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视域下乡土伦理的审视与重构
--以“仓东村”为例
作者：袁园
摘要：乡土伦理文化以其独特的生命力延续数千年。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的要求下，部分落后的伦理规范值得审视。先进技术手段的推广使用，造就了一批“新农人”，在乡村物质文明繁荣的保障下，新媒介技术通过“交互式”“赋权式”“全景式”“共情式”四种传播方式，助推传统乡村伦理在精神、制度、行为等多维度的重构。文章采用文本分析与线上调研方法，力图分析在新媒体技术介入乡村振兴战略后，乡土伦理共同体的新发展。
关键词：乡土伦理;短视频;仓东村;乡风文明建设
梁漱溟曾经指出，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和主体，中国的文化、法制、礼俗、工商业等，无不“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中国传统社会组织构造是由乡村渐发端倪并逐步发展生成的。因此，乡村是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形成和孕育的根基。从一定意义上说，家庭和乡村，构成了中国伦理精神的两大源泉。[1]乡土伦理作为中国伦理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乡村文明的重要精神支柱，同时也是推进乡村文明的重要着力点，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评价指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中国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的基础，其治理方式应该站在新的政治高度来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创新。
自新媒介技术盛行以来，城乡之间的区隔逐渐消弥，尤以短视频为例，“新农人”通过后台前置的拍摄手段，记录农村生产生活的全过程；同时，由于短视频的观看门槛低，操作快速便捷，农村人亦可通过短视频学习农作技术，以提高生产效率。但新媒介技术的推广与普及，在带来城乡融合的同时，无法避免会出现城乡之间思维方式的碰撞，在思想交锋中，带来了对乡土伦理的审视与重构。
一、伦理审视：传统乡土社会的秩序
乡村也称作村落、农村。费孝通先生认为：“村落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为一个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村落的特征是，农户聚集中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一段距离。”[2]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性与村落建造的紧凑性，加之儒学“推己及人”的思想根源，传统乡土社会实际为一种“己群社会”，社会活动的空间维度多为“在场”；同时，由于传统乡土社会的流动性小，村落多以宗族的形式存在，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便于传播与管理。
费孝通以“差序格局”来形容中国乡村的人际关系。即:“每个人以自己为出发点，形成逐渐向外推移的受到自身影响的圈层。这就类似于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3]正是由于这一特有的人际模式，中国乡土伦理的治理实际为一种亲情伦理。熟人社会的模式下同宗同源的家族成员是最为可靠且值得信任的。同时，由于传统农业生产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实际上的传统乡村社会形成“亲属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下，有着严格的长幼秩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道德不容置喙，长期男尊女卑的思想无法撼动。
差序格局下的乡村社会也是一个“口碑社会”。由于地缘与血缘的关系，彼此熟悉，评判道德的标准多来自与他人，“熟人社会”中，道德规范能够被更好地遵守，伦理道德也就起到更大的作用。在“熟人社会”中，人们普遍注重“人情”和“面子”，并成为乡土伦理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
再者，由于地域与血缘的关系，乡村的治理模式有一定的模糊性。“与影响和制约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与他人交往、互动、建立关系的法、理、利这些规范和理念相比较，在人情的衡量评断上也并不存在为公抑或为私、孰是孰非和利害得失公平与否等问题，而只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时因地而异。”[4]同时，乡村中宗族“大家长”拥有绝对权力。相较于法治，乡村的治理模式更多为“人治”。正是因为如此，乡村中传统道德伦理成为了判断事件对错与否的标准。
相较于城市，乡村中的教育普及率低，伦理规范的传播的方式多为口耳相传与代代相传。该传播模式虽达到率高且反馈速度快，但口头传播的客观性较低，极易造成传播偏差。由于伦理道德代代相传，传统与糟粕齐发，导致思想滞后于时代发展的情况频现，不利于思想的创新发展。
差序格局示意图
二、伦理重构：新媒介下的乡土伦理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紧迫任务”。其中乡风,“从社会学意义上看,是由自然条件的不同或社会文化的差异而造成的特定乡村社区内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是特定乡村社区内人们的观念、爱好、礼节、风俗、习惯、传统和行为方式等的总和,它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被人们仿效、传播并流行。乡风文明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演进过程,它反映了人们自身的现代化的要求,是人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得到相对满足的体现,是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5]同时,乡风文明反映了时代的精神特征,是历史发展的要求。它是特定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等状况的综合反映,是特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相互作用的产物。
现阶段，媒介技术的介入助推了传统乡土伦理向现代化与城市化转型。与此同时，在新媒体技术下沉至乡村市场后，先进的技术与思想通过视频的形式传入乡村，推动了乡土伦理文化的重构。
1.“交互式”传播保障乡土伦理重构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大力推进工业化建设，在行政主导下形成了城乡二元制，使得我国城市和农村长期处于分离状态。[6]随着现代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城乡技术鸿沟扩大。现阶段，城乡的经济差异大部分来自于现代化工具使用能力的差异。随着新媒介的广泛传播，所谓“媒介即讯息”，新媒体技术的便捷性使得信息流通的阶级化消逝，先进的农作技术与现代化工具的使用通过短视频这一平台进行推广。培养理论提出：受众看电视的时间越长，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就会越接近电视媒介中塑造的“符号现实”。随着时代的变迁，电视媒介的“培养”作用被更具优势的短视频平台所取代。传统的培养理论在互联网背景下被赋予了新的发展，受众对“培养”内容的实时反馈，促进了“交互式”传播方式的完善。
首先，短视频以影像化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培养”农人使用先进生产技术的意识；其次，短视频平台使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算法推荐，基于农人的关注习惯与偏好进行个性化推送，短视频平台被“反向培养”，以“个人日报”的形式迎合受众；最后，平台通过推送与农人原有兴趣点相同或相似的短视频内容，再次“培养”受众。基于一系列的交互培养，强化了农人使用现代化技术的意识，促进了乡村物质文化的振兴，从而为乡土伦理的重构提供了物质保障。
2.“赋权式”传播促进精神伦理重构
传统农村家庭多为“男人赚钱养家”，女性的家庭地位和权力相对较低，对农村女性的评价多为“愚昧、素质低下”等。新媒介技术的易得性赋权农村女性，女性开始独立于家庭之外，大量的农村女性开始以拍摄短视频的方式进行流量变现（图1），农村妇女踏实肯干的精神面貌通过拍摄短视频的形式展现出来。农村女性up主拍摄内容多站在女性视角展现农村女性的性格特点：勤劳朴实，充满正能量。女性不再是男权社会的附庸，新媒体时代推崇独立女性与传统女性形象融合，农村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提高，传统农村女性的精神面貌得到重塑，男女平权的进步思想深入农村，打破父权社会下男尊女卑的刻板印象，促进了乡村精神文化的振兴与乡土精神伦理的重构。
图1：西瓜视频农村女性up主流量与视频简介
3.“全景式”传播促进制度文化重构
每一个社区的传播基础结构都建立在一定的媒介框架基础之上，不同时代的媒介传播偏向，决定了媒介的传播内容与导向。传播媒介的倾向性，使人们在心中描绘的“主观现实”可能与客观现实有所偏离。新媒体技术普及前，由于城乡总体人口流动比例较小，城乡区群交流少，城乡文化存在隔膜。城乡二元制的话语体系下，城市与农村的评价呈两极分化，农村常以“迂腐、贫苦”的形象出现。但随着国家政策的扶持以及农村产业结构转型等客观因素，农村经济政治发展稳步向前，按照传统的“二分法”看待“三农”问题已滞后于现阶段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现状。

随着短视频技术的普及传播，乡村媒介化进程加快，在新媒体语境下，受到设备、技术、平台等多方支持，乡村传统风俗、制度等被深度挖掘，农人从不同角度对新农村背景下的乡风乡俗进行全景式传播。农民从“沉默的他者”转变为自我呈现的主体，消除了城乡文化对立隔阂的文化困境，打破了传统媒体营造出的落后、愚昧的乡村制度文化，促进了乡村制度伦理的重构。
4.“共情式”传播促进行为伦理重构
大众媒介将特定的价值观与价值取向加工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符号”，让大多数人产生“共鸣”并成为“主流”。通过不断的强化，将意识内化为人的行为。以拍摄乡村短视频的大流量博主李子柒为例，她通过拍摄农村美食、美景、文化与习俗，对受众进行内向投射效应，即：“三农”短视频受众在观看过程中产生情感共鸣，展现出中国农村的真实图景，由此唤起对农村美好生活共情与向往。并将视频展现出的正确价值观与精神状态内化与心、外化于行。

与此同时，这种立足于受众对短视频呈现出的文化内容进行共情的传播方式使得部分“三农”短视频传者看到了流量获取趋向，使之模仿或基于李子柒等人的拍摄类型、拍摄形象与行为进行乡村传统文化传播。这些“三农”题材视频的传播，以积极正面的行为文化塑造了美丽乡村形象，吸引更多人线下体验农村文化，促进乡村经济振兴的同时也吸引了大量有志青年回农村进行乡村建设。
图源：up主“陈说胖妹”
三、仓东村：乡土伦理的“变”与“不变”
诚然，新媒介技术带来的不是对乡土伦理的全盘改变，而是在不改变根基的前提下，使之更好适应新时代的核心价值观。以位于广东省江门市的仓东村为例，自2010年起，广东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谭金花，在此持续进行名为“仓东计划”的文化遗产保育行动。
其创新的整体思路为：“以村落完整保存和修复为基础；以文化传承和发扬为内涵，以社区营造和共享为方向。”
仓东村保留有两个庙。一个是圣母庙，以前的人拜圣母，后因请了保护华侨的女神——松九夫人进庙，于光绪17年（1891年）更名为夫人庙；另一个是忠心社，可以拜关公，拜包公。忠心社还是一个教育系统，教育后代要忠心，要忠于你的国家，忠于你的君王，忠于你的家庭。此外，还有两座建于1934年的祠堂学校，是村中的荣耀。华侨捐资建设祠堂，既可以拜祭祖先，又可以惠及子孙的教育。这些都是传统文化在乡村里最最朴素的呈现。
祠堂修复前后对比图
但同时，随着思想的开化与新技术的传入，传统的宗族等级制度与妇女地位低下等状况有所改善，不再有严格的等级观念，自由与平等沁入乡村。“仓东计划”以乡村保育为建设手段，在保留文化遗产与民风民俗的前提下，通过传统建筑与乡风伦理的改造与重构，还原了可借鉴的伦理道德，摒弃落后于时代的落后文化，在尊重当地人和当地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
费孝通言，“乡土社会的经济基础稳定，以农业为主，自给自足，生活方式也有自己的一套，所以延续了几千年，多少代人生活在稳定的历史继承性中。这种特殊的历史性，也表现在我们文化的精神方面。”乡土伦理存在即有其合理性，但随着新技术的推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审视与重构乡土伦理，是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完善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必经之路。
[1] 王露璐，中国乡村伦理研究论纲[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3).
[2] 李冰,乡村变迁：新时期乡村伦理的一种解释与构建基础[J].齐鲁学刊，2021(1).
[3] 沈倩文，费孝通乡村伦理思想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9.
[4] 李伟民，论人情———关于中国人社会交往的分析和探讨［ Ｊ ］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６ ，（ ２ ）
[5] 王调芳，新农村建设中构建乡风文明的有效途径
[EB/OL]. https://wenku.baidu.com/view/d89b4be6b81aa8114431b90d6c85ec3a86c28b68.html
[6] 陈叙.新中国70年来乡村文化建设的历程与走向研究[J].中华文化论坛，2019（6）
参考文献
[1]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
[3]刘昂，王露璐.我国乡村伦理研究的进展、现状与问题［J］.伦理学研究，2016（3）：121-126.2016．
[5]李伟民,论人情——关于中国人社会交往的分析和探讨[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2
[6]王露璐,乡土伦理—— — 一种跨学科视野中的地方性道德知识探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20.
[7]李冰,乡村变迁：新时期乡村伦理的一种解释与构建基础[J].齐鲁学刊，2021(1).
[8]沈倩文，费孝通乡村伦理思想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9.
[9]王调芳，新农村建设中构建乡风文明的有效途径
[EB/OL]. https://wenku.baidu.com/view/d89b4be6b81aa8114431b90d6c85ec3a86c28b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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