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火给埃及带来粮食危机，但原因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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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战火给埃及带来粮食危机

，但原因不止于此……

©文 \巴恩斯、

阿尔宾

（美）

>>JAMES A.DORN、Dave Albin <<

♕编译：禅心云起编：瑞秋的春天

俄

罗斯对乌克兰的毁灭性战争正在扰乱全球粮食供应。对亚速海的航运限制和港口关闭，已经中断了全球最大小麦出口国——俄罗斯的粮食运输，而经济制裁也使购买协议复杂化。

在对于满足国内粮食需求的担忧中，乌克兰（和俄罗斯一起贡献全球近1/3小麦贸易供应）已禁止小麦出口。世界小麦市场的这种动荡不安，导致了自入侵以来小麦价格上涨了50%以上。

像埃及这样的国家尤其感到担忧，由于该国一半以上小麦需求要依靠进口来满足。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埃及最大的小麦供应商：2020-2021年，两国供应了埃及85%的小麦进口。

2017年，乌克兰哈尔科夫地区，四台大型收割机在一片麦田中前进。俄罗斯的攻击对哈尔科夫市及其周边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

为理解其中利害关系，人们必须了解面包如何成为埃及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埃及社会普遍存在的焦虑情绪——害怕国家可能耗尽小麦、人民没有像样的面包可吃。

埃及人努力工作，以确保总有好的面包供应。政府替一个庞大面包补贴计划购买粮食。人们每天都去面包店买便宜面包。在农村地区，一些妇女在家里烤面包。对于长期以来通过满足基本需求来巩固其合法性的国家，以及一日三餐以面包为主食的人民，面包的供应和质量都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大事。

2008年，笔者在埃及实地调查时，发现政府补贴的面包供应严重短缺，面包店门口排起了长队，面粉价格高涨。话题经常转到面包上。一个男人告诉巴恩斯，“我今天没给孩子们带面包，他们就没东西可吃了。”他这样说，并不是说他的孩子一整天都没什么可吃。相反，他的意思是，如果没有面包，他们的一顿饭就不算完整。

主食是定义一餐的食物。利比里亚人说，除非吃到米饭，否则就不算吃过一餐。加纳人对于木薯泥也有同样说法。在法国，就像在埃及一样，一顿正餐也需要面包。

主食事关饱腹感的核心体验。正如巴恩斯进行研究的埃及村庄的一位妇女对他说的那样。“没有面包，一天都不可能过下去。面包是最基本的东西。”

除了作为消费项目的重要性之外，主食在食用方式上也有所不同。在坦桑尼亚，典型的一餐是粥搭配蔬菜；在中国东南部，则是大米搭配肉、菜。

这些搭配反映了口味和饮食技巧：将面包浸入汤中，将硬粥搓成球状、舀起炖煮的菜肴，或用玉米饼包豆子。主食让更贵的食物有可能分发给更多人。一小碗发酵奶酪和几枚橄榄，如果配上面包，就可以成为六人份大餐。

埃及人的典型早餐，有炖蚕豆、鸡蛋和本国风格的饼式面包

主食传递着象征性的深刻共鸣。埃及人经常说，“面包就是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埃及人对面包的口语化称呼是“aish”，意思是“生命”，而不是面包的阿拉伯语称呼“khobz”。但这也表明了面包在埃及人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就像墨西哥的玉米饼和西非的大米一样，围绕面包的象征意义蕴含着精神层面。在面包店、街上和家里都小心处理面包，并给予尊重，这是埃及的传统习惯。

评论家们警告说，在乌克兰国土上的战争可能会导致面包价格上涨，造成面包短缺，导致远离东欧的国家发生社会动荡。正如面包骚乱的历史所示，当没有面包吃的时候，人们不会坐视不管。

小麦市场变化，会如何转化成面包供应和成本变化，有许影响因素。在埃及，政府每天向70%左右的人口提供5块补贴面包，其价格自1989年以来从未上涨过——一块面包5皮阿斯特（埃及货币单位），不到半美分。

为面包补贴计划采购粮食，过程复杂而代价高昂。在未来几个月里，到5月份，埃及农民将收获他们的小麦，政府将购买自产粮而不是进口粮。该国也有足够小麦储备来维持生产。但是，如果乌克兰战争变得旷日持久，这种前景可能会改变。

埃及可以从其他国家购买小麦，但从更远地方进口小麦意味着更高运费。全球小麦市场的任何上升趋势都会增加小麦进口给国家预算带来的负担。

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些压力是否会影响到政府关于提高补贴面包价格的决定。在过去一年里，塞西总统提议说，现在是提高价格的时候了，但迟迟没有采取这一步骤。

埃及人十分焦虑。战争将如何影响国家小麦供应和面包生产，让开罗的居民为之心忡忡。对于数以千万计埃及人来说，普京的侵略行为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担忧——而与他们所依赖的一种食物能否负担得起息息相关，这种食物能填饱他们的肚子，使每一餐变得完整。事实上，埃及有2/3以上人口依靠廉价面包过活。

埃及真正的问题

就出在面包补贴

为探究埃及目前的局面，必须先了解这种情况是如何形成的。在埃及最常见的面包，那里有85%的人消费的那种面包，除了被称作“生命”，还带有“传统的”或“我的国家”之类涵义。也许这种通过食物供应来获得的民族主义，是埃及自1941年以来一直补贴面包生产的深层原因。

由于对国家的依赖如此之久，提供廉价面包是“国家与公众所订社会契约的一个预期部分（…）在大多数人的有生之年，他们记得廉价面包是可以得到的（…）这是一直存在的东西。”

粮食补贴对政局稳定所起的作用，也只是建立在政府对粮食持续补贴的基础上，从长远看，这是一个随时都有可能引发社会动乱的定时炸弹。一旦政府减少补贴金额、提高粮价，粮食需求得不到满足，势必招致民怨、引发社会动乱。

这一点也许从没有像1977年埃及“面包骚乱”那样清楚，当时埃及取消了对面粉和其他基本食品的补贴，导致食品价格上涨了高达50%。骚乱期间，在军队弹压下，至少有79人死亡，556人受伤。直到埃及政府恢复补贴，骚乱才结束。

埃及1952年独立后，政治上建立了世俗威权体制，经济上效仿苏联，推行“阿拉伯社会主义”，在国家主导下推进经济发展。当时的埃及实行土地改革和进口替代战略，建立民族工业体系和社会福利制度。然而，埃及工业化并不成功，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缺乏竞争力。随着国际粮价不断攀升，埃及国内购买力也日渐减弱。为了收买人心，提高民族自豪感，埃及政府于20世纪60年代利用外国援助，出台了“人人有面包吃”的粮食补贴政策。

埃及进口农产品的资金，当时是由美国公共法480号法案所特批的，除了小麦之外，埃及政府也购买一些玉米、食用油等其他一些农产品。因为美国所提供的贷款之后多数被一笔勾销，以至于埃及政府起初几乎不用花任何费用就能给城市提供食品。然而，在国家稳定以后，纳赛尔与美国的政党之间产生了芥蒂，致使美国在1966年末便中断了对埃及的资金援助。但由于前期补贴，城市的粮食价格已经维持在了一个很低的水平，“请神容易送神难”，政府只能被迫继续推行粮食补贴政策，以确保社会稳定。

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埃及不得不花费大量宝贵外汇进口粮食。纳赛尔时期，埃及卷入多场中东战争，付出了高昂代价。到萨达特执政时，埃及经济已陷入危机，外汇严重短缺，已经无力支付日益沉重的食品补贴等社会福利开支。萨达特上台后，对内政和外交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外交上，埃及与以色列和解，终结与苏联的盟友关系。经济上为摆脱经济困境，萨达特政府放弃苏式计划经济，采取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改革。但改革并不彻底，很多方面只是换汤不换药，未达到起初设想的市场化目标。

改革实施15年后，埃及国有企业仍在制造业、石油开采、进出口、基础设施建设、分销和服务业、银行业等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政府雇员占就业人口的比例，甚至由20世纪60年代初的9%升至1976年的27%，1981年更是达到32%。最致命的是，整个国家裙带腐败之风盛行，改革并没有带来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

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济改革不彻底的负面效应显现，埃及财政状况不断恶化，政府开始实行紧缩政策，政府与民众关系紧张，抗议、罢工活动频发。之前所谓改革，只是换了不同的中央计划者，其中也包括世界银行。为了偿还世界银行贷款（这些贷款所促进的新政策，很大程度上只是让萨达特的裙带密友受益），萨达特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以满足世界银行减少基本食品补贴的要求。1977年1月，埃及政府削减食品补贴，引发了前述的“面包骚乱”。

今天，我们在埃及看到了一个类似故事。埃及政府欠IMF数十亿美元，而这些贷款的一个条件是，粮食补贴应该只惠及那些最需要它的穷人。另外，燃料和电力的价格也必须提高。最后，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一部分，为了遏制黑市活动而让货币贬值。这也提高了埃及人日用品的价格。

粮食计划经济弊端重重

这里的基本问题是，国家硬生生插进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

埃及补给卡主要是分给所有的城市居民，无论贫富。事实上，由于补给卡太容易获得，以至于补给卡数量比城市居民还多。这对于迁居城市的人来说，是一个最大福利，他们工作的同时还可以购买低价粮食。

塞西政府在食品补贴年花费875亿英镑（55.7亿美元），覆盖了6670万埃及人。这笔钱的一半用于面包补贴，每人每天有权获得5个面包，每个0.05磅。满足这些需求意味着：埃及每年要用大约1200万吨进口小麦来补充其900万吨产量。

这个计划如今可能使穷人更难得到面包。在埃及，一块面包的零售价目前是0.05埃镑（5皮阿斯特，约合0.0032美元），且几十年来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与此同时，目前生产一块面包的成本是零售价十倍以上。

粮食补贴鼓励了浪费。城市人民可以通过补贴买到低于市价的粮食，尤其是补贴面包。由于价格过低，面包往往不被居民重视，在餐厅等地方随处可见被丢弃的补贴面包，甚至还存在用廉价面包作饲料的情况。全国人均消费150至180公斤的面包，远高于全球70至80公斤的平均水平。可以说，恰恰是补贴政策破坏了埃及尊重粮食的传统。

补贴还刺激了贪腐，据估计，偷运补贴面粉的非法活动，每年给埃及政府造成的损失高达政府支出的1/4。

在中央计划者的典型风格中，为了使系统更有效率，补贴面包的配额一直保持不变，但随着时间推移，一块面包的份量逐渐减少。采购小麦以便为制作面包提供面粉的计划运转不灵。政府在预算中将小麦价格设定为255美元/吨，最近被迫在公开市场上支付293.74美元/吨。

许多埃及人生活贫困拮据、健康状况指标不佳——五岁以下儿童有21%发育不良、27%出现了贫血症状；而25%的育龄妇女有贫血症状。整个民族主义面包的主意，真的不是一个好的计划。

如果放手让市场系统发挥作用，市场就会向生产者和消费者发出正确信号。此外，即使是像埃及这样严重依赖粮食进口且没有良好粮食生产条件的国家，也可以通过正确的信号找到生产更多本国粮食的方法。

几千年来，尼罗河三角洲一直适合于农业生产，洪水泛滥的自然模式给土壤提供了充分营养，并让埃及被誉为古代的地中海粮仓。

不幸的是，阿斯旺大坝的建设，一个中央计划的公共工程项目，破坏了这种自然的土壤肥沃过程。但可悲之处就在于，这并不出乎意料。

虽然阿斯旺大坝建成后，小麦确实增产了，但远不足以供养快速增长的人口，而小麦蛋白质含量却一直在下降，原因不明——当它为大量人群供应营养物质时，情况就更加不妙了。

埃及实施粮食补贴政策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国内粮食安全、增强民族自豪感，但随着国际粮价上涨和国内人民越来越依赖补贴福利时，该政策便越来越不可维持。

靠国家提供食物是一个坏主意。自由市场参与者会更顺畅地协调粮食供应，远优于自上而下的中央计划方式。如果拥抱自由市场，埃及人将不会有太大困难就能获得他们想要的面包和其他食物。但如果不愿放弃老式中央计划配给体系，埃及还将继续承受经济发展停滞、人民营养不良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