社负责人刘强告诉财经E法，这几天附近各小区的配送需求比平时增加了三倍以上。他与几位员工几乎是日夜不停地分拣物资，“按照下单时间顺序，发一个，再发一个，多发一个”。他说，自己的手指这几天因为按手机和搬东西“已经不能正常弯曲”。
“货源是够的。”刘强说：“关键是配送。”
某团购套餐明细。受访者/供图
王春梅是金山区金山卫镇一个小区的志愿者。这几天，小区的30多名志愿者每天都要为送进来的物资进行分类消杀，然后再分发到各楼栋单元，“每天早6点开始，干到晚10点，中午晚上随便扒几口饭。”王春梅说。
分配物资并不容易——志愿者要穿上并不透气的防护服，带上护目镜和口罩，在小区门口统计陆续运到的外卖和团购物资，再根据具体的订单，用黑色记号笔写上具体的单元和门牌号，由另一批志愿者骑电瓶车和三轮车分别运到各个楼栋和单元。驻守在每个单元的志愿者（一般为楼长）根据标记在群里通知住户下楼取物资，这才完成整个配送。
由于物资是即时运送的，因此一旦配送环节稍有疏忽，就会造成积压。王春梅形容这几天的感受，“毕竟不是专业干这个的，有点顶不住了”。
这套体系的运转并非在每个小区都有效。居住在不同行政区的多位居民向财经E法表示，或因小区居委会“全体阳性”，或因志愿者“人手不足”，物资往往无法及时配送入户。居民又无法自行前往小区门口领取物资，导致物资积压和居民的抱怨。
“有志愿者帮我查一下今天上午到的菜吗？等了半天了，没有人通知啊。”诸如此类的消息在各单元群中并不鲜见。
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团购需要凑够一定的开团人数。很多年轻居民平日忙于工作，很少与邻居建立联系，加之每个单元的住户人数有限、众口难调等原因，往往无法成团。
“一栋楼往往住户也就百来人左右。”李文春说：“还包括不少不太会用手机的老年人，所以有时很难凑够人数。”
为增加拼团的成功率，社区内的部分“活跃者”自行组织起来，开始串连同一小区的住户发起团购。一个接一个的大群被组织起来。
“居民必须团结起来，”浦东新区杨高南路某小区的居民孙雯说：“毕竟居委会的力量是有限的。”
当货车把物资运送进上海后，在物流仓库完成分拣后随即发送，进入各平台前置仓或实体店，以及部分食品公司和超市的直属仓库，此后通过个人下单或团购的方式，由配送员运送至小区门口，再由小区内部志愿者和居委会统一组织分拣配送至楼栋单元，住户最后拿上楼使用。
这一链条，成为物资供应的生命线。
如果把非疫情时期上海的供应链运转称作“洪流”，那么疫情期间，外省进入上海、仓库到居民点之间的渠道已变为一条条“小溪”，货车司机、配送骑手，仓库分拣员、志愿者……在其间奋力划行，力保物资供应不至断绝。
“自然，有一些通道出现变窄的情况。”李文春说：“但整体来看，通道也在逐渐变宽。我个人很焦虑这不用说，但还是有信心。”
“小区里的人互相开始熟悉起来了。”孙雯说：“以前年轻人上班，老年人在家，谁也不认识谁。现在通过网上渠道联系，不少人已经能知道楼里的邻居都是谁了。”
“这种熟悉感能办成不少事。”孙雯总结：“我希望这种熟悉感不止存在于疫情中。”
题图来源/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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