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刚刚踏入中年门槛。
吴春亮十几岁就从农村离家外出打拼，从流水线、服务员，到拥有属于自己的5家咖啡店，其中的不易只有他自己知道。
在同龄人里，吴春亮很出色。
可他自己也没想到，他失去这一切只需要短短2年。
人到中年、遭遇事业滑铁卢、负债100多万、抑郁、孩子不到两岁、背着每个月两万多的房贷，完美地勾勒出了中年危机的惨状，苍白无力的文字背后，是说不尽的心酸。
一夜梦碎的这个男人差点自杀，为了家庭坚挺过来的他选择去一家茶楼上班，可是“天有绝人之路”，刚一上班，更严重的一波疫情又扑了过来。
01
失落与无所适从
吴春亮说，他已经忘记了上次逛街购物是什么时候了。
“破产”之后，就是消费降级，一降到底。
他家附近的古北路，他每一次出门都会尽量避开，哪怕路过也会尽快离开，因为他的咖啡馆曾经就开在那里。
那是他曾经辉煌的地方，也是让他落魄的地方。
上海封控之后，他只能在家做做家务、带带孩子、看看电视，在外面打拼惯了的他感到无所适从。
他失眠、避世，因为这三座大山：房贷、催债、奶粉。
02
顺风顺水的上半场
刚从陕西农村老家到上海打工的时候，吴春亮连26个英文字母都不熟，从未喝过咖啡的他进了一家外国品牌的咖啡店当服务员，从此打开了命运之门。
公司拓店的时候，他自告奋勇去了偏远的外地，埋头干了三年当上了店铺总经理。此后，吴春亮在不同的咖啡店当过主厨、经理、店长，厚积薄发，这些履历让他有了咖啡创业的实力资本。
创业初期基本没什么困难，人生的前35年他走得很顺，没有好家境、没有学历的他不断地品尝到开新店的喜悦。
做老板的那些年，他每天在不同的店里走走、看看，偶尔在吧台上做一下咖啡，帮助拎着东西的女顾客开门，与顾客闲聊。
他的5家咖啡店，月租平均3万，开在高端的商圈和写字楼附近。
33岁，他在长宁区买了房子，去了上海本地的姑娘，孩子诞生，一切都往着美好的方向进行着，这是一个沪漂梦寐以求的生活。
03
挣扎、失败、逃离
两件事成为了他生意崩盘的开端。附近的外企办事处解散了，客流少了很多，而且疫情反复，需要控制用餐人数，没过多久他的咖啡店就入不敷出，最惨的时候每个月亏损近20万元。
半年时间，他就损失了2家店，股东也不再投钱，和妻子吵架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不服输的他死死地拽着剩余的两家店：吉北路店和昌平路店，那时他的脑海里面没有“止损”这两个字，只有“翻盘”。
为了守住自己的店，他开始向银行贷款、开通了许多网络小贷，一共借了70万，还问朋友借了一些，都赔了进去。
他也想过要转型，他曾把古北路店装修成陕西面馆，可是生意依然惨淡，半年后又转回了咖啡店，员工一裁再裁，闲下来的时候他会到门口张望，看看有没有客人到来。
疫情后的第二个夏天，吴春亮最终还是失去了他仅剩的两家咖啡店，他想转手，可谈了5家都无一接手，光保证金就让他损失了20多万。
吉北路店，他的最后一家店，梦想开始的地方，在彻底关门的那一天，他把冰箱、桌椅全部送人，跟房东交接完毕，头也不回地快速“逃离”这个变得陌生和恍惚的地方。
最崩溃的时候，他选择逃避自己的家、逃避自己的妻子，躲在车上大哭、睡在车里、离家出走远赴广东。
他找茬和妻子吵架、逼她离婚，也想过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痛苦、自责和悔恨充斥在他的大脑里。
04
何去何从
与很多落魄的创业者一样，他也选择去送过外卖，也与很多好面子的人一样，选择去离家远的区域派送，避免碰到熟人，也不好意思开口告诉自己家人。
他专挑晚上出去送外卖，进家门前偷偷地将配送装备放进车里面，也不会和其他骑手攀谈。
没多久，他被朋友邀请到茶楼“帮忙”，吴春亮明白，他要重新回到“打工者”的角色，他迟早需要适应这个“新身份”。
怎料，进入三月之后，同街的店铺接连关门、封路、禁止堂食，此前，茶楼搞过促销，搞过霸王餐活动，都通通失败。
茶楼里几十斤的圣女果、杨桃、木瓜和青菜正在快速腐烂，发出恶心的味道，吴春亮长叹一口气说道。
他每天到店几个小时，搞搞卫生，整理一下仓库，给金鱼换水。
吴春亮的巅峰时候，一年净赚200多万，他有想过将自己的咖啡馆打造成知名的连锁品牌、做成家族企业传给自己的子女。
如今，他只能领到朋友给的几千块钱象征性的工资。
事业已经全部垮掉，大环境又差，没人能告诉他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他还要面对自己的那些“债主”朋友。
他说：“8年创业仿佛一场梦，为了自己无知的梦想，伤害了那些真挚帮助自己的人”。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