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孩子成功送进心理治疗室？洛莉·戈特利布说养育

如何将孩子成功送进心理治疗室？

作者｜ Lori Gottlieb

翻译｜MX，凤洁，小乐

校对、编辑｜小乐

小乐写在前面：

两年多前，我曾写过一篇《不听话和发脾气，是孩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很多家长都告诉我这篇文章让她们对情绪，对孩子，更对自己有了更多理解。那篇文章因为两本书的有感而发，其中一本，就是最近很热门的《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Maybe you need to talk to someone)。

在作者Lori Gottlieb的写作生涯中，有一篇堪称经典的养育主题文章“How to Land Your Kid in Therapy”。这篇文章2011年出现在《大西洋月刊》时引起了巨大轰动，之后被众多其他文章和书籍引用。而十年后的今天，在Lori自己的个人网站上，仍然被放在“文章”类别的最显眼处。

当年读到这篇文章时，我就觉得耳目一新，内心百感交集，但没能找到时间翻译。最近《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的编辑沙沙在山猫群里分享这本书时，我提到这篇文章，然后就有群友联系我表示愿意一起将文章翻译，让更多人看到。

需要在开头注明的是，这篇文章可能看起来可当下的很多论调相反。要知道，这是一篇对10年前的美国社会愈演愈烈的养育风格带来的副作用的提醒。但那种养育风格，在今天我们的社会中似乎也是越来越被号召称为主流。Lori并非建议大家走另一个极端。我也期待大家有自己的思考和更多讨论。

所以，here you go~。这篇文章由MX, 凤洁，小乐翻译，小乐校对，编辑。感谢她俩：）

如果说我在研究生院学到了一样东西，那就是诗人菲利普拉金说的完全正确。（是他们毁了你，你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或许不是故意的，但是的确做到了。）那时，我还是一个新手妈妈，我决定重回校园去攻读临床心理学学位。一边无时不刻想着我的新生儿子，一边写着学期论文，我没办法忽略那些显示毁掉一个小孩子有多容易的研究。当然，所有人都知道，一个虐待孩子的妈妈和一个在家烤好饼干准备好牛奶等待孩子放学的家委会妈妈教育出来的孩子完全不同。但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情况都处于这两者之间，想在养育孩子上出点儿错简直太容易了。

作为一个家长，我当然很想要做对的事情。但是，究竟什么才是“对”的事情呢？站在书店，往育儿区扫一眼，我就已经头晕了：以孩子为中心的、合作型的、或者RIE? 布拉泽尔顿，斯波克，或者西尔斯？

好消息是，按照著名儿科心理医生兼孩童心理治疗师唐诺•温尼考特的意见，想要养育一个可以良好地进行自我心理调节的孩子，你并不需要成为一个完美的母亲。你只需要成为一个“足够好”的妈妈。得知我们可以不再被“精神分裂型妈妈” 的概念所捆绑，, 也就是那种自己才是孩子焦虑主要来源的那种妈妈，让我松了一口气——（当代研究已经告知我们，父母双方的基因都对一个人的精神健康有影响）。

然而，我们学习的一切——从约翰.鲍比的“依恋理论”到哈罗的猴子，就是那些被迫离开妈妈，却只能死死地抱住用绒布做的假妈妈的小猴子们。研究结果很明确：如果你不能镜像出孩子的情绪，或者错过了他们发出的信号，或者对他们关注得不够的话，几十年以后，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又有医生推荐的话，他们很可能会坐在心理治疗师办公室的沙发上，抱着一盒纸巾，历数着妈妈做过的那些事以及爸爸没做到的那些事，每周50分钟，有时持续数年。

作为心理治疗师，我们的主要工作其实是”重新养育 ”我们的病人，提供一种“矫正性的情感体验”。这期间让他们在无意识中把儿时受伤的感受传递给我们时，而我们可以提供另一种更加协调、更共情的反馈给他们。

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然后我就开始了心理治疗师生涯。

我最初的几个病人简直就是教科书式的存在。当他们开始分享他们的故事时，我毫不费力地可以理解是什么样的养育方式导致了他们的悲伤感受。然后很快我就遇到了一个病人，我叫她利兹。想象一个明艳动人的二十几岁的女子，她有着三五好友、家庭和睦，然而内心却无比空虚。她走进来，告诉我，她只是“单纯不开心”。

让人很沮丧的是，她找不到什么不开心的理由。她告诉我自己拥有超酷的爸妈、两个很棒的兄弟姐妹，支持她的朋友们、学业有成、工作满意、身体健康，还有一个温馨的公寓。家族里也没有抑郁或者焦虑病史。可是为什么她晚上就是无法入睡呢？为什么她总是优柔寡断、担心每一个可能犯的错误，无法相信自己的直觉，甚至无法坚持她自己的选择呢？为什么她总是觉得自己并不像她父母一直以来告诉她的那么棒呢？为什么她把自己描述成一朵“浮萍”呢？

我有些愣住了。捣乱的父亲去哪儿了？总是批判她的妈妈去哪儿了？她生活中那些抛弃她、贬低她以及糟糕得一塌糊涂的养育者都去哪儿了？

在我试图弄清楚这一切的时候，有些匪夷所思的情况开始显现：类似的病人好像越来越多了。坐在我的沙发上的病人大多都是二十多岁或者三十岁出头，他们也都说自己在遭遇抑郁或焦虑，无法做出选择、无法下定决心去从事一份让自己心满意足的事业，亲密关系遇到挑战，甚至只是感觉到非常空虚、丧失了生活的目标——但是他们好像又很难怪罪父母。

相反地，他们总会说起他们多么“喜爱”他们的父母。很多人评价他们的父母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他们会说，“我的父母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给我支持”。甚至有些病人的心理治疗费用都是他们的父母出的，更不要说他们的房租以及车子的保险了。这样，我的病人们就一边觉得内心惭愧，一边又完全摸不着头脑。毕竟，他们最大的抱怨就是根本没什么可抱怨的！

我得承认，一开始我很怀疑他们叙述的真实性。童年时期怎么可能是完美的？如果他们的童年真的是完美的，为什么他们会感觉如此迷茫和不自信呢？这和我接受的培训完全对不上。

但是随着对这些病人的日益了解，我开始相信他们的叙述了，他们并没有巧妙地编织或者扭曲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父母真的是非常有爱、非常在乎孩子，会给孩子们寻找自我的自由，甚至鼓励孩子们去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

这些家长会亲自送孩子们上下学、每天晚上亲自帮孩子辅导作业；如果孩子在学校被欺负了或者某个小朋友的生日宴会自己家孩子没被邀请，这些家长都会挺身而出，替孩子要回个公道；如果孩子数学学习有困难，这些家长会给孩子请家庭教师来辅导；如果孩子们表现出对弹吉他有兴趣，他们就会给孩子报名音乐课，但是如果孩子不感兴趣了，也就不再逼着孩子学了；当孩子们打破规则的时候，这些家长会和他们聊一聊他们的感受，而不是惩罚他们——逻辑上的后果才是他们想要和孩子谈论的。

简言之，这些家长总是很配合，就像我们治疗师一般会给出的建议那样，而且他们确保了我的病人们在童年时期会经历的大大小小的磨难都得到了恰当的引导。作为一个在生活中心力交瘁的家长，我都会偷偷地好奇这些完美的家长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

直到有一天，另外一个问题击中了我：会不会是这些家长做得太多了？

现在好了，眼睁睁地看到了我和我的同事们曾不遗余力想要在自己孩子身上努力尝试的育儿方式效果并不如意——我们原本就是指望靠这种育儿方式会让孩子们不必坐在心理治疗师的沙发里的。我们急着拼尽全力用正确的方式养育我们的孩子们，然而长大后的他们却还是坐在我们的办公室里，讲述着他们感到的空虚、困惑以及焦虑。以前在研究生院里，临床焦点总是集中在家长配合的缺乏是如何影响孩子的。从来没有人问过，如果家长干预过多会发生什么呢？那些被干预过多的孩子怎么样了呢？

在美国，育儿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焦点，或许因为风险太高，而育儿理论总是无法让人信服。Ann Hulbert在她的书《养育美国人：专家、家长和对孩童的一个世纪的建议》中重新盘点了各种热门的教养方式之间的拉锯：界限还是教条，以孩童为中心还是家长主导……数十年来，天平在这些观点之间飘来荡去。

然而，就算是在“不要宠坏孩子”论调最旺盛的1920年代，（行为心理学家John Watson 在他著名的养育指南中说：“当你试图驯养你的孩子时，请记住，母爱是一个很危险的工具”。）一个好的养育方式的潜在目标从来没变过：把你的孩子抚养成一个充实的、快乐的成年人。我的父母当然希望我过得开心，但是我的祖父母也曾希望我们的父母过得开心。这些年来，感觉变了的只是，我们如何看待和定义快乐，无论是孩子们的快乐，还是我们自己的快乐。

如今，只有快乐是不够的——如果你还能更开心一点的话。美国梦和对幸福的追求已经把“追求一点心满意足”变成了“你必须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保持快乐”。“我是幸福的”，Gretchen Rubin 在《幸福工程》这本纽约时报畅销书里写到，在全民追求幸福快乐的运动中，有一种情绪滋生出来，那就是，我好像没我想象中应有的那么快乐。

那么，她原本应该多快乐呢？Rubin也不是很确定。她听起来就像我的一些病人们一样。她拥有两个超级棒的家长、一个她深爱的高大帅气（且多金）的老公，两个健康活泼的孩子、一群可以真正交心的朋友、一座位于上东区的美丽的新乔治亚风格的宅邸，一个耶鲁法学学位，以及一个成功的自由职业作家的职业生涯。Rubin写道，尽管如此，她还是感觉“不满足、心里空荡荡的”。为了抵抗她时不时发作的忧郁、不安、无所事事、漫天飞舞的内疚感，她开始一段“寻求幸福的旅程”，她列了一些表格，采取了一些行动，每个月第一个周一都会买三本新的杂志，然后充满斗志地整理了她的衣橱。

Rubin承认，在她的追求幸福的旅程中，有些时候她仍然感到挣扎，尽管有那些表格和小目标以及常年追求快乐的具体行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把自己搞得更不开心了。”然后她又说，“引用她自创的成年人的秘密——“快乐”这件事儿并不能确保让你感到快乐。”

现代社会科学是支持她的。“幸福只是生活的副产品”，Swarthmore 学院的心理学家施瓦茨这样告诉我，“但是，如果你非要把快乐当成目标的话，就只能得到一个灾难了。”可是，许多当代的家长就是如此执着地想要把快乐幸福当成目标，结果却适得其反了。看到这个现象，我和我的同事们开始思考，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太不希望孩子们面对不舒适了，导致他们长大后完全没办法感受快乐了？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病医生 Paul Bohn 说，有可能是的。基于他的临床经验，Bohn 相信很多家长为了避免让孩子经历哪怕很微小的不舒适、焦虑或者失望，愿意为孩子们做任何事——他称为是“任何不愉快的事”。这样的结果是，等这些孩子们长大了，他们仍然会经历正常程度的人生中的挫败，他们却觉得天快塌下来了。

Bohn说，试想一个小孩子在公园里跑着跑着摔了一跤，有些家长马上就冲过去抱起孩子安抚起来，小朋友可能还很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甚至还没开始哭呢。Bohn解释说，但是，这个迅速的安抚，实际上干扰了小朋友对安全感的感受力，不仅仅是在公园里，而是一生如此。

如果你不让孩子经历这种短暂的困惑，不给她空间去搞清楚发生了什么（哦，我摔了一跤），然后让她跟摔倒的焦躁抗争一下——她甚至可能原本想要自己站起来呢？她大概也不知道那种不太舒服的感觉究竟是怎么回事。等她长大了，如果再次遇到某种不舒适，没有以前纾解不舒适感觉的经验，她要怎么重新恢复呢？那些小孩后来长大了读了大学，每次发生一点点小意外他们都会给家长发求救信息，而不是自己想办法自己去面对和解决。

相反地，假如一个小朋友被石头绊倒了，家长在安抚之前先给她一点时间自己反应，她可能就有机会知道：刚刚有点吓人，但我现在没事啦。如果下次再有什么不舒服的事情发生，我自己可以搞定的。Bohn 说，很多情况下，小朋友可以自己恢复如常的。只是家长们总是忘记这一点，因为他们太急于保护孩子们了，就算孩子们并没有那么需要保护。

图片来自漫画家Emily Flake

这让我想到，我自己也曾在我的孩子快要摔倒时冲出去接住了他。他那时候四岁，我的一位朋友因癌症去世了，我想着，还是不要告诉他了！毕竟，他也不知道我朋友生病的事。我知道他可能注意到了，我们不再和这位朋友见面了。但是我身边所有的意见都是，对小朋友来说，长辈去世的消息太恐怖了。所以我想尽量委婉一些（上帝不允许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优秀家长们对孩子们撒谎），希望能避免他花式且全方位无死角的刨根问底。

最终，我还是告诉我儿子实情。他问了许多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因为震惊而晕倒。依Bohn所说，我相信儿子可以处理这个消息这件事，让儿子更加信任我了——最终在情绪上，他更有安全感了。借由告诉他实情，我让他知道，我相信他可以忍受悲伤和焦虑，我会在他身边陪着他、帮助他。隐瞒他实情可能会发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信号，那就是我不相信他能够承受得住不舒适感。我们中很多人可能每天都以各种微小的方式把这种“不信任”的信号传递给了我们的孩子。

哈佛大学的儿童心理学家和讲师丹·金德隆曾在他的书《好事太多：溺爱年代的儿童性格养成”》中警告了我们这种“应对不舒适的不适感”。金德隆不久前告诉我，如果孩子们不能经历痛苦的感受，他们就没有办法发展出“心理免疫”。

他解释说：“就像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是一样的，你首先要暴露在病原体面前，否则你的身体不知道如何应对疾病的袭击”。孩子们也需要接触不舒适、失败和挣扎。我认识一些家长，他们会在孩子没有被选进校队或者在棒球队没有晋级的时候给学校打电话抱怨。我认识一个小孩说他不喜欢合伙搭车的另外一个孩子，他的家长没教孩子忍耐，而是选择每天亲自接送孩子上学。等到他们长到十几岁，却仍然没有独自面对过困难。文明让我们适应不完美的境遇，然而家长们却经常在不愉快面前瞬间给出“放下，让我来”的姿态。

洛杉矶的临床心理学家温迪.莫格尔在十几年前出版了她的书The Blessing of a Skinned Knee《情同手足的赐福》之后，成为了享誉全国的学校顾问。今年春天我与她聊天时，她说，“最近几年大学系主任们报告说越来越多的新生心理非常脆弱，稍不如意情绪就全面崩溃了。家长们倒是好心好意，代替孩子消化了整个孩童时期的焦虑感，这样孩子们长大后就完全不知道如何应对不如意了。”

这或许就是我的病人利兹来找我咨询治疗的原因吧。“你或许拥有全世界最好的父母，但你仍然会有一阵子感到自己不快乐。” 家庭心理学家杰夫.布鲁姆告诉我，“一个孩子需要接触到正常程度的焦虑才能渐渐学会自己恢复精神。如果我们希望孩子们长大后能更加独立，就应该每天都做一点心理准备——孩子终究会离开我们去独立生活。”

但那只是一个空洞的假设罢了。布鲁姆相信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其实并不真的想要孩子们离开我们——我们还指望孩子们来填补我们自己人生中众多的情绪空洞呢。金德隆和莫格尔告诉我的都是同样的信息。是的，我们投入了不计其数的时间、经历和资源给我们的孩子们，但是究竟是利益了谁呢？

布鲁姆叹了口气，说：“我们把自己的需要和孩子的需要混为一谈了，还要说这才是好的养育方式”。我问他为何要叹气。（这就是两个治疗师谈话时会发生的事。）他答道：“这很让人沮丧。我都不记得有多少次，我不得不告诉那些当爸妈的，他们是因为自己的问题没解决，才把注意力过度放在孩子的感受上了。如果连心理治疗师都来跟你说，让你少关注孩子的感受，你就知道有些事情已经变得不正常了。”

去年10月，在《纽约时报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位母亲蕾妮 · 巴克尔描述了她送女儿去东北部上大学后感到的空虚。巴赫尔试图从其他母亲朋友那里得到些心理支持，结果发现她们不是忙着为孩子的大学宿舍选冰箱，就是急匆匆地赶回家去关掉高中生子女的笔记本电脑。尽管巴赫尔最初为这种母鸡般的育儿行为辩护，声称这都是为了女儿好——找借口审查女儿的室友，或者假借帮女儿搬东西的名义在女儿宿舍里待很久——但最终她的结论是：“就像所有的直升机式育儿法一样，这都是为了我自己。”

巴赫尔这样的妈妈并不罕见。温迪·莫格尔说，大学新生入学培训之后，家长还不离开校园，令学校管理者很头疼，不得不想出各种策略来驱赶家长。她说，芝加哥大学现在会在开学典礼结束后，把风笛游行队伍从原来的一支增加为两支——第一支带领学生们参加接下来的活动，第二支则是引导家长离开孩子。佛蒙特大学现已雇佣了“家长保镖”，他们的工作就是控制那些久久徘徊的家长们不要太靠近。她说，许多学校正在设立一个非官方的“家长院长”职位，只是为了对付家长们。尽管近年来有大量的文章探讨为什么这么多20多岁的人似乎不愿意长大，但实际的问题可能不在于孩子们拒绝分离、成为个体，而在于他们的父母拒绝这样做。

“被爱不等于被不间断地监视。” 这么对我说。然而，他承认，即便是他，也有挣扎。“我即将成为一个空巢老人,”他说，“有时候我简直想烧了孩子的大学申请信，只是为了有人陪伴在我身边。如今，我们的社区感在降低——作为成年人，我们越来越彼此孤立，越来越多的人离婚——而且我们真心喜欢和孩子们待在一起。我们希望他们会把我们当成最好的朋友，这和那些只希望孩子欣赏他们、但并不需要和孩子做朋友的父母是不同的。我们中的很多人每天都会和孩子互发几通短信，如果哪天没发，我们会若有所失。所以说，我们不会因为他们在日常琐事上找我们帮忙而恼怒，相反，我们很鼓励他们这样做。”

长时间的工作也没法减少家长对孩子的呵护。“如果你每天只有20分钟时间陪你的孩子，”金德隆问道，“你是愿意让孩子因为打扫房间的事情生你的气，还是愿意跟他们一起玩拼字游戏？我们不给孩子设限，因为我们希望时时刻刻都讨他们喜欢，即使有时候不开心其实对他们会更好。”

金德隆还观察到，比起之前几代人，现在的家庭倾向于少生几个孩子，所以每一个小孩都变得更娇贵了。也因此，我们对他们要求更高了——希望他们更多地陪伴我们，达到更大的成就，获得更多的幸福。在这里，无私（让我们的孩子们快乐）和自私（让我们自己快乐）之间的界限就变得特别模糊了。

“我们希望孩子们过上我们为他们设想的幸福生活——成为幸福的银行家、幸福的外科医生。” 施瓦茨教授如是说，尽管这些职业“实际上可能不会让他们感到幸福。”但至少对于特定社会身份的父母来说（如果你正在阅读这篇文章，你很可能就属于这一类人），“如果我们的孩子在沃尔玛工作，即使每天都面带笑容，我们也不会很高兴。”施瓦茨说，“孩子们很高兴，但我们不高兴。尽管我们说我们最希望孩子得到他们的幸福，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帮助他们实现幸福目标，但我们根本分不清楚父母的幸福和孩子的幸福在哪里分野。”

施瓦茨的话让我想起了某儿童活动营主管人跟我的一次谈话。我向她询问活动项目，她帮我查看适合我孩子年龄段的活动清单，当谈到篮球、棒球和足球时，她立刻补充道：“当然，我们这些活动都不是竞争性的。我们不鼓励竞争。”我不禁大笑起来：所有这些孩子都被从紧紧保护在“竞争”之外，好像“竞争”是让超人丧失超能力的氪一样。虽然我不想露出心理学家那股味儿，但我还是要问：这是不是因为父母们无法面对自己的竞争本性，所以试图通过帮孩子避开竞争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内心矛盾呢？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问题——以及我们面对此问题时在潜意识里的挣扎——导致了今年早些时候蔡美儿的回忆录《虎妈战歌》受到严厉的批评。蔡美儿的育儿理念“不要养育一个软弱、不感恩的孩子”在博客上受到了广泛的攻击，还有一些妈妈群（电子邮件通讯群）指责蔡美儿是虐童，但这些批评并没有影响到这本书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长达几个月的停留。

当然，有些家长可能纯粹是出于窥视欲才去读这本书的，但更有可能的是，蔡美儿的书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是因为她与她的批评者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她可能为了孩子的成功而牺牲了她们的幸福，但是现在许多执着于让孩子过上幸福生活的父母在本质上也和蔡美儿有相同的渴望，只不过他们有一层更漂亮的包装而已。

我们的育儿方法是“鱼和熊掌势要兼得”，我们希望不用牺牲和奋斗，就能取得往往需要牺牲和奋斗才能取得的成就。当虎妈无情地审视她育儿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时，她可能也让我们局促不安，因为她实际上也逼着我们去审视自己的问题。

温迪·莫格尔说，蔡美儿“坦率地承认了许多人不敢承认的想法。”莫格尔在工作中遇到了许多这样的家长：他们让孩子豁免于最基本、最简单的家务劳动，这样孩子们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温书做作业。这些家长是过于宽容（让孩子逃脱家务责任），还是过于严苛（教孩子认识到取得好的成绩比做一个负责任的家庭成员更重要）？莫格尔和丹·金德隆都认为，父母对子女的过度投资，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无论是对幸福还是成功的执念），都会助长一代人日益膨胀的自恋，而这种自恋正在伤害我们的孩子。

几个月前，我打电话给琼·特温吉，她是《自恋症大流行》的合著者，也是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她写了大量关于自恋和自尊的文章。她听说我的一些病人自称童年非常快乐，但长大后却感到不满和迷茫，就告诉我，她对此毫不惊讶。当自我膨胀的父母不只在小孩子第一次自己穿上鞋子后高呼“真棒！”而是在小孩每天早上穿上鞋后都如此夸奖他，那么孩子会渐渐感到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特别的。同样地，如果孩子参加了一些活动，只会得到“勇于尝试，很不错”的贴纸奖励，那么他就永远得不到对自身表现的负面反馈。（所有的失败都被重新定义为“勇于尝试，很不错”）。

根据特温吉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学生、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自尊指标一直在上升。但是，她说，健康的自尊心很快就会变成一种膨胀的自我认知——一种自我陶醉、一种认为自己的优越处境是理所当然的感觉，这就近似自恋了。事实上，大学生中的自恋比率正随着自尊的增加而增加。

与此同时，焦虑和抑郁的比率也随着自尊心的增强而上升。为什么会这样？“自恋者在小时候会很快乐，因为他们是宇宙的中心，”特温吉解释说，“他们的父母就像他们的仆人，接送他们去参加他们选择的任何活动，满足他们的每一个愿望。父母不断地告诉孩子们他们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多么的有才华。这让他们高估了自己在人群中的独特性。可是，他们感觉到的，不是自己很好，而是自己比别人更好。”

在青少年时期，这会造成一个大问题。“那些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的人最终会疏远周围的人,” 特温吉说，“他们不知道如何团队合作，也不知道如何应对限制。他们进入职场并期望得到刺激，因为他们成长的世界里，充满了精心安排的活动。他们不喜欢被老板告知他们的工作可能需要改进，如果得不到源源不断的赞扬，他们会感到不安全。他们成长的文化环里，人人都能仅仅因为参与就得到奖励，这实际上是荒唐可笑的，当你把这种文化应用到实际的体育比赛或工作表现中时，会发现它毫无意义。谁会看没有赢家或输家的 NBA 比赛呢？当一些人表现更优异时，是否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同样的报酬或升职？

他们在一个泡沫中长大，所以当他们走进了真实的世界，就开始感到失落和无助。这些孩子遇到问题时总有人帮他们解决，于是他们就觉得自己不懂得如何解决问题。他们是对的，他们确实不懂。”

上个月，我在华盛顿特区与一位青少年足球教练进行了交谈。他曾是一名大学竞技运动员，现在是一名成功的金融家。他告诉我，当第一次听说青少年联盟的规定（包括不记分）时，他觉得这些规定“很荒谬。”

“这样一来，孩子们怎么学得到东西？”他想。他珍视自己作为一名运动员的经历，因为这些经历，他不得不面对失败。“我过去常常想，如果我们不计分，场上就会有一群胆小鬼。我知道，华盛顿特区非常注重政治正确，但我认为这么做也太过分了。”

不过，最终他还是接受了这个新系统，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一些孩子遭遇大比分落败，他们会“崩溃”。“我们不想让他们感觉不好，”他说，“我们不想让孩子们感到任何压力。”(当我告诉温迪 · 莫格尔这件事的时候，她在电话里尖叫道: “请让他们在6岁的时候崩溃，不要让他们的第一次崩溃发生在大学里！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让他们在足球场上多受几次伤害吧!”) 我告诉教练。

这听起来很傻，因为这些孩子上的是竞争激烈的精英学校，比如乔治城走读学校或西德威尔友谊学校，那是奥巴马总统的女儿们上的学校。他们的父母都很认真地把哈佛耶鲁当作孩子未来的目标。这些孩子不是已经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吗？此外，不记分怎么能保护任何人呢？因为，就像他承认的那样，就算不公开计分，孩子们也总是自己私下记分。教练解释说，如果比分接近，计不计分都不是什么问题，但是万一惨败，就成问题了。

他告诉我，他们踢过一场比赛，对阵一支很有天赋的球队。“我们5-10输掉了比赛，对方控制了整场比赛。我们队的孩子们非常沮丧。他们说：‘我们被碾压了！’我说：‘你们在说什么？你们在比分差额上赢了诶！我们上周打赢的那场比赛可是14比1啊！”孩子们想了一会儿，说：“你是对的，我们太棒了！我们最牛！”他们感觉好多了，因为我把事情扭转到积极的一面。如果你被碾压了，而且没法转向正能量，孩子们会认为他们是失败者。这损害了他们的自尊心。”

在赛季结束时，联盟想出一招，“向每个孩子颁发奖杯”。“这有点像是对失败的委婉表达，”这位教练在谈到这些奖项时说，“但还挺有用。”“活力奖”颁给了“总是说话、不注意听的捣蛋鬼，我们把他的缺点摇身一变，说成是他‘充满活力’。”“最佳进步球员奖”颁给了“浑身没有一点运动员细胞，但努力尝试的孩子。”“教练员奖”颁给了“那些采雏菊的孩子，对他们的评价，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他们准时出现了。那该怎么命名他们的奖项呢？‘最准时奖’？这听起来太逊了。所以我们称之为教练员奖。”还有一个“最有价值球员奖”，但是那个连续三个赛季都应得此奖的球员，只能在第一赛季得奖，“因为我们希望其他球员也有机会获此殊荣。”教练承认，每个人都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最有价值球员。但是，他说，“这是一种更加合作的方式，而不是我作为一个竞技运动员成长起来的方式，那是一种自私的‘我世代’（Me Generation）的取向。”

我问温迪 · 莫格尔，这种更温和的方法是否真的会让孩子们变得不那么自私，不那么“我世代”？不，她说。恰恰相反: 那些保护孩子免受精确反馈的父母们教给孩子的是，他们应该得到特殊对待。“一个小学校长告诉我，有家长要求老师不要用红笔批改，”她说，“因为家长觉得孩子看到书页上这么多朱批，会让他们心情不好。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那种以孩子的自尊为名义的自我陶醉。”

矛盾的是，所有这些对造成孩子低自尊的担忧，可能偏偏会维持孩子的低自尊。难怪我的病人利兹告诉我，她觉得自己“没有她父母说的那么令人惊喜”。她的父母把她塑造得太“令人惊喜”了，她怎么可能达到这么完美的程度呢？她的父母没有承认女儿的缺点，而是怀着保护女儿安全感的心愿，否认缺点的存在。莉齐说，她曾经告诉父母，自己数学不好，因为她注意到，比起很多同学，她自己更觉得完成数学作业很吃力。“你不是数学不好，”她的父母回应道，“你只是有一种不同的学习方式。我们会给你找个家教，帮你把信息翻译成你能自然理解的格式。”

经过许多努力，家庭教师帮助利兹提高了她的成绩，但她仍然知道其他同学的数学很好，而她却不行。“我没有不同的学习方式,”她告诉我。“我就是数学很差！但是在我们家，你从来不会在任何事情上不擅长。你只是在某些方面比其他人更擅长。如果我说我不擅长某件事，我的父母会说，‘哦，亲爱的，不，你不是！’”

温迪 · 莫格尔说，如今，“每个孩子不是有学习障碍，就是天才，或者两者都是——没有曲线，没有平均水平。”20世纪80年代，当她第一次开始做心理测试时，她害怕告诉把孩子有学习障碍的事实告诉父母们。但是现在，她说，父母们更愿意相信他们的孩子患有什么学习障碍，这样一来，任何不那么出色的表现就有了理由，他们的孩子就不会被视作只是普通而已。“他们认为，“普通”不利于自尊。”

讽刺的是，衡量自尊的标准并不能很好地预测一个人的满足程度，尤其是如果自尊来自持续的迁就和赞扬，而不是来自努力获得的成就。琼·特温吉说，研究表明，毅力、韧性和经得起现实考验这些品质可以更好地预测人生满足感和成功——这些品质是人们应对日常困境所必需的。

今年早些时候，我遇到一位幼儿园老师，她告诉我，根据她的观察，许多孩子已经不再学习这些技能了。她拒绝透露姓名，她的一些学生家长希望老师认同他们的育儿哲学，她不想得罪他们，所以我叫她简。

比如说，简解释道，一位母亲正在签到，她的儿子跑去玩了。突然，这位母亲看到她的孩子正在和同学争抢一个玩具。她的孩子正在玩的一辆倾卸卡车，被另一个孩子抢走了。她的孩子喊道: “不！那是我的!” 在两个孩子争吵期间，另一个孩子继续玩着那辆卡车，最后，抢玩具的孩子说：“这个是你的了！” 说着就把一个劣质的玩具丢给她的孩子。意识到另一个孩子不肯让步，她的孩子说：“好吧，”然后玩起了这个劣质的玩具。

“她的孩子心平气和的，”简说。“但是母亲会跑过来说，‘这不公平！小强尼之前正在玩那辆大卡车，你不能就这么把它抢走。那会儿轮到他玩了。’ 其实吧，孩子们对此并不介意。小约翰尼很有韧性！我们确实教导孩子们不要抢东西，但是这种事情有时还是会发生，孩子们需要学习如何自己解决问题。孩子可以应对逆境，但父母却心神不宁，最后我把时间用于让家长平静下来，而她的孩子却在一边玩得开心。”

简告诉我，因为父母对每次互动的处理方式都非常敏感，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在工作的时候如履薄冰。例如，如果两个孩子正在做一些他们不该做的事情——骂人、爬到桌子上、扔沙子——她依照直觉会说: “嘿，你们两个住手!” 但是，她说，她会因为这样说而被炒鱿鱼，因为你必须去和孩子们谈谈，去了解他们的感受，跟他们解释说，除了叫别人“大便脸”或者往别人头发里放沙子之外还能做些什么，然后帮他们一起想出解决办法.

她说：”我们试图用无比正确的语言和管教方式，以至于忘记了我们真正要传达的信息—那就是，不要骂人，不要扔沙子！”。"但是，当我们'谈完'时，孩子们已经不想再玩了，照本宣科地道歉，5分钟后他们又会这样做，因为他们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某种允许。简单一句“停下来”往往更有效，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为什么它是错的，而且信息简洁明了的。但为了保持我的工作，我必须去探索他们的感受。"

与我交谈的另一位老师是一位58岁的母亲，她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她告诉我，她觉得父母越来越多地妨碍了孩子的发展。”我看到他们的父母对待他们的方式，"她说，"当他们来到我的班级时，会经历一个很大的调整。对他们来说，认识到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是件好事，有时别人的感受比自己在某个特定时刻的感受更重要，但只有当他们在家里得到同样的边界时才会有帮助。如果没有，他们就会变得很冲动，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其他人。"

这位因为害怕失去工作而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说，她看到许多家长认为自己在设立规矩，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在犹豫不决。"一个孩子会说，'我们能在回家的路上吃冰淇淋吗？而父母会说，'不行，今天不是日子。冰淇淋日是星期五。然后孩子就会讨价还价，而家长可能认为交涉是'尊重孩子的意见'，就会说，'好吧，我们今天去吃冰淇淋，但明天不要问我，因为答案是不！'"这位老师笑了起来。"每年都有家长来找我，说：'为什么我的孩子不听我的话？为什么她不接受 "不 “的答案？我说，’你的孩子不会把拒绝当作答案，因为答案从来都是拒绝！’ ”

施瓦茨教授认为，善意的父母每天给他们的孩子提供如此多的选择，以至于孩子们不仅觉得理所应当，也变得麻痹。”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是，选择是好的，更多的选择是更好的，"他说。"但我们发现这不是真的。"

在施瓦茨和他的团队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孩子们被随机分为两组，然后被要求画一幅画。一组的孩子被要求从3个马克笔中选择一个作画；另一组的孩子被要求从24个马克笔选择。之后，当一位不知道哪一组画了哪幅画的小学美术老师对这些画进行评估时，被评为 "最差 “的画大体上是由24支马克笔组的孩子创作的。

然后，在实验的第二部分，研究人员让孩子们从他们的套装中挑选一个马克笔留作礼物。一旦孩子们选好了，研究人员就试图用其他的礼物去和孩子们换马克笔。从24个马克笔中选择的孩子远比那些从3个马克笔中选择的孩子更轻易进一步交换。根据Schwartz的说法，这表明那些有较少马克笔可供选择的孩子不仅更好地专注于他们的绘画，而且更珍惜他们的选择。

这与育儿有什么关系？施瓦茨说，孩子们在较少的选择中感到更安全、更少焦虑；较少的选择有助于他们专注于一些事情，不纠结其他事情，这是他们以后生活中需要的技能。

“研究表明，人们从努力做一件事中获得更多的满足感，而那些总是需要有选择并保持选择的人就会被甩在后面，”施瓦茨教授告诉我。"我不是说不要让你的孩子尝试各种兴趣或活动。我是说给他们选择，但要在合理范围内。大多数父母告诉孩子，'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你可以随时退出，如果对别的事情不是百分之百满意，你可以一直尝试新事情。难怪他们成年后也会这样生活。"他在从Swarthmore 毕业的学生身上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无法接受对一个兴趣或机会说 "是 "意味着对其他一切说 “不"，所以他们花了很多年等待完美答案的出现。他们不明白自己在寻找完美的答案，而他们应该寻找的是足够好的答案"。

我们给孩子们提供的所有选择所传递的信息是，他们理当享受完美的生活--正如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丹-金德隆所说，"如果他们一旦感到些许不愉快，就应该有另一种选择"。莫格尔说得更直白：父母用所有这些选择创造出的是焦虑且理所应当的孩子，她把他们描述为 “残疾的皇室"。

作为家长，我对这一点太熟悉了。我从不对我儿子说："这是你的烤奶酪三明治。"我会说，"你想吃烤奶酪还是鱼条？"在星期六，我会说，"你想去公园还是海滩？"有时，如果我的小孩因为我们必须去超市而大发雷霆，我不会把他抓起来摔进车里，而是给他一个选择："你想去Trader Joe's还是Ralphs？"（一旦我们到了市场，就是 “你想喝香草酸奶还是桃子？"但在我建立了这种模式后，除非他有选择，否则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情。有一天，当我对他说："请穿上鞋，我们要去Trader Joe’s超市 “时，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我的其他选择是什么？"我告诉他没有其他选择--我们需要从Trader joe’s 买东西。”但是，如果我不能决定，那就不公平！"他天真地恳求道。他已经开始期待无限的选择。

当我在他这个年龄时，对吃什么或周末去哪里玩并没有很多选择—我问过的朋友说他们也没有。有一些协商，但不是很多，我们对此感到满意。我们并不期望有这么多的选择，所以直到我们长大，准备好了面对选择要付的责任时，并不对选择不多感到困扰。但是今天，特温格说，"当我们的孩子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把他们当作成年人，而当他们18岁的时候，我们却把他们婴儿化了"。

像我的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我一直认为，为幼儿提供选择给他们一种宝贵的自主感，让他们感到更有控制力。但巴里-施瓦茨的研究表明，过多的选择使人们更有可能感到沮丧和失控。

这很有道理。我记得那天我在书店的育儿货架上面对所有选择时，感到多么的不知所措和焦虑不安。如果没有成百上千的育儿书籍和列表服务以及声称有答案的专家，事情会变得多么容易，而且实际上就没有一个万无一失的育儿秘方。

然而，在所有这些父母焦虑的背后，是一种充满希望的信念，即如果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果我们以某种方式养孩子，我们的孩子不仅会变成快乐的成年人，而且会变成让我们快乐的成年人。这是一个被误导的观念，因为养育固然重要，但它并不能完全压倒先天因素，而且不同类型的养育对不同类型的孩子效果不同（这解释了为什么兄弟姐妹在同一屋檐下会有非常不同的童年经历）。

我们可以让孩子接触艺术，但我们不能教他们创造力。我们可以试图保护他们不受讨厌的同学、坏成绩、各种拒绝以及他们自己局限性的影响，但无论如何他们最终都会碰上这些事情。事实上，我们如此努力地提供完美的快乐童年，只能让我们的孩子更难真正成长起来。也许父母才是需要成长，以及需要放手的人。

正如温迪-莫格尔喜欢说的，”我们的孩子不是我们的杰作"。

的确如此。最近，我注意到我的一个病人在经过几次治疗后，开始显得很不自在。当我询问时，他承认，他对接受治疗感到很矛盾。我问为什么。

“如果我的父母知道我在这里，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失败者，"他解释说。"同时，也许他们会很高兴我在这里，因为他们只是希望我快乐。所以我不确定他们会因为我来到这里更快乐而松一口气，还是因为我还没有快乐而失望。"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问："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像个治疗师一样点了点头，然后又像一个可以想象她的儿子有一天也会被困于这个问题的家长一样回答 “是的，” 我对病人说。"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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