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卖市场因疫情停摆，又恢复，期间，大量年轻的新面孔涌入这片市场。他们从哪儿来？又将为这片市场带来怎样的变化？
撰 文 | 孙行之
责 编 | 施 杨
仿佛一夜之间，艺术品市场被年轻人攻占了。
停摆两年后，佳士得中国在上海外滩重开新局。预展现场，几乎全部是站在潮流前端、衣着不俗的年轻人。这与新冠肺炎疫情到来前的情况大不相同了：那时，他们的观众与中国本土拍卖行没有多大差异——以稳重的中年人居多。
数据与场面互为表里：3月1日，佳士得中国最具份量的夜拍中，注册参与客户中28%是“千禧一代”，也就是出生于1984年至2000年的人。要知道，过去很长时间里，顶尖拍卖行的夜场可一直都是“老钱男”的天下。
这种趋势，不止发生在佳士得，也发生在中国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博览会之一——西岸艺博会上。去年11月的西岸艺博会，共有来自18个国家的120多家画廊进驻，其中不乏全球一线画廊。“年轻化、潮流化、国际化”，这是北京木木美术馆创始人林瀚对它的观感。面对琳琅满目、带着强烈视觉冲击力的作品和穿行其间的年轻人，这位出生于1987年的收藏家也笑叹：“我已经老了”。
拍卖会与艺博会，线下艺术市场从因疫情接近停摆，到重新运转，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年轻人从哪儿来？他们又为这片市场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一种“表情包”式审美的流行
“眼睛一定要大，色彩一定要鲜艳，我喜欢叫他们，‘可可爱爱没有脑袋’”，收藏家、曾在上海某知名画廊担任总监的Candice Gu这样总结眼下中国年轻藏家的流行趣味。

收藏家Candice Gu
这的确是个来势汹汹的趋势。过去几年，在亚洲地区的拍卖场和艺博会上，KAWS、村上隆等艺术家受到了强烈追捧。我所采访的业内人士均表示，年轻人如今这种审美，与日本动漫在上世纪末的大流行有关。“追求一种可理解、可把玩的东西的需求一直存在，而这种看得懂的东西又和我们曾经的玩具似曾相识”，这是收藏家林瀚的感受。
基于对数字信息时代人类精神状况的体察，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提出了“倦怠社会”概念。这一社会症候下的人普遍极端注重个人功绩，给人压力的，不再是外在的规训，而是不断自我剥削的意志。信息过载成了人的通病，深度思考会让人感到不堪重负。对文字的阅读逐渐让位于对图像的观看，并且，不是鲜艳的、夸张、一目了然的东西，就无法留住人飘忽不定的眼神。从文字时代到读图时代，人的感官需求，正变得扁平化。
于是，从高端艺术品、“潮玩”再到大众化的“盲盒”，一种类似于“表情包”的审美，自下而上覆盖了整座财富金字塔。这就像中国人正在变化的口味一样，对口腔直接刺激的需求远胜于对多层次滋味的品咂。
艺术家用作品刺中了人的普遍精神状态。村上隆是亚洲与潮流奢侈品结合最为成功的艺术家。他的太阳花、大眼睛，以童稚感十足、炫目夸张的风格席卷全球。他把自己的艺术风格称为“超扁平”（Super flat），还发表过《超扁平宣言》和《幼稚力宣言》。在《超扁平宣言》中，他写道：“将来的社会、风俗、艺术、文化，都会像日本一样，变得极度平面（two-dimensional），这些又在世界文化中具有强大的力量。”
村上隆作品
优异的市场成绩可以被视为艺术家社会实验的一部分，反过来证明艺术批判的有效性。亚洲藏家以高昂的热情把奈良美智、村上隆等艺术家顶上了神坛，成了全世界通行的美学符号 。“亚洲人喜欢可爱的东西是早有苗头的，可欧美人一开始是无法理解村上隆和奈良美智的，21世纪初，奈良美智的大幅作品在二级市场只有60万美元一张，但现在都是1000万美元以上，买这些作品的人，现在有很大一部分也是欧美藏家了”，Candice说。
“不要小看一个潮流可能带出的艺术价值，高价的推动最终会在艺术史上留下痕迹”，哈佛大学艺术史博士、复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教授黄文叡说。
他们到底是谁？
一起吃饭时，谢斯曼很快就能辨别出，新朋友中，哪些是“富二代”，哪些是白手起家的职业精英。这倒并非是她有意区分，只是明显的差异会唤醒人下意识的感受。
分叉点就在刚认识时的自我介绍上。当谢斯曼介绍自己在艺术行业工作时，那些投资人、创业者或“年薪几百万的大厂高管”第一反应往往是惊讶的一声“啊，艺术，好高大上”。
“接着，就是一阵虚伪的吹捧，然后再问一些很基本的问题，比如怎么看艺术，到哪儿去看，那些东西为什么那么贵？”、“这些人赶上了时代的潮流，加之非常勤奋，迅速积累起大量资金，但可能从没去过艺博会，只是偶尔去画廊，然后也不知道画廊和美术馆的区别”，这位学西方艺术史出身的收藏家、Artsy中国区负责人一口气对我说了下去。
“如果是另一个圈子，话题就会不一样了”，谢斯曼说，“他们会很自然地谈起一些专业问题，比如什么画好，好在哪儿，最近哪位艺术家红，为什么红”。
Artsy中国区负责人、艺术市场专家 谢斯曼
过去两年，在艺术市场的各种场合，财富新贵和“富二代”都肉眼可见地多了起来。在艺App创始人谢晓冬认为，年轻人的涌入是社会变迁到一定节点的表现。“中国财富阶层的‘二代’已经长大，另一方面，职业投资人以及‘新经济’领域的成功者，构成了新入场年轻藏家的主力。” 2020年，随着一批中概股上市，持有早期期权的年轻互联网人很快成为“新贵”。艺术品成了他们放置“鸡蛋”的“新篮子”。
疫情的到来，让这道增长曲线更为陡峭。
这与艺术品市场的性质有关。这个市场一直是资金的“避风港”。在资本市场下行，尤其是疫情和经济危机之下，艺术品能够发挥资金避险功能，有较强的抗跌性。历史上，不论是在2003年“非典”疫情，还是在2007年金融危机中，艺术品市场都是复苏最快的投资领域之一。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爆发以后，许多身在欧美的“富二代”留学生也回到了国内。这群人当中，有不少是潮玩和艺术品的收藏者。在因疫情耽搁学业的两年里，他们成为涌入国内艺术品市场的另一股力量。
西岸艺博会现场
白手起家的年轻人与气定神闲的“富二代”
年轻的职业精英与“富二代”，前者大都还在圈外好奇打量，后者已俨然成竹在胸，大踏步入场。两者之间的姿态差异一望而知。身处圈内的谢斯曼则更多看到了两拨人的内在不同。
这种差异背后包含着丰富的个人成长信息。许多“富二代”收藏家的父母就已经涉足收藏。在他们的成长环境中，艺术品是生活中触手可及的部分，品位更是自小习得。同样关键的还有圈中人脉。在一个高度不透明的市场中，他们能够更早知道，该跟着谁买，该找谁请教，该向谁买。所以，即便收藏的领域与父辈有很大差异，他们也会很快掌握艺术圈的交际符码，融入其中。
而白手起家的成功者，他们虽然也会收到拍卖行邮寄的图录，且周围不乏做收藏的朋友。但这种接触毕竟是间歇性的、间接的。他们与艺术之间还存在一层隔阂。
最关键的还是能够投入的时间。“这些年轻人还在事业上有很多追求，节奏很快，时间对他们来说，就是奢侈品，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看展览，逛艺博会”，谢斯曼说。
这就造成了这样一个状况，素来以专业面目示人的精英在艺术界反而成了“业余选手”，而那些看上去洒脱、随性的“二代”实则是精明的行家里手。
“你别看‘富二代’钱来的比较容易，但这批人是有压力的，他们的收藏也很注重回报率，因为要对家里有个交代”。谢斯曼告诉我，对于不少“富二代”来说，购买艺术品同时就是一种投资手段，不少人是将艺术品买卖当成职业的。所以，不论是观展，还是圈内社交，表面看，这群人是在玩耍，实质上都是在工作。
对白手起家的职业精英来说，艺术品目前只是兴趣或投资手段之一。他们反而保有更平和纯粹的心态。也因为时间紧张，专业度不够，很多人会委托经纪人出面购买艺术品。所以，即便这两年，入场收藏的金融互联网精英很多，但相对于专业藏家的高调，这批人往往更乐于沉潜在水面下，是圈内看不见的“隐形人”。
KAWS推出的巨型雕塑
从“潮玩”到艺术
艺术品市场是中国企业家财富进阶的瞭望哨。从第一代能源、制造业企业家到第二代地产、金融富豪，那些摘取市场上最耀眼艺术品的人，也是潮流尖端的逐浪者。1993年，艺术品拍卖刚刚兴起，刘益谦就走进嘉德拍卖，买下一张郭沫若的书法和一张李可染的画，那年他刚好30岁。自此，这个摆过箱包摊、开过出租车的“法人股大王”公共形象步步扭转，成了收藏家、中国最大民营美术馆创始人。
如今，还用“80后、90后也长大了”来概括新一代人的收藏，就掩盖了一个重要问题：还有多少“鸡缸杯”、“张大千”依然在等他们的到来？前代藏家几乎已将中国古典艺术珍宝“瓜分”完毕，这一代年轻人面对的只有一块荒芜的空地。如果是这样，新生的财富又能附着在怎样的标的上？
年轻人迫切需要找到新的符号来代表自己。他们抛开了埋头整理历史的父辈，头也不回地参与到世界当代艺术生产，塑造属于他们自己的话语体系。他们与父辈在审美上的断裂，也是中国社会两波财富浪潮的分野。
Candice观察到：“不少20多岁年轻人对艺术品的关注完全不是来自艺术史，比如梵高、里希特这样的大名头，而是从KAWS、积木熊甚至是一双球鞋开始的”。在他们的世界里，真正重要的艺术家不是梵高、莫奈，也不是张大千、齐白石，而是 “超扁平”艺术家村上隆或者涂鸦艺术家KAWS。
Jerry的经历印证了Candice的观察。Jerry出生在成都，家境富裕。2年前，他还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经济专业，因为疫情蔓延，正读大三的他回到了家乡。3月初，Jerry随父母到上海参加订货会。因疫情正迅速扩散，他们在上海只逗留了两天，但Jerry还是特地去了一趟长乐路上的时装店Juice。Juice的店主是陈冠希。Jerry对潮流与艺术的关注正是从迷上这位明星开始的。
初中时，因为看到陈冠希在店里发售了一款经典“潮鞋”“ Nike Air Yeezy2”，Jerry便立刻托人找到渠道，花一万多元买了一双。到现在，他收藏的“潮鞋”数量达到了40双，而那双 Nike Air Yeezy2的价格也已经涨到8、9万了。Jerry感觉很明显，“过去几年，涌入潮玩圈的人越来越多，市场很火，流进来的钱越来越多”。他身边有朋友以4万元买了香奈儿联名款的积木熊（Bear brick），几天以后，熊就被加价3万卖了出去。还有的“潮鞋”被炒到了100万以上，身边依然会有同学买来，穿在脚上。
Jerry身边也有很多同学在大手笔购买艺术品，有的是为了投资，有的则是“为家里处理麻烦的钱”。他印象中比较夸张的事情是，身边一个朋友在一次潮流展上买下了两张画。在Jerry的理解中，这两张画非常平淡无奇。可他没想到的是，几天以后，这两幅画被朋友在淘宝上以999万元一幅的价格出售。朋友得意地把买家打来1998万元的记录展示给他们看。“这可能就是洗钱吧，他给我们看，无非是炫耀自己的实力”，Jerry回忆。
Jerry的圈子里，村上隆可谓“顶流”。Jerry也买过一件村上隆的版画。但对他来说，村上隆的意义仅仅是：“家里有满满一面球鞋墙，我需要挂一副合适的画来搭配它们”。
  村上隆在巴黎时装周穿着个人专属定制版

太阳花 x Air Force 1 Low
潮流在改变什么？
艺术品市场当然存在 “鄙视链”。身为“90后”，Candice也真心喜欢 “可可爱爱”风格的艺术品，但她心里清楚知道，哪些艺术品是带着深刻思考、是真正精英化的。在向那些顶尖画廊求购极简主义或观念绘画的时候，她会默默在自我介绍里把那些“可可爱爱”的收藏擦去，“这些画廊比较高冷，怕他们看了我的收藏清单，觉得我品位不好，不卖画给我了”。
谢斯曼和Candice在欧美名校受过多年艺术史训练。刚刚从海外回国时，她们的审美与收藏取向也都是瞄准“古典”。“毕业以后，我就很坚持艺术史的审美”，Candice说。谢斯曼也是如此。她生平第一件正式收藏是一件不到50万的中国“新水墨”。在完成学业的过程中，她接触到的全部是古典艺术元素，她偏爱带有古典风格的当代艺术品，一度认为纯当代艺术“很虚，很空，甚至排斥它们”。
但市场的力量不断冲刷已有的秩序，“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身在市场中的人也不得不调整眼光。
 “带有古典风格的当代艺术作品很好，但说实话，不会涨，就是买喜欢”，谢斯曼说。
道出同样感慨的还有Candice。她毕业时也买了一些学院派的、极简主义风格的作品，是她发自内心喜欢的，“可就是不太会涨价，到现在都8年了”。
进入画廊工作后，Candice需要适当撇除了个人喜好，把眼光投向更受年轻人欢迎的艺术家。这次在佳士得上拍的西方当代艺术部分中，有1/3的艺术家都来自她工作的前画廊。这些画家都是Candice进入上海的画廊时有信心推广，并向老板建议过的画家。那些作品风格鲜艳、悦目、夸张，能一下子抓住人的眼睛，“我当时就觉得中国藏家会喜欢”。
数年前，Candice所在的画廊曾为一位名叫珍尼维·菲吉斯的画家办过个展。彼时，这位艺术家一件作品售价大约为16万人民币，Candice自己收藏，还力劝周围的朋友赶快去买。此次佳士得中国的拍卖会上，这位艺术家的《名媛舞会》已经叠叠高涨到400万人民币，创下艺术家个人成交记录。
“那些古典风格的艺术品，藏家买入以后，很少再卖出，但比较潮流的艺术品，藏家会很快换手，不断在二级市场上形成买卖，也是看到买卖的热度，很多藏家才会冲进来继续推高，跟进一波潮流，直到崩盘”，Candice分析，这其中虽有泡沫，但涨得越快，越有人气，很多艺术家就是在一个小圈子里被炒起来的。
很多人会否定艺术和钱的关联，仿佛谈钱，就很不艺术。对此，Candice说得很实在：“说心里话，真正完全不顾市场的艺术家可能有，但是极少的，对于真金白银买艺术品的藏家来说，更是如此，你想，同样买了很多艺术品，几年后，朋友的翻了几倍，我买的却一点没涨，一次两次可以，次数多了，你不得不怀疑自己的眼光”。
但在一些熟悉旧秩序的资深藏家看来，这种市场状况简直就是反常识。提到当代艺术市场，许多藏家会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凭什么？”。比如，“凭什么刚出道没几年的人就卖出了上百万的天价？”、“凭什么活的艺术家的价格居然高于死去的老大师？”
但审美趣味的等级并非永恒不变，它有时仅仅体现了一种利益站位。对前辈藏家来说，一群“愣头青”带着一堆他们看不懂的作品，却飙出越来越高的价格，感到奇怪的同时，他们内心也会生出某种失控的焦虑。可对年轻人来说，他们其实并没有多少选择。那些尘埃落定的经典都已进入了前辈藏家的库房和美术馆。当代艺术才是他们真正能够树立话语权的地方。 在这些人眼中，当代艺术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的将来还是未知，波动更大，收获也更大，市场的参与者同时也可能是艺术史的塑造者。
“他们更敢咬，也敢认，买怂了就买怂了，买对了，那就买对了”，谈起这群更年轻的藏家，林瀚评价。
林瀚、雷宛萤（晚晚）夫妇

投其所好的商业机构
为了适应年轻藏家的喜好，商业机构也在改变。
“一个明显的趋势，现在拍卖行、画廊的营销手段越来越像奢侈品营销”，长期研究艺术品金融的学者黄文叡说，“他们会在一个圈子造成奇货可居的局面，就像女生买包，身边一个人有了，其他人也会想要”。
另一个典型营销手法就是请明星“代言”。这次领衔佳士得中国夜场的巴斯奇亚作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位涂鸦艺术家的作品是第一次在公开拍卖中与内地藏家见面。对于大众来说，这个名字更是陌生。在进入内地前的一年，两大拍卖巨头佳士得和苏富比先在香港推出了巴斯奇亚作品。那两场拍卖，均闪现了周杰伦的身影。
去年3月，佳士得香港开拍前，周杰伦穿上印有巴斯奇亚画作的卫衣，坐在画作前合影。他在照片上写下“忠实粉丝”四个字，发在社交媒体上，引来了林俊杰、潘玮柏等明星的转发、留言。不仅如此，周杰伦相关微博账号也参与造势，该账号发帖表示：周杰伦与妻子昆凌都是巴斯奇亚粉丝，连子女也耳濡目染。帖子同时还配发了周杰伦小儿子背着手，欣赏作品的照片。最终，上拍的《战士》以约3.24亿港币成交。
周杰伦与巴斯奇亚作品合影，并在照片上写上“忠实粉丝”四个字
到了6月苏富比在香港的拍卖，周杰伦干脆直接上阵，担任专场联合策划。拍卖前，他还模仿巴斯奇亚1985年登上《纽约时报杂志》封面的姿势，在同一副画作，也就是即将上拍的《无题》前留下合影。《无题》最后以2.89亿港币成交。这位买家还买下了同场的另一件拍品：一套周杰伦的演出服。
周杰伦模仿巴斯奇亚登上1985年《纽约时报杂志》封面的姿势，与画作《无题》合影 
256岁的佳士得也在中国打造年轻的形象。今年春拍前，外滩一号新开的佳士得艺廊面目一新：挂在墙上的画作不再是过去的淡雅、朦胧、深沉，而是亮眼饱满的赤、橙、黄、绿、青、蓝、紫。
不同于过去几任佳士得中国区主席给人以稳重、周全的印象，新上任的杨媛草年轻、直率、跳脱。这位参与打造了《中国好声音》、《中国达人秀》等热门综艺的媒体人,同时是前上海文广传媒集团总裁、华人文化集团董事长黎瑞刚的妻子。
在拍卖前的一场沙龙上，杨媛草直言：“上海的艺术氛围很包容，如果在前30年，我入行基本没有可能性，艺术圈的圈层窄化和固定性比较严重”。此外，她还主动提及，业余时间，她依然在制作女性题材的纪录片。这些发言，都释放出鲜明的个人特点，迅速拉近老字号与年轻人的距离。
杨媛草于2021年8月履新佳士得中国区主席
佳士得打造年轻形象的做法，或许与它自身面临的限制有关。自2013年进入中国开办独资公司开始，佳士得中国一直受限于“外资不能参与文物拍卖”的法规，无法从事中国古董、中国古代以及近现代书画的拍卖。但在国内市场，这些门类一向是绝对主流，也是财富金字塔顶端“老钱男”介入最深的部分。有业内人士曾评价外资拍卖公司面临的限制，无异于“在中国开餐馆却不能卖炒菜”。
如今，进一步国际化和年轻化的尝试，正是佳士得的弯道超车战略——通过吸引年轻藏家，绕开传统收藏门类，集中在现当代艺术上发力。这个素来重点服务“老钱”的跨国公司正张开触角，网罗中国新一代。
（应受访对象要求，文中Jerry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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