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渐进形成的,历史选择是主因,主动塑造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将在渐进的历史过程中予以完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是分阶段的,目前已处于一体多元阶段,必将逐渐迈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更高阶段。一体多元,指的是各民族不可分的一体性发挥着推动多元发展或引领多元发展的重要作用。对于多元而言,一体有着主导地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华民族,共同性之下的差异性是客观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不得也急不得,是分阶段的渐次推进过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也要尊重和包容差异性。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民族交融

作者简介:赵野春,武警警官学院分队指挥系教授,研究方向: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张立辉,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管理。滕承秀,武警警官学院分队指挥系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行政管理学、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索加,武警警官学院分队指挥系助教,研究方向: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选择,是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渐进结果,是中国各民族大团结的真实展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上指出:“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1]切实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要义和形成过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增强社会主义中国之民族团结的战略行动,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前提。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要义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之后他又多次论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经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丰富创新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和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的基础性概念。”[2]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要义有多种诠释。简言之,共同体是指人类社会既有的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所组成的一个整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由各民族所组成,又表明各民族相互联系且有着不可分割的一体关系。
(一)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基础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框架中,各民族之间总是互动的。这就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互动的结果,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进程是动态性的。就此而言,各民族不是静止的,是互动且演进的。这种互动,可能是阶段性,也可能是长期的;可能是部分之间,也可能是个体与部分之间或者全部之间。从先秦到清末,“华”“夷”间这种互动就广泛存在。正是这种互动书写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图景,并构建起彼此之间紧密联系的桥梁。就如人体内部或其他有机体,血脉流动才能确保其自身的活力与生命。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而言,这种联系形成了共有文化并确保其在内部各部分流动,从而赋予了鲜活的血肉机体。特别是近代以来,各民族在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中凝结成共同团结奋斗精神,巩固和发展了彼此彼此不可分的联系,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完成了近代化,也逐渐推动着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大大提升其发展水平。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数千年的孕育过程中,华夷诸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理解,有了相濡以沫的亲和度和不离不弃的兄弟情,形成了中华各民族难以割舍的利害关系与和谐共存的良好环境。总之,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所有民族都不能被舍弃。
(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社会结构现实
“所谓共同体就是人们由于长时期地生活在同一地域或环境中,在共同生活和共同奋斗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精神财富的过程中久经历史发展而自然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如家庭、氏族、部落、民族等;或者由若干国家在某一方面组成的集体组织。”[3]中华民族具有共同生活地域、相同文化底蕴、共同心理认同的特征。多元一体、石榴籽结构,都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构成的生动描述。在血缘上,当代中国各民族已很难区分各自血统的来源,从古代的和亲到历史进程和现实生活的诸多姻亲关系,多民族的血液混合在一起,已无从查找血统上的“你”“我”“他”。所谓“他者”与“我者”之差异,无非是经济的差距、文化的差别。在具体文化形式上,各民族确实有一定的差异性,尤其是一些外在的风俗习惯,从多方面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色彩,但少数民族文化有汉族文化因素,汉族文化也有少数民族文化因素。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其文化交融现象普遍存在。基于特定的地理环境、生计方式和民族发展进程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别也是客观的。在经济上,农牧业品种的相互引进,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的互相学习,各类产品的相互交换,使南部、东部的农耕区形成了少部分畜牧业,北部、西部的游牧区也出现了少部分耕作业,经济相融性不断增强。在民族分布上,各民族插花分布,大杂居,小聚居,互为左邻右舍,同为邻里乡党,有的还是姻亲,血与情都混同起来。一个寨子同时居住数个民族的例子数不胜数。
(三)各民族利益攸关、相互需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内生动力
在历史上,西南的茶马古道及西南、西北的互市,交易的不仅仅是物品,更多的是各民族以长处弥补短处。盐巴、茶叶、马匹、丝绸、瓷器等,正是一些民族所稀缺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种稀缺性是华夷诸族一体发展的内在需要和重要动力。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各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带领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最大化地实现了各民族利益。我们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族形成了若干的共同利益和自身利益。共同利益方面,包括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国干涉内政、促进共同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实现经济文化繁荣、重视生态文明、增强民族平等团结等。自身利益方面,包括当家作主权、经济文化发展权、保护生态权、追求美好生活权、受教育权、传统文化继承权等。不管是共同利益还是自身利益,都需要各民族共同维护和发展。共同利益牵动着各民族群众的心,与各民族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维护和发展共同利益需要各民族共同投入与牺牲。同时,维护和发展各民族自身利益,也需要各民族之间相互支持和帮助。在中国,无论哪个民族离开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身力量都会受损,既难以实现共同利益,也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利益。合则两利,斗则两败。当今中国,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以社会主义为制度保障,形成了各民族相互离不开的关系,即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彼此也离不开。这种相互离不开的关系凝聚成强大力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蓬勃发展的不竭动力。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
中华民族是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步而形成的,是历史进程中由中国社会所催生的社会现象。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有人概括为从自在、自觉到自为,自在的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自觉的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自为的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先秦到近代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时期,时间跨度数千年。期间,华夷诸族汇聚在一起,在相互需要与彼此理解中,在外在压力与客观现实中,逐渐融合起来,培育并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历史选择
目前,有的将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有的用公民共同体替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有的将海外华人包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范围中。[4]我们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源于中国古代五方之民或华夷及近代中国的所有民族成分,也源于中国现代所有的民族成分,是由目前56个民族构成的,与公民共同体、海外华人等概念有所重叠与交叉。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历史使然。历史上,古代中国“尽管有南北对峙或五胡乱华之说,但正是历史上的分分合合最终成就了中华民族。尤其在外敌入侵或内乱丛生之机,古老的中华民族称谓就成为团结国人一致对外的精神力量”[5]。先秦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有若干民族(“华”“夷”)在此活动,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印迹。一般意义上,所有华夷诸族都希望自身繁衍壮大。历史事实则表明,有的成长了,有的衰败了。他们在规模上或大或小,影响上或多或少,但确实都在这片土地上活动过。这些民族,有的拥有政权,或者全国性的,或者区域性的。除以汉族为核心建立起全国政权外,蒙古、满等民族也建立了元朝、清朝。一些学者认为,一些消失的民族(或“夷”)完全融入汉人之中,而元、清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大量吸纳汉人到官僚机构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一定是发生在民族交融过程中。有学者将汉民族比喻为滚雪球式的发展,实则说明中国华夷诸族交融是既成的事实。近代以来,帝国主义野蛮入侵,烧杀抢掠,严重摧残着中国各民族,整个中华民族都被污蔑为“东亚病夫”,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奉行屠杀政策,其出发点就是灭亡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同时,国民党反动政权推行民族压迫政策,一些民族被边缘化或自我边缘化,走向弱化。中华民族面临着被肢解或被消亡的空前危机。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高举民族平等旗帜,扶持弱小民族,呼应中国各民族团结的时代要求,把犹如一盘散沙的各民族又重新聚拢和团结起来,唤醒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真正自觉。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诞生并带领各族人民接续奋斗,成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逢春的气息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全球影响力。中国社会演变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营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富饶土壤,而中国民族发展史则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规模和结构。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
一般认为,中华民族形成于近代以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先秦时期,北方的狄、东方的夷、南方的蛮、西方的戎曾盛极一时,但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分化组合,或者演变成其他族称,或远走他地,或交融于其他诸族,或消亡殆尽。总之,留下的便成为中华民族源头的一部分。这一阶段有千年之久。秦汉时期,北方的匈奴、南方的越、西方的羌等,开始有很强势头。后来羌逐渐弱化,越及楚等在秦统一过程中也逐渐分化,或弱化,或边缘化,或与当地华夷诸族交融而保留下来。匈奴的分化结果是,北匈奴西走,南匈奴内化。汉以降,中国的华夷诸族分布格局及情况发生了变化。北方及西北方之地,犹如大剧场,华夷诸族在这里闪亮出现,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频繁更替且不断袭扰中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代,长达千余年。这些变更的华夷诸族,也体现了先秦及秦汉时期的特点,留下来的与当地诸族交融了,或者移走于中国北方的边缘地带生存下来。今天来看,这千余年北方民族史就是由华夷诸族交融而完成的。当然,他们也是中华民族源头的组成部分。期间,居于南方、西南的华夷诸族分布和情况是另一种情景。南方的蛮或越,秦汉后或与中原南移的各族居民交融,或者移居偏远地区生存下来,或者居于南方接受了中原文化而交融。但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汉族滚雪球式地发展,南方诸夷则镶嵌于汉族居民之间,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构成了彼此无法割舍的一体关系。西南的戎和后来的夷,个别曾出现过小规模的割据,但随着封建王朝治理的不断深入,这里的少数民族中原化成为历史趋势,中央王朝和汉文化始终是西南诸夷的思想皈依和观念尊崇,也因此构建起多民族一体依存的格局。这一进程,有的发生在秦汉南北朝,有的发生在隋唐宋元,有的发生在明清,也有的发生在清末。这个过程,有数千年的历史。
(三)适当肯定塑造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推动作用
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人为臆造的,不是想当然的,不是强迫捏合的,当然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在历史长河里长期形成的。这不是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都是被动的或无为的。如古代中国“华夷观”和“大一统”观念等,虽然在主观上并非有意要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但在客观上确实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塑造了有利态势。在古代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大一统思想观念的不断强化,封建皇权高度集中体制机制的拓展覆盖,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汉文化的不断浸润,国家政权追求统一的不懈努力等,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因素。先秦开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就根植于士大夫脑中,不管文化习性如何不同,中国人都是臣民。中国历朝历代所构建的臣民关系,在实际上促进了不同群体在一统天下框架下的相互交融。正是在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不同朝代被称之为“华”“夷”的中国人,代代相传,逐渐共同凝结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古代社会封建化的过程,实际是权力集中与君臣同心的过程,也是臣民同心于皇权的过程。秦所建立起来的高度统一的制度机制,随着后世不断完善与强化,不同文化由分散形成聚集,逐渐完成中心化,在多姿多彩中凝结为呈现于近现代社会并与汉文化及少数民族文化相区别的独特的中华民族文化。中原文化是基于儒家而容纳中原百家的成熟文化体系。汉以后,充满吸引力的中原文化始终呈现向四周漫溢的态势,不仅及于边疆地区,甚至影响周边国家。入主中原的民族,都是崇尚中原文化的。而中原文化的辐射与周边其他华夷诸族文化的交融,构建的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灵魂。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都想独霸天下,于是战端长达数百年,以秦的统一而结束。秦以后,全国统一是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所全力推动的。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统一的国家里,不仅使境内所有华夷诸族成为臣民,彼此处于法理上的对等性,而且为华夷诸族交往交流创造更多可能的途径,营造了各民族可能的融合的合适环境。近现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族轰轰烈烈地进行翻天覆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纳了中国古代“华夷观”及“大一统”观念的精华部分,基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原则创建的民族区域自治等制度,巩固和发展了各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中国各民族自愿自觉地汇聚在一起。从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完成了从自在、自醒、自觉、自立到自强的根本转变。积极塑造态势,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特殊条件。
三、扎实稳步地开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任何民族共同体都有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也是如此。与当今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相似,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阶段有利于确定其历史方位。这是纵向视角的必要观察,也是横向观察必要的参照系。这是搞清楚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现在是什么状态,如何采取有效政策推动其发展等问题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各个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共同的国家疆域、互补的生计方式、互鉴的生活经验、共有的历史记忆、共认的价值体系、共育的国民意识、共享的精神家园的实体与精神共同体。”[5]这一点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是紧密相联的,并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体现出不同的现实挑战和建设目标。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进程
我们看到,对待外族入侵,中华民族是犹如一个自然人,中国各民族团结在一起,共同对付敌人;在国内,各民族在统一国家里和睦相处,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各民族是一家人,像兄弟姐妹一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讨论中华民族共同体,要处理好一体与多元的关系。在此,我们提出相较于“多元一体”的“一体多元”概念。多元一体是指各民族存在于一体或各民族共同追求不可分的一体,而一体多元指的则是各民族不可分的一体性发挥着推动多元发展或引领多元发展的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国家层面的概念,中华民族是与国家并行于各民族之上的上位概念,因此,多元一体、一体多元的概念,反映的是各民族的不同结构形式及其与中华民族、国家的不同关系。一体是统一国家的社会基础,多元是多民族的社会构成。换句话说,一体是中华民族文化,多元是各民族文化。“一体多元”相较于“多元一体”,结构更加稳定,团结更加主动,共同体意识更加牢固。从发展时间线上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古代时,古代中国的五方之民或以华夏为中心的文明发展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奠定了牢固的历史基础,多元自在于一体之中。近代时,是近代以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多元呼唤一体,多元夯实一体,多元与一体互动,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社会格局。现在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巩固的一体促进多元的繁荣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文化为基础并吸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铸就的中华民族文化,引领着56个民族文化,一体性的主导地位突出,多元自觉凝结于一体框架之中。基于此,我们认为,在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已进入一体多元格局的新阶段。目前,现在时仍将持续。将来时,中华民族必将是一体不断强化,多元逐次弱化甚至消失,且这一过程将是长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代特征表明,近代以前是自在时代,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是自醒时代,新中国成立前是自觉时代,新时代之前是自立时代,新时代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实践直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阶段都是自强时代。自强时代,在外与世界强国比肩,在内各民族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差距逐渐缩小,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达到一个新高度。随之,中华民族共同体将进入高度自强时代。从自身形成路径和推进阶段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目前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正朝着更高阶段发展。其特征是,中华民族已经属于一个共同体,其凝聚于中国,表现的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标识,独立自强,有与世界民族并行的民族意识,基于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特点,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引领,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目标。同时也要看到,现阶段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体多元的结构属性,一体框架下的多元并非完全的全面发展,多元的多姿多彩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丰富内涵,各民族差异仍客观存在,特别是多元还有可能在内外因素作用下影响一体的稳定性。也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继续发展,一体要在发展中更多地接纳和融化多元因素,多元也要依托一体得到充分发展和展示。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挑战
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已经实现,中国以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中华民族的风采,中华民族共同体使中国各民族增强了自豪感和自信心,实现和增强了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中华民族共同体既已走过千山万水并克服艰难险阻,前路的光明前景可期。但我们不能为已取得的成绩盲目陶醉,不能为已有的进步而幻想超越,基于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更要客观地分析和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在国际上,美国等西方国家企图遏制中国发展,他们不仅图谋中断中国发展进程,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给中国出难题,制造对立议题甚至隐含战争威胁,而且插手中国内政,阴谋削弱、分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发展上,中国虽然以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状态正在追赶美国,但若以综合国力指标来衡量,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充分,整体质量不算太高,很长时期内发展仍是重要问题。中国的地区之间、部门之间、领域之间的发展仍不平衡,不同民族之间、各民族内部不同地域之间的发展也是如此。发展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发展问题仍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所面临的最基础的挑战,必须大力解决各民族发展特别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民生良好保障、社会公正公平和依法治理等方面存在的差距问题。在社会上,个别人受错误思潮或偏激学术观点影响,充斥着消极的民族主义情绪;有的人还没有消除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残余,甚至以各种更为隐秘的方式保留下来并不断表现出来,也会伤害中华民族共同体肌理。这些问题,都应引起重视。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总结和概括了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十二个必须”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五个方面的战略任务[1],科学阐释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重大意义、目标、动力和路径,是今后工作的根本遵循和实践指导。
如前所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目标是分阶段和分层次的,不是一步到位的,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看到,从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起,相关讨论一直没有间断过。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概念,科学地厘清了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且与其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密切相关。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实则将中华民族与各民族融为一体,反映出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不可分性并团结为一个整体,且将中国的民族与其他国家的民族区分开来,以共同应对内外势力的诸多挑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追求的是在各民族充分发展后,逐渐缩小差距,相互交融,达到更高阶段的一体化,为共产主义阶段民族、国家的消亡准备条件。
作为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的客观存在不容质疑。夸大民族差异,放大民族不和,否认中华民族一体化,都是错误的。特别是要基于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充分认识中华民族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凝聚和团结起来的多民族交融的共同体,具有一体化交融基础上出现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并存的基本特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有认知归属、情感依附与行为取向的三个维度,也有身份认同意识、文化认同意识以及国家认同意识三个层面。[6]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客观科学地处理好一体与多元的辩证关系,正确有效地处理好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各民族认同的关系。
一是要确保中华民族认同是中国最高层级的民族认同,这也意味着中华民族认同等同于国家认同。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沿着政治逻辑、物质和精神逻辑、法治逻辑、社会逻辑的进路,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其根基,使其日益强烈。当下的深化中华民族认同,首要的是确保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有了这样的认同,才能使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顺理成章地深植在全国各族群众心间和脑中。
二是将56个民族的民族认同置于中华民族认同框架之下,列为服从最高层级认同的次认同。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中华56个民族,以及各族儿女在彼此生存发展的历史基础上,秉承着共同的价值目标,在思想上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语言文化、政治制度、公民身份的自觉归属以及对代表国家整体利益的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7],可见中华民族认同要高于各民族认同。中国各民族是基于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目标下生存和发展的,认识不到这一点就难以搞清楚彼此之间能够实现互助互补的关系。
三是最高认同要为次认同创造条件,次认同要不断丰富和发展最高认同的内涵和境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56个民族的共有意识,是各民族人民自觉地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历史命运共同体产生认同的心理反应,本质的、直接的体现就是各族人民始终把维护国家统一作为自己最高的政治理想和高于一切的根本利益。”[8]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各民族共同体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中华民族认同与各民族认同之间相互融通,彼此相依,相得益彰,不可偏废。
四、研究结论
民族共同体的长期存在,也决定了差异性的客观存在。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渐进式地缩小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上的差距,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由当下的一体多元过渡到完全一体,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方向。一是要认识到民族差异体现在诸多领域、地域、层次,包括经济差距、文化差别、标识差别等。经济差距是最明显差异,文化差别是最核心差异,标识差别是最表层差异。二是要把客观存在的差异性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战略框架中来考察和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基于中国特色历史和社会条件所建设的社会主义,其最大特点是社会发展不充分。与此相应,中国的民族差异主要体现在经济差距上,脱贫攻坚的胜利标志着民族发展差距有所缩小,共同富裕也将为文化差别和标识差别的发展准备条件。三是要渐进式地缩小民族发展差距,采取温和的步骤进行渐进式的实践。“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稳定的共同体,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孕育多元文化并与多元文化共生是国家共同体形成的内在基础。”[9]这说明民族差异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缩小民族发展差距显然也不是一两天内就能完成的。四是要在思想观念上防范跨越阶段的盲动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到自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和客观规律,背离这种逻辑和规律的尝试特别是强迫式的尝试,都是失败的。即使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已迈上自强阶段,相关建设措施也不宜推动背离民族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的尝试。如此前的“共产风”“人民公社化”等相关措施,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在相关问题上,急不得也等不得,我们既要防范运动化、大跃进、一刀切,也要防范保守化、无为论,因而要正确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民族意识的关系、中华民族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坚持正确的,调整过时的,更好保障各民族群众合法权益”[1],才能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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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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