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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时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这几天，很多内地朋友都忍不住来询问香港的抗疫现状。
自2022年的春节以来，香港的疫情日益严峻。从最初的每天新增数十，迅速破百、破千、破万，直到近期数万，后期则不敢随意猜测。
作为身处“疫区”的港漂，对于香港目前的疫区生活，的确有不少切身感受，我也觉得有必要做一点第一手的记录。
首先需要声明的是，我个人的情况并不代表所有香港人，因此只能介绍自己和身边朋友的亲历情况，未必有代表性。
确诊者隐私与防疫知情权
先说说目前我们的周围环境情况。
笔者住在港岛，所住的小区共有6幢大厦，每幢高35层，在香港属于一个中型屋苑。目前其中至少有3幢大楼已出现确诊案例，而笔者所住的大楼，已经出现过3个确诊案例。
说起来可能大家不相信，我们迄今不知道是哪一个楼层的邻居被确诊。
这在众多内地朋友看来是无法想象的。但我们屋苑的管理处认为，确诊疫情的信息属于个人隐私，因此物业管理处的保安坚决不肯透露具体是哪一户人家中招，贴出来的告示只是通知大家，本幢大厦有人确诊，并强调说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已经做足了消毒工作，同时请大家继续做好防范工作。
当然，这样的回答往往会让住在同一大楼的居民更为恐慌，因为大家并不知道是哪一层的邻居确诊，不知道该户人家是轻症还是重症，不知道他们是否仍然还在和大家乘坐同一个电梯，也不知道他们已经被带到政府指定隔离地点集中隔离还是自行在家隔离中——管理处只会通报确诊的日期，而不会通报该确诊病例的任何后续进展。
很多邻居央求保安，可以只告诉大家楼层而不用透露具体房号，主要是想求得一个心安，最起码，大家想知道，看到同一楼层的邻居出门倒垃圾或是进出电梯的时候，要不要礼貌性地打个招呼或是与之一同乘坐电梯。
然而，这些在香港都是奢望——至少在笔者所住的屋苑是如此。
事实上，并非笔者一人有这样的体会。另有一个单身居住的港漂抱怨说，自己某日回家看到了大厦有确诊的告示，但保安拒绝透露是哪个楼层出现病例。
说到这里，想起身边还有不少单身港漂，我相信这段时间对于他们来说异常难熬。一个人住的困难会更多一些，形势更为严峻。不中招当然最好，但是一旦中招、又没被安排去方舱隔离及治疗的单身港漂，就不得不出门采购食品药物，不得不照顾自己的病体，万一病情恶化，更可能一个人不知所措，无法及时应对。
鉴于香港的这种形势，迄今为止，我们一家人能做的就是尽量不出门。而且，由于我们所住并非高层，因此我们尽量走后楼梯，坚决不直接碰扶手和门把（用纸巾接触门把），而且每次回家后都要迅速将全身衣服扔进消毒液里泡上，冲个淋浴，才能坐下继续工作。
我们不仅自己不出门，也限制了菲佣的外出——比如外出买菜购物全部由我们自己负责，以避免她外出的时候与外界接触；我们还特意买了她喜欢的家乡菜和零食，这样她至少不必考虑偷偷出门去买自己爱吃的东西。
香港的菲佣都喜欢在休息日聚集在一起聊天玩耍。为了避免在聚会上感染，在周末休息日，我们会要求她不要离开屋苑，最好是呆在家里（但是我们当天不会安排家务活给她）。作为回报，即便她不干活，我们也会付给她平日双倍的薪水。
我们的香港邻居们也同样谨慎。有人每次出门都自备一个杀菌消毒喷雾，进电梯前先全面喷洒一遍，然后才小心翼翼地进去。还有住户看到其他人准备进电梯，则会选择主动退出，宁可等到有机会独立乘坐电梯时才上楼。
究竟是确诊者的隐私重要，还是未被传染者的知情权重要？在香港，显然还是隐私更重要。下至小小的屋苑管理处，上至香港政府，都在“坚守”隐私底线，绝不披露确诊者的过多信息。
比如，我们知道在内地可以用“健康码”挂钩个人行程，并且对相关人士采取隔离等措施。其实港府很早就推出了一个类似的软件，名为“安心出行”App，它会记录用户的行踪，当个别贴有“安心出行”二维码的场所出现确诊个案时，如果用户曾与确诊者在相近时间到访这个场所，App便会向用户发出通知及检测建议——但是注意，香港的App只是“建议”而不会提出强制检测要求，更是无法作为强制检测的依据。
大部分收到“安心出行”警示通知的人，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都会主动去进行强检。在政府指定的强制检测地点，也是自己主动向工作人员申报，是因为哪一条提示信息才来检测。
如果有人存心不去接受强检怎么办？实际上港府一点办法也没有。
和内地的健康码不同，“安心出行”不需要用户实名登记，也不设追踪或定位功能，有关个人的出行记录和通知功能，只会在安装这个App的手机上进行，并且存放在手机上的出行记录会在31天后自动删除——简单来说，即使安心出行在用户手机上发出强制检测的要求，也不会起到任何“强制”的效果，因为它无法定位到某个具体的个人。
所以，在香港，所有去参加强检的人，其实完全是凭自觉主动去的。
有人可能会问，那些拒绝去强检的人中，如果真有人中招了怎么办，是不是会在社区大爆发？这算不算防疫的重大漏洞？这些问题要问港府才行。
在面临抗疫这样的重大问题时，港府在考虑确诊者的隐私权同时，是否要考虑公众的知情权和防疫安全？这其实也是香港当地媒体上不少人争论的焦点。但在争论出一个结论之前，疫情可能已经急剧扩散，所以大部分人现在只能和朋友互道一声“自求多福”——事实上，这也正是目前大多数香港人的现实心态。
港府防疫信息混乱
在香港，大家不仅不知道小区里究竟哪一户确诊，而且对于自己万一被确诊时应该怎么办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这反映出港府的防疫信息有些混乱。
春节前，由于每天确诊的人数较少，港府会迅速安排这些确诊病人入院或是隔离，大众也习惯了这种“动态清零”的安排，觉得被确诊后就应该及时入院或是被安排隔离。
但春节后不久，随着确诊的案例急剧增加，港府原先动态清零下的措施似乎显得有些跟不上病毒传播的节奏。
由于病例的迅速增长，特别是养老院大量暴发疫情，那些没有打过疫苗的老人中出现了大量的重症，导致公立医院的医疗资源几近枯竭。
将有限的医疗资源首先留给重症患者，这已经成为港府当下的策略，政府专家和防疫官员开始呼吁那些轻症和无症的“阳性”患者不要去公立医院急诊室。
但在民间，很多普通老百姓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策略对自己的影响，不少人还是希望去医院，求个安心。
香港公共医院的资源已不再允许“阳光普照”式地诊治新冠确诊者了。发展到现在，确诊病人即便是直接冲进急诊室或是主动向卫生署热线呈报确诊，也未必会获得安排——急诊室的护士只会根据病情的严峻程度来进行排号。
首先，在现场没有被认为出现严重病症而需要马上住院的，都会被劝退；其次，快速自检呈阳性的，还需要通过政府指定的检测方式，才会被认定为是确诊病人，而政府的检测通常需要1天以上才知道结果，在“官方认定确诊”后可能还需要数日才能安排诊所或是由医院后续跟进。
这里就出现了不少的衍生问题，比如那些在急诊室被劝退的确诊人士，应该怎么回家？直接坐公交车，坐地铁，还是坐的士？回家后住哪里？以香港的蜗居情况和人口密度，如何实现有效隔离？
在官员们不断高呼“动态清零”目标的同时，大众已经开始感受不到这个口号下应有的紧迫感和齐备的政策应对工具，甚至连官方信息都有可能是混乱不堪的。这也是港府在第五波疫情中最被人吐槽的地方。
2月初，香港的社交平台疯传一段录音，内容是一香港市民和卫生署职员的对话。这个市民发现自家菲佣出现新冠病症且快速自检呈阳性，便用“点对点”方式打车送菲佣去急诊室，结果院方却要求该菲佣自行回家等检测结果——该市民对于这种处理方式感到错愕，但也只能把菲佣接回家。
随后这个香港人打电话给卫生署咨询后续处理方案，但经过各种曲折方式才打通热线电话，在终于联系上卫生署职员后，对方居然表示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排。最终，这个市民不得不把菲佣安置在家隔离。结果没两天，一家人老小都出现了新冠病症。
尽管很多人在指责那个卫生署职员，但笔者认为，这事真不能全怪他。因为这一轮疫情暴发以来，港府官员给外界的感觉的确就是没有成熟预备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出现部门间的不协调或是信息混乱是难免的，在这方面港府有关部门或者的确需要检讨。
举个例子。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综合临床服务）李立业2月7日在疫情记者会上表示，建议快速测试初步确诊的市民，应该用“点对点”形式到急症室求诊，确诊后会尽快安排住院。但2天后，他的态度突然转变，称自我检测呈阳性的病人应该留在家里，由亲友取样本瓶，交给指定检测中心复检，而不应前往急症室。
不论是在电视采访录像中，还是在香港媒体的新闻文章里，笔者都没看到前后政策急剧变化的原因。
在这一波疫情中，类似的事件不少。这里还可以再举出几个案例：
1月3日，港府严正澄清没有禁止餐厅晚市的计划，1月5日便宣布晚上禁止堂食；
1月5日，港府表示没有停课计划，停课是“谣言”，称停课会影响学生身心健康；但1月11日便宣布全港幼儿园小学停课；
2月8日，港府宣布不会强检，但在2月22日又宣布，3月将会进行全民强检（进入3月后，政府官员又出来说强检不是当下最主要工作，暗示或会推迟强检）；
2月10日，港府官员称快速测试不能代替强检，到2月25日，官方又宣布快速测试可以代替强检；
2月12日，官员表示没有计划封城，到2月28日又有官员表示政府不排除禁足。
类似这样的事件频频出现，其实是在损害港府官员的威信；而且，给外界的感觉是防疫官员们对于这一波的疫情预判出了严重的问题，对疫情扩散带来的后果预估不足，因此不论是防疫政策，抑或是硬件设施、检测工具或是人员准备，都显得极不充分，疲于招架。
上述情况一方面反映出港府有关部门在对疫情的预判上出现了严重偏差，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政府部门的内部分工协作和信息共享方面也可能出现严重问题，导致部门间的协作杂乱无章。
比如香港媒体近日披露，中央援建的青衣方舱医院提供了数千张床位，入住率却只有不到10%；而另一边，却有数十万计的确诊者滞留在社区等待被隔离或是被安置。
还有一个被媒体踢暴的案例是，香港屠宰公司暴发疫情后，大量的本地猪无法屠宰上市。但内地应港府要求派遣的屠宰员，却因为负责此事的香港食环署没有从中斡旋，因此在抵港后一直“坐冷板凳”，而香港街市的猪肉价格则不断水涨船高。
港府部门间的信息流动和协作不顺畅，对于基层大众的防疫工作显然带来重大的影响，导致很多时候大家手足无措。
笔者也亲历过这样的信息混乱事件。今年春节，内地父母来香港探亲，正巧碰上第五波疫情大暴发。为了防患于未然，笔者想给父母预约疫苗接种。
根据港府官方网站的指引，内地访港的游客也可以获得免费的疫苗接种机会，但是只能通过邮局预约。然而，我父母到了邮局之后却被职员告之，他们并没有接到通知，可以针对非香港本地居民进行免费疫苗的预约，他们只负责本地永久居民的预约安排，哪怕是我们打开港府的官网链接内容，职员也表示无能为力。
于是笔者和家人直接给疫苗接种中心打电话咨询。
三通电话下来，三个不同的接线员给出了三种不同的回答。第一个工作人员按照政府网站的信息，照本宣科地读，说需要通过邮局安排预约才能来打针；第二个表示，不清楚有这个政策，认为疫苗中心只给香港本地居民免费接种疫苗；第三个工作人员挺热心，看到了官网的信息后，又跑去问了同事，然后回来说，这方面的政策他们基层人员自己都不太清楚，但是既然官网有这个内容，就建议我们直接去疫苗接种中心预约打针，只要当天有位置就可以给安排。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所接触的工作人员，不论是香港的社区防疫工作人员、还是基层负责强检的人员，抑或是疫苗中心的工作人员，态度都非常友善耐心，笔者的父母不会讲粤语，他们还是愿意用不太灵光的普通话沟通交流，这才使得我们在政策信息如此混乱的情况下，最终能完成接种疫苗的目标。
医疗资源几近枯竭
在香港，我们对社区疫情的知情权有限，这可以通过自己限制活动去谨慎对待；对港府发放的资讯前后混乱，我们可以通过多方求证去应对；但是最无奈的，却是在面临已经几近枯竭的医疗资源时，我们只能束手无策。
“自求多福”是最近香港媒体上经常出现的高频词汇。一方面，它反映出公众对疫情的知情权要让位于个人隐私权时的无奈；另一方面，它的流行有更现实的原因，即指香港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在大部分情况下，确诊病患只能靠自己硬撑。
政府新闻处和医院管理局（简称医管局，全香港公立医院的主管机构）的公告不断在提醒大众，香港的新冠医疗资源早已面临枯竭境地，香港已没有足够的医疗资源来治疗所有的患者。
其实，早在今年正月期间，确诊人数还没破千的时候，就有香港本地媒体的朋友向笔者透露，香港医管局旗下几乎所有医院的病床床位已经被使用殆尽——换句话说，要再想住院已经没有床位——果然，不久后，媒体就披露，大量确诊的老人只能在医院外面的街道上等候。
Omicron的传染性极强，随着它的肆虐，全香港确诊人数急剧暴增，已远远超越了香港公立医院（包括小区治疗及隔离设施）的接诊能力。香港医管局不得不从本已十分紧缺的公立医疗资源中，拨出专门的诊所和医院，用于诊断和治疗新冠病人。
最近的一次划拨是在3月6日，医管局宣布，从3月7日起，再启动3家诊所作为新冠的指定诊所——即便如此，全香港也仅只有17家指定诊所可提供新冠病毒诊断和治疗服务！
这对于每天数万个确诊案例的香港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这也就意味着，要获得这些指定诊所的接纳预约，其概率可能跟在内地A股打新股的中签率没啥两样。
根据医管局的公告，所有求诊人士必须透过电话预约诊症，指定诊所的医护人员会按求诊者的临床情况，提供适合的治疗，在有需要时，才会转送病人到医院作进一步治理。可想而知，这个预约诊症电话是很难打通的。由于确诊人数太多，指定诊所根本应接不暇。
有人想到其他方法，比如直接叫救护车、或是直闯公立医院的急诊室，或是直接向卫生署的热线电话报告自己确诊，想加快安排就诊。
但在医疗资源几乎枯竭的情况下，上述方法都是徒劳的。
一个段子说，某人2月20日检测结果呈阳性后向卫生署报告，但直至3月6日卫生署才回电，问有什么可以协助。该病人没好气地反问，“都到这时候了，你觉得还有什么忙可以帮的？”卫生署官员说，可以安排病假纸……
现在，港府官员再三向社会呼吁，由于前线救护人手紧张，要求轻伤、轻症、确诊而无病征或病征轻微的市民切勿召唤救护车或前往急症室。
由于缺乏足够的方舱医院和隔离病房，即使现在有人在核酸检测中呈阳性，也不会立即被送往医院。大部分患者被确诊后，如果被认为是“轻症”，则只会被告之需要在家自我隔离，然后自我检测、再凭借自身的抵抗力自我康复。
港府呼吁，轻症患者需要自我隔离，把资源留给重症患者。在政府的官方宣传材料上，给出了“轻症”的具体定义：即发烧、咳嗽和喉咙痛。而给出的重症“警告症状”有：持续发烧超过38.5度、体温低于35度、出现抽搐、气促、不能行动或不能保持清醒等。
但对于普通居民来说，要区别轻症还是重症，不亚于一门技术活。在香港媒体所报道的一些死亡个案中，不乏年轻且无长期病的患者，在自我隔离后，于极短的时间内就出现病情恶化，导致回天乏术。
在这种气氛之下，不少人在被检测出阳性后，不论症状如何，还是倾向于往急诊室跑，希望在病情恶化时不会错过最佳抢救时机。
其实在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的单日确诊宗数出现了持续回落的情况，从3月5日的5万多宗确诊，降至3月6日的3万多宗确诊，到3月8日2.8万多宗确诊。尽管如此，我和家人都不觉得有哪怕一丁点的乐观，也不觉得这种降幅有太大的意义。
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这轮病毒的传染性极高；二是因为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尤其是小孩不足3岁还不能接种疫苗，一旦染病，重症率和死亡率都高于一般患者，而且还有可能留下后遗症；三是这一次，港府在抗疫过程中，处处暴露出“小政府”的“软肋”，无法形成高效的信息传递、政策执行和长线预防机制。
根据港府新闻发言人上周六（3月5日）回复媒体的讲话，过去两年多，因应每一波疫情发展，港府的督导委员会暨指挥中心已先后召开120次跨部门高层会议，而顾问团成立至今也与行政长官举行了27次会议。但特首林郑月娥在新闻稿的最后部分承认，“尽管特区政府所采取的每一项措施都以保障市民生命安全为出发点，但执行上远超特区政府自身能力”。
此言一出，无疑令社会更感困惑，如果特区自身能力已经不足以应对疫情，那么大众是否真的只能“自求多福”？
笔者更愿意相信，这只是特首自谦的说法。
  • 作者：香港另类投资专家、虚拟资产管理与政策研究专家、香港国际金融学会资深会员。新著《重新定义金融：加密货币与数字资产》。
「 图片 | 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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