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是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政治仪式作为国家政治社会化途径之一，本身就是以国家为单元的共同体凝聚机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过程中，政治仪式作为重要形式与展开路径，以其特有的时间性、空间性、公共性、共同性特征，推动了在中华民族主权国家内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中心的记忆刻写、在场体悟、价值引导、文化信仰、情感认同、行为规范等叙事实践，多维多层次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性内核。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时代，需要充分认识政治仪式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挖掘其承载的共同性价值，拓展其民族共同体建设途径。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政治仪式；展开维度；新时代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专项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研究”（21VMZ00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国民整体性塑造研究”（20BZZ006）、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制与路径研究”（2021-GMA-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永刚，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政治学、边疆治理；徐飞，云南大学“边疆与地缘”数据库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1期


亚里士多德关于“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的经典描述，被维特根斯坦简化为人是“庆典仪式的动物”[1]（P.37）。政治仪式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政治现象，通过体现社会政治规范的、重复性的象征行为，形成政治权力的再生产与政治社会化。一切政治符号如国旗、国歌、国徽、党旗、党徽，政治活动如庆典、集会、表彰、纪念，政治场所如人民大会堂、博物馆、纪念馆（碑），这些被赋予社会政治内涵的事件与人物等，既是政治仪式的要素，也构成政治仪式本身。在人类社会步入世界民族国家时代的进程中，经由系统的民族化运动赋予大众仪式与文化符号以“民族”特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近代百余年来，中华现代国家的建构与建设以全国各族人民自觉凝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依托。政治仪式因国家鲜明的民族特征，被赋予深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政治仪式的时间性、空间性、公共性和共同性特征，也成为政治仪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四个重要维度。同时，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社会、全领域、全过程特点，本文所述政治仪式取广义理解，涵盖正式与非正式、官方与民间、政治精英与社会大众，以及被赋予政治意涵的社会类、文化类等仪式。
一、时间性维度：政治仪式刻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叙事脉络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抽象不易直接被感知的民族实体，需要借助特定的象征物以实现具象化展现。[2]在共同体成员实现记忆的唤醒与固化、传承与重构的身份体认过程中，象征符号、政治仪式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对于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而言，时间性既是其从历史上的“自在”状况到近现代的“自觉”状态演进的认识逻辑，也是政治仪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叙事脉络。在中华民族主权国家政治框架内，政治仪式所内含的时间线索与叙事脉络，体现的共时性、重复性特征不仅强化了中华民族成员的共同体想象，也形塑了被仪式彰显的国家观念[3]（P.32）、巩固了民族团结、实现了政治认同、培养了社会信仰。
（一）历时性衔接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演进线索
传统小农经济生产主导下的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仪式以王权为中心，大致呈现两个特点：一是浓厚的正统观与神秘色彩。《左传》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仪式化的政治多以“祭天拜祖”“祈福上天”“沟通天人”等形式，通过树立“正统”的方式强化统治神圣性、彰显统治合法性。二是以“礼”为中心彰显中华文明的“天下”秩序与伦理精神。以“礼”为内核的政治仪式，至少传递“礼义”“礼制”“礼仪”等内涵，以身体与精神的统一来实现中央王朝的“天下大一统”。
近代以来，中国国家形态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型，直接推动了社会精神从人身依附到理性自我的社会改造。祛魅化的现代性诉求，也直接体现在对传统政治仪式的废弃、继承、改造、发扬以及新政治仪式的确立与散播。而无论是传统政治仪式的祛魅化，还是新政治仪式的移植确立，均以中华国家为政治单元，以传统与现代为时间轴，以历史的荣光与近代的屈辱为素材唤醒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保全中华”“民族复兴”为目标激起全体中华民族成员的集体行动。历时性，既是政治仪式确立扩散的演进线索，也是政治仪式展演中国各族人民自觉凝聚为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现代民族共同体建立、建设人民民主共和国家的叙事逻辑。
政治仪式的时间向度预设，基于共同记忆的认知建构，将过去集体记忆、当下生活体验、未来想象与期待紧密关联[4]，以期实现人群凝聚的强化和有目的地抉择。[5]（P.22）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政治仪式愈加凸显的国家属性与民族特征，也不断强化其时间向度预设。彰显集体记忆、实施政治教化、巩固国家认同、推进民族聚合等政治仪式功能的发挥，无不以历史与现实的时间轴展开。通过政治仪式的历时性叙事，个人通过中华民族历史荣光和近代屈辱的历史记忆的唤醒而获得在国家政治共同体中的身份定位，成为现代中国、中华民族、全国人民三维一体的共同体意识基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新时代民族工作，需要进一步巩固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把握中华国家进程的历史脉络，唤起全国各族人民的主体意识，完善中华民族复兴的叙事体系。
（二）把握共时性提炼政治仪式的关键性元素
时间作为控制人们生活与行为的方式，在政治仪式上被称为“仪式时间”。其既包括作为仪式主题的时间，也包括作为仪式过程的时间，以及作为仪式策略的时间，它们共同构成仪式力量的时间坐标。[6]仪式时间的确定往往取决于政治仪式的主题，既有以公权部门为主导的节日庆典、成果表彰、政治集会、纪念哀悼等，也有与政治生活紧密相关的任职宣誓、组织生活、主题教育等。同时，政治仪式的时间性还取决于对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重要事件的深度挖掘与有效提炼。
政治仪式的“仪式时间”体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直接定位于历史时期中华大地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和中华国家进程中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其中，中华文化作为中国历史时间轴上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物，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成与壮大的基础性力量。[7]（P.110）所以，为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进程与文化共同体特征，对政治仪式中“仪式时间”的准确提炼则显得尤为重要。同时，政治仪式是以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其仪式现场的所有元素均被赋予了国家特性与意涵。在仪式要素的布设中，除去历史记忆的再现、关键事件的还原、伟大精神的复刻外，乐曲与伴奏对于营造仪式时间也不可或缺。
在政治仪式的规划中，“大量历史被作为民族国家的建国神话而重新书写，习俗、文化等作为这种倒叙式民族历史的必须品，也被编织到这一套民族国家历史叙述中去，而成为同样具有排他性的‘被发明的传统’（invented traditions）”[8]。因“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屈辱感都是国家认同感的基本维度”[9]，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辉煌文明史与近代“亡国灭种”的屈辱记忆构成了政治仪式的基本元素。这种时间性维度直接呈现在国家政治仪式的诸层次诸类型之中。其中，2014年确立的国家公祭日、烈士纪念日、国家宪法日等国家符号与公共仪式，均是国家意志与社会公意基于共时记忆的互应结果。而政治仪式上被重复奏响的高亢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更是一次次将参与者与观礼者置于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间性比较与共时性记忆的仪式体验之中。显然，这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发挥“仪式时间”对于叩问“我们是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功能。
（三）在时间结构关联中定位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
施特劳斯认为仪式系统的功能在于克服和综合历时性与同时性在周期性与非周期性、可逆时间与不可逆时间上的对立。[10]（P.259）也即仪式能够实现过去及现在与未来的关联，打通历史和时间的界限。[11]（P.13）神圣庄严的现场氛围、规范有序的仪式程序、仪式元素的历时与共时有机统一，是政治仪式诠释政治文化、形塑共同记忆、构设集体认同的内在机制。其中，因历史性与共时性的整体结构关联构成了共同记忆的关键节点，进而成为政治仪式机制有效运行的基础。
回望中国近代以来百余年历史，在“西方学理”与“中国问题”双重视角下完成的中华民族自觉凝聚与中华民族主权国家的建构、建设，彰显了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共同的价值追求。这种在中国历史进程纵向时间轴上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共时性特征，直接呈现为政治仪式的纵横时间结构关联。诸如人民英雄纪念碑等纪念性建筑与场所的群英雕像等视觉符号，直观地建立起以视觉为途径的历时与共时的统一。而诸如《义勇军进行曲》《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爱我中华》等听觉符号，更易实现仪式内容的时间性复刻与具象化表达。
在特定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象符号被赋予政治意涵并用于传递特定政治价值观念，是政治仪式时间结构关联特征的广泛运用。这种具象符号运用往往能够引起受众者的价值判断并汇聚为广泛的社会意识。所以，在政治仪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对国旗、国歌等中华现代国家具象符号的恰当运用，是唤起全民族集体记忆、激发全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国民意识，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进而获得国家认同的重要方式。而在各级各类仪式中频繁重现与生动演绎的“中华儿女”“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等概念符号与话语体系，实则也是通过仪式时间结构关联特征的展现，以期在全国各族人民意识中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历时与共时的关联结构。所以，要挖掘政治仪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功能，需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脉络中把握其时间性维度与时间结构关联特征。
二、空间性维度：政治仪式构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发场域
空间既是社会人行为的场所，也是理解其行为的背景。一个国家政治仪式的确立往往与特定地点、具体事件、人物角色构设的空间场域相联系。地点是公众仪式得以完成，记忆与想象得以存续的固定空间。这个以地点为载体的仪式场所，在国家政治框架与价值符号体系之中本身已具备特定的政治功能。与仪式场所相联系的具象“事件”，通过仪式的程序和规则，将时间、空间和角色有机安排，通过事件本身赋予其国家意义与凝聚民族共同体的价值，是国家政治仪式确立的原则与逻辑。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壮大过程中，这一仪式的政治场域生成机制得到有效运用，构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维度。
（一）空间场域下的身体在场与情感共融
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的空间，其被赋予政治性的同时，也因被社会关系所建构和支持而生产着社会关系。[12]（P.48）“场所”“区域”等空间概念揭示空间的“社会性整合”和“系统性整合”功能，强调行动者共同在场与缺场的交互表现和关系构建的差异。[13]（P.78-79）可知，空间至少存在着客观现实空间、主观心理空间以及社会实践空间等形态并形成不同的空间场域。其中，现实空间是其他空间类型的构建基础。而以仪式为途径的政治场域构设中，身体在同一场所内相互影响是互动仪式的关键要素之一。[14]（P.86）所以，通过对特定场所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涵与色彩，引起身体在场者的情感触动、唤醒集体记忆、凝聚民族认同、获得政治忠诚等，是政治仪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聚合功能指向。
当然，身处仪式现场和现场精神参与的不同状况，显然决定着仪式的效能。政治仪式是个体融入仪式场域以实现个体与集体交流互动，推动身体与精神交互嵌入的过程。政治仪式的场景再造、事件重现、精神凝练所构设的空间场域，也直击仪式参与者的精神世界，以期达到情感上的共鸣、价值上的认同、行为上的规范。所以，在仪式展演中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纽带功能，在仪式中全面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特性，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仪式中有关国家制度、公共政策、话语体系、社会规范的运用。同时，也要重视国旗、国徽、国歌、国家名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等中华民族主权国家象征物的使用，且须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公众”立场。
将仪式供给的如上逻辑运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和复兴的具体场所，以具象事件为中心构设特定仪式空间，凸显中华民族为中心的国家文化，树立中华民族的英雄、凝练爱国主义的情操、抒写民族复兴的愿景等，通过强化这种身体在场以实现政治社会化和社会整合。而仪式空间中呈现的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共同体意象与公众参与，直接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主权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全国各族人民的一体化。可知，以身体在场为特征体现的政治仪式空间场域构设，激发和增加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共同、共通情感，当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环节。
（二）仪式传播的身体缺场与共情共生
作为可重复的社会活动，政治仪式的影响力与其规模呈正相关。但即便动用全部国家力量也难以实现特定政治仪式下全体国民的身体在场，身体缺场是政治仪式的常态。然而，社会人身体形态的缺场，并不意味着其仪式场域的缺位。除身体缺场者对于政治仪式的想象与精神感悟外，现代传媒是弥补政治仪式规模限制与时间固定不足的最有力工具。尤其在网络化与全媒体时代，大众媒体将仪式空间场域扩大到传媒信息末端。大众传媒对公私领域藩篱以及物理空间隔离局限的打破[15]（P.138），将闭环的政治仪式放大延伸为开放互动的网络空间，社会人也因之获得另一种形态的身体在场，并分享着仪式的精神价值与社会规范。
当然，大众传媒的发达并不足以完全实现政治仪式的所有社会成员身体在场。有效发挥仪式的传播辐射功能，扩大受众范围与仪式广度、充实仪式要素、深挖仪式内涵，构成政治仪式争取非在场者精神在场的基本方式。当然，政治仪式形成并确立的前提是同国家相关的历史叙事与故事传承。现代中国国家仪式的确立，是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国家想象直接相关的。所以，政治仪式的身体缺场是相对的，只要在中华民族的主权国家范围内举行、传播的，仪式的精神参与均可以从大众传媒、社会交往、生产生活中获得并巩固。
同时，现代媒介传播与发达的自媒体，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象的生动再现、直观表达、情感共鸣、认同建构提供了技术条件。此外，现代媒体传播手段和渠道打破了原有的时空限制，通过视听影像图文等多元立体方式将政治仪式传递的中华民族符号、价值、规范，直观形象地展现在仪式内外。这无疑有效拓宽了仪式传播的空间场域，甚至获得更全面准确的仪式信息。所以，为实现社会成员经媒体融入政治仪式获得共时共情的有效表达，需要将政治仪式与政治符号、大众仪式有机结合起来。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中心将政治仪式与大众日常统一起来，规划政治仪式、构设空间场域，在特定的场域中实现精神与现实的沟通共融，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
（三）精神与社会的双重塑造生成共同体空间场域
仪式作为社会人的群体行为，是激发、维持以及重塑社会心理状态的重要起源。[16]（P.11）同时，政治仪式生成的基础是人的社会性，通过“互动仪式”的程序化活动在社会人的相互接触情境中延伸形成的“互动仪式链”结构[14]（P.1-2），避免了单线条的“价值输出”。政治仪式也因之呈现为以特定空间为场域的多面多重互动，进而形成“物质-精神-社会”三维仪式场域。这种总体的共时性空间构设，对于实现国家、社会、个体的有效沟通与增进国民一体化程度具有显见的国家治理价值。所以，政治仪式构设的共同体场域，需要有效彰显中国各族人民的身份认同、精神家园、国家梦想。
一方面，政治仪式通过特定的符号象征以传递稳定的政治信息。因集体记忆需要附着于为群体所共享的精神涵义或象征符号之上。[17]（P.335）所以，象征性的具象符号承担着催生民族共同体的集体历史记忆、共生文化情感的工具价值，并发挥着构建仪式时空场域的桥梁纽带作用。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仪式供给来看，通过对中华文明史、民族交融史、中国革命史、民族复兴史、主权中国建设成就等时空场域的脉络梳理与逻辑把握，提取共同体仪式元素，构设并丰富完善中华民族符号象征系统。通过民族共同体象征符号的具象表达与历史记忆的反复唤醒刻写，在仪式参与和仪式共享中以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民共创共享与代际传递。
另一方面，政治仪式通过可重复的象征行为实现社会规范。在这个国家政治作用于社会人的过程中，仪式的受众者对于特定的政治符号，从认知、理解到认同的完成过程直接体现为政治行为的规范化。诸如各种国家荣誉称号以及各类表彰大会等，在激励受表彰个人与集体的同时，也激发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种以政治仪式为平台通过部分社会成员的身体在场与更多社会成员的精神在场，打通了政治仪式场所的限制，营造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社会政治场域，对于唤起、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三、公共性维度：政治仪式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全国人民属性
公共性是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属性，也是公共权力形成、运行的内在逻辑。自1840年中国社会面临“亡国灭种”危机，中华各族人民自觉凝聚为统一的中华民族，通过艰苦卓绝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建立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家。通过确立人民主体地位、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赋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属性。在政治仪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也须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发展理念出发，彰显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全国人民特征。
（一）政治仪式是以社会公共性议题为中心的观念实践
“所谓的公共性，是指自我在确认自己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为他的属性”[18]（P.69-70）。公共性包含着最广泛的公开性与彼此联系的共同性。[19]（P.81-83）因而公共性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人类生活的本质属性，人的社会政治活动也围绕着公共性而展开。而将社会公共性议题纳入仪式之中，通过政治仪式的社会化以集中体现价值观念与国家治理的公共性是各国普遍做法。
政治仪式中的符号选择与具象创设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均带有鲜明的公共性特征。所以，“必须在政治范畴中分析仪式，以确定它们如何产生、运作和变革，以及谁会从中受益”[11](P.100)。如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新中国民族工作第一碑”的云南宁洱民族团结誓词碑，以及围绕着该碑形成的各类政治仪式，将碑文中“我们……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的公共性价值体现得淋漓尽致。就实践维度而言，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并在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框架内建立起平等的国民身份体系，也是政治仪式传播公共议题的重要观念实践。以普遍的国家公民身份为基点，将全国各族人民在共建共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形成新的更高层次的公共性作为仪式展演的中心内涵，也是政治仪式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行动指向。
政治仪式是围绕社会公共性议题展开的政治活动，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又是汇聚个人情感形成公共意志的重要桥梁。政治仪式依托现代中国主权国家建构、建设的关键事件、重要人物、价值符号、优秀文化等，在形塑的公共场域内促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表达，在仪式的展演与传播过程中激发符号象征蕴含的精神力量。所以，政治仪式作为公共精神的观念性表达，其公共性体现在全国各族人民共建共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领域，直接作用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过程。
（二）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全国人民属性仪式功能表达
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族人民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在近代内忧外患中自觉凝聚的与国家政治体相融合的民族共同体。因以中华民族为依托完成的民族解放运动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人民的主体地位，由中华民族实现的国家、民族、人民的一体化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全国人民属性。因之，国家的政治仪式设计、组合、展演，需要立足国家整体的公共性，从全国人民的公共性议题出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公共性来源于社会人的实践活动，公共议题也是民族共同体凝聚的基础性社会机制。由于中华民族的基础性社会政治机制，国家的政治仪式既被赋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核，也通过国家事务“公共性”的提炼，以象征性行为传递政治情感、表达政治态度。这种以仪式为载体深化对民族共同体的认识与理解，利于唤起、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此同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即意味着公共政策在塑造共同体的过程中本体与意识层面明确的公共性指向。所以，政治仪式当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最高价值目标，在反映公共政策具体效能的同时，也需要充分展现国家坚持民族平等、维护民族团结、保障各族人民共同繁荣、共同富裕的公共性价值。
同时，因“记忆与忘却的主体——相互对立的双方在被编入近代民族国家共同体后，通过想象和建构‘我们’而拥有了共同的公共记忆”[20]。这需要在国家政治仪式中凸显全国各族人民共建共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挖掘公共性内涵、张扬公共性取向、塑造公共性精神，通过广泛凝聚公共价值来丰富充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而“文化与教养或许有助于界定相关的‘他人’的界线”[21]（P.11），在诸如公共空间命名上的文本、口号、地名，公共建筑上的博物馆、展览馆、纪念碑、雕塑等，公共生活中的政治话语、日常规范、行为准则、观念价值等，均应将具体事件与地点场所整合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公共空间场域内，通过彰显全国各族人民记忆的共享性以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全民属性。
（三）生成国家治理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公共性场域
国家治理涉及治理的主客体、内容、方式、目标与价值等。其外在表现为国家治理能力，内在依托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基石构设的国家制度体系、价值体系与文化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价值取向，在于“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团结奋斗”[22]。所以，铸牢中华民族伟大共同体意识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环节，其所承载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大公意也应贯穿政治仪式的全领域全过程。
通过政治仪式巩固中华现代国家的公共性价值，一是要在全社会形成共识凝聚力量，激励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维护公共利益；二是唤起主人翁意识和参与精神，促进国家、民族与人民的有机互动。这需要在宏大的中国历史进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场景下，立足中华文明史、中华民族屈辱史、凝聚史、复兴史上的重要事件与地点，形成覆盖国家层面、地区层面、社会层面多维立体的政治仪式系统。在中华民族的国家符号确立与公众仪式传播中，既要回望历史重现集体记忆，也要立足中华各族人民自觉凝聚建设现代中国取得伟大成就的当下，更要放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愿景。
在具体的政治仪式上，既要践行社会的公道、正义、尊重与和谐的国家治理价值目标[23]，也要植根全国人民关切的公共性发展议题。基于社会公众的发展诉求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营造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愿景场域，在仪式的操练展演过程中传递情感、引发共鸣，实现“形式公共性”与“实质公共性”在全国各族人民意志上的统一，以公众意志的获得与强化来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共同性维度：政治仪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遵循
作为一种象征性活动，仪式形塑、操控并解释着社会观念。仪式的功能得以实现，须遵循“仪式程式”以动员团结群体，增强集体感情，重构象征资源。[24]（P.112）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成型于近代百余年民族屈辱史与革命史，壮大于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复兴进程之中。共同性是中华各族人民数千年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晶，也是中华现代国家建立、建设的政治基石，更是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平等团结、共同富裕的社会根基。所以，共同性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也是国家政治仪式的生成基础与实践遵循。
（一）立足增强国家认同，彰显中华文化纽带功能
现代国家之所以被称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在于“政治的和领土的”国家与“历史的和文化的”民族两种结构和两种原则的有机结合。[25]（P.490）“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社会性概念是对社会存在的意识加工，这个以文化为根基的社会想象过程，决定了现代国家建设中共同性文化的本质性旨归。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只有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26]中国历史进程表明，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粘合剂，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催化剂。[27]（P.14）
政治仪式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共同文化的凝练和再生产的功能，通过共同性文化在国家、民族、人民之间建立起文化精神纽带，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融合。作为一种国家维护共同体秩序、张扬共同体价值、描绘共同体愿景的政治仪式，需要挖掘中华文化精髓、提炼中华民族精神、增强并更新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力。在仪式中集中展示、传播中华文化的全国各族人民共创共享特征，彰显中华文化的社会纽带功能与构设认同空间的基石作用。
同时，民族认同最重要的政治功能在于“使法律制度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具有了合法性”[28]（P.24）。所以，政治仪式凝练、传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既要植根中华优秀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也要彰显现代公共文化、国民文化。通过政治仪式的身体在场与情感共生，既唤醒、巩固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也传播、张扬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国民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29]，生动诠释了政治仪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仪式、实现“五个认同”的行动路径。
（二）构筑中华民族大家庭共有精神家园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22]，作为一种新的政治价值与知识体系，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础工程。在国家的人民性基础上巩固扩展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性，以共同政治文化[30]（P.208）为依托，获得国家政治共同体的集体认同、社会整合与人民团结，构成了新时代国家治理的社会性基石。国家的这种共同性内涵也规定了政治仪式的目标指向、要素选择、仪式展开。
同样，政治仪式在传播中对象征符号的运用与强调，也是建构共同体意义和实现社会建构的一种实践。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塑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义所在，形成价值共识。政治仪式以视听等多种方式，以特殊的时间节点、多维的象征符号、特殊意义的政治仪式场域、贴合主题的政治话语等，向全国各族人民多场景、多领域传递和宣扬中华民族共同体价值，并形成对这种价值的认知与认同。二是通过政治仪式氛围、传递价值的感染、鼓舞和洗礼，形成共同价值的全社会自觉践行。
其中，政治仪式要关注承载着社会意识共通梦想的基础性工具——语言文字的使用。这是因为语言文字作为一种特定的符号体系，通过表意系统和象征体系指导并规范着大众的日常社会实践。在全国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从公民权利角度看，是教育权、工作就业权、文化权利的基础性保障；从国家建设角度看，是培养全民的国家意识、促进民族地区现代化、加强各民族深度交融共建精神家园、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的基础性工程。所以，在政治仪式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各民族语言文字的运用，既要体现共同性与差异性的统一，也要向有助于巩固扩大共同性的方向规划与设计。
（三）树立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体理念
中华民族是具有共同体属性的民族实体。“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22]，既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的现代呈现，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理念。在政治仪式作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时，可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挖掘整理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三个离不开”形成的共同性；二是巩固在中华现代国家建构、建设中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共建社会主义国家中获得的共同性；三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生成全国各族人民共建共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共同性。同时，也需要正视并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各民族间的差异性。在政治仪式上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为基石与主线，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择取仪式元素，“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22]。
同样，中华民族是全体国民组成的人民共同体。政治仪式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机制引起国民对自身与国家、民族关系的思考，以增强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主权国家的自觉归属与认同忠诚。整体性的国民塑造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工程，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浸润和符号象征等政治价值的传播。与之相应，政治仪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须准确把握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结构与“国民一体”属性[31]，从各民族平等团结与全国人民一体的双重路径互动展开。
政治仪式作为国家传递精神动力、构建血脉联系、汇聚民心民力的重要政治工具作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立足于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实践和中华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发展局面，塑造、传播稳定且持续的认知情感、价值规范、公共利益、共同梦想。所以，在各类型、各层次的政治仪式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中华优秀文化为内核，以共同理想信念为追求，以各民族交融一体为基础，以全国人民的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为要求，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愿景，“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22]是基本的实践遵循。
结语
安德森“民族的想象共同体”解释理路，并非对“民族”的“自在性”与“原生性”的否定，而在于凸显民族共同体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属性。在中华民族主权国家的政治框架和现代语境下，中华民族与国内各民族也具有一定的“想象”与“建构”特征。所以，“民族”的想象与建构并非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想象、构建的目标、方向与路径。在我国进入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的伟大时刻，通过中华民族的国家符号确立与公共仪式传播，巩固并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聚合性特征以支撑“中国梦”的实现，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需要。
政治仪式通过重复、固定与规范的展现程序和形式实现的社会集体记忆重现[32]（P.54），与国家认同相互交织高度关联。而国家需要经人格化、象征化，被想象后方才能被见到、接受和热爱。[24]（P.113）显然，切中大众全情参与的方式是政治仪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开的关键。所以，政治仪式的象征化、具象化表达的元素组合、价值凝练、规范传递，须最大化满足全国各族人民的大众化要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需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对政治仪式加以甄别和引导、规范与创新。这既是完善中国特色典礼制度的基本内容，也是政治仪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供给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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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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