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以谱系学视角观之，算法与熵增耐人寻味的关系，构成了人工智能背后生命现象学的叙事本真。熵增不能简单地被视作为物理的热力学定律，相反，其适用于生命意向体验的全部世俗生活。自启蒙以来，算法实质意味着生命面向世俗的姿态转向，熵增则来自算法的认知和语言之间的断裂。历次认知蜕变对应的是例外状态下生命的算法决断，但此后便是对决断时刻的遗忘和将算法视为佐证享乐合法性的语言的时段，此时段终将只是对生命在熵增轮回中自欺的印证。因此，智能之境的实现不在于对算法语言的推崇，而在于生命透视“开始即成熟”的熵增逻辑，放下依靠算法语言实现“终点幸福”的臆想，在对决断时刻的姿态皈依中尽力却不执念地进行熵减。
[关键词]算法；熵增；人工智能；生命现象；体验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研究”（20ZDA02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徐亚清，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人工智能话语、社会批判理论。于水，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人工智能话语。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11期
回溯语言的生成与演进，崇尚智能、精准的人工智能认知从未脱离启蒙的叙事，面向世俗的体验历程则可谓塑造了此叙事体系的元话语，体验的主体则是既往认知往往易于忽略却深刻内嵌于启蒙叙事中的生命，生命由神性到世俗的姿态转向，可谓形塑了启蒙以来技术的历史时空。从这一角度看，人工智能不存在独立的概念本体，而只是生命对世俗生活的意向性体验逻辑的外化体现，应被视作为生命体验的现象。透过直观技术经验进行诠释，力争让生命实施精准计量的算法语言可谓启蒙对人工智能的输出[1]，这一输出集中在面向世俗的认知蜕变时刻，输出之后外化于生活世界的装置性语言则渗透于更为常态化的时间线中，这其实可以理解为“开始即成熟”的熵增逻辑。在人工智能背后的生命现象中，最为成熟的时刻或许是生命为达到所谓“终点幸福”而进行的初始的算法语言创设，此后的语言渗透只是为享乐提供了某种虚幻的合法性，实质上孕育了混乱的风险，算法仅在决断风险降临的例外情境之时才能够真正在场。在场的熵增与算法对例外的决断，可谓形塑了人工智能的基本样态，人工智能在使决断达到空前极致之时，又将如何应对更为叵测的熵增？唯一的超越之道或许在于使认知回归生命体验的本真历程。
一、作为例外的算法
如果剥离外在的技术语言的渲染从而“原初地进行追问”[2]（P.263），那么不难发现算法语言几乎形塑了人工智能内在的认知谱系，人工智能的意义无外乎算法从能指转换为所指的过程中空前凸显的直观技术经验。追本溯源，算法可以理解为现代性话语形成之时的认知蜕变，此蜕变集中表现为生命通过面向生活世界的强力的决断姿态，完成了从神性转为世俗的转向，但蜕变之际进行强力决断的生命姿态逐渐缺席于世俗生活世界已获得霸权地位的常态情境。算法更多地沦为一种程式化的语言，在被生命所依赖的同时，其内在的决断姿态无法真正渗透进入生命的常态体验中。唯有在风险降临的例外情境中，认知蜕变的决断身姿才会重新降临，常态的后果只是对精准、智能的能指的偏移，且偏移的趋向并非决断的身姿能够阻挡。
（一）姿态的转向
在现代性的认知谱系中，算法所具有的精准认知的内核对于生命的意义来说，更多地聚焦于姿态的自我蜕变，此蜕变不是呈现为时段性的线性变化，而是更多地体现为时刻性的突变，此面向世俗之突变正是算法认知的真正入口所在。唯有世俗身姿的舒展性现象获得合法赋权，以一种不受道德争议的形态受到认可之时，力求以精准方式整合世俗力量的算法才能够显现于世俗之场。神性向世俗的姿态转变，意味着精密的机械装置将神学律令驱逐出了直观经验，经院哲学推崇的机械装置面向神学律令的皈依的说法终究难以掩盖两种维度的二律背反。世俗趣味增长的结果终将体现为追求机械装置的算法语言获得全面的合法地位，其既成为无可争议的道德化的元话语，又成为释放直观化世俗经验的原初力量[3]。
当崇尚算法的认知蜕变完成之后，新的场域的延续也由此开始。时空在内核上并非所谓不断的持续进步，而是表现出某种惯性化的“滑行”特点。启蒙学者最大的贡献，或许可以被描述为构筑起了围绕“启蒙时刻”的叙事，即明确世俗合法地位之后的，力求面向精准、智能之境的认知蜕变之时。启蒙学者的论述，皆是为了诠释这一蜕变时刻。更确切地说，对精准、智能之境的诠释只是对蜕变的某种记载，按照相应的说法，诠释的作用只是使语言规范获得“存在方式”[4]（P.286）。算法语言的意义应在于对生命世俗姿态的不断维护的记录，语言的背后，则是存有姿态转变本身。以算法为内核、延续至人工智能变革中的启蒙与其说创造了一种不断递进的时空，不如说是在姿态转变中已完成的瞬息时刻。
当算法认知的确立被理解为某种瞬息现象之时，亟需反思的便是技术加速的直观经验样态与时空的关系。进化论往往将时间空间庸俗化，其认为时空会在技术加速中展现出一种不断自我蜕变的延伸性、拓展性序列，从而创设出生命的福祉。虽然进化论从未在实质上宣称让生命现象缺席于自身的叙事，然而其将直观经验的获取视作为生命无时无刻的蜕变性现象。此谬误在于将实证理解为自我排他的固定性的认知体系，以至于使实证发生了自我越位的趋向，结果则是使后世误认为掌握外在直观经验便等同于透视算法之场的语言内核。相反，直观经验永远无法取代算法语言本身，世俗的体验所形塑的认知之场将在彻底被超越之前以轮回的惯性不断延续，时空的永恒递进也就随之成为伪命题。
（二）缺席的常态
值得深思之处在于，面向世俗的转向并不代表强力蜕变姿态的长期保持。或者说，具体的语言与作为元话语的算法认知是需要被二分的两种维度。就语言出现的频率而论，这种说法或许难以令人信服，因为算法几乎成为全部的现代学科得以确立的原初语言。无论是力求掌握直观技术现象的自然科学，还是试图佐证世俗生活的合法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算法作为元话语已实现了全面的渗透，但问题也正在于此。面向世俗的姿态转向的时刻在赋予了算法语言全部可能性的同时，也严格规定了算法认知短暂的在场瞬间。算法认知在世俗身姿获得合法地位的时刻豁然开朗，其意义或许也在那一时刻便已经完成，即到达下一个场域。当算法语言被习以为常之后，算法作为蜕变意义的认知或许已死亡。
从某种意义上说，算法认知死亡于启蒙学者围绕算法辛苦进行的范式化建构。较多启蒙学者认为，算法似乎可以成为实践理性意义上的道德律令，从而以范式化的方式规制生命的体验性活动，然而算法的意义并不在于对生命的某种悬设化的指示，更多体现为生命在意象化的亲历生活世界中的认知创设，算法语言的价值更多地在于对蜕变的扭曲化记忆，即塑造某种“观念化的科学”（[5]P.45）。就常态情境而言，算法更多地沦为某种程式化的语言，其蜕变本身则遭遇被“束之高阁”的待遇。从此之后，不以算法语言为前提的体验皆成为价值上“非法”的活动。颇为讽刺的是，算法完成的居然是从记忆生命体验历程到指示生命体验的转变，其因生命亲历生活而被创生，却亲自成为阻隔亲历生活的语言。
在算法语言的充分伸展中，神性被保留的本真价值在于以语言对象的方式佐证程式化的算法。算法认知以蜕变的强力姿态击败神性之后退场，神性遭受的命运则在于接受算法语言的重新解读，由此产生的正是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语言结构。神性与其说是世俗的算法进行努力的所谓终点，不如说是以另一种形式佐证算法语言在世俗中的地位。当世俗姿态得到彻底确立之后，以神性作为终点的意义更多体现为在通往神性的意向性的过程中拥护算法语言，从而以重构传统的语言形式将生命的世俗意义推到极致。神性传统被颠覆后的语言受到了充分的“借用”，算法同样成为某种伦理意义上的程式。最值得留恋的或许只是蜕变的一瞬，这可以理解为生命在浸润于现代性过程中的最为成熟的时刻。
（三）决断的情境
在死亡之后，算法在更多意义上成为了一种面向世俗生活的“空壳”，其魂魄被生命所悬置，成为缺席的力量。算法认知被唤醒的唯一可能性不在于启蒙学者以道德律令为前提的实证范式的演绎，而在于基于例外情境中生命本真现象的自我凸显。在面向世俗的转变中，算法认知对生命的蜕变姿态进行了面向生活世界的强力维系。从这一角度看，算法当初为生命转向所带来的其实是决断的作用，即通过一种元话语的方式明确现代与传统之分野，通过使世俗获得明证的方式与既往撕裂。决断的意义实则在于与当下决裂后对下一场域的跨越，然而元话语确立的瞬间也正是其衰变的起点。此后生命逐渐浸润于由算法带来所谓福利的常态情境下，决裂唯有在风险降临的例外状态下才能产生意义。
例外的降临表明，通过亲历风险的计量方式促进蜕变的算法认知难以真正缺席。从对生命的记忆而言，算法似乎颇显尴尬。在常态情境下，算法对记忆的承载更多地体现为将算法等同于持久性的生命福祉，从而为进化论的合法地位提供一种生命记忆的符号，仿佛进化是一个不会中断的永恒直线。透过记忆符号，被遗忘的唯有通过决断而实现的姿态转向的时刻。唯有在例外情境下，生命会重新唤起算法的认知，记忆起算法认知在推进生命姿态转向时刻的原初性功用。生命力求摆脱例外情境重新恢复常态的过程背后，应是期待算法决断已恢复其原初性功用的心态。在历次例外情境中，生命被迫意识到这样一个本真逻辑，那便是算法认知的确立来自生命自身在亲自体验过程中的独创性叙事。
由此可见，算法的认知可谓在在场中缺席，在缺席中在场，认知蜕变对于常态而言则具有“悬置”意义[6]（P.34）。例外主导在场非生命所愿，但这是生命被迫接受情境变换中显现出的本真。语言的在场意味着蜕变的缺席，蜕变的缺席则孕育了语言难以预料的例外情境，从而导致算法认知通过生命决断的方式重新在场。这个逻辑完全折射出生命固有的令人无奈之处，因为生命耽于常态的惯性使认知蜕变无法形成时段。如决断性一样，生命对算法认知的记忆同样展现出时刻性的特点，转瞬即逝的决断性记忆与此后围绕所谓生命幸福的常态性记忆重构的是持续的常态情境下算法语言的无限延伸与突发的例外情境下算法认知的瞬间在场，两种记忆相互交替，在生命对世俗生活世界的体验中不断轮回[7]。
二、作为实存的熵增
生命体验轮回的内涵，正是体现为递进认知的自我解构与熵增逻辑的显现。作为被自然科学无数次强调的概念，熵增是印刻于生活世界中的本真样态[8]（P.1）。对于面向并不断嵌入世俗的现代生命而言，熵增指涉意向性体验过程中的因果，此种因果体现为生命对算法语言所塑造的幻象的自我选择与耽于算法语言难以规范的享乐之间的内在关联。失控性的享乐属于意向性体验中自我选择的现象，也是孕育风险的生命选择。当例外情境降临之时，生命往往倾向于将熵增归咎于算法的语言，而后将此语言视作为晦暗不明之地的罪恶能指，却忽视了对自我蜕变的放弃乃是熵增之起点。因此，熵增不能被视作为算法语言所塑造的幻象，其本真逻辑体现生命在浸润于世俗过程中选择性遗忘的样态中。
（一）失控的体验
回溯启蒙学者所设定的原初性叙事，享乐与幸福乃是存在张力的两个维度，前者包含着难以由生命在世俗生活中自我明证的失控性逻辑，后者则成为与精准计算相互捆绑的概念。依据启蒙的内在逻辑，幸福显现于精准计算的语言能指真正对应实存所指之时，其以“掌握了关于人的新的科学的原则”为前提[9]（P.219）。唯有生命亲自构筑起算法语言所指涉的全能化装置，由算法设定的幸福之境方能获得厚重的现实感，但问题恰恰在于算法认知在完成蜕变之后由生命亲自主导的某种能指幻象。算法语言所转化而形成的装置并非遵循受驯服的语言逻辑，反而在生命的授权下营造了某种“景观”，即装置将与语言构筑的幸福之境的趋同，生命心安理得地滑向享乐的选择正是以二者相互挂钩为依据。
超脱算法控制的享乐性现象意味着一种自我失控，也是熵增在现代世俗生活中的起点，此种失控在于生命体验中的“一厢情愿”。生命自认为可以通过认知蜕变的瞬间姿态之后，将属于直观经验层面的算法语言上升为某种成熟之境的规范性叙事。唯有算法的能指方能防控生命意向性体验的自我偏差，几乎成为了启蒙以来的某种元预设。在生命遗忘了属于自我亲自创设的蜕变瞬间之后，算法理所当然地以利维坦的身姿作为日常生活的“导师”，但这一切努力不是为了维护语言，而是为了使享乐的本真面目获得更为合理的显现方式，这也正表明了生命放弃算法认知的蜕变意义自我衰变的开始。由生命亲历生活世界所进行的认知蜕变被迫退场，对装置性语言依赖中的享乐则显现于世俗生活。
上述逻辑的内核实质在于将算法语言所构筑的成熟之境视作为持久保护生命享乐的基本维度。当生命以享乐的姿态强行将算法语言与成熟之境相互等同之时，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认知之场的某种混乱性越位的状态。此种逻辑的难以自圆其说之处在于，直观的实证经验何以取代认知之场本身？从工业革命到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技术变革皆可以被视作直观化的技术装置的丰富性之延伸，且皆宣称为接近某种精准的境地，其后果则是生命享乐体验的拓展化。体验中的享乐并无法从算法语言结构中直接找到能指，相反，其背后是生命在依赖算法语言中依靠直观经验的技术装置将享乐合法化的行动。略带“黑色幽默”色彩的情结在于，神性在为算法证实之后，算法必须证实终将逐渐脱离自身掌控的生命享乐。
（二）自选的幻象
生命享乐对算法语言的挣脱，意味着依靠精准、智能的算法语言所进行的幸福设定已成为空幻的能指。“空幻能指”并非陌生话题，但幻象的内核不在于既往叙事所认为的算法语言，而在于生命对算法语言的某种偏差却又强制的态度。算法语言与其说是制造幻象的主体，不如说是在风险中为承担所有生命罪责而被营造的、接受批判的叙事对象。一旦算法语言而非生命成为批判的聚焦点，生命自选的内核便会被遮蔽。算法这一所谓遮蔽认知的景观不应被视为控制无辜生命的原罪，而是生命所营造的用于遗忘决断时刻的语言序列。在放弃了蜕变必须承担的痛苦后，被认为是永葆享乐之境的算法早已成为生命自我营造的某种全能利维坦的语言载体，被语言所遮蔽的则是生命自我遗忘的本真。
遗忘本真的历程其实体现出一个令人绝望的逻辑，那便是算法语言越是被生命所强调，越是显现出生命自我放弃亲历风险的可能性却又不愿对此加以承认的虚伪。在历次决断时刻之中，算法均表明了生命正在努力地通过自我创设的方式扭转被固有的语言程式所异化的努力。在此努力中，算法的语言短暂地被生命所驯服。当启蒙学者对算法语言进行授权之时，对利维坦反噬的担忧即防止对固有程式的“习惯”，亦如影随形，但对利维坦的执念的保持与认知蜕变无法并行[10]（P.235）。唯有在利维坦退场的决断时刻，对于全能之境的人工智能的诉求方能实现。利维坦语言降临，反而意味着生命会继续开始日益加速的享乐惯性。从这一角度看，算法语言的长时段性只是生命继续熵增的某种印证。
因此，对生命熵增逻辑的更为确切的解读在于，算法语言程式化的过程印刻了生命的“精致之恶”。这似乎成为生命面向世俗生活采取行动之时心照不宣的共识，那便是有意使算法的保护生命的语言能指与现实影响的所指之间相互分离。实质上，算法从成为语言的那一刻开始便偏离了能指范畴，成为了生命自我选择的进行自欺的对象。算法的利维坦化，表明了生命流淌于世俗生活中的精巧的预谋，此预谋为更为庸俗且无度的享乐提供某种智能语言的依据，仿佛享乐终将不会击败智能，或者说被智能保护从而逃避了熵增的混乱风险。不得不说，生命的这一预设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非常成功，即成功地塑造了享乐合法的幻象，也使熵增在算法的语言从精致通向平庸的同时成功地得以显现。
（三）轮回的本真
生命的熵增并非只是一种例外状态下的极致性状态，其更多地应指涉生命在对幻象的自选与失控的享乐相互结合中的漫长的衰变过程。生命的衰变表明，自然科学家所述的熵增可谓对万物存有的一种折射。依据熵增逻辑，生命的混乱境地非但不可避免，而且是一个难以绝对根除的轮回式循环。对于人类生命这一最为复杂的存有而言，熵增更具有某种意向性的特质，这体现为恪守算法语言可以保护自身不受熵增所困的执念。换言之，生命在世俗生活的时段中最为执念的并非改良算法，而是想要在不承受决断之痛的前提下，仍然可以依靠其亲自营造的算法幻象，将熵增简单地视作为与生命无关的热力学的定律。算法语言与其说是为了决断风险的机制，不如说是生命强制性地构筑的一个绝对熵减的符号。
随着生命对绝对熵减符号的日渐信任，算法的元话语也经历了某种自我衰变的演进，此演进体现为生命无忧享乐的姿态对世俗内涵的彻底占据。对直观经验的自我超越式的获取正是来自生命在决断中对于世俗生活的认知之场的整合，然而此后算法的语言却构成了记忆断裂的加速器。这是存在于生命熵增中的残忍事实，即得益于生命决断的算法语言亲自背叛了算法认知蜕变的时刻，以语言扩张的方式重塑了对于蜕变的一切记忆。语言对记忆的重塑实质上体现为对熵增的否认式描绘，按照功利主义的观点，“快乐多而变动不居”的状态定能实现[11]（P.13）。在熵增中，算法语言的最大作用或许只是成为迎合享乐却被视作所谓进化最大成果的“僵尸”，熵增则必须被算法语言逐出生命的认知之场。
为了使生命彻底相信享乐与熵增之间的脱钩，“放逐”之后的熵增被视作为与生命无涉的现象，或者说是终将可以绝对避免的某种境地。对于熵增这一自然科学的概念而言，算法未敢将其加以直接排斥，但留给熵增概念的“待遇”或许只是臣服之后的语言要素。熵增概念被纳入语言程式中，其通往混乱被视为只是无机体的特征，作为灵长的人类生命则可以通过对算法语言的设定超越熵增的风险。一切使熵增脱离直观经验范畴的叙事尝试均会被算法语言亲自否认，算法的语言与其说是保留了对生命决断的某种最后记忆，不如说是亲自埋葬了熵减的可能性。不难看出，熵增的谱系早已呈现出某种“越想预料越是难料”的悖论，即算法语言朝着与生命决断的熵减尝试的背道而驰的方向行进[12]。
三、作为生命现象的人工智能
算法认知蜕变的转瞬即逝和算法语言与熵增的自欺式“勾结”，几乎构成了启蒙运动直至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的所有生命现象。反思的命题也需由此开展，那便是智能之境的能指与所指问题。算法与熵增的耐人寻味的关系表明，人工智能的直观技术装置的丰富性的拓展，可能加速了生命对算法语言的自欺式尊奉，并在例外情境下加深了生命为自我脱罪而对算法进行的指责，从而以加强熵增趋向的方式，佐证智能之境的反向性。担忧智能之境无法实现或痛恨算法语言的学者均强调反抗的可能性，然而反抗终究以无罪的姿态将生命现象加以剥离，其叙事的根源在于妄图使生命体验一种无熵增的终极熵减境地，此种叙事仍然是对生命本真现象的逃避。熵减的可能，应体现为对本真的姿态皈依。
（一）反抗的符号
依据启蒙叙事所设定的内涵，反抗的对象正是算法。依托生命的精巧谋划，算法语言承担起了导致熵增的全部罪责。启蒙学者寄希望于利维坦式的算法语言的同时所反复演绎的授权与限制等政治学议题，其内在逻辑应被视为全面转向世俗的生命对算法语言的期待与驯服的并存的价值判断。驯服的目的，在于确保享乐处于精准的保障下，然而生命的世俗姿态的认定和生命享乐的隐秘化的强制诉求，使算法语言进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算法语言被迫以自我扩张的方式辅助生命面对熵增的自欺；另一方面，算法语言必须帮助生命确立起一种反抗的议题，以此表明熵增可以在生命无罪的前提下得到透视。享乐只是被算法语言所裹挟的某种尴尬飘荡的存在，“反抗”一词可以被毫无愧疚地提起。
所谓的反抗，只是生命为惰性化地追求绝对熵减而进行的另一种形式的自欺。生命罪责在起点逻辑中的缺席，使反抗的议题从开始之时便已注定无效。譬如批评现代性的观点认为，现代神话早已成为“启蒙自身的产物”[13]（P.5），所有的幻象皆来自于此神话对生命认知的俘获。此类观点终究只是由生命亲自怪罪自身意向所延伸的语言规范的尝试，语言本身只是用此岸的有限认知为永远无法全部掌控的彼岸设定某种让世俗生命麻醉的景观。反抗的收场，在于认识到绝对的消灭或是逃离的不可能之后对算法语言的默认，因为享乐的极致化趋向，才是生命难以放下且算法语言无法遮盖的对象。为了进行享乐且进行自欺，算法语言会不断被拾起，反抗只是佐证算法语言不可或缺的轮回式的插曲。
由此，反抗沦为了生命的另一种自欺的游戏，这种游戏所导致的困局在于，使对算法的论述在推崇机械装置的语言和寻求绝对逃离算法的符号学叙事之间来回摇摆。将算法语言视作控制性符号的论述将自己视作为某种超脱式的叙事，以叙事解放作为自身所追求的境地，割裂算法似乎成为抗拒熵增的混乱境地的方式。生命意向体验中的姿态转向与认知蜕变的关系却并未被记忆重新唤起。究其根源，符号学本真逻辑莫过于担忧生命无虑享乐的存有状态被飘忽不定的风险所打扰。反抗将算法语言描述为符号从而加以批判的同时，自身成为了某种符号。事实上，算法语言的现实感源自生命实存的享乐与熵增的联系，反抗的议题难以真正通过生命的自我推卸而通过指责算法语言得以实现。
（二）终结的执念
推崇也好，反抗也罢，对于算法语言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看似各走极端，其实同一因缘，二者皆统一于追求终结的启蒙的叙事。对于生命而言，终结的叙事长期存在一种难以抗拒的魅力。在生命在世俗之场的流淌中，终结已经渗透于算法语言的内部，仿佛历次认知蜕变之后算法语言的自我扩展是为了以更完善的方式勾勒出智能、精准的某一终极化、全能化情境，并将这一情境叙述给享乐而又惊恐风险的生命使其不要焦虑。当指责算法语言导致生命盲目之时，终结则是作为一种反对精准化乌托邦的乌托邦形式存在的，因为无虑的存有状态仍然是生命在反对算法语言之时的某种执念。算法或是被认为通往终结而被享乐的生命所信赖，或是被描述为阻碍终结而被生命进行无效的声讨。
正如算法语言无法被颠覆一样，终结的执念也无法被科学研究所打破。一旦终点被解读为所谓的全能之境，那么生命在意向性体验中的全部的科学研究也难以逃脱此解读方式的掌握，这些研究终将被算法语言诠释为通往终点的途径。由此，终结的执念成为了生命意向中的全部的现实，直观经验则必须经过终结的演绎式逻辑的整合，才有资格佐证此所谓的“现实”。从叙事逻辑上来看，终结说教难以自圆其说之处，体现为其以生命终将进入且理应进入全能式境地为前提进行算法语言的自我演绎，并借用此演绎式的叙事强行支配生命在世俗之场的直观经验，造成了演绎对经验在叙事方法上的侵犯。方法上的混乱并非无法被生命察觉，而是生命在篡改记忆之后对经验与演绎的强行拼接的后果。
追本溯源，对终结的执念恰恰来自生命不可避免的熵增轮回。为了否认熵增的本真样态在世俗生命之场的显现，生命力图将混乱无序的逻辑“头足倒置”。庸俗进化论的意义也可以从此角度进行阐释，那便是将混乱的风险状态看作是通往精准的终点幸福过程中的日益消解且终将消失的因素。如相应观点坚信的那样，被算法整合的直观经验将对“所有未来关系提供解决办法”[14]（P.251）。终结赋予了算法语言以否定熵增的元叙事，也配合了算法语言的顶罪游戏，这一说教似乎早已被生命判断为面向世俗生活的某种动力。以此为动力，生命可以依托算法语言构筑起全部的、令自身信服的启蒙叙事，但这种动力最终带来的不是风险的消失，而是受无数的困扰的生命在推崇与逃避算法之间的无效摇摆。
（三）姿态的皈依
基于此，需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在于，在反复轮回的世俗生活中，生命何以看待全能之境，如何真正塑造一种透过语言超越自我的姿态？对于饱受风险困扰、担忧熵增的生命而言，全能之境具有难以抗拒的魅力，但逻辑的误区往往体现为将全能与熵增相互对立，仿佛智能、精准的实现是建立在彻底克服熵增的基础上。世俗生命的悲剧正是源自于此，其不愿意通过对认知蜕变的记忆而以超越语言程式的决断姿态面对风险，然而其最终只能在对永恒的无熵增的自欺式期待中尴尬地飘荡。智能、精准语言的膨胀反而导致了语言的求而不得，故而超越语言反而成为能指转化为所指的前提条件。回溯生命在算法与熵增的关系中呈现的谱系，超越之道或许在于放下绝对熵减执念后的对蜕变姿态的保持。
对于生命而言，保持蜕变姿态颇具难度，因为这意味着对极致享乐的破执，进而努力体验对世俗的决断之痛。此想法在启蒙以来并非没有先例，对禁欲苦行的倡导便可以理解为力图以持久蜕变姿态绝对对抗熵增的尝试，进而追求“非浑浑噩噩”的境界[15]（P.205）。相较于晚近的欧陆左翼思想，禁欲的倡导似乎对享乐状态更具有反抗情结，其意识到了极致享乐对于混乱状态的某种不可逆转的演进趋向，但二者均无法克服生命最终无忧无虑的某种终结的执念，这说明禁欲仍然属于享乐针对熵增的某种逃避性的变体，因为对无虑的构想正是面向极致享乐打开的缺口。这便不难解释为何谱系学的叙事会进行反思禁欲的论述，即“消除情感”等于“阉割智能”[16]（P.96）。谱系学所孜孜以求的，乃是在不可避免的熵增中让生命存有能够在对风险的体验中达到澄明之境。
依据谱系学的观点，承认熵增或者说混乱作为生命本真趋向的不可避免性，方才是打破终结说教、超越算法语言进而进入全能之境的认知前提，但这完全不等同于否认体验的意义，更不是泯灭生命幸福的可能性。按照谱系学的语词，这是坦然面对悲剧的酒神精神的回归。在此类论述看来，保持对生命的决断性是一个揭示算法语言裹挟之下的享乐欲念进而将其放下的状态。这种保持其实是对“开始即成熟”的熵增逻辑的逆转，但以禁欲式的反抗并未摆脱以终结执念为生命自欺，其所谓逆转的尝试终究只是逃避熵增却持续熵增的轮回的变体。需要逆转的不是熵增本身，而是生命对熵增的选择性遗忘。唯一的希望，或许在于基于熵增而保持对熵减的无限逼近，进而认识到全能之境不会体现在设定的终点，而会体现为生命对飘荡风险的坦然面对的蜕变姿态，从而使智能真正显现于世俗生活。
结语
从算法与熵增的透视寻味的关系透视人工智能，对人工智能的解读可以超脱某种直观经验上的技术现象，从而构筑起对以构筑生命全能之境为目标的启蒙话语的认知框架。引入生命现象学的谱系化视角，可以恢复某种反思性的叙事，进而使生命这一本真现象能够显现于对人工智能的诠释之场。从这一角度，人工智能可以被理解为世俗生命在体验中对全能之境的意向的某种外化，其内核可以体现为生命在追求精准、智能而进行的算法活动。算法的背面，则是熵增所代表的风险、混乱的生命实存。在对世俗生活的体验中，算法印刻了生命蜕变与自欺的双重性特质，这集中体现为算法的认知蜕变与算法语言化进程的张力。认知蜕变的时刻性与语言化的时段性并存于生命体验之场，说明了生命对于算法与熵增的关系存在着记忆的遗忘。此问题表明“开始即成熟”的熵增是生命体验中的本真逻辑，也是面对人工智能背后一整套的启蒙叙事之时需要找回的记忆本真。唯有如此，方能使对智能、精准的认知超越晦暗的语言，在生命的通透中呼唤显现的可能性。由此亦可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算法的认知缘起于生命对世俗姿态的转向性时刻，此认知的意义在于决断例外状态，然而时刻性的决断难以阻挡语言化进程中的漫长熵增。例外主导在场，或许是晚近反思启蒙的学者留给人工智能认知谱系的基本遗产。对于生命这一世俗之场的体验主体而言，例外意味着风险、混乱的现实感以超越常态的方式到来，其表明了常态的稳定不过是生命的熵增趋向中的某一定在。与常态相比，例外显得短暂而更具有现实，其可以剥离生命依赖算法语言导致的认知眩晕，迫使生命直视熵增的实存，从而互换认知蜕变中的强力决断。在生命的存续和拓展中，习以为常的是算法语言在程式规范上的丰富，但易于被遗忘的则是例外状态之下的决断瞬间。在算法语言的篡改之下，对熵增的克服性实践仿佛均有赖于语言本身，蜕变所需承受的面对熵增的真实之痛却被生命选择性的遗忘。算法语言和算法决断交互进行的过程，正可被解读为生命在世俗转向后的遗忘与回忆的交错性序曲。遗忘意味着熵增，回忆意味着熵减，但历次熵减只是对风险的阶段性止损，无法扭转极致享乐的生命惯性。
其二，作为生命自主选择的遮盖熵增趋向的某种固定程式，算法语言或是为生命所信赖，或是作为熵增的缘起而遭受指责。当取代神性之后，算法语言自身也成为被生命所悬置的某种要素，其并非裹挟生命的根源，而是被生命所强行塑造为某种裹挟认知主体的符号。以某种终结式的说教为依据，生命原意使自身相信，历次认知蜕变之后，决断的使命早已完成，因为其功用早已印刻在了日益丰富化的算法语言之中，语言的支撑终将使生命历经漫长的演进之后达到全能之境，且可以越来越多的保证某种无虑的享乐状态。在此情境下，算法语言只是被走向失控享乐的生命所悬置，其语言的功用只是佐证极致化的享乐与持续熵减的本不存在的所谓必然联系。也正是由于终结说教的存在，算法语言才能成功为生命的享乐顶罪，这使得将算法视作为某种控制生命主体的符号的叙事从确立之时便注定与现实感无缘，这源自将算法与熵增的关系与生命现象的本真加以割裂的认知误区。算法与熵增实质上早已形成一种悖论，这体现为越是纠结于算法语言，无论推崇还是反对，熵减的实现越是不可能。
其三，唯有接受熵增的本真样态，人工智能的预设语言才能真正转为实存，生命的幸福才能显现于对熵减无限逼近却又不抱有执念的体验中。混乱与风险是生命在世俗生活中体会的实存境地，反抗则表明生命不愿意真正透视此本真逻辑。生命不愿与熵增逻辑共融的预设，反而造就了熵增的样态。算法的语言化过程正是通过否定熵增的方式佐证了生命以享乐之姿对熵增趋向的放纵，反抗算法语言的无效尝试则进一步证明了生命对无忧享乐的变体式维护。认知蜕变的弥足珍贵体现为转瞬即逝的决断，而熵增的绝望体现为失控性享乐的永恒轮回，这是“现象学—谱系学”对生命存有的认知框架。如果说禁欲苦行是生命存有的极致化的反抗性体验，那么谱系学对风险、混乱的接纳和与熵增的和解则可以理解为对反抗本身的超脱。正如算法与熵增的悖论一样，全能之境同样是一种悖论，那便是全能反而会在超越智能、精准的语言中实现，体现为生命在承受风险、混乱的决断姿态中对认知蜕变的保持，这或许是算法与熵增的关系留给人工智能的生命现象学的真正值得思考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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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尹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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