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生奉献教育事业 半部中国统计学史——荐读《戴世光学术年谱》

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袁卫和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研究员李惠主编的《戴世光学术年谱》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戴世光，我国著名的经济统计学家、人口统计学家、首批经济统计学博士生导师，于1953年调至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系，为中国统计学科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戴世光学术年谱》以戴先生本人自传材料、言论著述、中国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留存的大量原始档案为主要依据，生动翔实、深入浅出地还原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一生。

本期推送将该书作者与统计学者的推荐语收录如下，以飨读者，并得以窥其精要，希望读者从书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作为戴世光教授的学生，我们在先生去世的1999年和他百年诞辰的2008年分别编写了《师道永存》和《戴世光文集》，对先生的学术思想和贡献做了一些概括和介绍。对于非统计学专业和刚刚进入统计学领域的读者来说，他的学术经历和思想未免有些久远和深奥，有让人敬而远之的感觉。但这本年谱，从先生清末出生到民国庚款留学，从密执安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到美国国情普查局，从美国、英国到印度，从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到中国人民大学，从上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统计理论，到文化大革命去五七干校，再到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从数理统计到经济统计，从人口普查到人口研究，……

这本年谱以先生自传为基础，以编年叙事的形式，利用人民大学档案馆、清华大学档案馆以及相关出版物的大量资料和照片，生动、亲切，较为完整地还原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勤勉、严谨、执着、奉献的一生。

在编写过程中，先生一生中的几个瞬间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922年，先生考取南开中学，但因为体检不合格，差点没被录取，从此决心强壮体魄，成为南开中学和清华大学篮球队队员；先生清华毕业后考取留美公费生，1935年与钱学森等同船赴美，先生被同学选为与清华大学的联系人，写信给梅贻琦校长，汇报留学情况；

1938年学成归国前，给梅贻琦校长写信表示：“生受祖国、母校十余年之培植，今得返国，幸未失参加抗战机会，当尽匹夫之责。苟有工作，无论前方后方，不拘报酬有无，生皆愿往”；回国后在西南联大与陈达、李景汉一起筹办国情普查研究所，利用所学知识协助陈达实施了我国重要的区域普查工作；

有一个时期，我醉心于依据档案写人物随笔，略微带有些传记性质的，原因是我自作多情地认为，档案里太多的人和事，幽闭在库房里，也许想找个人聊聊，而我，无疑是最便利的那个听众。那个时候，戴世光先生在我的电脑里是以散文《戴世光与梅贻琦》出现的，仅限于三五好友传看品评。直到2019年4月，才和袁卫老师商定，合作编撰《戴世光学术年谱》。

编撰历时两年有余，相关工作几乎没有停歇过一天，主旨异常明晰，通过回溯戴先生个人的学术生平，反观中国近百年统计学科史。《年谱》以近现代中国统计学发端、发展、演化的百年历史为时限，场景在南开、清华、密歇根、哥伦比亚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之间切换，民国时期的统计学教学、留美公费生培养、区域性国情普查的开展、新中国统计学科体系建立、中印学术交流、对苏联统计学的反思、一门统计学的论争、大统计格局的确立等等，统计学科史上的重大事件逐一呈现。戴先生是光束追踪的主角，和他同台演绎的是百年统计学人，他的精神导师和偶像梅贻琦，他的老师陈岱孙、赵人儁、陈达，过从甚密的同辈学者潘光旦、吴泽霖、许宝騄，人民大学的同事李景汉、吴景超、邬沧萍以及众多受教于他的学生，书中都有着墨；小皮尔森、耐曼、马哈拉那诺贝斯、汉森等世界统计学界的顶级人物，书中也都有迹可循。这个结果，是我和袁老师始料未及的，以至于书稿完成时，我们惊讶地发觉这简直就是半部中国统计史啊。随着编撰工作不断深入，挖掘整理出来的史料之丰富和独特，让我们非常兴奋，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笔耕的辛劳；戴先生丰富的人生阅历、旺盛的学术创造力，也坚定了我们完成初衷的信心。

我和袁老师很多次感概戴先生的人格魅力，与时俱进、虚怀若谷、宠辱不惊、君子如玉等等，不一而足。我虽未曾亲聆戴先生教诲，然而两年多沉浸在他的世界里，戴先生已经是我心目中一位再熟悉不过的长者，亲切、豁达、敦厚、睿智。从戴先生身上，我得以重新领略知识分子的精神品质，那就是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对民族国家的大义担当。捧读他写给梅贻琦校长的信函“幸未失参加抗战机会，当尽匹夫之责”；矢志恢复“一门统计学”之初，坦言做好了“这是一场战斗”的准备，真是荡气回肠可感可佩。

我常常想起博尔赫斯1934年创作的那首诗，《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那一年，戴先生考取了留美公费生），想象如果是戴先生生前亲自撰写《年谱》，他想告诉后辈什么，诗中所言的悟力、气概、忠诚是什么？渴望、核心、自我认知又是什么？淬炼了他的黑暗、失败和困惑是什么？幽默、悲哀和黄玫瑰的记忆又是什么？书已出版，我希望如先生所愿一一传达了。

最近袁卫老师送给我一本“戴世光学术年谱”，因为戴老师是我们统计学界的老前辈，我毕业留校以后一直和他在一个教研室，比较熟悉。他的前期学术生涯虽然不太清楚，但也零星地耳有所闻，他早期留学美国，回国后曾在西南联大任教，他的学生都已经是许多高校的著名学者，如曾任北大社会学系主任的袁方，我校财政系的著名教授王傳纶等等。在1959年我还是学生时期，当时的政治气氛比较“左”，师生一起讨论统计学的改革，对统计学的对象分成三派，由于当时强调统计学是一门具有阶级性的学科，大部分的人认为统计学的对象是研究社会现象的规律，或规律的具体表现，只有少数几个人，特别是以戴老师为代表，主张统计是方法论的学科，这种不怕被人说是右倾或修正主义而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自从我毕业留校以后，是在统计理论教研室，和戴老师是一个教研室，教研室的主要任务是讲授统计学原理和经济统计，直到文革，学校解散。复校以后则和戴老师一起在统计研究室，交往就更多。一开始是在他主持下，一起翻译美国梅森那本工商业和经济学中应用的统计学，这恐怕是我国财经院校最早应用数理统计方法的教材。我们教研室的开会也经常在戴老师家，后来学校有富布莱特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的名额，他也鼓励我去，并亲自为我写了推荐信。因此当我读这本年谱时，前半部分我是当作故事来读，后半部分是结合我的亲身经历的回忆来读。前半部分我发现了很多有趣的事，如我们大家熟悉的科学家钱学森，原来是和戴老师在同一艘轮船赴美留学。我在学习抽样调查这门课时，有一本美国早期的经典著作，是汉森和麦多等人合写的书（一卷是理论，一卷是方法），年谱中发现汉森和戴老师当年还是朋友，五十年代戴老师去印度访问时又见了面。我们学习统计史时，大家熟悉的一些开创统计学的著名学者，如内曼，小皮尔逊等人，戴老师在英国访问时也听过他们的课。还有戴老师在哥伦比亚大学时，和霍特林也有交集，看到这些，觉得这个世界变小了。至于后面部分，则是和我的亲身经历在一起，戴老师治学严谨，对我国统计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有目共睹不用我多说了。读完该书我有一些感受，值得我们当今的学子借鉴：一是戴老师年轻时学习的目的明确，在国外学习国情普查，是为了国家的需要，在和校长梅貽琦的通信联系中这一点非常明显；二是戴老师的读書报國思想也很突出，他回國时正是抗日的困难时期，他向校長表示，无论去哪里，即使沒有工资也願去（大意如此）；最后一点是戴老师即使是处于在政治上有风险时，也能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本书的出版，反映了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和人民大学的档案工作，保留了戴老师当年留学和工作的记录，非常详细，今后我们的工作也值得借鉴。当然也应该归功于二位作者，李惠和袁卫，没有作者去仔细挖掘，再好的档案也只能在睡觉。在这里我愿意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

戴世光先生是中国统计学界的一座高山。怀着敬仰之情，我阅读了《戴世光学术年谱》，并深深为戴先生高深的学术造诣、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深厚的家国情怀所感动。

作为中国统计史上的一代大家，先生毕生经历都闪耀着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年轻时，放弃在海外求学安稳平静的时光，回到祖国教书育人，并开始运用现代科学调查方法建设中国的国情普查领域；抗日战争后期，他承担起昆明译员训练班的组织管理工作，为援华美军培养翻译人才；1948年，基于对中国人口、经济发展等问题的关切，在做了大量前期研究后，他首次明确提出应将节制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比1982年国家确定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早了34年；改革开放之初，70岁的戴先生在论文《积极发展科学的统计学，为我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中，明确指出国际科学界只存在一门统计学，即数理统计，强调将统计学应用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必要性，直接推动了我国统计教育教学改革……

年谱中的每一处，皆是戴世光先生为国家无怨无悔、为学术殚精竭虑的精神体现，令人肃然起敬。感谢作者袁卫教授和李惠研究员，他们首次披露了诸多珍贵文献材料，访谈了大量人物，汇聚翔实的细节，将戴先生的经历和贡献娓娓道来，为我们了解戴先生的学思历程提供了宝贵借鉴。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如今，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正在迈向“双一流”建设新征程，更需要在回望历史中感受大家风范、汲取前进能量。我向统计学科的老师们、同学们、统计业界同仁们，推荐《戴世光学术年谱》一书，戴先生是青年学子励志成才的最好典范，是业界学界同仁们永远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