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质量发展理念角度出发，本文提炼出衡量发展质量的五大维度，并以之为作用路径探讨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本文以2005—2018年中国大陆284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我国环境规制的减贫致富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影响经历一个由阻碍到促进的“U”型变化；不同区域的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呈现出差异性特征，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阻碍作用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弱，且东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表现为“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低于低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将阻碍减贫致富进程。当环境规制处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作用效果不显著。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高门槛值时，环境规制会促进减贫致富。
[关键词]环境规制；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相对贫困治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环境约束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产业联动高质量发展研究”（21BJL04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何雄浪，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民族经济；史世姣，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经济与区域经济。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1期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和今后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和关键性指导思想。高质量发展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核心，既重视经济社会发展给人民带来的收入、福利等方面的客观获得，又强调实现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主要特征的绿色发展，以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方面的主观感知。因此，实现减贫致富和改善环境质量的双重诉求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要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减贫致富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由于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和环保产品的公共品属性，污染防治存在着“市场失灵”，因此，需要依靠政府采取恰当的措施加以矫正。环境规制作为一项政策工具，它的目的是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但是，环境规制会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方面，对生产成本、用工需求、经济增长效率、减贫致富等产生影响。高质量发展要求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一时增长，也要求不能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由，斩断经济发展和减贫致富之路。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治国之道，富民为始”，脱贫摘帽不是终点，低收入困难群众仍将长期存在，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将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接续减贫的重点。相对贫困治理对政策制度的敏感性更强，环境规制政策稍有偏颇就会对进一步减贫致富产生明显的影响。环境规制会对减贫致富产生怎样的影响？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作用机理是什么？本文以上述问题为导向，力求提出合理的环境规制建议，实现减贫致富和环境质量改善的“双赢”。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企业选址、资源禀赋、生产效率等几个方面。
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助推经济增长。“创新补偿假说”提出适当的环境规制不仅能够提升环境质量，而且还能够增强创新活力，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进而弥补甚至超过环境规制成本，推动经济增长（Porter，1991）[1]；第二类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会抑制经济增长。“遵循成本说”提出环境规制将负外部性成本内在化，增加污染治理成本和环境服从成本，挤占创新资金，抑制创新活动（王群勇、陆凤芝，2018）[2]。此外，“污染天堂说”认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将带来污染密集型行业的转移，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Kheder and Zugravu，2012；[3]张红凤，2008[4]）；第三类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并非呈现纯粹的线性关系。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主要取决于“创新补偿效应”和“遵循成本效应”两者谁更占优势，因此，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U型（熊艳，2011）[5]或倒U型（Boyd and Mcclelland，1999）[6]关系。同时，环境规制工具的差异（原毅军、刘柳，2013）[7]、区域异质性（李胜兰等，2014）[8]使得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存在不同的作用效应。
环境规制会影响经济增长，从而影响减贫致富。关于环境规制的减贫致富效应学者们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索朗杰措（2020）认为，由于生态脆弱地区和贫困地区呈现“两区高度耦合”的特征，使得生态环境保护能够推动脱贫致富。[9]一方面，实施环境规制，改善环境质量能够直接作用于减贫致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减贫致富的关键（张义丰等，2000）[10]。环境绿化能持续改善贫困地区拥挤、被剥夺的环境，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一张安全网（Gopal and Nagendra，2014）[11]；另一方面，实施环境规制，提升环境质量能通过影响健康状况、新增就业等间接作用于减贫致富。提升环境质量会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健康福利和有效劳动时间，提高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降低因病致贫风险。环境规制政策的推行将推动环保项目的实施，因此这会新增岗位吸纳低收入群体参与到风沙治理、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工程建设或管护工作，使得低收入群体获得工资性收入（胡钰等，2019）[12]。由于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矛盾关系，部分学者认为严厉的环境规制政策会对减贫致富产生阻碍作用。梁流涛、翟彬（2016）认为，对生态环境脆弱的欠发达地而言，经济的快速发展通常依赖资源开发，落后的生产行为会造成生态环境问题。[13]因此，在这些地区实行环境规制会对经济发展和减贫致富造成负面影响；苏冰涛、李松柏（2013）认为，实施生态环境保护会不可避免地产生部分“生态贫困”群体，从而造成“摆脱贫困”和“环境保护”相互掣肘的局面。[14]
现有研究尚有三个方面需要完善：一是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就业等方面的关系，鲜有文献直接关注高质量发展时代主题下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影响；二是现有研究大多选取省级层面的数据为研究对象。由于地区之间的地理禀赋、污染排放、发展模式等存在差异，因此，以省级层面的数据为研究对象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影响；三是现有研究忽视了地区之间不同环境规制强度所存在的不同作用效果，只得出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定性结论。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一是紧扣高质量发展时代主题，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质量发展理念为观察视角，提炼出衡量发展质量的五大维度，并以之为作用路径，全面、系统地研究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影响，从单一维度考察环境规制对经济、环境影响拓展到更广层次的经济社会影响，补充完善研究体系；二是根据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五大维度构建减贫致富综合评价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减贫致富综合指数，同时，依托2005—2018年我国大陆284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实证考察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作用方向和大小，以期对2020年后相对贫困的治理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三是从东部、中部、西部不同区域的视角出发探讨环境规制的异质性，同时，利用门槛模型探究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环境规制与减贫致富的非线性关系。
二、机理分析
实现经济动能转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形成开放新格局，减少相对贫困，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共同富裕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环境规制是保护环境的政策举措，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环境规制在改善人们生活环境的同时，也会影响所在地的创新水平、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情况、生态环境状况、外资吸引力、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等，最终对减贫致富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紧扣高质量发展时代主题，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质量发展理念为观察视角，提炼出衡量发展质量的五大维度，并以之为作用路径分析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作用机理，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一）以科技创新水平为作用路径探讨环境规制与减贫致富
不可否认，环境规制会增加污染治理成本，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挤出效应”（Gray，1987）[15]，但是，严格而适当的环境规制也会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激励作用（Porter and Claas，1995）[16]。这是因为，一方面，环境规制通过市场准入、技术标准、排污许可等方式制约企业生产经营。那么，企业为了进一步的生产经营，会选择通过技术创新研发新材料、新动能，减少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当企业面临的环境合规成本增加时，企业通过改进生产技术、工艺来降低成本的意愿和动机就会增强，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增加企业利润，提升市场竞争力，最终在宏观上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实现经济结构升级。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只有坚持创新发展，才能激活低收入地区生产要素，增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内生动力。低收入地区通过工艺改进和技术创新，如资源循环再利用技术、节能技术、智能技术等，对现有资源进行深度加工、开发，提升资源利用率，提高低收入地区资源能源的经济附加值，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韧性，从发展的角度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是我国“直过民族”区域最大、人口最多的县，也是国家级贫困县，这里经济建设起步晚，仍延续着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落后生产方式。2015年起在中国工程院的定点帮扶下，竹塘村探索出了“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的扶贫道路，发展冬季马铃薯种植产业，把“冬闲田”变成了“效益田”；依靠生物多样性技术栽种，培育出林下有机三七，让贫困人口增收，实现减贫致富。同时，环境规制下的创新可以促进企业有针对性地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创新产品，让低收入群体享受创新成果，缓解由于自然环境、基础设施等因素限制而形成的相对贫困，促进低收入群众生活水平的改善。“草根创新”活动让低收入群体根据自身优势进行创新、创造，这将为低收入群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增加家庭收入，从而减少相对贫困。
（二）以协调发展水平为作用路径探讨环境规制与减贫致富
环境规制能够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协调发展：一是环境规制会通过节能减排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环境和经济发展相协调。当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增加时，企业为了达到规定的排污标准，要么必须淘汰掉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产品和项目，产生“优胜劣汰”的效果，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要么加大污染治理，走绿色发展道路，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二是环境规制会通过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产业结构提升实现环境和经济发展相协调。在环境规制的影响下，企业会适时调整投资行为，促进生产要素从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清洁生产型产业，带来“结构红利”，以更低要素投入和环境代价获取最佳的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政府推行的相关产业政策将为企业带来创新契机，激励企业开发环保材料和技术、购置治污设备、改进生产工艺、引入清洁产业和新兴产业。低碳环保技术创新活动有助于研制降低污染排放的清洁设备、技术，推动整个产业的生产技术进步和环保技术升级，带动以服务业为代表的清洁环保产业快速发展，助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实现绿色发展。
经济增长的减贫成效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是低收入家庭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的情况（李秀芬、张平，2021）[17]。环境规制的协调效应能够从这两个方面对减贫致富产生影响。一是环境规制下的资源优化配置能够带动经济增长。实现环境质量改善和经济发展的协调会降低污染治理成本，提高投入要素和产出结构的耦合水平，助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可以通过就业、消费、财政资金安排等渠道推进减贫致富。二是环境规制下的产业结构调整会引起收入分配的调整。环境规制会让企业倾向于从能源、资源等物质资料要素投入转向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性投入，劳动力需求增加，从而增加贫困人口就业机会。无论是选择生产末端治理，还是改进生产过程清洁技术，受环境规制的企业需要新增与清洁治理活动相匹配的劳动力投入；政府也会推动环保项目的实施，新增设立岗位吸纳劳动力参与到风沙治理、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工程建设或管护工作。Suryahad et al.（2009）[18]和Ferreira et al.（2010）[19]研究表明环境规制能够引起产业结构的升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对减贫致富的作用效果最为明显。
（三）以生态保护程度为作用路径探讨环境规制与减贫致富
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特征。因此，环境规制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绿色发展的本质是处理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显然，环境规制的政策导向和绿色发展的本质是相通的。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促进绿色发展：一是颁布的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相关法律法规将会对企业、个人产生引导作用，企业逐渐重视治污减排，个人崇尚绿色消费、循环消费、低碳消费；二是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对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形成市场准入壁垒，抑制低生产率企业进入和促进低生产率企业退出；三是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激励企业增加技术研发投入，创新低碳环保技术，改进生产工艺和流程，用环境友好型产品替代非清洁产品，从而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改善的双赢。
保护生态就是保护劳动力。劳动者无时无刻不受到周围自然环境的影响，因此，生态环境的状况直接影响着劳动者的生命健康、生活质量以及后代延续，同时决定着劳动力的生存状况以及劳动效率；另外，自然环境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基础，是生产力要素的组成部分，因此，保护生态就是保护资源，就是保护生产力要素。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指出，“经济发展不能以生态破坏为代价。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绿色发展要做好“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一方面，激活低收入地区内生动力实现产业持续发展，依靠自身资源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打造绿色生态品牌，赋能特色产业扶贫优势，推进资源由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财富，提升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绿水青山是幸福生活的自然平台和前提条件，是金钱不能替代的刚需。绿色发展能提供优质生态品，营造优美的生态环境，让人民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工作生活，提高幸福感和获得感（石华平、易敏利，2020）[20]。
（四）以对外开放程度为作用路径探讨环境规制与减贫致富
环境规制对开展国际贸易、吸引外资可能存在着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根据“成本效应”和“污染避难所效应”，环境规制可能会阻碍经济对外开放。环境规制会提高生产成本，导致产品竞争力下降，影响出口。同时，根据“污染避难所效应”，严格的环境规制会促使企业转移到环境规制政策相对宽松的地区，不利于引入和留住外资（郑田丹、白欣灵，2019）[21]；另一方面，环境规制会促进经济对外开放。根据“创新效应”，环境规制会“倒逼”企业创新，降低环境成本，提高竞争力，增加产品出口。同时，实施环境规制是优良产业环境的保证。优质的生态环境和优良的产业环境能够吸引外资，培育优质生态品，扩大对外贸易。
破解相对贫困问题需要携手合作、开放发展。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是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学逻辑。一是对外开放会加剧市场竞争，促进资本、人才的自由流动，有利于专业化分工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具体来看，对外开放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有利的增长要素，劳动者及其家庭在非农产业劳动参与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实现收入增长和减贫致富（庄天慧、张海霞，2019）[22]；二是开放会带动合作与交流，促进地区之间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减少生产扭曲和资源错配，助力减贫致富。同时，规模经济、中间品贸易、人力资本和生产技术的研发与扩散等能优化产品质量、扩大生产范围，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贸易开放引致的经济增长能够提高社会生产力、加大物质财富积累、增加人力资本、推动技术进步和促进经济结构升级，进而推动减贫致富；三是对外开放会推动先进生产技术和发展理念在农村农业发展方面的应用。对外开放会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技术、发展理念、管理方法等方面的学习交流，这些先进的生产经验应用到农村和农业发展领域，有助于农村实现减贫与发展。
（五）以发展共享程度为作用路径探讨环境规制与减贫致富
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的目标从“两不愁三保障”转变为以给予平等劳动权利和平等享受劳动成果为主要特征的生活质量提高与发展前景平等。因此，共享发展成果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破解相对贫困的最终目标。优质的生态环境由社会成员共同拥有，因此，实施环境规制是实现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的必要举措。环境质量关乎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美好生活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减贫致富的关键。研究表明，环境污染不仅会影响人民的情绪，显著降低居民的幸福感和主观满意度（Rehdanz and Maddison，2008）[23]，而且对公众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在减少公众有效劳动时间的同时，还会产生巨大的医疗负担。同时，环境规制会刺激创新，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收入水平提升，让群众共同享受到环境规制所带来的经济价值。
综上可知，紧扣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质量发展时代主题，环境规制会从科技创新水平、协调发展水平、生态保护程度、对外开放程度、发展共享程度等五个维度影响减贫致富（如图1所示）。
三、实证分析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科技创新水平、协调发展水平、生态保护状况、对外开放程度、发展共享程度等五个作用路径下环境规制的减贫致富效应。
（一）计量模型
由于面板数据相比于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包含更大的样本容量，能有效解决遗漏变量问题，提高计量分析的准确性，故采用面板计量模型进行分析。鉴于减贫致富是一个动态积累的过程，本期的反减贫情况会受到本地区上期减贫致富情况的影响，环境规制与减贫致富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路径依赖。因此，我们构建如下动态面板计量模型：
其中，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pov表示减贫致富综合评价指数，ER表示环境规制，εi，t表示地区i在时期t受到的随机性因素，即随机扰动项。α0为常数项，α1表示环境规制对应的回归系数。显然，其他因素对减贫致富也会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X，包括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城市经济发展情况、政府干预、工业发展水平。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基础、减贫难度、环境规制强度不同，使得环境规制与减贫致富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因此，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我们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povi，t=α0+α1ERi，t+α2povi，t-1+α3ER2i，t+βX+εi，t（2）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减贫致富综合评价指数（pov）
目前，我国已从消除绝对贫困阶段过渡到解决相对贫困阶段，人们对贫困的认识已从早期的“物质生活品缺乏、收入偏低”的物质贫困到现阶段的多维贫困，包括“寿命、健康、居住、知识、个人安全和环境等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的社会贫困，“自我发展能力受剥夺、自我发展机会丧失”的能力和机会贫困，“由于生态环境退化导致”的生态贫困等（丁佳俊、陈思杭，2019）[24]。
学术研究中对于贫困的测度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直接运用贫困发生率。贫困发生率的测度首先要选定贫困线，然而学术研究中尚未采用一致的贫困线，所得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同时，贫困发生率不能反映贫困的详细信息；二是采用家庭人均纯收入来度量。收入不足只是贫困的结果而不是贫困的根源，贫困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不能仅从收入维度来度量；三是采用综合指标，通过构建综合评价体系来反映地区减贫致富情况。这种测度方式能够反映减贫致富的广度、深度和质量。因此，我们通过构建综合评价体系测算减贫致富指数。在机理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以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的减贫致富综合评价指标为目标层，选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一级指标层，9个单项指标为二级指标层，构建起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的减贫致富综合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鉴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稳定性指标和环境代价指标为逆指标。若对正指标和逆指标简单加权构建综合指标会降低综合评价指标效果的重要性和显著性。因此，对逆指标取负数处理。本文关于减贫致富综合评价指数的测算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基础指标的权重，综合测算2005—2018年284个地级城市的减贫致富指数。
表1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的减贫致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基础指标度量方法指标属性科技创新水平效率劳动生产率GDP/劳动投入量正资本生产率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正创新科技经费投入科技经费支出/财政支出正协调发展水平结构优化产业结构第三产业产值/GDP正金融结构存贷款余额/GDP正城乡结构居民城镇化率正收入分配结构劳动者报酬/GDP正稳定性就业波动城镇登记失业率负生态保护程度资源禀赋人口密度户籍人口数/行政区域土地面积正人均绿地面积人均绿地面积正环境代价单位产出二氧化硫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GDP负单位产出烟尘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GDP负对外开放程度经济开放度外资依赖度实际利用外资金额/GDP正共享发展程度经济产出人民收入水平职工平均工资正成果分享消费能力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正物资保障居民生活用电量正居民生活用水量正互联网用户数正医疗保障床位数正医生数正文化保障公共图书馆藏书量正2.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
目前，环境规制的量化指标不统一，我们可从几个方面进行划分：一是根据环境污染治理投入的情况来测度环境规制强度。现有研究中大多采用治理污染设施费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单位工业废气治理投资额等指标；二是从环境规制手段的角度来度量环境规制强度。现有研究中采用环境规制条例数量、排污费收入、政府对企业排污的检测次数等指标。当然，环境规制不仅仅体现为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的决心和努力，也表现为公众对环境污染的忍耐度和环保诉求，如环境信访总数（蔡乌赶、周小亮，2017）[25]、环境信访来访人次（高明、陈巧辉，2019）[26]、政协和人大提案建议等；三是从环境规制成效的角度来测度环境规制强度（安海彦、姚慧琴，2020）[27]。衡量指标主要有工业废水达标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二氧化硫去除率。
基于各类污染物排放治理强度和数据可得性，本文借鉴林弋筌（2020）[28]的研究思路，选择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三个指标构建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标，并对其分别进行[0，1]线性标准化后等权平均，作为本文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标（ER）。
为了控制不同经济体的异质性所带来的影响，加入以下控制变量：（1）城市基础设施水平（inf）用人均城市道路面积表示；（2）劳动力数量（lab）用就业人数表示；（3）人力资本水平（edu）用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表示；（4）固定资产投资情况（inv）用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5）城市经济发展情况（pgdp）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表示；（6）政府干预（gov）用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7）工业发展水平（ind）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表示。
（三）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5—2018年中国大陆284个地级城市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和统计局网站。对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全。为消除异方差，对绝对指标作自然对数处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四、回归分析结果
本文采用广义矩估计法对我国环境规制的减贫致富效应进行总体与分地区估计，同时也采用门槛模型进行拓展性讨论。
（一）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环境规制的减贫致富效应
为解决动态面板内生性问题可采用广义矩估计法（GMM）。GMM分为差分GMM和系统GMM。相较于差分GMM，系统GMM能很好地处理弱工具变量问题，提高估计效率。因此，本文运用系统GMM进行动态面板模型估计。
从表3可知，AR（2）检验、Hansen检验的结果表明模型设定合理，工具变量选择有效。模型（1）是采用系统GMM方法分析的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根据回归结果的显著性，我们分析模型（2）的回归结果。
模型（2）显示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平方项影响系数为1.594，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影响呈现“U”型曲线关系，即表示环境规制的增强会阻碍减贫致富的进程，但是当环境规制水平超过一定“门槛值”，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对减贫致富产生促进作用。其原因在于环境规制强度的不同阶段，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作用方向取决于环境规制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综合作用效果。一是环境规制影响创新发展。环境规制强度较低的时期，过低的环境规制强度不能完全覆盖企业污染环境的外部成本，因此不能带动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郭进，2019）[29]。当环境规制达到一定强度后会对企业形成倒逼机制，激发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引导企业优化生产工艺、改进生产技术；二是环境规制影响协调发展。环境规制强度较低的时期，收缴排污费、环境行政处罚、污染治理投入等会挤占企业的创新资金和生产性投入，不利于生产结构调整和绿色生产，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升级，不利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当环境规制达到一定强度后，环境规制将倒逼企业创新，创新会通过“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推动清洁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环境和经济相协调；三是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发展。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环境规制无法改变污染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博弈均衡，也就无法改变企业继续污染环境的策略选择。当环境规制达到一定强度后，环境规制对高污染企业形成市场壁垒，迫使企业改进工艺，实现清洁生产和绿色发展；四是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开放。环境规制强度较低的时期，在“成本效应”的作用下，环境规制导致产品的竞争力下降。同时，根据“污染避难所效应”，环境规制也会导致外资、外企的流出。当环境规制达到一定强度后，优质的生态环境成为招商引资引智的重要因素，有利于对外贸易；五是环境规制影响社会共享。环境规制强度较低的时期，企业对刚出台的环境规制政策大多持观望的态度，生产活动需要一个反应期，环境规制对环境质量的改善十分有限。同时，环境规制会通过“规模效应”和“创新经济”的就业冲击效应，减少低收入人群的就业机会，影响其收入，因此，这一阶段群众不能享受到环境规制带来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当环境规制达到一定强度后，在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实现环境质量改善、收入水平提升，群众共享环境规制带来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滞后一期的减贫致富综合指数对当期减贫致富情况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减贫致富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而是具有一定的惯性定律。减贫致富工作不会一蹴而就，需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说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会加快地区减贫致富进程。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生产要素会直接进入生产，提高经济产出；另一方面，基础设施投资产生的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就业情况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实现稳步就业会促进减贫致富。“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源”，就业会促进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也会增加群众长期性收入。
人力资本水平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会促进减贫致富。教育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不仅能够提高竞争力和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而且还会增强低收入人群把握机会的能力、提高经济收入水平。
固定资产投资回归结果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对减贫致富的作用效果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能够增加就业机会，完善基础设施，改善生活环境。特别是近年来实施的新基建项目投资能获得比传统基建更大的乘数效应，催生一系列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为经济提档升级提供动力；另一方面，过度投资和重复建设将会对经济发展和减贫致富产生阻碍作用。盲目建设会给政府、企业形成负担，挤占发展资金，造成无序竞争，导致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由此在正负两方面效应的作用下，固定资产投资对减贫致富的作用效果不显著。
人均GDP作为地区经济禀赋的代理变量对地区减贫致富具有促进作用。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实现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重要基础。
政府干预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说明政府干预会推动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的减贫致富。政府通过医疗救助、对口帮扶等方式对低收入群体采取扶持性、倾斜式措施，防止贫富差距拉大，推动低收入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工业发展水平的回归结果不显著，说明工业发展对地区减贫致富没有显著的影响。这可能存在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低收入地区大多以传统农业、手工业为主，现代工业发展相对滞后，因此，工业的发展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十分有限；二是工业的发展虽然能解决低收入地区群众就业问题，维持区域经济发展。但低收入地区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粗放经营方式会带来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在正负两方面的作用下，工业发展在高质量发展视角下对减贫致富的作用效果不显著。
（二）环境规制减贫效应的区域性差异
鉴于中国各地区在经济基础、资源禀赋、污染排放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本文将样本按照东中西三大经济地理区域进行划分，进一步考察不同区域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影响。
从表4可知，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回归结果显著为负，说明环境规制对各地区减贫致富具有阻碍作用，该结果与表3系统GMM的回归结果契合。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环境规制的二次项回归结果都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分别为0.844和0.53，说明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减贫致富的影响呈现“U”型曲线关系。在越过拐点前，环境规制与减贫致富呈负相关；越过拐点后，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加快减贫致富进程。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二次项回归结果不显著，说明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影响不存在“拐点”。根据环境规制和环境规制二次项的回归结果可知，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作用表现出区域性差异，具体表现为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阻碍作用最大，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阻碍作用次之，东部地区的作用效果最弱，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影响呈现“U”型曲线关系。原因在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一些地方发展环境污染严重型的低端产业，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会减少西部地区的就业，影响地方产业和经济发展；同时，由于地区研发力量薄弱，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甚小。中部地区作为工业生产的核心区域，存在大量粗放生产的低端企业，环境规制会让企业增加节能减排的设备投入，增加污染治理成本和环境服从成本；同时，环境规制会鞭策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实施节能减排。由于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在环境规制前期表现为环境规制会阻碍减贫致富进程；当环境规制强度达到一定限度将会出现一个“拐点”，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逐渐凸显，将加快减贫致富步伐。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起步相对较早，具有较为健全的环保政策、法律体系，随着环境规制力度的增加，高端企业的技术创新补偿和前沿技术开发的巨额成本之间的比较成为环境规制影响减贫致富的决定因素。表4中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表3中总体回归结果的方向基本一致。
（三）拓展性讨论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环境规制可能会多维度地影响减贫致富，其作用效果可能会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处于不同阈值而产生变化。本文参考已有的文献，构建如下门槛模型进行验证：
其中，ERi，t为门槛变量，γ1，γ2…γn为待估门槛值；I（.）为示性函数，当满足括号内条件时取1，否则取值为0；λ1，λ2…λn为区间估计参数；其他参数的经济意义和前文一致。
我们首先需要确定门槛变量的门槛值和门槛个数。依次假设存在1个、2个和3个门槛值。从表5的F值和P值可以判断，单一门槛检验、双重门槛检验都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但三重门槛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存在“双重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0.47和0.7067。
从表6可以看出，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0.47时，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为-0.0678，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在这一强度区间内，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有阻碍作用。当环境规制强度处于0.47至0.7067之间时，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影响为正，但是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这一环境规制强度区间内，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影响不显著。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0.7067时，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影响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高门槛值时会对减贫致富有促进作用。这一回归结果加强了表3中系统GMM估计的回归结果，也合理地解释了政府和公众对环境保护不同重视程度的各个阶段，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视角下减贫致富产生的异质性影响。第一个阶段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我国以追求经济增速为主要目标，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放松环境规制要求，各地竞相开展重复建设，大搞形象工程，区域内出现产业结构失衡、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问题。粗放式的发展方式让区域内群众快速受益，而环境污染的后果和危害在短期内未能显现，因此，公众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高、环境污染敏感度低。综合来看，这一阶段的环境规制会阻碍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的减贫致富进程。第二个阶段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环境污染问题逐渐凸显，各类环境公害事件频繁发生，因此，社会关注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同时，政府开始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出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和“边污染、边治理”的发展道路，并将生态质量纳入考核。这一阶段，环境规制的强度加大，但由于环境规制对环境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等方面的影响是陆续的调整过程，因此，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在当期不能体现出来。第三个阶段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期，公众对环境质量的期待越来越高。国家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从建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制度到检测监察执法“垂改”；从明确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到开展自然资源离任审计；从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到推进绿色生活创建，环境保护逐渐深入到生产、生活中。这一阶段，环境规制进一步激发了“创新补偿效应”，形成“水清、岸绿、景美、民乐”的发展局面。总体而言，以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产生积极影响。表6中其他控制变量回归结果的系数和显著性水平与表3模型（2）系统GMM的回归结果一致，这也进一步说明系统GMM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是“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立足新时代，以高质量发展为指引，推动环境保护和治理相对贫困是发展关注的重点目标。因此，本文紧扣高质量发展时代主题，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质量发展理念为观察视角，提炼出衡量发展质量的五大维度，并以之为作用路径探寻环境规制与减贫致富的关系。在理论上分析了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作用机理，同时紧扣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构建减贫致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减贫致富综合指数，并采用系统GMM方法和门槛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影响。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主要有：第一，整体而言，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影响呈现“U”型曲线关系，即环境规制的增强会阻碍减贫致富的进程，但是当环境规制水平超过一定“门槛值”，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对减贫致富产生促进作用。第二，从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影响呈现“U”型曲线关系。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阻碍作用最大，且没有出现“拐点”。第三，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低于低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将阻碍减贫致富进程；当环境规制处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作用效果不显著；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高门槛值时，环境规制会促进减贫致富。第四，从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就业情况、人力资本水平、人均GDP、政府干预等这些因素变化也会影响减贫致富进程。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将环境改善和相对贫困治理、乡村振兴结合起来统筹思考，明确生态环境保护的底线、红线，守好低收入地区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切不可走“先污染后治理”或“边污染边治理”的老路；同时，破解相对贫困问题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的重点任务，因此，不可只强调环境保护而放弃经济发展，发展是实现减贫致富的根本办法。我们要依托生态优势，发展生态产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坚守生态红线，以系统思维抓生态建设；树立生态生产力观念，形成绿色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改革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建立源头预防、事中控制和末端惩处相结合的全过程监管制度，依法保障绿色发展目标的实现。
第二，因地制宜实施环境规制政策。由于地区、产业之间存在着特殊性，因此，制定环境保护政策既需要由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也要有自下而上的因地制宜，切不可“一刀切”，要根据地区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实际，采取个性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和手段。东部地区的经济相对发达，环境规制的标准较高，因此，可以进一步完善环保法规标准体系，适时根据该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将环境规制与经济法制调整到最佳位置，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鼓励企业在新型环境规制工具和污染治理技术等领域实现创新。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相对较低，政府要适当增强环境规制强度，实施“命令强制性”和“市场鼓励性”相结合的环境规制政策，督促和引导企业、个人关注环境保护，将环境保护与获取经济利益结合起来。
第三，强化科技创新和人才培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我们要大力实施技术进步型的环境规制政策引导企业技术创新、转换经济增长动能，促进节能减排，走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道路；积极培育高素质人才，为绿色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增加环保产业就业，减少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冲击，让群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和优质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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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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