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籍现任总统卡特完败给了共和党人里根。
怎么个完败法呢？
卡特仅获得了6个州和首都哥伦比亚特区共49张选举人票。
而里根则赢得了44个州的489张选举人票，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勃列日涅夫之吻”通常只献给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在与卡特会面时只亲吻了脸颊。
说来呢，卡特总统其实有一点运气背。
在他的任上，同时爆发了苏联入侵阿富汗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等多个重大外交事件。
前者，卡特在就职总统时曾宣布“要结束人们对苏联不应该有的恐惧”，想走温和派路线。
结果苏联人整了这么一出咄咄逼人的大戏，让全世界大跌眼镜。
颇有一些印证了中美建交谈判时小平同志对美国国务卿万斯的预测：
“（如果继续对苏联妥协）你们的结局将是敦刻尔克”。
后者，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中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占领，66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被扣留为人质。
即电影《逃离德黑兰》中讲述的故事。
这场人质危机从1979年11月4日一直持续到里根就职的1981年的1月20日。
期间，人质们时常会被蒙上眼睛带到电视镜头前，然后相关画面再不停的在美国各大媒体上出现。
对卡特的选情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众所周知，卡特任上完成了中美建交，开启两国的蜜月期。（《访美，1979》）
可随着美国政党轮替，1981年新上台的里根给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了变数。
相较于“温和派”的卡特，里根作为美国共和党右派的代言人，在总统竞选期间发表了一系列亲台言论。
不过经过我方几轮坚决的斗争和谈判，里根出于苏美对抗大局的考量，还是对其政策做出一定的调整。
这期间，苏联的表态起了很大的作用。
意识到中美在靠近后，苏联决策层从战略的角度出发希望尽快缓和中苏关系。
1982年3月24日，日薄西山的勃列日涅夫来到紧临中国新疆的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视察指导工作，发表了象征意义明显的“塔什干讲话”。
讲话的最后，勃列日涅夫还打起了煽情牌——
“我们清楚地记得那个友谊与同志般合作的纽带将苏联和中国联结在一起的时代……”
中情局高度重视苏联的表态和中国的回应，向白宫提出了“中美关系可能降格”的预警。
考虑到要尽量维持联中制苏的大格局，1982年7月13日，里根总统致信小平同志，承诺美国不谋求执行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
此即《八·一七公报》（全称为“中美就解决美国向台出售武器问题的公告”）的基本精神。
邓小平会见美国副总统布什，1982年5月。
面对两大巨头同时抛来的橄榄枝，邓小平明确指示：
“先同美国达成协议，再调整对苏关系，对中国最为有利。”
随后，高层定下了“中美关系优先于中苏关系”和“严控对苏缓和的进度、分寸”的外交原则。
那么如何“严控对苏缓和的进度与分寸”呢？
具体来说，中国提出了要莫斯科方面首先解决“三大障碍”——
  1. 苏联从中蒙边境撤军
  2. 苏联从阿富汗撤军
  3. 苏联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三大障碍”是极难解决的。
尤其是后俩，直接牵扯着苏联的全球战略规划，涉及苏越关系等一系列复杂外交问题。
难解决没有关系，慢慢谈呗。
整个八十年代里，中国很好的运用了借中苏关系撬动中美关系的外交策略。
一松一紧，一放一收。
直谈到风云突变的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才完成《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临门一脚。
截自钱其琛《外交十记》
《八·一七公报》签署后，中美关系在波澜不惊中度过了1983年。
尽管有国务卿、外长这个层级的互访，但实质领域迟迟没能够突破。
这期间双方都有各自的难处。
中国的难处在于希望一步到位实现“高方案”。
所谓的“高方案”，即再度施压美国，达成“要求美国立即、完全停止对台军售”的终极目标。
相对来说，《八·一七公报》中“美国对台军售逐步减少直至停止”的表述只是一个“低方案”。
折中之举。
美国方面呢，里根在签署公报后面临着来自国内的巨大压力。
里根政府的高级官员在向国会解释《八·一七公报》时，常常会扭曲精神，将售台武器和《与台湾关系法》联系在一起。
以降低舆论对其“软弱”的批评。
为了安抚美国国内的亲台派，1983年12月里根曾公开表示：
“美国在发展美中关系的同时，绝不抛弃我们同在台湾的中国人的联盟和友谊”。
这便是大家熟悉的美国对华政策“双轨框架”——一边对大陆，一边对台湾。
不仅如此，同期美国国会还出台了一项《台湾前途决议案》，核心内容是“任何有关台湾前途的决定必须顾及在台湾的800万人的意愿”。
其思想内核与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类似。
当时部分亲台议员甚至想把这份提案做成法律文件，达到《与台湾关系法》的地位。
以上美方的种种做法和言论，当然引发中方的强烈不满。
八十年代的北京街头
这一时期，中国方面除了公开的各种抗议外，内部讨论时，一线执政的两位同志产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
一位主张继续对美施压。
如果美国政府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中国将重新考虑来年中国总理和里根总统的互访事宜。
另一位则主张应主动缓和对美关系。
作为计划中即将启程访美的总理，他坚持要成行。
由于两位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同志意见不一，决策层遂指示驻美使馆了解清楚美国那边的实际形势，以提供决策建议。
于是驻美大使章文晋（曾任周恩来翻译）亲自赶赴纽约，私下会见了尼克松和基辛格，寻求二位的见解。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克松对章文晋大使可谓是倾囊相授。
他不仅给出了指导性意见，还分享了有可能影响里根决策的方法和途径。
1972年访华飞机上的尼克松，桌面上依稀可见有关中国国情的简报
告别尼克松后，章文晋大使立即整理成四点意见报回国内：
1、里根已经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2、改革开放引起美国企业界的很大热情，对宣传我国和争取美国人民会有很大影响；
3、美国各级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了解不多，对中国总理访美抱有很大热情，对宣传和争取美国人民会起很大作用；
4、中美关系确实存在逆流和困难，若能广泛接触定会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在某种程度上也能达到以民促官的作用。
作为外交工作的一线阵地，驻美使馆报回的意见很快成为外交部上呈决策层的正式意见。
综合来自美国的一手资料，又考虑到中美关系的持续冷淡会让美国误判中国的战略姿态、从而导致两国关系的真正疏远，因此上峰最终做出了如期访美的决定。
这一决策的基本理念之后贯穿了整个里根政府时期。
简而言之，中国在涉台问题上与美国的斗争，暂时不再以双边关系的停滞或后退为筹码。
实际上，里根对于台湾问题十分谨慎。
国会议员们搞的《台湾前途决议案》只是自high了一下，最终也没有被签署成法律。
邓小平会见里根，1984年4月
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间美国情报系统同样对中国的对美政策做了大量详尽的调研。
在其《中国对苏和对美政策的短期前景》报告中，情报部门明确指出：
中国对苏联关系缓和是“策略性”的，旨在获取更多的战略空间和外交资源，因此不会损害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
简而言之，美国方面认识到了中国有限的改善对苏关系只不过是为了对美施压，战略层面没有调整。
基于以上互信的大背景，1984年1月，中国总理首次访问美国；4月，里根总统首次访华。
网络上有关这些访问的资料比较少，尤其是访美那次，留下来的大概只有一张撑伞照片。
限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此处就不再介绍了。
邓小平会见里根总统，1984年4月

全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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