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国平，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2021年8月8日凌晨1时42分在杭州浙二医院逝世，享年55岁。现转载2014年的采访稿以示悼念！
发布时间：2014-10-08
来源：北京大学法学院官网
采访人：王芳琴，12级知识产权方向法律硕士，校友会志愿者
采访对象简介：1985年12月—1992年5月，浙江省椒江市律师事务所律师，其间，1987年9月—1990年7月，华东政法学院法学专业学习；1992年5月—1994年9月，北京市侨务律师事务所律师；1994年9月—1998年10月，司法部中国律师事务中心律师，其间，1994年9月—1997年7月，攻读北京大学国际法学专业硕士学位；1997年9月—2005年7月，北京大学与国际法研究院（海牙）联合培养，获国际法学专业博士学位；1998年10月—2000年9月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书记法律助理、海牙国际法研究院、 欧洲人权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05年9月—2011年，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2011年特聘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潘教授为国际法领域知名学者，承担多个国家重大课题。出版个人专著近10部，发表论文近50篇。
匹夫之责与志
王：潘老师，您一开始从事法律工作，似乎并不是国际法业务，您后来为何转向了国际法的学习呢？
潘：国际法解决的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纠纷问题，一般的律师业务是涉及不到的。我85年就开始工作，那个时候中国的法律还处在很不完善的时期，国际法这一块更是稀缺。我一开始做的是普通的民事、刑事案件。94年进入北大攻读国际法的硕士的时候，已经有9年的工作经历了，可以说眼界和学识逐渐打开。当时已经开启了入世谈判，我感觉中国要融入国际社会，就必须要有熟悉国际规则、能运用好国际规则维护国家利益的人才。
我在华东政法大学系统学习法律的时候，就了解了一些国际法的知识，意识到国际法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利益维护之重要性，因为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迎来了难得的和平发展时期，将是国际规则而不是武力调整国际关系的时代。
我在对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和国家的需要作了一个简单判断后，就选择了国际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爱国精神，从进入北大我们就受到这样的教育，其实早已渗透到血液里。我觉得一个人但凡解决了温饱问题，都应该关心国是，做一些将个人命运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努力。
几倍于常人的努力
王：潘老师，听闻您在北大读博士读了八年，我想您是一个非常勤奋且自律的人，作为毕业要求的一篇博士论文对您肯定不是什么难事，我想知道您为什么迟迟不申请毕业，而读了八年之久呢？
潘：其实我不仅博士读了八年，你还不知道我考研也是考了三年才考上的呢，我94年上的硕士，91年就开始复习考试。
王：现在我们考研，考两年的倒是有一些，但是如果被没有录取，心理承受能力也已经到极限了，很少人会有勇气考第三次，您如何能非一般的执着呢？
潘：我当时的想法是，不考上北大，我就不回家（笑）。现在看来，这话说得有些过头，如果真没考上呢，家还是要回的。总之，当时的决心很大。我前两次失败，原因主要是英语过不了关，像刑法、民法、民诉法这些法律，由于工作的关系，作为出庭律师，要抵挡住对方的唇枪舌剑，条文不熟不行，我是不仅熟悉，而是完全可以背下来。所以考我法律知识，没有问题。英语不行，这个没有办法。我都没有上大学的。。。。。
王：您为什么没有上大学啊？（惊）
潘：考不上嘛，我当时比较笨，现在倒是不笨了（笑）。像我这么笨的人，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都可以做出一些成绩，所以我跟现在的学生常说，坚持不懈的努力比天资重要得多。我没上本科，都敢考北大的硕士，最后也考上了。现在好多上了博士的人，都没有自信，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还说考研的事，因为英语不好，所以，考两次都不成功。但是这没什么可怕的，英语不行，那就学呗，尽管我那时年纪也不小了，学起语言是一件颇费劲的事儿。还好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再坚持了一年，英语这关就过去了。
王：那老师您现在的英语怎样？
潘：能用它学习和交流。我读博士期间去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担任书记法律助理，还到欧洲人权研究中心做过访问学者，都应付得过来。
不为文凭读书
王：潘老师，听您说这些，真的很佩服您的精神，在博士前，您的努力程度就不是一般人能比的了。那您的博士论文，是呕心沥血写了八年吗？
潘：我读博八年，不是因为论文的问题，主要是自己想认真做一些事，毕业、拿文凭不是我读博的目的，否则稍微用点心凑一篇论文，通过毕业答辩，也不是难事。
我1997年入学攻读博士，导师是邵津教授，我是邵教授最后一个弟子，我不毕业，他不退休（笑），邵老师是个很负责的老师，对我算是负责到底了（笑）。
前面提到，我于1998年10月到2000年9月之间，去了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担任书记法律助理以及后来到欧洲人权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
王：您如何有机会去前南刑庭的？
潘：因为王铁崖先生在那边的缘故。1997年王铁崖先生在联合国大会当选为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大法官，1997年底赴海牙上任。像铁崖先生这样的，一个人登上国际舞台，绝对不仅限于他个人荣誉，他带动我们很多人都出去长见识，让世界听到中国人的声音，看到中国人的智慧。王老先生2003年因病去世了，对中国的国际法是很大的损失，但是先生做出的贡献和对我们后辈有过的关怀，永远让人怀念。
王：确实，今年的5月4日，北大法学院举行了先生的纪念会——“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建所30周年暨王铁崖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来自社会各界的近百位校友、王铁崖先生的家人参加了本次纪念会。
王：您的这段远赴海牙的经历和您的博士论文选题有关系吗？
潘：这段经历启发了我博士论文的选题。在前南刑庭，审理的是战争犯罪，这让我想到战争的合法与非法的问题。与战争相联系，是国家的自卫权问题，我选择博士论文题目“国家自卫权”，联合国宪章51条规定了这一权利，国家在生死存亡的时刻，可以采取必要的战争手段进行自卫。这是比较大的一个题目，我想让自己多一些时间来作这个题目，研究透这个问题。
最近关于“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讨论比较热烈，在重庆我们也刚开完会。我发现，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国家自卫权，就与防空识别区问题很密切，当时在论文中的论理还能用来支撑防空识别区问题。功夫不白费，只要是认真研究的问题，就会有成果。
由于我没有给自己多长时间内就要拿到学位的压力，我也不要求自己一定闷在屋里搞研究。我在海牙，创办了德恒律师事务所，算是中国在欧洲的最早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处理国际法方面的事务。我们当时就聘用一些中国律师，我们面对国际法院，没有国家司法主权的问题，各个国家的律师都有出庭资格。我非常希望国际法院上有中国律师的身影，能成长起来能为国家利益做有效辩护的大律师。中国这么多年来，还没有一个主动诉诸国际法院的案子，被诉的案子也都是采取没有接受强制管辖将其回避掉，这种做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与中国缺乏真正的国际大律师，绝对是有关系的。后来我去中央党校，才离开德恒，现在这家所也很知名了，我真心感到很高兴。
我的读书和工作从来不分彼此，没有先后，读书的时候，碰到合适的机会，就放手就去实践；工作的时候，如果感觉学点什么对我有必要，就会即刻去学。我的博士持续了八年，但我一点也没觉得浪费了时间。我的收获比正常3、4年博士毕业，绝对不会少。反而，我还占了很多便宜，北大的博士生身份延期五年，要知道这身份也挺宝贵的呢~（笑）
国家利益不可轻易寄托外国律师
潘：从我上博士1997年，到现在已经过去16年，但中国懂国际法，能熟练运用国际法规则，英文水平又极佳能上庭辩论的法律人才还太少。中国在WTO经常做被告，但基本都是欧美的律师代表中国去应诉的，平均一个案子的律师费就将近5000万的人民币。还不光是高额律师费的问题，说得极端一点，恐怕国家利益被别有用心的人出卖了，我们还被蒙在鼓里。在应诉中，只要那些律师稍微不尽心一点、松懈一点，来一点失误，有意或者无意的，我们很容易牺牲中国的利益，就会被判缴巨额罚款。北大法学院是中国最好的法学院之一，需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培养出能在国际舞台有能力为自己国家利益辩护的国际法人才。
王：潘老师，您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被外国律师代表，有一些不让人放心的地方。这单纯的是您的一种担忧，还是说您确实了解过一些案件，就是这样的？
潘：我的担心其实一点也不难理解。作为律师，一方面有律师的职业道德，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的私人感情，职业道德要求他代表客户，可是作为自己国家的国民，又有本国的国家利益在其中，这里面有一些分离和矛盾，是很正常的。你觉得他会选择什么，这很难讲。
说到实例，也不是没有。就说侵华战争受害者对日战争索赔的案子，凡在日本国内的起诉，由于司法主权的问题，中国的律师没有出庭资格，代理我方的律师也必须是日本律师，而日本律师在其本土代表中国受害者时，在关键的问题上，就含糊其辞，牺牲了中方的利益。到现在为止，日本方面都不承认对中国的是侵略犯罪。代理我方的日本律师在陈述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的时候，不承认这是犯罪，而称为过错。一个战争犯罪，一个行政过错，你学法律的，你一定知道，这根本不是一回事，颠倒黑白。
我是“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的律师团专家，这两年我就在从事这方面研究。在日本法院进行对日战争索赔，实践证明已经成为一条绝路，凡到日本去起诉的，都注定是败诉的结果，日本法庭不会判日本政府赔钱。所以，我提出将案件搬到中国法院的方案，作为侵权行为发生地的中国法院，对于民间对日索赔完全可以行使管辖权和审判权呀。
重庆打造国际组织之都
王：潘老师，关于您来西政的事，我看过2011年4月7日载于光明日报的西政付子堂校长写的“西南政法大学打通拔尖人才的绿色通道”的报道。文章说您本着对西政学术氛围的向往和对国际法事业的热爱，主动提出了“不要求提供科研启动费、不要求提供安家费、不要求提供住房、不要求安置配偶工作、不要求特殊薪酬待遇”。我想知道您是怎么做到如此超然于物质，视科研为生命的？
潘：我对生活的物质追求比较低，温饱足矣。你看我这么瘦，吃饭吃得省呀，花不了多少钱（笑）。
如果有一个环境让我专心做研究，这比给我一套价值300万别墅，重要得多。我来西政，和付子堂校长有很大关系，他很爱惜人才，尊重学者，为人开明。他很支持我的研究，给我放开手脚去干的自由，这就够了。
王：那您来西政主要致力于哪些工作呢？
潘：我在中共中央党校时就承担了亚洲联盟的课题，我一直看好重庆，希望推动亚洲联盟成立并落户重庆。我这也是我来重庆的主要原因，通过实地考察重庆，加快推动这项工作。
王：您为什么看好重庆呢？
潘：你看，北京的大使馆特别多，170多个与我国建交的国家都在北京派驻大使馆，也就是说中国的“大使馆之都”就是北京，它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你再看上海，又是另一个发展模式，集聚的是相当规模的跨国公司，250多家世界500强的地区总部都落户在上海，使它成为世界性的“跨国公司之都”，在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方面，举足重轻。
而西南一隅的直辖市——重庆，在地理位置上，可以说处在亚洲的中心的位置，可以辐射我们周边的各个国家，在政治上，它是直辖市，直接受中央管辖，各种政令政策上传下达非常快捷高效，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政治等优势，不利用好可惜了。在中国的版图上，华北有北京，华东有上海，华南有深圳香港，这些和世界交流的门户之市，而西南一方，我觉得担任这一门户城市的，首推重庆。我以为亚洲联盟如果成立，完全可以选择重庆作为总部，将其发展为“国际组织之都”。
2007年我的论文——《开创独特的直辖市发展模式——将重庆打造成“国际组织之都”的建议》，获得中国重庆·青年人才论坛获论文优秀奖，得到汪洋书记的批示支持。让我更有信心将这个方案推进下去。2008年我的建议报告《推动亚洲联盟的成立并落户重庆》获得习近平校长的肯定，2014年人民日报内参刊登我的建议《将重庆建设成为西部领事馆中心》，这些肯定使我相信，我的关于重庆的设想的实现不会太遥远。
潘国平教授，我们等您健康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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