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 20220307
一、 “民族自决”（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概念源起
二、 “民族”的源起、民族自决的实操应用
1）民族的源起
2）民族自决在欧洲的应用
3）影响民族自决应用的两个因素
4）“民族自决”与“民族国家”——短暂的历史及双重标准的应用
5）“去殖民化”大浪潮下独立的国家——基本都不是“民族国家”
6）冷战结束后独立出来的欧洲国家——基本可以被定义为“民族国家”
7）去殖民化的“非民族国家”和欧洲的“民族国家”
8）主观划定“民族国家”边界的案例——德国
三、 乌克兰的案例
1.克里米亚（Crimea），2014年的独立及并入俄罗斯
2.Donbas（顿巴斯）及Donetsk、Luhansk
Donbas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自2014年冲突开始到本次战争之前，已有14,000人在内战中丧生。相关分析比较多了，笔者还是回到历史。
“顿巴斯”是“顿涅茨克煤炭盆地”（Donets Coal Basin）的简称。这是乌克兰最东端、紧挨俄罗斯的一个区域。它是乌克兰传统上的重工业（煤矿、冶金、能源等）重镇，也是乌克兰政治、经济、文化上最为亲俄的地方：人口中有70%将俄语作为母语。2022年2月21日，普京所承认独立的两个“人民共和国”Luhansk（卢甘斯克）及Donetsk（顿涅兹克）就在这个区域。2014年俄乌冲突以来，这里由分裂组织所控制，已处于事实上的独立地位。乌克兰单凭自己的军事能力无法改变现状。
看看关于Donbas的情况，我们再评价一下俄乌双方的主张。
1）历史上是“鸟不拉屎”：这里地貌大多为干草原（steppe），历史上大多数时期人烟稀少，只有游牧民族往来居住，基本可以用“鸟都不拉屎”形容。波兰立陶宛联邦（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在16~18世纪称此处野地（the Wild Field）。当时的俄国认为这里是边陲野境，与南部的鞑靼人及奥托曼帝国区隔开来。“乌克兰”一词，在大多数斯拉夫语里就是“边陲”之意，Donbas特别符合“边陲”的定义。
2）民族杂居，但确以乌克兰人为主：17世纪下半叶，顿河哥萨克人在此定居；往后一个多世纪，这里由哥萨克酋长国及克里米亚汗国所控制，直至被俄国征服，成为了俄国定义的“新俄罗斯”（Novorossiya）的一部分。统治者慷慨地对俄国贵族授予土地，鼓励他们前来开荒。移民中，仍以乌克兰人最多，但还有其他各色民族。Donbas一下度成为俄国里最多元化的地方。如果要对位美国，这里好比是开荒的美国西部。
3）工业革命带来的大发展：19世纪中晚期，俄国周边省份乃至其他国家的人都涌入到这里，发展煤炭产业。威尔士人John Hughes在此开办了钢铁厂及若干煤矿，1869年，定居点发展成为Donetsk市。此时，出现了“Donbas”的概念。在未来的一百年，这里美誉为俄罗斯的美国（the Russian America），苏联工业的心脏、欧洲工业的旗舰。
上图：1912年的Donetsk
上图：1921年的苏联宣传海报：“顿巴斯是俄罗斯的心脏”
4）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人口构成：乌克兰人居多，但主要为农民，中上层都受俄国影响：据1897年统计，Donbas所在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Yekaterinoslav Governorate）有约210万人口，其中约70%为乌克兰人，17%为俄罗斯人，5%为犹太人，4%为德意志人。乌克兰人多是居于乡下的农民。社会中上层，如乡村地主、城镇里的政府工作人员、专业人士、商人、知识分子、产业工人等，则很多为俄罗斯人，或操俄语的人。这与西乌克兰的情况类似（在西乌克兰，乌克兰人主要是农民，俄罗斯人、波兰人是地主，专业人士和商人很多是犹太人）
5）“Donbas不是传统‘乌克兰’的一部分”。俄罗斯主流历史观认为，Donbas不是传统乌克兰的一部分，而是“阴差阳错”地在苏联建国时被划到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Ukrainian SSR）。普京在他的“出师表”做了表述。我们不带任何政治立场的去分析这个观点：
——在俄罗斯帝国里，Donbas属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Yekaterinoslav Governorate），确实和“乌克兰”没有关系。问题是，俄国行政区划里本来也没有“乌克兰”这个概念。对俄罗斯的精英来说，乌克兰只是一方土地，一群人，操的一种农民口音。它没有特定的边界，也没有政治属性。
——Donbas的主要人口确实是乌克兰人，不能因为乌克兰没有行政区划，就说Donbas和乌克兰人没有关系，这是不实事求是得
——但另一方面，相比乌克兰，反过来说，这里上上下下都是亲俄的，不像西乌克兰受“西方”（奥匈/波兰/德）宗教文化习俗及乌克兰民族主义发展双重影响。Donbas历史上一直比较专注地追随俄国
6）俄国革命后，Donbas自然地就被纳入乌克兰。在俄国革命、沙皇倒台、德国/奥匈等帝国陆续瓦解、一战结束，从来没有自己国度的乌克兰爆发压抑已久民族独立运动。这期间，乌克兰搞出了十来个政权，西边的势力（德、波）、布尔什维克、白军、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农民运动领袖们在这里进行了若干年混战。这些混战也是俄国内战（1917~1921）的组成部分。过程中，乌克兰民族主义政权很自然地就掌握了Donbas区域，一是得益于西方（德国/奥匈/波）的支持，二是得益于也因这些地方的人口大多为乌克兰人，三是沙皇倒台后一般人对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政权有很大的不信任。最终，经历过屡次三番地进退，布尔什维克终于瓦解了乌克兰独立运动，“收回”了乌克兰。其中，确认了乌克兰东边的领土（包括Donbas），成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这就是普京所说的，“苏联创造了乌克兰”。
——当时看，这里大多人口是乌克兰人，确认给乌克兰（Ukrainian SSR）也是合理的
——Donbas的人口都是亲俄的（包括这里的乌克兰人也是俄化的），把这部分人口纳入到乌克兰，有利于拉近乌克兰与俄罗斯/苏联/莫斯科的关系，扩大后者对乌克兰的影响力，在当时看也合理
——苏联领导人总希望通过对少数民族让渡一些资源和利益（按普京的说法，即对民族主义者的“妥协”），减少后者的主权诉求，进而实现苏联总体的民族团结与稳定，为政权的稳定与发展奠定基础
——当时的人们相信，苏联可以是永恒的，他们无法预测一百年后的变化。所以，现在评价当年的决策，也是不合理的
7）从苏联建国到二战期间的人口变化：“去哥萨克化”、1932-33年的大饥荒等，都对Donbas的乌克兰族人口影响很大，斯大林也加强了对乌克兰的控制，施行了“俄化”政策。二战期间，希特勒也非常看重这里的战略资源，把数千产业工人调到德国，德占期间，约30万Donbas居民死亡。苏联红军最后击败了纳粹，夺回了Donbas，但此时Donbas的大部被摧毁，人口再度稀少。
8）战后重建及发展及人口结构的变化：战后，Donbas进入重建与发展，恢复了产业辉煌。过程中，也引入了大量俄罗斯工人。1926年，Donbas的俄罗斯人约60多万，到1959年，俄罗斯人达255万。50年代末苏联教育改革使得Donbas基本废除了乌克兰语教育。到苏联解体时，这里约一半的人口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也是俄化的。乌克兰独立后，Donbas的乌克兰族裔增加，但没有能够改变这个地方的文化属性。根据2001年的统计，在Donetsk及Luhansk，乌克兰族裔占约60%，俄罗斯人族裔占约40%，同时，有75%的Donetsk居民及69%的Luhansk居民将俄语作为主要语言，说明这里仍高度俄化。
9）苏联解体之际的1991年乌克兰公投：Donbas人投票支持乌克兰独立。公投提出的问题是：“你是否支持《乌克兰独立宣言法案》？”当时，整个乌克兰3,000多万人投票（投票率84%），有92.3%的人支持乌克兰独立。Donetsk 和Luhansk也分别有83.9%和 80.7%的人支持乌克兰独立脱离苏联，和乌克兰其他地方差不多。那个时候，只有克里米亚反对的声音较多，但也有过半数的人支持独立。如专门统计乌克兰的俄罗斯人，发现有55%的人支持独立。可见这就是当时乌克兰社会的共识。
Donbas是苏联工业的掌上明珠，但在1980年代开始走下坡。产业工人们对苏联中央集权及官僚计划经济非常不满，寄希望于脱离莫斯科的管辖，实现更大的区域经济自治，以重振一些衰败的产业（例如挽救煤矿），再造经济辉煌。在1991这个时点，Donbas人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及国企管理者技术官僚（后来的寡头）联合了。人们并不知道后来会发生的事情。但无论如何，Donbas在1991年是做了一次历史选择的，所以，不能说他们被“劫持”到乌克兰，也不能说被“骗”到乌克兰。这就是充满偶然与必然的历史。
上图:1991年乌克兰公投情况
上图:1991年乌克兰公投里不同区域投反对独立票的占比情况
10）乌克兰独立后的破败。与许多苏联解体后的许多转型经济一样，乌克兰在独立后陷入了巨大的经济危机，工业产值急剧下降，通货膨胀飞涨，工人平均薪酬下降达80%。
与此同时，乌克兰与其他转型经济一样，还出现了严重的政商勾结与腐败：在国有资产快速私有化的过程中，利益都被有关系的政治亲信瓜分，这些人变成了后来的寡头，并通过介入政治巩固自己的利益。2008年，乌克兰前50名寡头的财富达到了乌克兰GDP的85%。寡头控制着整个乌克兰的政治与商业，与政客一道搜刮国民。——到后来，无论你支持欧盟与西方，还是支持俄罗斯，只要跟随的是主流政党，背后都有寡头的利益与操弄。这也使得乌克兰成为全球最腐败的国家之一，经济、民生、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政治失效，国家失败，然后再陷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演员出身的Zelensky之所以能够上台，就因为老百姓希望选一个不一样的政治家（与Trump有异曲同工之妙）。而Zelensky在政治上所承诺的，就是清除寡头力量。
但无论如何，乌克兰的独立并没有挽救Donbas的破败，反而让其工业生产一度坍塌，陷入更大的危机。以煤矿为例：独立没有帮助挽救乌克兰的煤矿产业。
Donbas地区占乌克兰GDP的比重也在逐年下降，2014年内战以后雪上加霜（但这反而进一步增强了其融入俄罗斯的决心）
在八十年代末，苏联解体前，Donbas的工人就在罢工。那时在社会主义国家生活的人们对民族身份认同的意识是比较薄弱的（特别是这些人并没有受到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影响）他们寄希望的还是通过独立改善经济待遇。但独立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得他们雪上加霜。193年，伴随工业生产坍塌，Donbas的煤矿工人又开始罢工。人们对基辅极度不满。认为基辅亏待了Donbas。Donbas和乌克兰其他地方形成了某种对立。
11）右翼政治（即民族/族裔/身份政治）的抬头。Donbas人的不满，也由最初的经济意义上的不满，转变为文化及身份认同上的不满，即是否能够保有自己的俄罗斯文化属性。1994年，乌克兰举行了咨询性公投，回答一些关乎宪法的基础问题，例如是否要将俄语作为乌克兰的官方语言之一（在苏联时期，俄语是官方语言，但乌克兰独立后，丧失了这一地位）；是否允许Donbas地方政府使用俄语；是否让乌克兰联邦化，予以Donbas更多的自治，以及是否拉近和独联体/俄罗斯的关系。90%的Donbas人都选择了更大的自治及更加的亲俄的，把未来的发展寄托在俄罗斯身上。但其建议无一被采纳。这就使得身份政治逐渐取代其他问题，变为最主要的政治。
西乌克兰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们也在呼应。他们同样憎恨寡头及政商勾结/腐败（大多与东乌克兰及前苏联遗产有关），开始发展右翼民粹民族主义。
政治手段似乎无法解决腐败问题、治理问题、民生问题了。而这里又是寡头操弄，西方与俄罗斯角斗的前线。在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乌克兰又回到了“过去”：沿着东西族裔历史线分野，陷入了不可弥合的撕裂。
——“东乌克兰”：历史上是苏联的工业心脏（有点咱们“老东北”的感觉），人们深度认同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及历史观，认为国家未来的方向在于确立与俄罗斯的亲近关系。早年，人们其实不希望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选边，而认为自己是苏维埃的子民。现在被迫选边，扬起俄罗斯国旗
——“西乌克兰”：历史上偏重农业，受苏联的影响一直较小，相反，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受到西方国家（奥匈、波兰等）的统治和影响，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摇篮与温床。这里的人们认为乌克兰的未来在欧盟和美国。
双方都已经不愿意寡头和精英政治的。而一旦进入民粹，就很容易陷入右翼（身份）政治，因为族裔身份是最容易让人理解，最容易唤起共鸣，最容易产生情感联系的。
而逐渐地，民族认同及身份政治就变成乌克兰最大的、压倒一切的政治，各种各样的议题都可以在族群身份的基础上，沿东西地理线划分。
作为第三方观察者，我们甚至都不需要对乌克兰知道更多，就可以根据经验推演乌克兰的政治出现的问题：掌握既得利益的寡头和精英们如何才能免谈治理、民生，回避深层次的矛盾？就是大搞族裔与身份政治，转移公众视与目标。那么就是，要么支持欧美，要么支持俄罗斯。过程中，不惜牺牲乌克兰的民族团结与融合。本来乌克兰就是欧美与俄罗斯博弈的前线，双方当然都会参与进来，寻找能够代理自己利益的寡头与政治集团。
过程中，指向族裔、文化、身份政治的右翼政治就变成了主线，导致东、西乌克兰的大撕裂；而真正指向民生、治理、阶层矛盾的左翼政治却被边缘化甚至遗忘。
而乌克兰的东、西两边，已经陷入了各自的“泡泡”，形成了自己的叙事与想象，对乌克兰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根本的、不可调和的分歧。
在这个过程中，西式的选举政治及背后的媒体、舆论、选产，政治操弄、大国博弈等，无一是降温剂，都是催化剂，把两方进一步推向不能对话的极端。
这种撕裂的社会与政治体，我们见过很多。大家想想就明白了。香港的蓝营vs黄营（什么都围绕着与北京的关系，任何事都无法讨论）、台湾的蓝营vs绿营（什么都围绕着与大陆的关系，任何事都无法讨论），自至西方的“大本营”——美国共和党vs民主党的对立：任何事情实质都要围绕“美国中下层白人”的利益与价值。
乌克兰是一个撕裂之国，不是内爆，就是被外来势力干预。笔者以为，西式民主政治在将其推向一条不归路。请注意，这里没有任何的价值判断，只是惋惜。
最后，关于一方土地人的自决问题（freedom, self-determination），是西方特别喜欢重复的“普适价值观”。没有看到西方倡导的这些价值，与sovereignty（主权）存在矛盾么？
在普京的脑海里，Donbas（作为“新俄罗斯”的一部分）本来就不是乌克兰的一部分，被阴差阳错划倒了乌克兰。
实际上，我们看到，Donbas是做了选择的，从1917~1921年俄国革命与内战，到1991年苏联解体，其实都做了选择，选择了乌克兰。但站在2022年，他们愿意选择俄罗斯。
这就提出了若干颇为尖锐的问题：
——一方土地的人们，到底可以做多少次“选择”？能不能隔个几年就公投一次？喜欢的时候就加入一个国家，不喜欢的时候就独立？
——如果真的要尊重一方土地人们的“选择”，那么为什么上一代人的选择，这一代也要遵守？上一代人为什么要代表这一代？这一代人为什么就不可以选择？到底什么是“自诀”？
——做选择的的时候，如果我的信息不全怎么办？如果我发现自己选错了怎么办？有没有后悔药可以吃呢？如果没有后悔药可以吃，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为什么非要做出选择呢？我难道不是被“骗”去做选择的吗？我为什么要为此负责呢？（参考英国的脱欧投票）。
——谁有资格和权力为“自决”做出限制和约束？Donbas的人如果不能做选择，那谈何自由（freedom）和自决（self-determination）？
笔者以为，西方所建立的“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就是嘴上说得好听，一来这些价值本身就存在矛盾（譬如自决与主权/领土完整之间的矛盾），严重脱离现实政治，二来现实社会极为复杂，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规则可依的。
最后，还是那句话，“枪杆子里出政权”，一切都靠实力与强权说话。
所以，这些宏大价值，说得好听，但只是政治操弄的工具而已。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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