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北中国的民间，仍残存着一种排斥生肖属羊者的迷信风气。该风气认为属羊者命不好，“十羊九不全”；甚至歧视属羊的女性，觉得她们会克夫。
迷信当然是荒诞的。但任何一种源远流长的迷信，本质上都意味着一段连漫长时光也无法抹灭的历史记忆。历史记忆变成荒诞的迷信，则只是因为历史记忆没有得到合适的梳理与正确的书写。
对属羊者的歧视正是如此。
在秦汉时代，羊本是瑞兽。《说文》里对“羊”的解释是“祥也”[1]；董仲舒也说过，“羊，祥也，故吉礼用之”[2]；《春秋繁露》里还说，羊吃母乳时“必跪，类知礼者”[3]。四羊方尊等传世青铜器，是羊本瑞兽的明证；两汉知识分子推崇羊，是因为他们将羊视为懂得“跪乳之礼”的瑞兽。
歧视生肖属羊者，当然意味着羊的文化地位已严重衰败。这种衰败发生在何时？常规的看法认为发生于晚清，主要与下面几件要事相关：（1）洪（秀全）杨（秀清）之乱——洪杨者，红羊也[4]。（2）慈禧生肖属羊，宫中对与羊相关的事物很忌讳[5]，慈禧女主执政酿成八国联军攻陷京城，“妨害夫家”莫此为甚。（3）清末教案迭起，民间反教宣传品鼓吹“杀猪斩羊”，义和团也有“先杀猪后杀羊”的揭帖。以猪指代天主教，以羊指代洋人[6]。
这类说法看似有理，其实不对。因为羊丧失瑞兽地位并非始于晚清，而是在更早的元代。
明朝钱塘人王逵活跃于明初洪武、永乐年间，以卖药卖卜为生，著有《蠡海集》一卷。书中对“羊”的评价已经非常负面：
“凡草木经牛啖之，余必重茂；经羊啖之，余必悴槁。谚有之曰：‘牛食如浇，羊食如烧。’信夫！是盖生杀之气致然也。”[7]
翻译成白话，大意便是：草木被牛啃过，剩余的部分会再次茂盛起来；被羊啃过，剩余的部分只会枯槁。谚语说“牛食如浇，羊食如烧。”这是牛、羊具有不同的生、杀之气所导致的。
稍晚一些的明代藏书家郎瑛（1487～1566），对“牛食如浇，羊食如烧”这一流行于元代的民谚，有更进一步的解读：
“凡草木经牛啖之必茂，经羊啖之多枯，故谚曰‘牛食如浇，羊食如烧’，意以二物皆畜类而食草者，何相反之如是？静思，牛，土畜，土能养物也，故牛色苍而庞厚，有眷生之象焉。闻死而觳觫，亦好生之意也。羊，金畜，金主杀伐，故羊色白而气腥膻，有秋杀之象焉。见死而无惧，亦喜杀之性也。二物禀性既异，必其口中涎沫亦具是性，故草木之茂枯者，生杀之气致然耳。”[8]翻译成白话，大意便是：被牛啃过的草木还会再度茂盛，被羊啃过的草木多会枯萎。牛、羊同为吃草的畜类，相反如此，原因在于二者的五行禀性不同——牛属于“土畜”，土能生养万物，羊属于“金畜”，金主杀伐。牛羊的“涎沫”，也因此有着不同的属性。很明显，在王逵与郎瑛的叙述里，“羊”已经不再是瑞兽了。羊成了不祥之物，被赋予了“主杀伐”的文化品性，成了典型的“负面文化符号”。到了明末，方以智撰写《物理小识》一书，对于羊的文化地位，仍持相似的解读：“牛色苍，多近春生气，故闻死则觳觫，羊色白，多近秋杀气，故闻死不惧。凡草木经牛噉之，必重茂；经羊噉之，必悴槁。谚曰‘牛食如浇，羊食如烧’，信夫。”[9]用“阴阳五行”来解释“牛食如浇，羊食如烧”这一谚语，自然是不对的。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显示了古人在科学素养层面的局限性。“羊食如烧”这种现象，实与羊的吃草习惯有关。上世纪八十年代，陕西省粮食作物研究所做过一次“羊只放青对比”试验，结果发现：“在羊啃的试验区内，羊只把大半叶片吃掉后，开始拔食麦苗，放牧时间越长，拔掉的麦苗越多，正如老农说：‘羊嘴如镊，连根带叶’。所以，放青不但损害地上部叶片，还会引起麦田的缺苗断条，试验中‘放青’的试验区10厘米以上的断条比不放青的多33％，每亩穗数减少4.1万，平均每穗粒数降低20.7％，每亩减产45斤，还少收250斤麦草。”[10]羊如此吃草已逾千万年。在元代之前，中国人养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为什么“羊食如烧”只在元明两代引起民众的反感？为什么只有元代，民众才第一次将羊从瑞兽的地位推下，将之视为负面文化动物？这显然不是羊出了问题，而是人类社会发生了特殊的巨大变故。这变故与羊有关，而且将北中国的所有人都卷了进去。这巨大变故，便是蒙元统治者进入中原，将北中国变成了他们的牧场。《续文献统考》里说：“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大元马政记》里记载，当时官营牧场、贵族牧场的牲畜，每到秋末冬初，就会被就近赶至华北农耕区，“自冬至春，并不立圈喂饲，俱于百姓地内牧放，致令嚼食桑枣果木诸树”，北方许多耕地因之“少垦而多荒”[11]。“牛食如浇，羊食如烧”之说，实是北方农耕区民众对上述伤害的无奈总结：作物被牛吃了，再长出来还能有些收获；被羊吃了，就等于是连根拔了，如同大火过境，什么都留不下。在蒙元入主之前，北中国的民众已经养了上千年的羊，没人痛恨羊，也没人说羊不祥，没人把“羊食如烧”视为大灾难。为什么蒙元入主之后一切都变了？原因当然也很简单——以前是百姓们私营养羊，蒙元贵族来了之后，在整个北中国和南中国的部分地区搞起了官营牧场和贵族牧场。当时自大漠南北到整个华北，甚至包括南韩和云贵地区在内，共设有十四道巨型官营牧场。这些牧场以养马和养羊为主，马用于战争，羊用来食用。依赖这些巨型官营牧场，蒙元政权向宗室贵族赏赐羊时常以十万计。可想而知：私营者不会放任羊破坏自家草场，私营者也没有权势放纵羊去破坏别人的草场与耕地。官营牧场与权贵牧场则不然。不管官府如何考核放牧人，他们都不会把牧场看成自家产业，不会在意牧场的可持续性——尤其是当官府的考核标准只涉及牲畜的养情况时，放牧人更不可能在乎牧场的情况。当牧场越来越糟，官府与权贵就会将手伸向周边百姓的耕地，就会出现“自冬至春，并不立圈喂饲，俱于百姓地内牧放”这种残暴行径。蒙元时代的民众没有办法对抗官府与权贵，只好恨羊。但他们内心明白，真正可恨的不是羊而是暴政。羊不过是暴政的载体。1368年，蒙元势力退出中原，巨型官营牧场与贵族牧场却没有消亡。朱元璋夺取天下之后，以从元朝苑监中缴获的和从民间掠夺来的巨量羊只为基础，再次建立起了庞大的“王府护卫牧羊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将自己的儿子们分封到全国各地，其中分封在北中国的那些儿子，不但拥有大量耕地，也拥有巨量的官羊和大型官营牧场。其中，秦王朱樉在洪武二十四年已拥有官羊超过十五万只，晋王朱㭎拥有的羊只比秦王还要多——从洪武二十六年九月到洪武三十年二月，短短不足四年的时间里，朱元璋从晋王府调拨了超过十三万只羊，用于赏赐王公贵族。可见晋王府的羊总量之多。朱元璋还会深入指示、干预各王府的养羊事业，要求做到“每只羊，春生一个羔儿，秋生一个羔儿。春生的羔儿，到秋生一个羔儿，带母羊便是四只”。[12]可想而知，王府牧场里的这些官羊会对百姓的耕地造成怎样的破坏。百姓们不敢对抗朱樉、朱㭎这些天潢贵胄，更不敢对朱元璋的官羊大业有任何批评意见，便只好恨羊。后来，朱棣以武力抢夺朱允炆的政权后全力打压诸王，庞大的王府牧场终于走到了终点。官羊规模大幅缩减，让北中国的民众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但多年来牢牢刻在脑子里的历史记忆不会轻易消失。只是很遗憾，这种历史记忆没有得到准确阐释，以致于后来的人们，渐渐忘了先辈们恨羊时究竟是在恨什么。
[1]（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许惟贤整理：《说文解字注》上册，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759页。[2]见李时珍《本草纲目》“羊”字条引“董子曰”，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1199页。[3]董仲舒：《春秋繁露》“执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87页。[4]又做“赤杨”、“赤羊”。见《汉语大词典普及本》“赤杨”条，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6页。[5]有材料称，慈禧看戏有很多忌讳，“如她是属羊的，凡是带有‘羊’字的剧目，像《牧羊圈》《苏武牧羊》都得改戏名，唱词中也不能出现‘羊’。《玉堂春》剧中苏三唱的‘我好比羊入虎口有去无还’就改成‘我好比鱼儿入网有去无还’，《南天门》中的唱词‘虎口内逃出了两只羊’也改为‘虎口里逃出了人一双’。演员稍不留神，唱出‘羊’字，便被‘传竿子’。‘传竿子’是宫里对演员的一种刑法，用灌了铅的竹竿子打。这种灌了铅的竹竿子份量格外重，不知有多少应召入宫演出的演员周稍一不慎，被打得皮开肉绽。”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生泰斗盖叫天》，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57页。[6]当时流行于民间的反洋教漫画有题为《射猪斩羊图》《雷击猪羊图》者，《射猪斩羊图》上海附有对联：“万箭射猪身，看妖精再敢叫不；一刀斩羊头，问畜牲还想来么”。见毕克官、黄远林著：《中国漫画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3页。[7]（明）王逵：《蠡海集》“庶物类”，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页[8]（明）郎瑛，《七修类稿》“义理类·牛羊食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页。[9]方以智：《物理小識》，四库全书本，卷十一第22页。[10]龚仁德编著：《小麦丰产技术问答》，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页。[11]《蒙古族通史》编写组/编：《蒙古族通史（上）》，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页；李幹：《元代民族经济史（上）》，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687页。[12]贾亿宝：《明代官方牧羊制度探析》，山西大学硕士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