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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0年来，中国科技大学没有让一名同学因为贫困而失学。
其实，“隐形资助”在2005年8月27日之前并不叫“隐形资助”，而是叫“学生生活援助计划”。
时间需要追溯到2002年12月24日，这天下午，中国科大院系学生工作负责人例会在水上报告厅召开，我主持，其时我担任党委学工部长，兼任学生处长、校学指委办公室主任。此前，根据我们学工部（处）的工作汇报和建议，校党委分管领导李国栋副书记指示，要对不同方面的特殊学生群体作出前置判断。我们开展了调研，将特殊群体分为四种类型。在这次例会上，我通报了全校学生中四类“特殊群体”，即学习、生活、心理等方面存在困难或障碍和思想上存在偏激意识的那部分学生的情况，李书记在总结讲话中，明确要求针对这四类“特殊群体”建立预警系统，由学工部（处）牵头，请全校相关部门和各院系密切支持和配合。这是我校学生工作第一次提出“预警”概念。3天后的27日，李书记在他的办公室召集了学工部（处）、教务处、生活处和网络信息中心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四个预警系统的具体实施细节听取意见和建议。
此后，我们正式将这套系列工作命名为四个“预警与援助体系”，“预警”是手段，通过线上为主、线下为辅实现，“援助”是目的，通过线下为主、线上为辅实现。
以下集中谈学生生活困难“预警与援助体系”特别是“隐形资助”的一些细节，其余三套体系内容参见附录一。
2003年1月9日，针对学生生活困难“预警与援助体系”，学工部（处）联合校团委和财务处，向学校呈送了《关于合理使用学生“副食补贴”（使用新办法）的请示报告》，这份报告也是在作了大量调研的基础上提出的，要点是：长期以来，我校通过饮食主管部门向在校统招本科生和研究生发放每月26元的副食补贴（此项经费非国家拨款，完全由本校自筹），在一定程度上为同学们提供了生活帮助。我们认为目前这种吃“大锅饭”、平均分配的发放方式体现出强烈的计划经济的痕迹，不仅与学校整体的改革、发展不够协调，而且不能产生聚合效果，生活相对困难的同学不能从中得到相当力度的、有显示度的帮助。基于此，我们建议改变目前的发放办法，合理使用这一笔经费。具体建议有两点：第一，“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老生照常发放，从新生开始停止使用人均发放的老办法。第二，从新生开始，将经费集中管理，由分管校领导和学生工作部门统一掌握，制定严格、合理的管理和使用办法，用于我校特困学生的生活补助、意外支出补贴等补助项目。据我们了解，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已经按照以上建议办法执行。
报告递交上去，并没有很快得到回音。2003年秋学期开学有一段时间了，学校行政分管领导程艺副校长乐呵呵地将这份报告退还给我，上面有他的几行亲笔签字：“已经校长工作会讨论，同意上述方案。程艺9.21”
因此，“学生生活援助计划”从2003年秋学期启动，2004年春学期在03级本科生中试行，到2004年秋学期全校正式施行。
为什么进程似乎有点拖沓？因为第一难题的经费虽然解决了，但如何做到“严格合理地管理与使用”一应难题接踵而至。
首先是补助标准不能“拍脑袋”。2003年4月，正值“非典”肆虐，学校几近封校，学生就餐基本在校内，这个月学生就餐数据是最好的样本数据。我们与网络信息中心的“一卡通”结算中心合作，统计平均出全校学生该月就餐消费额为156.24元，这是一等生活补助160元/月的依据。
还有难题，如，在食堂就餐消费少怎么办？两人合用两个卡，一卡多用一卡少用怎么办？我们通过设置就餐次数和建立放大到40%的贫困生数据库作为比对，这些问题（有意或无意制造的）基本上就迎刃而解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稿有详尽的报道（见附录二）。顺便说一句，中科大的贫困生历年统计的比例都在1/4即25%上下，以2002年为例，学校共招收本科新生1862名，其中特困生（当时标准：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100元）247名，占13.3%，一般困难生（家庭人均月收入高于100元低于200元）238名，占12.8%，上述两项之和的总比例占26.1%，贫困生数据库放大到40%，就是将那些“中不溜”或“灰色地带”的同学也包含进来，力争做到没有“遗珠之憾”。
难题在一波三折中都得到了逐步解决，到了2005年秋学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生活援助计划”暂行办法》也做了若干次的修订，似乎一切都顺理成章了。但是，非议来了，而且“有理有据”。试举一例。
“瀚海星云”是当初国内高校著名的BBS之一,“我说科大”是“瀚海星云”著名的版块之一。2005年9月7日晚21:23:08一名昵称为 koei的，在“我说科大”发原帖，标题是“关于隐形补助”，全文如下：“03，04的研究生，博士生，以及本科生的26块钱好像都被收上去当作贫困补助，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所说的隐形补助。那么大概计算一下：本科03，04各1800算，硕士生和博士生加起来算3000(这个应该算保守估计了吧)(1800*2+3000)*26*12=2,371,200，但是上面的报道说，支出的隐形补助是66w，那剩下的钱哪里去了呢？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公布这笔钱的使用情况。毕竟我们好歹也算是这笔钱的捐赠者吧，多多少少有权利知道点情况吧。” 半个多小时后的21:57:41，一名昵称为phunter的跟帖，全文如下：“难道手续费不用钱吗？66w的补助，要补助那么多的人，光这个钱的发放手续费用那还不要150w啊”
第二天，针对这“有理有据”的原贴和调侃式恶搞的跟帖，我未穿“马甲”直接予以回复，全文如下：“谢谢关心隐性补助。koei 的计算也是相当精准的。但用作隐性补助的经费与原来用作26元补助的经费虽有关联，但并非完全是一码事，也不是等值平移。用作隐性补助的经费是经过学校经费预算确定的，这笔钱全部掌握在学校的账目中，全部通过转账方式专项使用，没有一分钱的跑冒滴漏，根本不会存在什么操作费用150w的搞笑。顺便解释一下，关于26元，国家当初给的只是政策，并没有真正拨款，视学校的实际情况落实，我校是较少具体落实的学校之一，一段时间以后，原来落实的有些学校相继取消了，我校也考虑取消，但最终确定变平均补助为相对集中补助，这样会对贫困生更有用些。对于未能享受到隐性补助的80%左右同学来说，可以说是对20%同学的捐赠，也可以说不是，因为补不补26元决定权完全在学校。”这一回复后，再也没有了新的跟帖了。还要顺便说一句，中国科大自1999年开展网络思政工作并于次年成为全国重大宣传典型以来，总结出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学校及其职能管理部门不回避任何问题和矛盾，敢于在虚拟空间进行正面交锋，有能力做到以正视听，达到终结似是而非话题的目的。
回到本文开头，2005年8月27日《新华每日电讯》以《中科大“隐形补助”，保护贫困生隐私》为题，对学校的“学生生活援助计划”进行了报道，是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代群来校采访报道的，从此，“隐形补助”（后大部分媒体改称为“隐形资助”）取代了校内最初的“学生生活援助计划”名称。
2005年11月4-6日，华中科技大学承办亚太地区高等学校学生事务国际研讨会（ISSA’2005），会议邀请了包括APSSA成员在内的亚洲地区、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等境外高等教育机构的代表约40人，境内教育部直属高校代表、武汉地区高校代表约50人参加。我校应邀参会，并代表国内高校作30分钟（最长报告时间）的主题报告，同组报告的还有另外两所高校，最后共同提问30分钟，我的报告题目是《建立健全预警与援助体系，关注大学生特殊群体健康成长成才》（见附录一），国内外与会代表特别感兴趣的也是“隐形资助”，30分钟的提问时间内基本上把问题也都抛给了我。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你们是如何想到这样做？”我回答了三点，第一，为了得到补助，让大学生在大庭广众之下“比贫亮穷”，显然有伤他们稚嫩的自尊，这种没有办法的老办法必须改变；第二，网络信息化的发展，尤其是一卡通的使用，为我们提供了改变老办法的技术支持；第三，个人的情感因素，我可能和在座的不少国内同行一样，都是刚恢复高考后从农村跨进大学校门的，完全靠“人民助学金”资助完成了自己的大学学业，现在在校园看到家境清寒而又矢志奋发的学弟学妹们，总是想以最好的方式帮他们一把，学生事务管理的工作岗位给我提供了这个机会，学校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同和支持更是关键。
2007年6月中旬，中国科大的“预警与援助体系”再一次成为全国重大宣传典型，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十几家中央媒体集中驻校两天作了深入采访报道。特别是“隐形资助”，引发了全国广泛的“资助伦理”讨论，人们普遍认为，“中科大的‘隐形资助’模式堪称一股清流，既保障了公平与效率，也还原了贫困生资助应有的人文关怀内涵”。
我是2007年7月离开了工作六年多的学工部（处）长岗位，接力棒传到了董雨老师手中，再由董雨老师传到李峰老师手中，他们和我一样，带领全校学工队伍都在低调温馨地完善着这一由中国科大首创的“品牌项目”。想不到十多年后的2017年7月6日，一名化名为Shannon的校友，在知乎上回答“竟然还有这样的操作”时，回忆自己受到母校“隐形资助”泽惠的感受，一下子火了，一天不到就收获了2万个“赞”，更是将母校的“隐形资助”再一次推到了社会舆论的潮头。可不，两个月后的2017年9月6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八大以来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建立情况和政策落实情况，发布会现场，党委副书记蒋一代表学校，详尽地介绍“隐形资助”这项精准操作由“助学”到“励学”的育人全过程，中国科大再次被聚焦。
（2020年1月）
附录一：
建立健全预警与援助体系
关注大学生特殊群体健康成长成才
——朱灿平在亚太地区高等学校学生事务国际研讨会上的主题报告
（2005年11月4-6日，华中科技大学）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高等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化以及互联网络的日益普及，今天的大学生面临着前所未有新情况、新环境、新压力。我们在工作中发现，“特殊群体”的学生比例在不断上升。所谓 “特殊群体”，是指学习、生活、心理方面存在困难或障碍和思想上存在偏激意识的那部分学生，针对这些“特殊群体”，学校自2002年起初步建立了四个“预警与援助体系”，全面地关注他们健康地成长成才。该体系已经受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安徽日报》、安徽电视台、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和地方主流媒体的密切关注，他们相继进行了较大版面的报道和跟踪采访。
这些体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并融入“情理法”，把开展网络教育与解决学生实际问题和困难有机结合起来，体现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的教育本义。经过两三年的不断探索和完善，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特色、规模和规范。

1、学习状况“预警与援助体系”

通过由教务处建立的学生学习查询系统的适时监控，对已达到12个学分不及格的学生，教务处和学工部处立即启动“学习援助计划”：将该生列为重点关心对象，实施个性化学习方案，暂时适度减缓学习进程；院系学生工作负责人和班主任增加与学生谈话次数，分析原因，耐心引导，并及时与学生家长联系，通报情况，共同督促；安排其他同学组成帮助小组，如果宿舍整体环境有问题，立即予以调整。

2、生活状况“预警与援助体系”

“奖、贷、助、补、减”是学校助学支撑体系的主渠道。但是，由于出于自尊或家庭突遭不幸等种种原因，生活上遇到困难的学生依然存在，对于这部分学生，我们较难从正规的途径获得信息。一般来说，学生在校日常生活消费情况基本上能够反映他们的经济状况。随着校园“一卡通”的普遍使用，为间接了解学生的生活消费情况提供了便捷的条件。通过“一卡通”对学生就餐情况进行逐月统计，对就餐次数正常（目前为60餐以上），消费额偏低（目前为150元以下）的学生，从下个月起，对这一类学生启动“生活援助计划”，即经院系和班主任核实以及经困难学生数据库比对核实后，不需要学生自己申请，直接由学生处、财务处通过“一卡通”给学生“加卡”（一等援助每月160元，二等100元）。这项资助实行动态操作，一名学生一年最多可以得到10次“加卡”。此外，对于家庭或自身突遭不幸的学生，学生处将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一次性临时特困补助，额度在300—2000元之间。实践表明，“生活援助计划”和临时特困补助虽然是助困的补充渠道，但这项补充渠道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对于我校实施的“生活援助计划”，2005年8月27日《新华每日电讯》以《中科大“隐形补助”，保护贫困生隐私》为题进行报道，该报道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并引发了关于“资助伦理”的讨论。有评论这样写道：读这样的新闻，真的让人好生感动。作为施助方，学校充分考虑到部分同学不愿张扬贫困的心理感受，在“给予”物质的同时，也“给予”了精神抚慰；而作为受助一方，经济困难的学生既得到及时的资助、感受到雪中送炭式的温暖，脆弱的心灵和“面子”又得到呵护和保全，这是一幅多么和谐的画卷啊！近年来，我们一直在力倡“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的要义首先应当是对人格尊严的尊重。因此，中科大的“隐形补助”格外使我们感动。（马小平：《“隐形补助”折射的人文精神》，《芜湖日报》2005年9月2日）

3、心理状况“预警与援助体系”

我校心理教育中心自2002年5月成立以来，通过新生心理普查、“微笑在线”网上引导与监控、日常心理辅导及咨询、心理热线接待、心理状况测试等途径，随时把握在校各类学生的心理素质状况的第一手资料，一旦发现问题苗头，立即跟进对象，采取措施，予以关注。几年来，我校心理教育采取课堂教学、网络沟通、专栏辅导、专家咨询、个别晤谈、互动研讨、拓展活动等等形式，致力于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全面提高和心理障碍逐步克服。迄今为止，中心对近7400余名学生进行了心理普查，接待来访咨询学生1600余人次，初步建立了学生心理普查系统、学生心理档案系统、心理咨询管理系统；“微笑在线”在学生中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迄今已逾10万人次登录；绝大部分心理存在困惑、障碍或处于亚健康状态的学生将接受心理辅导、咨询以及治疗视为解决自己身心困扰的有效途径。与此同时，中心还开设了《心理学》、《大学生心理学》、《大学生人际交往》等课程，并面向师生开设心理讲座及公开咨询。

4、思想偏激情况“预警与援助体系”

人们常说，网络是学生思想状况的观察室。人人皆知，网络给交流思想、沟通信息提供了的便捷，与此同时，有些思想偏激的言论也时有出现，少数学生在漫不经心地敲击一阵键盘、点击一下“发表”之后，客观上则造成扰乱舆论、混淆视听的后果，这样的帖子往往对校园稳定潜含着相当大的危害。学工部、保卫处以及网络中心一直进行网络和BBS的监控，跟踪讨论热点，遇到这些帖子，该删除的立即删除，防止不良影响扩大，并及时与相关院系联系，找到学生，了解产生偏激思想的根源，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查了解、教育引导和适当处理。

上述四个“预警与援助体系”还在不断提高和完善阶段。目前，针对学生中身体健康状况和安全状况（人身、财物）存在的问题，学校计划再新增这两个方面的“预警与援助体系”。

附录二：

《南方周末》记者石岩的采访稿（2005年12月29日）

临近期末考试，中国科技大学的校园里一派宁静。小李走在行人稀少的校园甬路上，他要去“结算中心”加餐卡，因为他的电子信箱里，又一封e-mail 如约而至：
同学，你好。

   接学生处通知，11月份的本科生伙食补贴开始发放，请带上学生证和一卡通到东区一卡通结算中心领取。

                                                             一卡通结算中心
小李站在“结算中心”的一个窗口前，这个窗口上贴着半张A4大小的一张白纸，上面打印着并不显眼的一行字“收到e-mail的同学，请在此充值”。小李递上他的“一卡通”，片刻，150元现金打到他的卡上。
面庞白净消瘦的小李来自河南农村，务农的父母要供养他和弟弟两个人上学。150元钱可以保证他在中餐和晚餐吃到足量的主食和一个1.5元左右、带肉的炒菜。隔段时间在信箱里发现一封这样的邮件，走在校园里，小李的脚步从容了许多。
从2004年到现在，中国科技大学已经有逾两千人次的同学，像小李一样收到这样的e-mail。学校跟踪学生的消费数据，发现月伙食费不足150元的同学，就悄悄地用e-mail通知他们去结算中心领取“生活补贴”。
在中科大，这一系列动作被称作“生活援助计划”，或者“隐性资助”。
“近几年，高校贫困学生数量增多，有些角落，原有的‘奖（学金）贷（款）助（学金）补（生活补贴）减（学费减免）’照顾不到。”朱灿平说。中科大学生处处长朱灿平是 “生活援助计划”的发起者。
“以前，享受助学金的贫困生都是由班级评审的。有些班级把贫困生召集在一起，让他们像‘述职’一样讲述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有些同学很有意见，认为这是对自己隐私权和自尊心的伤害。”中科大学生处副处长尹红老师说。
集校园消费、身份认证、门禁识别功能于一身的“校园一卡通”投入使用之后，范围更大、更人性化的贫困生援助成为可能。

每个人对疼痛的忍受能力是不一样的

学物理出身的朱灿平喜欢用数据说话，但数据在他和他同事的心里并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而跟同学们具体的生活、每日的三餐密切相关。
“实行一卡通之后，我们对学生在校园的消费有非常详尽的记录。”朱灿平说，根据这些记录可以很方便地统计出某位学生每月的伙食费和就餐次数，也能统计出全校学生的平均伙食费。“2003年4月我们进行过一次统计，那时候全校的平均伙食费是156.24元，这给我们资助提供了依据：我们一等生活补贴是每月160块钱——我只能给你资助到平均线上一点点，不能再高。”
“平均线”不是固定不变的。朱灿平和他的同事们，善于根据具体情况变化“临界条件”。今年11月份，由于各种原因，国家助学贷款迟迟没有发下来，学生处把享受生活补贴的条件由“每月就餐次数大于等于60，每餐平均消费小于等于2.3元”修改为“每月就餐次数大于等于60，每餐平均消费小于等于2.5元”。
用朱灿平的术语来解释：“学生的消费呈‘高斯分布’，在峰值所在区间，消费金额增加一点，进入这个区间的人数就增加很多。”——这套术语，翻译成奖助学办公室王胜平老师的大白话是：“多了这两毛，能享受生活补贴的同学增加了一倍多。以前每月两百人左右，现在是四百多。”
王胜平每天的工作是审核学生奖助贷学生的申请表格，协调奖助学金的发放。在贫困生占学生总数26％的中科大，她的工作相当繁重。但在实行“隐性资助”之前，她经常接到“质疑”电话：XXX同学并不贫困，为什么把助学金发给他（她）？
“以前的贫困学生评定是人工的办法，由同学自己上报，院系负责评定，然后把名单上报给我们。这种方式带有相当大的主观性。每个人对于自己家庭经济状况的评价和对疼痛的忍耐能力都不一样。有些同学愿意把家里的经济困难告诉老师，有些同学不愿意。这样一来，难免出现‘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情况。现在的孩子，平等意识非常强，眼里揉不得一点沙子，看到这样的情况，‘程序不公正’、‘暗箱操作’这样的词就都出来了。”经常跟同学面对面交流的学生工作处副处长尹红老师在一边笑着解释。
有了“一卡通”之后，学生处很快想到对学生的消费水平进行统计。在统计中，发现一个女同学一个月的伙食费不到七十块钱，但是这位同学没有向学校提出过任何资助申请。这件事让学生处的老师们清晰地意识到：出于自尊，有些同学是羞于向别人提起自己的窘境的。老师们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方式？

“这很正常，属于发展中的问题”

宿舍的4个女孩子中，只有杨玲一个人领取“隐性生活补贴”。但她谈起这件事的时候相当坦然。她并不认为这和她的自尊心有什么关系，“这是很正常的，这是发展中的问题——发展的不平衡”，她笑着说，机敏地挑选最合适的字眼。
杨玲家在湖南农村，她说不清楚家里的年收入。因为，妈妈种田，“种田你很难讲每年收入多少”，哥哥外出打工，“挣的钱他自己都不太够花”，爸爸在临县的煤矿挖媒，近一二年国家对煤矿的整顿力度加大，小煤窑经常停工。家里每月给杨玲一百五十块钱左右的生活费，其中大部分花在伙食上，其余用于必须的日常消费。面额50元的电话卡，小杨可以用1－2个月，洗发水每年需要1－2瓶，如果想添置衣服，需要提前几个月攒钱。如果某个月的日用品和学习用品消费比较集中，150元的收支预算就很难保持平衡。
但是，进入中科大后，杨玲基本没有为经济问题发过愁。从大一开始，她就得到学校“生活援助计划”的隐形资助。
在记者的要求下，中科大学生处提供了一些受到“隐形资助”的同学的联系方式。记者随机采访了其中的几位同学。和杨玲一样，他们朴实、健康、开朗，对于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并无太多避讳。
这些同学安然地享受着资助，但他们也许不知道，在隔段时间就悄然而至的一封封e-mail背后，“隐形援助”已经过若干次的“升级换代”。
最初，男女生采取同一标准，试行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进入补贴名单的女生比男生多，而这和中科大实际的男女生比例是相反的。学生处和相关单位协商，把男女生的伙食补贴标准区别开来，男生每餐的平均消费额比女生多5毛。这5毛的依据，是男生比女生每餐多吃2到3两米饭。
单纯以“一卡通”的统计数据作为发放补贴的依据，会把一些并无经济困难的同学包括到资助群体里，比如为了瘦身每餐吃很少的女生，两人合用一张餐卡、另一张卡很少消费的男女朋友……朱灿平将这种情况称为“坏数据”。
“生活援助计划”开始实行的时候，“坏数据”都是人工剔除的：学生处把拟定资助名单返回院系审核。与此同时，不少“坏数据”也自己主动打电话给负责助学金发放的王胜平：老师，我不需要这个补贴，给真正需要的同学吧。
后来，老师们想到用取两个集合交集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集合是根据“一卡通”消费统计出的生活困难学生名单，另一个集合是学校每年更新的贫困学生数据库。
“贫困学生数据库”每年至少更新一次，这个数据库把40％的中科大本科生包括在内。“困难学生在我们学校占26％左右，但是我们这个数据库做到了40％，我们把它做大，是为了避免遗珠之憾，不可能有一个困难学生不在这个数据库里，只可能家里不甚困难同学也在这里头。”朱灿平说。
用“一卡通”消费的小数据库比对大的“贫困学生数据库”，“坏数据”出现的几率骤降。

关注“中不溜”

在不断夯实的过程中，“生活援助计划”的目标资助对象越来越清晰。与高校重点资助少数品学兼优特困生的传统做法不同，“生活援助计划”更关注那些学习不是很拔尖、家庭经济困难、但不是极端贫困的同学。
王胜平老师算了一笔帐：2005年，中科大本科生的奖学金获奖比例是46％，金额从500元到2万元不等；助学贷款贷给了1100多名同学，总金额七百多万；学校每年用于勤工助学的资金是26万，能解决450多个岗位；社会资助项目15个，总资助金额三百多万；学校通过学费减免，减收免收了将近七百名同学的学费。“现在我们每年的学费是4800元，把前面说的所有的‘奖贷助补减’加起来，平均到每个本科生头上，相当于又返给每人1800多块钱。”
但是，奖励和资助不可能按人头平均分配，总会向“典型”倾斜。
“家庭极端贫困的同学——报到的时候带两三百块钱，背一个包到学校来的同学，进入科大之后，生活都不成问题。因为有太多的人关注他们，助学金、助学贷款、临时困难补助都优先发给这些同学。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的可能是一些‘中不溜’同学。”王胜平说，“生活援助计划”关注的就是那些不具有“标竿”意义的普通同学。
“10年来，中国科技大学没有让一名同学因为贫困而失学。我们做的是‘润物细无声’的事情，没有太多的‘故事’好讲。”与记者进行采访沟通的时候，中科大新闻中心的蒋家平老师说。
（为保护个人隐私，本文涉及到的同学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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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简介：本文作者为朱灿平，安徽庐江人，理学硕士，高级工程师。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团委书记、宣传部长、学工部长（学生处长）、秘书长，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安徽建筑大学党委副书记，第十四届团中央委员，现任巢湖学院党委书记。荣获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高校优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全国优秀团干、中国科学院首届十大杰出青年、安徽省优秀德育工作者等荣誉。发文百余篇，编著图书四部，最近出版新著《琴韵屐痕——学思践悟在科大》。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期间，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展大学生网络思政工作和“三全育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前者成为全国重大宣传典型；首创大学生思想、学习、生活、心理、身体和安全等六套“预警与援助体系”，特别是其中的“隐形资助”，引起广泛关注，又一次成为全国重大宣传典型。作者授权风云之声首发。
责任编辑：陈昕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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