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梁建章：如何为鼓励生育“知行合一”？

· 这是第4369篇原创首发文章字数 4k+·

· 梁云风 | 文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近日，携程集团在国内首先推出面向大部分员工的“3+2”混合工作制引发热议。

携程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在全公司推行混合办公制度，允许员工每周三和周五选择1-2天远程办公。他说，混合办公制度是企业、员工和社会的多赢，“特别是在全社会生育焦虑的当下，能让员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庭、陪伴小孩。”

一直以来，在携程集团创始人的身份之外，梁建章还顶着一个人口经济学家的头衔。近十年来，他持之以恒地为人口与生育问题奔走呼号，此次携程推出混合办公制，也被不少媒体称之为梁建章的“知行合一”。

事实上，梁建章在生育问题上早已行深致远。2021年12月底，梁建章联合任泽平、黄文政、何亚福、熊柴等关注人口问题的专家学者一起成立育娲人口研究，机构成立当日同步发布了《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版》，将国内鼓励生育的话题推向高潮。

在这份报告中，梁建章等学者根据未来国家对鼓励生育政策的投入，对人口做出了高、中、低三种生育率的预测，并提出了后来引发热议的建议：为了维持人口出生率，建议国家每年投入GDP的4%-5%左右的资金用于发放现金和税收补贴，发放购房补贴，增建托儿所等措施以鼓励生育。

在很多人看来，梁建章等学者的建议很“性感”，但如何说服政府投入这些资金，这些政策又该如何具体实施？万亿级别的生育财政支持为什么会比投资基建好？这些钱如何利用才不会被钻空子？这些问题大而难，而且容易走偏，甚至被误解。

对普通人来说这些问题似乎遥不可及，对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来说，也是“硬骨头”。如何啃下这些“硬骨头”，可能将决定着未来中国人口政策的走向。

不久前，我们采访了梁建章，聊了聊鼓励生育问题背后的复杂逻辑。

迎面而来的“火车”

过去的十年，是中国生育政策大拐弯的十年，同时也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新常态”过渡的十年。

2012年对中国生育政策调整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74.1%，较2011年继续下降0.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开始出现，官产学各界都开始将生育问题摆上案头。

也是在2012年，梁建章同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李建新教授一同出版了《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论证中国人口发展政策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呼吁“只有尽快放开生育政策，中国的发展才能持续”，在社会各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同年11月，梁建章又联合茅于轼、许小年、陈志武等三十多位主流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共同发起一份签署建议书，呼吁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尽快停止计划生育政策。

各界的努力并未白费，从2013年起，我国生育政策经历了从严防死守的一胎到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放开三胎，取消超生处罚的转变。政策虽越发宽松，但一直到今天，除了攀枝花等少数城市有每月数百元的生育补贴外，基本“口惠而实不至”。在梁建章看来，在前期的生育堆积意愿释放之后，如果不能从中央层面尽快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中国的人口红利在耗尽之后，可能会迎来人口下跌的“灾难”。

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是通过技术创新、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资源的组织、分配、投入实现产出水平的提高。因此，经济增长与一个国家的劳动人口增长密切相关。人口增长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智力支持、科技创新，没有人口的优势，也就没有了科技领先的基础，将很大概率影响一国的竞争力。

如今，我们正在失去这一关键的比较竞争优势。

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版》，在中预测情形下，中国出生人口将在两年内跌破一千万，到2050年降至773万，2100年仅306万。预计中国在近两年将进入人口负增长通道，到2050年减少到12.64亿，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到6.85亿，占世界比例将从现在的18%降至6.5%，而新出生人口只有世界新出生人口的2.56%。届时，中国就不再是人口大国，更不用说人口红利了。

短时期内，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推动人力资源的利用——

一个是延迟退休，比如很多专家建议将男女退休年龄都逐渐提高到60岁；

二是提升年轻人的教育水平，教育的回报很高，一个人每多接受一年的正规教育，平均薪资就能提高10%；

三是加强研发投入。预计未来15年左右人力资源方面并不短缺，因此，真正的人口挑战将在15年后来临，即2035年左右，那个时候，教育已经没有了多少的改善空间，研发支持已经进入平台期，20世纪60年代婴儿潮出生的人已全部离开劳动力队伍，即使是延迟退休年龄也不能改变这一困境。

梁建章强调，生育政策具有滞后性，短期来看，中国整体经济还有很好的发展空间。在自然状态下，中国的生育率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低，如果当前不抓紧进行生育刺激，2030年之后我们面临的局面将更加严峻。

这也是梁建章认为今天促进生育这件事如此紧迫的原因。现在中国具有强大的财力和执行力，有能力去推行有力的鼓励生育的政策。如果等到中国经济被老龄化拖累，财力和能力就会大打折扣，那时鼓励生育的最佳时机就早已过去了。现在的人口危机必将影响中国二十年后的竞争力。

如同“灰犀牛”，今天的我们看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但仍站在路中央并未躲避。用梁建章的话说就是，“这个火车还没有撞上，但车已经是明确往这里开过来了，撞上墙壁还有二十年的时间。”

刺激发展与鼓励生育的“双全法”

要避开这列轰鸣而来的“火车”，在梁建章看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利诱”——用行政命令威逼没用，号召党员带头生也没有用，在抚养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生育问题根本是一个经济问题。

人口预测报告给出了三个具体“利诱”的建议。

首先是现金和税收补贴，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与每月1000元的现金补贴。给与多孩家庭的每个孩子，每月2000元的现金补贴，直至孩子到20岁。对于二孩家庭，实行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家庭所得税和社保全免除（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这一部分要2-3万亿元，可能相当于GDP的2%-3%。

其次是购房补贴，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比如说返还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

再次是增建托儿所，把0-3岁的入托率从4%提高到50%左右，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至少十万个幼托中心。按照0-3岁有4000万儿童计算，每个儿童补贴20000元的营运费用，结合50%的入托率目标，每年大概需要4000亿左右的财政补贴。

人口预测报告中也指出，这些补贴的金额在GDP的4%-5%左右的资金。

要让决策层下定决心每年投入这么巨大的一笔资金并不容易。一个鲜明的例证是，财政对教育的投入，近些年虽然不断加大，但直到2020年也不过当年GDP的4.04%，这还是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共同投入的总和。因此，对于鼓励生育这件事来说，路径、方法都有了，关键是如何说服政府投入了。

梁建章说，第一，在中国教育与生育面临的问题并不相同，中国父母非常愿意在教育方面投入，“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即是中国父母对待教育的心态，因此，教育方面如果政府不投资，家庭支出会顶上，这也是为什么双减前家庭教育开支太高的原因，因为教育的投资具有替代性。

但鼓励生育的投入只能由政府去做，一方面是这个投入数量级太大，无论是个人，还是民间组织、企业都无法替代；另一方面，是个人与家庭都没有这个动力去替代。

第二，是在当前鼓励生育的投入有利于刺激经济，提振家庭的消费信心与消费能力。

从需求侧看，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消费和净出口这“三驾马车”，过去的高增长主要是靠大规模的投资拉动的，主要做法就是多发钞票，多上投资项目等刺激政策，2009年用4万亿投资、10万亿贷款进行刺激，2012年后，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刺激经济，虽然造成了增长率的短期回升，但货币超发、负债增加等消极后果也同时发生，成为需要长期消化的负担。

总体来看，投资拉动经济的正面效果越来越差，负面效果越来越大。一方面是投资的增速效应递减，另一方面投资高速增长却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撑，使得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不断提高。这使得简单的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并不划算。

梁建章认为，我国在基建方面的很多领域已经饱和，截至2020年底，中国的高铁运行总里程已经达到了3.79万公里，高速公路总里程已达16.1万公里，均位列世界第一，基建的空间有限，已经无法通过基建来维持GDP里面百分之三四十的投资率了。

而当前受疫情影响，内需低迷，我们正好将以前投资基建等项目的钱给到最需要的家庭，短期来看，可以刺激、增加各种消费需求。如果能够提供更好的贷款政策，给到这些多孩家庭买房的话，更可以刺激房地产。长远来说，人口更是长期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经济要发展，人口要提升，通过鼓励生育的投入，完美地将经济发展与刺激人口增长融合在了一起，可以实现了“双赢”——这回是真的赢了又赢。

鼓励生育需要社会共同努力

为了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育娲人口”近期提出，可以由中央政府设立“鼓励生育基金”，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没钱、企业和个人负担过重的问题，支持生育家庭现金补贴、个税减免、购房租房补贴、建设托儿所等。

在采访中，梁建章也一再强调，鼓励生育的政策不可能一蹴而就，投入也大概率将分阶段、分步走推进。

而如果要排一个优先级，最值得做也最快能做好的是政府大力推进托儿所的建设、运营管理。

这是因为，本质上现金和税收补贴、购房补贴都是给人民发钱，但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地域需求并不相同，作用也不一样。免税对中产阶级可能会更有效果，现金补贴对广大群众都有作用，购房补贴对大城市里的群体更有吸引力。

与前两者需求意愿不同的是，托育机构是共需产品。新增建托儿所是政府花钱。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觉得政府花钱办事效率差，还不如直接给家庭发钱，但在教育领域可能是例外，特别是在当前教育领域被严管的大环境下，政府投入建设托儿所更有效率。

当然，鼓励生育是一个社会问题，在政府加大投入的同时，也需要企业、社区、家庭、公益机构等全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

以此次携程开始实行的3+2混合工作制为例，梁建章说，通过在携程内部几个月的试验发现，混合办公制度不仅在不影响效率的情况下提升员工的满意度，还有利于减少交通堵塞、环境保护；缓解高房价和地区间差异；另外有利于家庭和谐、女性职业发展和提高生育率。

新华社也发文点赞，称“远程办公”新模式，企业不妨试一试。

此外，各地政府也在不断推出惠民的生育政策。北京也于近日调整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政策，将16项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门诊报销，为愿生却不能生的家庭带来更多的扶助。根据《柳叶刀》发布的文章数据，近20年来，中国夫妇的不孕不育率从不足3%已攀升至12%-18%，全国有近4800万对夫妻难以孕育，几乎每8对夫妻中就有1对无法自然受孕。北京医保报销政策的调整，为支持生育带了个好头。

总体来看，鼓励生育是一个很复杂的政策工程，已经过了“喊口号”的阶段了，面临着一系列的复杂问题。换句话说，人口问题已经进入了“深水区”。

如何走过这片“深水区”，需要全社会更多的“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