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被丢到孤岛上只能带一部片子，一定是这部

政府不关心善与恶，政府只在乎治与乱。

——《Yes,Minister》

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议员吉姆▪哈克，意外被新首相任命为行政大臣，上任伊始，大臣一心想捞政绩，搞改革，反而捅了很多篓子，被媒体嘲笑为无能之辈。

为了挽回形象，大臣决定启动他竞选时的承诺——政府节约运动。

《Yes，Minister（是，大臣）》到了第一季的第三集，搞笑的东西已经不是角色的性格，而是整个体制的荒谬，显示出一个政治讽刺剧的深度——讽刺只是手段，更重要的是，当你看到真相时的那种无力感。

它让我想起那个古老的神话：

村子边的山上有一条恶龙，经常祸害百姓，每年村民们都要派出一个年轻的勇士去杀龙，但从没有人回来。

今年的勇士出发时，有人悄悄跟随。只见龙穴到处是金银财宝，勇士杀死了恶龙，抚摸着地上的珠宝，慢慢地长出鳞片、尾巴和触角，一条新的恶龙诞生了……

其实人变成龙，哪有那么容易，《Yes，Minister（是，大臣）》和《Yes，Prime Minister（是，首相）》，讲的就是这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政府节约计划，正是这条恶龙初露峥嵘。

政府节约运动其实是大臣必然的选择。一个新官上任，新政基本上会从“透明”（第一集）、“高效”（第二集）、“节约”（第三集）这些关键词入手。

原因很简单，政府的权威大部分都来源于传统道德，这些词，老百姓容易理解，又有一种天然的道德喜好。

对之，行政部的实际操纵人，本剧的另一个主角，大臣的秘书长汉弗莱也见怪不怪了：

“把最困难的工作放在标题里就行了。”

然而，大臣还是个政治新手，或者说尚未变成恶龙，他并不满足于仅仅把节约放在标题里，这次他要动真格的。

秘书长决定给这位新大臣一点教训，此前，他特意问了手下一个问题：

“企业的成功可以用规模、利润来衡量，可政府的成功，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呢？”

这个问题其实是编剧问观众的，他不希望我们只是把讽刺当成对个人品质的批判，秘书长的解释是：

“政府没有利润，我们的成就是用雇员多少和预算大小来衡量的，庞大的部门永远比小部门更有成就。”

政府的目标历来有 “小政府理论”和“大政府理论”，前者认为政府只要做好公共事业和社会福利就行了，后者认为政府还要引领经济发展。

不过，秘书长显然认为这些都是扯蛋。

任何部门任何组织，不管它叫什么名字，不管它被设立的最初目的是什么，只要它存在一天，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活下去。

规模大的部门一定比规模小的部门生命力强。

有钱的部门一定比没钱的部门抗风险能力高。

企业要活下去，靠的是利润，规模大小不是关键。但政府部门不一样，它们没有自我造血功能，只能靠上面的拨款，它们活下去的理由只有一个：Too big to fail。

汉弗莱不愿意真节约，道理很简单，如果今年把费用降下去，明年的财政预算就会缩减，部门就会越来越小，不知道哪一天就被裁掉了。

所以他把节约运动分为“写成标题上的节约”和“不负责的节约”。

可以说，任何节约行动，都是一个组织的自杀行为——除非这个组织已经“胖”到无法行动的地步。

中国历史上有无数次精简机构的运动，可每一次的结果都是越减人越多——减下去以后没几年，人数又涨回来了，不同的是“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

那么，为什么大臣一定要搞这个节约运动呢？这是他的幼稚所导致的政治自杀吗？

这就是更深层的问题：部门的意志和部门里的人的意志，是两回事。

首相最初打算让哈克当农业大臣，因为他之前是农业部的影子大臣，可农业部的秘书长认为哈克“太懂农业了，所以不适合”。

听上去很讽刺是不是？如果你看《Yes，Minister》只看懂了讽刺，说明你是个合适的观影者，却不一定了解政治。

《Yes，Minister》里说，每任大臣的任期只有11个月，这肯定不是杜撰的。

这个数字也不是欧美民选政府的笑话，看看网上公布的火箭提升的干部，都有一个共同点，每一个职位上呆的时间都很短——万花从中过，片叶不沾身。

虽说大臣现在的利益暂时绑在了行政部的战车上，但他更多考虑的还是下一次选举，自已的选票在哪儿？

有了万金油式的政客，就要有螺丝钉一样公务员，十几年如一日钉在一个部门，毕竟政府每天都有大量实实在在的事务。

看起来，公务员和这个组织关系更紧密些，秘书长就是真正代表这群公务员利益的头儿。但他们同样有升迁，而且地位越高的人，升迁的机会越多，对组织也越不忠诚。

组织的目的是活下去，组织里的人，各有各的算盘，看上去就像是一盘散沙，时刻处于崩溃的边缘。

但事实上，崩溃很少发生，因为人喜欢合作博弈多过战争，人和人的博弈，人和组织的博弈，《Yes，Minister》和《Yes，Prime Minister》每一集都在博弈。

其妥协的结果，沉淀下来，就行成了稳定的体制。

而大臣的节约运动，触动的正是这个根基。

没有了公务员阶层的配合，大臣终于把“节约运动”变成了“自讨苦吃行动”，为了以（媒）身（体）作（效）则（应），他主动裁掉了多余的司机和服务人员，不但自己吃尽苦头，还引发了大罢工。

大臣非常困惑地发出了一句感慨：“明明到处都是浪费，为什么就是找不到可以节约的东西？”

这恐怕是普遍人对政府运作最常见的困惑了：

明明到处是贪官污吏，上面为什么不来管管？

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官员，怎么就没有一个人说出实情？

原因在于，不合理的体制却长期存在，必是长期博弈的超稳定结果。想要改变它们的人，往往不是失败，就是种瓜得豆。

朱元璋认为丞相的权力太大，就直接废了这个存在了一两千年的职位，结果呢？他的子孙没有他那么旺盛的精力，还得靠大臣批奏章。原本只有五品的内阁大学士，就成为实际上的丞相。不但相权没能收回，还把“批红”和“盖印”这两项权力给了太监。这就叫种瓜得豆。

回到剧情，组织要生存发展，就要容纳不同利益诉求的人，大臣要选票升迁，公务员要高薪稳定，怎么找到共同利益点呢？

最好的办法还是把池子做大，不就“你有我有大家有了”吧？这也是组织只能变大，不能变小的另一个原因。

其实企业也是如此，一旦效益好了，一定会不断出现头衔里有“发展”、“顾问”、“协调”等莫名其妙的职位。

事实上，体制创造的每一个职位，都有它存在的意义，没有一个是“冗员”。

理解了这一点，你才会发现，《政府节约运动》这一集的结尾，几乎是全剧最精彩的。

一个瘦子怎么减肥呢？答案是：养肥了再减。

这就是秘书长对“政府节约运动”的思路。

在秘书长的帮助下，焦头烂额的大臣最终奇迹般地完成了这个光荣的政治任务——减掉了800冗员。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节约运动是一个复杂的行动，需要大量调查、研究、论证……，这就是政府的严谨性。常识告诉我们，每多一项工作，就要增加相应人手——包括研究如何裁员。

所以，这些为了“政府节约运动”增加的八百个名额，最后就被当作政策的成果给“裁掉”了，由于这800人的招聘计划，还未实施，所以，在理论上，连裁员费用都省下了。

真是战绩辉煌。

还是那句话，请不要把这段情节当成简单的讽刺。

根据凯恩斯主义，经济不好的时候，找一段路，让民众来修，然后印钞票发工资给他们，有了工资，他们就可以消费，你买我的，我买你的，整个经济就慢慢走出了泥潭，政府再把滥发的钞票收回来。

秘书长有一句话：“政府的政策几乎都是错的，但它们都执行得很好。”

所以，大臣的“政府节约运动”必须成功，只能成功，也一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