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遗忘的法科学人费青丨中法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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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影像题为《不该遗忘的法科学人费青》，记述了我国著名法学家费青的生平和成就。其弟费孝通曾评价费青“青哥精通中英德文，能作诗填词，喜绘画，其修养、造诣和才华实在我们兄弟之上”。费青先生高足、中国当代比较法学家潘汉典先生对其恩师费青的评价是“一流的法学家”。

本期影像刊于《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6期影像栏目（第139-144页），由《费青文集》的主编、中国政法大学退休教师白晟先生供图/撰文，同时感谢费青之子费平成先生对图片和文字的授权和审阅。

费青（1907—1957年）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

费青早年入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受教于吴经熊、盛振为、董康、张君劢、萨莱德、刘世芳、张志让、陆鼎揆等名家，读书期间在著名的《法学季刊》发表法理学和国际法的论文，1929年获法学士学位。1934年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庚款公派出国留学生，1935年赴德国柏林大学法学研究院从事国际私法及相关学科的研究。

费青曾先后在四川成都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北京朝阳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上海东吴法学院、复旦大学（重庆）、朝阳大学（重庆）、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学院等校任教，出任过东吴法学院法律系主任和教务长、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和北京政法学院副教务长，讲授过罗马法、英美法、德国民法、法理学、法医学、哲学概论等课程。著名法学家潘汉典、程筱鹤、俞伟奕、高文彬、王毓华、王绍堉、郭寿康、李由义、张尚、余叔通、宁汉林、陈光中等都曾受教于费青。

西南联大的学生对于费青的授课（含1938—1940年和1945—1946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北大的缺点是老气横秋，联大的缺点在‘松弛散漫’，自先生来后，不但使我们变得年‘青’，而且教我们多‘费’些功夫检点和振作自己。他像春风般温和，也像秋霜似的严肃；他精通大陆法，也烂熟英美法；他会讲玄奥的法理，也会讲有趣的实例。总之，他从不肯盲目地走向极端，而谨慎地求得最妥善的调和。他从不肯任血气来论断，而用理智来寻求公平和正义。”

这是对一名法学教授的最好肯定。

费青父亲费璞安（1879—1969年），曾在科举中取得生员资格，1905年赴日本留学，专攻教育学，回国后在家乡兴办新学，曾被选为吴江县议会议长，后出任江苏省教育厅视学，一生致力于教育。

费青母亲杨纫兰1911年在吴江县松陵镇住宅门前与五个子女合影。左一为长子费振东（1902—1975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曾任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文教宣传处处长，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民盟中央文教部部长）；右二为女儿费达生（1903—2005年，苏州丝专毕业，九三学社社员，曾任江苏省丝绸工业局副局长、苏州丝绸工业专科学校副校长、苏州丝绸工学院副院长、江苏省第一、二、三、四、五届人大代表、苏州市政协副主席等职，被誉为“蚕魂”）；右一为四子费霍（1908—1966年，大专毕业，曾在上海市政工程局任工程师）；怀中幼儿为五子费孝通（1910—2005年，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最前面的是三子费青，时年4岁。

1928年，费青（左一）与姐姐费达生、弟弟费霍合影

1929年春，费青（右一）与同学摄于东吴法学院

1929年，东吴法学院1929届法学士毕业照，后排左一为费青

1932年初冬，摄于北京北海公园

1932年初冬，费青与叶筠摄于北京北海公园

1938年，自德国回国途中赴苏门答腊与大哥费振东、五弟费孝通相聚，自题“是最健康的时候”

1940年，自西南联大回沪出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律系主任

1946年，与妻子叶筠摄于北京中老胡同北大宿舍

1948年，费青（前排）和部分法学院同事樊弘（后排左一）、芮沐（后排右三）、汪暄（后排右一）等与外宾在北海公园合影

1948年，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毕业纪念照，前排左一为费青，左二为蔡枢衡，左三为芮沐，左四为郑天挺（时任秘书长），左五为郑华炽（时任教务长），左六为周炳琳（时任法学院院长），左七为胡适（时任校长），右五为冀贡泉，右四为贺麟（时任训导长），右三为纪元（北平市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兼职讲师），右二为李士彤，右一为汪暄。后排左四为郭寿康

1949年7月，程筱鹤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费青时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法律学研究所主任

1949年，费青全家与五弟费孝通（左二）摄于北京中老胡同

1949年8月，费青（左二）与潘汉典（右二）、程筱鹤（左一，与潘汉典系东吴大学本科同学）及北大法律学系助教李由义（右一）摄于北京中老胡同

教学之外，费青曾在上海运用林肯的辩护技巧为民主人士出庭辩护，在著名的“一二·一”运动中撰写过告诉状（与蔡枢衡合作），在1946年的“沈崇事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出任过《中建半月刊》（北平版）和《新建设》主编。新中国成立后，费青曾担任过最高人民法院委员、中国政法学会理事和研究部副主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专门委员及外事法规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费青发表于1935年的译著《法律哲学现状》和1937年的论文《纪念派拉克氏》可视为与英美法理学、法哲学的一次深入交流，刊载在1936年《法学杂志》（东吴）的“谒施塔姆勒氏记”一文更是费青与德国法哲学大师的直接对话。20世纪50年代，费青在哮喘病加重被迫手术后，仍拖着病体翻译了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他的德语水平和学术造诣深得哲学大家贺麟的信任。贺麟在翻译马克思的《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一书时，曾与费青就译稿“共同仔细认真、逐字逐句、互相商酌，讨论了两三次”，两人的译文都使用了专用名词“异化”。费青的名篇《从法律之外到法律之内》屡次重刊足以证明其学术价值。

1957年，费青因病逝世于无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