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惜用巨大防疫成本换来的宝贵时间窗口

有两篇文章这两天阅读比较高，一是知乎上的《被浪费的一年》，二是梁建章的《生命损失最小化的防疫策略》。我很反对非专业人士建模型、搞图表，并基于自己的非专业模型去做分析，尤其是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大V。这两篇文章都是夹杂着大量图表和所谓模型的外行分析。以梁文为例，将人均预期寿命与人均GDP直接挂钩，完全脱离现实。2000年中国人均GDP只有0.13万美元，人均寿命已经达到71.3岁；202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13万美元，人均寿命提高到77.3岁。人均预期寿命与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是相关的，但更重要的医疗资源分配。中国能在较低人均GDP和较低人均收入的前提下将人均预期寿命提升到部分发达国家水平，是因为医疗资源整体上向弱势群体倾斜。所以不能单独去讨论人均GDP与人均预期寿命这二者的比例关系，必须考虑分配问题。知名上市公司董事长和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都是耀眼的光环，但如果是分析社会问题，还是应该尊重基本的常识。

上海的封控状态导致诸多问题，网络上负面的信息很多，因此“浪费了一年”的声音才变得很大。我想，我们不能回避每一个真实的问题，但也不能自己臆造许多问题。欧美从最开始就采取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防控措施，在Omicron之前，疫情造成的病死率（病亡人数/感染人数）和死亡率（病亡人数/人口总数）都很高，总病亡人数非常多，也经历过多次停摆，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当Omicron这种轻型变异株袭来后，海外的压力减轻了，部分国家实现了Omicron疫情期间病死率降至流感病死率水平。但必须强调的是，这是建立在这些国家前期高病死率、高死亡率和医疗系统经受多次冲击（同样出现次生灾害），以及老年人广泛接受疫苗、新冠特效药品储备充足、本就非常健全的分级诊疗和高ICU病床数基础之上。尤其要强调的是，绝大多数欧美国家，人口总量只有数千万，即便美国3.28亿人口，与中国的14亿人口仍有天壤之别。所以中国的问题与欧美在时序上、在条件上都存在巨大差异。不认可这些差异，出现问题就全面否定过往，轻易接受“海外病死率已低于流感，所以应当顺势全面放开”的观点，无视各国条件的差异，无视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医疗资源的巨大差异，确确实实是当前海外不少人和部分国人（尤其是部分精英群体）的看法。

今天人们纠结的三个真正问题是：

1、Omicron是否防得住、成本有多高、究竟要花多大成本

2、是否能够主动放开，放开的条件是什么，还是会一直严控

3、如果防不住，出现上海那样吃喝成问题的机率有多大，该怎么办

新加坡是防疫模范生，目前新加坡已经在遵守严格的防疫措施下放开。2021年10月，李显龙总理与新加坡民众做了细致的沟通，提出新加坡不可能无限期严控，并提出未来放开的四项前提条件：疫苗有效性强、疫苗接种率高、药品供应充分、病床充足（“防疫四要素”）。当这“四要素”能够满足将新冠病死率（病房人数/感染人数）控制在流感病死率以下时，如果防疫成本过大，那么新加坡将可能放开。在发表这个讲话时，新加坡的接种率为85%，新加坡的医疗系统正在遭受Delta疫情的冲击。

2、疫苗接种率。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新冠疫苗接种率低，浪费了一年时间，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截至今年3月底，中国的一针接种率已经超过90%，两针接种率已经达到88%。我们不能光看比例，还要看基数。新加坡的常住人口仅有400万，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人口都只有几千万甚至几百万。中国的两针接种率放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非常高的。中国当前真正的问题是，仍有5,200万的60岁以上老年人没有完成两针接种（80岁以上接种率刚刚超过50%），而加拿大、西班牙、韩国、澳大利亚、荷兰、瑞典等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口总数都没有到达这个量级。发达国家中人口总数超过5,200万的只有美国（3.28亿）、日本（1.26亿）、德国（0.83亿）、法国（0.67亿）、英国（0.66亿）和意大利（0.6亿）。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没有让老年提前接种，是失策。但现实情况是，各国研发的新冠疫苗并非法定的强制接种疫苗，而是为了应对大流行病所尽快推出的疫苗，所以任何国家都没有强制民众接种。欧美疫情最严重时，强制接种法案都没有得到通过，最终采取了一种“软强制”措施，即不接种疫苗者无法进入工作场所或公共场所，才倒逼民众提升了接种率。之所以出现中国老年人接种率低而海外老年人接种率高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此前的疫情防控有效，国内只有零散疫情出现，老年人担心疫苗可能存在的副作用，而不会担心像海外老年人那样容易被感染进而出现病危。事实上，我们都看到各地为了老年人接种也是费尽心思，北京目前老年人接种一针已经可以领取接近600元人民币的现金+购物券。但很显然，目前老年人接种率的快速提升是最为重要的目标。

3、药品储备。目前的新冠特效药主要是美国辉瑞公司的paxlovid，能够有效降低感染者的重症率和病死率，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医疗系统的压力，一个疗程（一盒）的国内售价是2,300元人民币，已纳入医保。价格高的原因是其他可替代药品还未出现，并且仿制药并未授权在国内使用。最关键的不是价格，而是药品储备。目前只针对吉林、上海等疫情严重地区引入了少量药品，更多的储备还未实现。储备更充足的特效药，具备足够的自制能力，对当前和未来都是非常重要的。

4、病床数量。我们之前提到过，中国大陆每10万人ICU病床数目前只有4.6，远低于美国的34、德国的29.2、台湾地区的28.5和新加坡的11.4。并且，中国的ICU病床主要分布在大城市，中小城市无论从硬件还是合资格的医护人员而言，都是严重不足的。身在大城市的人们很多时候忽视了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以上海为例，如果上海是独立存在的，那么以当前上海的医疗资源，实现新加坡那样的放开未尝不是一种选择，按照香港和新加坡的情况，在遭受一波医疗系统冲击，出现一波集中病亡后，病亡人数就会开始减少。但问题在于，上海放开后，其他医疗资源落后、老龄化严重地区的人们，将遭受远远比上海放开更大的冲击，病死率和病亡人数不会是一个小的数字。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能够有效运转，是依赖于数百万基层服务业人员，他们的父母和子女往往都留守在家乡，如果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家乡正在遭受疫情的严重冲击，那他们会把自己的父母接到哪里去治疗呢？恐怕还是会回到上海吧。此时上海医疗资源遭受挤兑，难道还准备封城自保吗？我们看到，国家卫健委和中疾控在最近的发布会上同时强调Omicron的病死率和死亡率，这是有所指的。通常而言，强调病死率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强调死亡率呢？因为死亡率（病亡人数/人口总数）反应的是可能出现的病亡总数。在放开的国家或地区，由于核酸检测大幅减少，确诊人数已经不能反应总的感染人数（例如香港上报的确诊人数只有100多万，但不同机构推算的真实确诊人数自250万-400万不等），所以病死率已经不准确，在遭受一波疫情冲击，大面积感染后，真实病死率要更低。死亡率（病亡人数/总人口数）是一个更准确的数据。我们可以根据死亡率推算出放开后国内可能出现的总病亡人数。这个数量，以目前国内的准备情况来看，仍将非常大。在比较不同国家的病死率和死亡率数据时，一定要看不同国家和地区“防疫四要素”的不同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我国防疫专家要反复强调，Omicron并非“大号流感”，这确确实实与“防疫四要素”是否准备充分有关，而这个是否充分，对14亿人口的中国来讲，所花的时间确实会比很多国家需要的更多。

综上，我们看到，在常住人口仅有400万、半年前mRNA疫苗接种率已经达到85%、医疗资源堪称优秀的新加坡，也是在半年之后的今天，在做好更万全的准备后，才降低了防疫控制措施。所以，中国当前“动态清零”的真实目标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用今天非常大的防疫成本换来更为宝贵的时间，将未来可能出现的病亡数量降至尽可能低。这个宝贵时间，就是用来建设和提升“防疫四要素”并做好其他准备的时间。

1、通过引入有效性更强的疫苗节约宝贵的时间。灭活疫苗在接种两针后，重症和病死防护的有效率超过70%，但与mRNA疫苗90%的有效率仍有差距。要提升到共同的接近98%的有效率，需要接种三针灭活疫苗。区别在于，接种两针只需要间隔一个月时间，而接种三针却要在接种第二针的6个月后，产生效力还要再加半个月时间。因此，针对完全没有接种疫苗的60岁以上老年人（这也是基础病最为集中的人群），应当考虑引入接种两针防护有效率更高的mRNA疫苗，这样，最快在接种后一个半月时间内，就能很快建立老年人的防护屏障。

2、尽快全面提升三针接种率。无论采用哪种疫苗，三针接种率都可以最有效的提升防护等级。我国一直没有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推进疫苗接种，这是因为Omicron疫情之前的病毒，传播速度并不太快，国内防控有力，导致许多人还在选择观望。从现实来看，接种疫苗已经不是个人选择问题，而是公共卫生防疫的重大问题。除了因疾病或身体原因确实不能接种的以外，应当尽快实现“应接尽接”，也应当让民众通过各种渠道了解重症率、病死率等相关数据，明确不接种的后果会有多严重（以我的观察，确实仍有非常多的人至今不了解这些信息，甚至存在疫苗阴谋论的认识）。应当考虑采取海外实施的“软强制”措施，没有医院诊断不宜接种证明而未接种者，限制其进入工作区域和公共场所。年轻人也应当向老年人宣传接种的重要性，因为防控的目标是争取宝贵的时间，而不是消灭病毒。

3、以最快速度加强药品储备、病房建设，全面提升核酸检测能力储备，建立疫情大规模出现时针对弱者的“反向隔离”措施。这是官方必须自上而下强力推行的。从我的观察来看，至少在提升核酸检测能力储备上，各地的反应非常慢。上海医疗系统被击穿的最重要原因，是需要大规模核酸检测时，大多数科室的医护人员都去支援核酸采样，导致其他医疗停诊。核酸采样并非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各地应当尽快建立一支能够替代大多数日常医护人员采样的核酸采样储备队伍，避免从医护人员中进行大规模抽调。同时，应当从上海疫情中汲取足够教训，提前统计好不能离开医院救治的病人数量，预留相应的医院和医护资源，以此确保必须依赖医院救治的人员在疫情急剧扩散时能够优先被“反向隔离”在医院中。

4、充分依赖国内物流企业的优势，收集真实问题，自上而下打通阻碍物流正常配送的堵点。上海此次疫情被人们诟病最多的地方是城市物流的彻底瘫痪，这是在其他城市严格封控期间都没有出现过的。对一个超大型城市而言，要维持常规物流保障能力，整个供应链人员配置至少数十万人，绝非基层社区管理人员能够替代。最近物流企业纷纷表示各地防疫政策不统一，甚至划地为牢，无疫情地区对物流企业和人员存在不尊重、防疫层层加码的情况，严重挫伤物流企业和物流人员的积极性。协调地区之间的物流畅通，并非某个地区自行能够做到，必须自上而下有统一要求，否则一旦出现类似疫情，基本民生保障将很快出现问题。这是上海疫情反应出的最大问题，也是Omicron时期防疫措施能够有效推行最为重要的民生支撑，需要决策层的直接干预。

5、建立全民长期防控意识，放弃“躺平”幻想。尽管欧美亚部分国家已经尝试“放开”，但各国和各地区的防疫政策并没有取消。并且各国、各地区，也是随着疫情的变化情况，随时重新进行调整。我们看到，海外不同国家的防疫策略确有不同，在不同阶段，有些要求比中国宽松，但有的要求其实比中国更严，没有一个是真正躺平的。海外医护人员被感染后，同样是自我隔离转阴后才会继续回到工作岗位。每一轮疫情集中爆发，都会对现有医疗系统造成很大压力。

6、形成统一认识，引导民众预期。在近期疫情处置过程中，某些地方确实存在怠惰甚至希望顺势放开的认识，这种观点的形成，看起来有所谓海外病死率、重症率达到流感水平的数据作为支撑。但这种观点，丝毫没有认识到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的有效运转是依赖整个国家的有效运转为前提，是数百万年迈父母仍在医疗资源较差地区的基层城市服务人员在支撑，更没有认识到“防疫四要素”并未准备充分的现实。持有这些观点的专业人员，可以讲连专业精神都是极为欠缺的。对大多数国内民众而言，长期处于疫情防控较好的状态下，与反复遭受多轮疫情冲击的海外相比，自我防护和应对风险的意识严重不足。昨天，钟南山院士提到了在动态清零基础上逐步放开的观点。无论是因为病毒变异导致的对医疗系统的冲击，还是未来在研判后做出逐步放开的决定，这都要求每个个体增强自身的自我防护和风险应对意识及能力。从海外几波疫情的发展来看，医疗资源遭受多轮冲击是非常现实的问题；防疫措施反反复复、从放开到禁足也是常有之事。因此，应当让民众清晰的了解，由于病毒的变异，毒性减弱但传播速度更快，中国实施的防疫策略在做出调整，民众也需要同步调整。在疫苗接种率大幅提高的基础上，每个家庭都要做好相应的物资储备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防疫配合。需要理解的是，无论是中国目前采取的动态清零措施，还是海外的放开，医疗资源在特殊时期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提前做好日常医疗储备也是必需的。这既是公共政策方面的事，也是每个个体和每个家庭都要参与的事。

上海疫情仍然胶着，也出现因诸多准备不足而导致的各种次生灾害。在处理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应当再次建立上下齐心的防疫共识，尤其要十分珍惜用当前巨大的防疫成本换来的十分宝贵的时间窗口，加速各种准备，迎接未来真正的放开。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