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奥斯卡目前最大的问题：平庸者更容易获胜。
撰文 | 王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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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奥斯卡变得越来越无趣了。
每年创新低的收视率说明这个拥有近百年历史、曾被认为是美国电影最高荣誉的奖项正在逐渐被观众所抛弃。
今年持续低迷的收视率在“史皇”威尔·史密斯拳打主持人之后迅速飙升，但最终的收视成绩仍然是史上倒数第二，只比去年强了一点。
另外，还有两个高光点：一个是《教父》上映50周年致敬环节，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同两代“教父”阿尔·帕西诺和罗伯特·德尼罗登上舞台，引发全场起立鼓掌；另一个是《低俗小说》剧组重聚，男女主演约翰·特拉沃尔塔和乌玛·瑟曼再跳银幕经典的“兔子舞”。可惜，这也只是在影迷圈内小小热闹了一下，没能改变收视数字。
《教父》上映50周年致敬
闹剧和情怀都挽救不了奥斯卡。

这几年，奥斯卡的话题度和影响力都在下滑。这当然受新冠疫情很大影响，但更根本的原因，是在流媒体与短视频冲击下美国电影行业整体衰落。
今年的奥斯卡再次被认为是“小年”。原创力降低，创作题材趋于保守，鲜有现象级史诗级的作品。提名者之间半斤八两，没有特别出挑的尖子生，最终奖项好像颁给谁都差不多。
缺乏好作品的电影盛会，就像是头等奖只有洗发水的公司抠门年会，让人完全提不起劲。
翻拍战胜了原创
本届奥斯卡的争议点一如既往出现在“最佳影片”这个分量最重的奖项上面。《健听女孩》拿奖，很多人觉得不够格。
倒不是说影片本身存在质量问题。在候选名单之中，《健听女孩》其实是最有观众缘的，对应的豆瓣评分也最高。

电影围绕一个聋哑家庭展开，女孩鲁比的父母和哥哥都是聋哑人，唯独她的听力是健全的，片名《健听女孩》便是这个意思。在特殊的环境中长大，鲁比不得不面对更多压力。她需要承担起家庭与外界的沟通责任，需要解决校园霸凌和自我认同的问题。在家人都是听障人士的情况下，热爱音乐的自己能否去追逐梦想，家庭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又该如何调和。
电影《健听女孩》

影片以一种柔软、温和的方式来逐步化解这些尖锐的矛盾，在自然流淌的节奏中展现亲情与人性之美，完全符合美国的主旋律。
问题在于这是翻拍。《健听女孩》改编自2014年法国电影《贝利叶一家》，原版表现就已经相当优秀，在当年的法国凯撒奖上获得包括最佳影片、最佳男女主在内多个重要提名。
所以《健听女孩》的“好”是有点讨巧的，对于这类温情小品来说，不用费太大力气，只要不出错就足够了。
这是奥斯卡历史上第二次把“最佳影片”颁给翻拍电影。上一次是马丁·斯科塞斯的《无间行者》，翻拍自广为人知的香港电影《无间道》。该片同时还拿下了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剪辑，以及金球奖的最佳剧情片和最佳导演，是当年的最大赢家。

不能说《无间行者》是老马丁最好的作品，但在当时确实是他票房成绩最好、最能为大众所接受的一部。加上他过去种种成就，拿奖是实至名归。
电影《健听女孩》

更重要的是，老马丁对《无间行者》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改编，从剧情走向到拍摄风格，都带有明晰的个人烙印，进行了十分彻底的美国化。
相比之下，《健听女孩》的改编力度较弱，虽然在一家人的工作、女孩的性格等方面做了调整，强化了想唱歌的女儿和无法听见的家人之间的矛盾，但关键剧情和整体走向没有大变动，从中很难看到导演夏安·海德及其创作团队自身的特点。
为了让绝大多数人满意
把最高奖项颁给这样一部缺乏辨识度的翻拍电影，尤其是在好莱坞原创力整体下滑的当下，难免会产生打击原创积极性、变相鼓励翻拍的消极影响。

这两年不计其数的翻拍在好莱坞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程度，特别是商业片领域。但兼顾艺术性的奥斯卡基本还是会守住底线，更支持原创剧本和原创电影。改编剧本也倾向于初次改编的作品。
但今年的奥斯卡却全面失守，十部最佳影片提名里，四部都是翻拍——《西区故事》《玉面情魔》《沙丘》《健听女孩》。
引进中国内地的《沙丘》有原著IP支撑，过去已经有过多次影视化改编。丹尼斯·维伦纽瓦成功把它拍成了献给影院的“情书”，6个奥斯卡技术奖项也说明它代表了目前好莱坞乃至世界的最高工业水准，但从故事内核来说，并没有跳脱出60年代的小说思维。
电影《沙丘》
斯皮尔伯格的《西区故事》和吉尔莫·德尔·托罗的《玉面情魔》都是对好莱坞黄金时期的翻拍。《西区故事》是发生在纽约贫民区少数族裔身上的现代版罗密欧与朱丽叶，1961年的电影版就已经在第34届奥斯卡上拿过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新版并没有突破，反而显得主题过时。陀螺倒是在《玉面情魔》里加了不少私人化的怪诞趣味，但因此造成整体结构失衡，口碑也比较两极。

对比下来，在几部翻拍作品里，《健听女孩》是中规中矩的选择，没有出错，但个性和亮点也平平。
这正是奥斯卡目前最大的问题：平庸者更容易获胜。
不同于一般电影节常采用的评审团推举制度，奥斯卡的获奖结果基于更为复杂的民主投票。
奥斯卡奖的全称是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奖，要先成为学院会员才有投票资格。学院下设17个分会，包括演员、导演、摄影、编剧等等，单项奖由各个分会的专业人士推举出来，争议往往不会太大。
最容易出现分歧的“最佳影片”是由全体成员共同投票决定的。在经历反复扩张之后，今年共有9487名会员参与投票，结果所体现的自然更倾向于大众意志而非少数精英的品味。
而且评选方式也并非简单的投票最多即为胜。今年有十部电影参选，假若势均力敌，分票之后就有可能导致11%的人代表了100%的意见。为了避免这样极端的情况发生，奥斯卡目前采用“排序复选制”。会员们需要将候选片目按照喜好进行排序，统计时首先把最少人排第一的选项排除。
假设今年把《西区故事》排第一的人最少，那么摘除这个选项后，那些原本把《西区故事》排第一的这些人的第二选项就自动升为第一选项。这时候重新排列，再看有没有超过50%选票的电影。如果没有，就重复上述操作。
电影《西区故事》
如此复杂的投票设计背后，是为了尽可能选出“让大部分人喜欢的电影”。出发点无可厚非，那些个性鲜明但口碑两极的电影却会被埋没，最终反而是平庸之作脱颖而出。

这两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容易“爆冷”，今年的《健听女孩》就像前两年的《绿皮书》，影片质量本身没有问题，也很容易获得观众好感，但在“美国电影最高奖项”这样一个位置上，一部电影不该仅仅只是被喜欢，而是对整个行业和后继者有表率和引领作用。
在多重意义上来说，人畜无害的《健听女孩》还差了一口气。
 Netflix栽树，Apple乘凉
在《健听女孩》身上还有另一重意义，这是流媒体第一次夺得奥斯卡最佳影片。

从2014年《埃及广场》第一次入围开始，Netflix就拼尽全力冲击颁奖礼。流媒体想从老牌院线手中抢夺定义电影的话语权，这完全是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2018年阿方索·卡隆的《罗马》被业内公认为年度最佳，但因为戛纳坚持“没有上过法国院线的电影不得竞选”而生生被剥夺参赛资格。奥斯卡给出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十项提名，但在一面倒的看好中，《罗马》还是输给了《绿皮书》。
电影《罗马》
之后Netflix每年都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贡献了包括《爱尔兰人》《婚姻故事》《曼克》《芝加哥审判》等一系列佳作，但这个需要全体成员投票的最高奖项，始终将流媒体拒之门外。

今年十部影片中，五部来自流媒体。其中被认为赢面最大的《犬之力》来自Netflix。
影片围绕一个男同性恋者在雄性气概的打压下进行自我否定与自我压抑，最终走向毁灭。导演简·坎皮恩早年间凭借《钢琴课》拿过金棕榈和奥斯卡最佳导演的提名，此次《犬之力》又12项提名领跑奥斯卡，已经拿下金球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的成绩。
原本以为Netflix耕耘八年终于要熬出头，没想到出乎意料地，又被新入场的Apple TV+半路截和。
电影《犬之力》
作为出品方，苹果去年以25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健听女孩》的版权，创造了圣丹斯电影节的收购纪录。这个支出对苹果来说是九牛一毛，但却换来了“史上第一个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流媒体”桂冠。

疯狂烧钱却终成炮灰的Netflix很难不落泪。
不管苹果是否动用了强大的公关技巧，流媒体今天能够全面攻占奥斯卡乃至全球的电影节，都是站在了Netflix多年来铺就的道路上。或许，刻意忽视这名“挖井人”，是奥斯卡保证自己不被打脸的最后倔强吧。
电影《钢琴课》
政治正确是伪善吗？
关于奥斯卡还有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政治正确。

长期以来，奥斯卡被诟病是“老白男”审美——老人、白人、男人——拥有投票权的学院会员的主要组成。2015年，因为提名名单中的表演奖候选者均为白人、编剧导演奖候选者均为男性，舆论终于开始声讨#OscarsSoWhite（奥斯卡太白）。
随后奥斯卡积极表态，强调会增加“多样性”。学院有针对性地扩容，女性和非白人会员占比翻倍增长。“最佳外语片奖”听起来太以自我为中心，因此改名为“最佳国际影片”。2020年，奥斯卡还给出了新的竞选资格，对入选影片演员和制作团队的种族多元化和性别平权提出了硬性标准（从2024年正式开始执行）。
效果也很显著。《月光男孩》和《绿皮书》先后获得最佳影片，奉俊昊的《寄生虫》成为奥斯卡历史上唯一一部获得最佳影片的韩语电影。今年的《健听女孩》和《犬之力》都是女性导演，主题都关注少数群体，前者是残障人士，后者是LGBT+。
电影《绿皮书》
追求性别、族裔、群体等方面的多元化是时代所趋。流媒体时代已经打破了国际发行限制，非英语优质内容在美国同样受欢迎。全球化背景下，电影不再等同于好莱坞。奥斯卡的多元化、打破英语片专属是必然。

问题在于，这些“政治正确”在漂亮的表面功夫之下到底做到了几分？
打败《罗马》的《绿皮书》之所以被质疑，并非仅仅因为“黑人+同性”的标签，而是在反种族歧视的主题之下，影片却以刻板印象描述黑人群体，用一种近乎童话般的天真轻而易举地消解了严峻的种族矛盾。“白人救世主”“魔法黑人”（黑人角色的存在是为了让白人主角摆脱困境）依然存在。这部影片因此遭到了人物原型家人的抗议。
而《健听女孩》虽然同样高举关注聋哑群体的大旗，但为了增强女主角和家人之间的矛盾，也有意无意地在用“猎奇”的眼光强化残疾人的形象。
所以当外界批评奥斯卡的时候，并非是攻击“政治正确”本身，而是指出其中的虚伪。
对于政治正确的议题，戴锦华曾犀利指出：“政治正确的最大的问题是流于表面化，它变成了一套可操练可表演的元素，任何一个有教养的美国男女都可以演练的规则。”
但她并没有对此进行完全否定。斥责伪善是容易的，但真正的善是什么，这才是需要真正思考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批判性反思，而不应该是武断的否定，更应该警惕简单粗暴的否定同时加盟于保守主义文化力量的回归。”
当国内观众在嘲笑好莱坞的政治正确“表演”时，我们所坚守的创作中的善与底线在哪里？我们对于女性主义、种族平等议题又是否有足够深刻且充分的自我反思？当我们开始强调文化自信与输出，又能否经得住他人的审视？这些都是国产电影走出国门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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