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胡适诞辰，国内舆论圈出现了两派截然不同的意见。
一派以“世间如果有君子，名字一定叫胡适”为主轴，怀念的主基调。
另一派则从胡适抗战初期求和的态度入手，给予其批判的主基调，斥其为汉奸。
老读者朋友们都清楚，本号通常不去碰这种“一边卷”的题目。
以胡适的话题为引子，下面我们回到1937年大战一触即发之际，聊一聊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对于战争态度的演变过程。
蒋介石是在1937年7月8日这一天收到卢沟桥事变消息的。
根据其日记中的记载，蒋的猜测是：
“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之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
从中大家不难发现，尽管国民政府自三十年代中期开始便认定中日必有一战（“乘我准备未完时”），但仅就七七事变之初蒋介石的表现看，他并没有认识到卢沟桥事变的严重性，也不认为会引发中日全面冲突。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人是惯犯啊！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鬼子天天搞各种军事摩擦来折腾国民政府。
搞到后来，蒋介石从最初的惊弓之鸟闹得多少都有些免疫了。
你指望老蒋能够从100次冲突报告中精准的判断出哪次日本人野心大、背后有如何企图，那是不现实的。
或者说指望国民党麾下那几个情报员能像佐尔格一样拿到东京大本营的战争预案，那未免也有些期望值过高了（《红色谍王》）。
因此，当卢沟桥事变次日收到消息时，按照蒋介石的认知思路，接下来的流程无非又是“摩擦→谈判→讨价还价→伪政府……”
而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尽可能压日本人的价，避免下一个华北伪政权的产生，尤其是注意京津实力派宋哲元的态度。
需要说明的是，按照1935年国民政府与日本达成的“何梅协定”（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已经全部撤出了河北。
宋哲元二十九军实际上成了国民政府和日本之间的一个缓冲。
假如二十九军内部出现“汪精卫”，日本很有可能不费吹灰之力拿下平津以及大半个河北。
所以，作为中央政府的蒋介石只能以强硬表态施压宋哲元，反复电令其“不要妥协”。
即此时蒋的所谓“强硬态度”是要打一点折扣的，其决心尚未上升到生死一战的程度。
下面梳理一下卢沟桥事变后的时间线——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7月17日，蒋介石庐山讲话
7月28日，平津大规模冲突
7月30日，平津两城陷落
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
按照历史教科书中的表述，一般认为7月17日庐山讲话是国民政府表态坚定抗战的标志性事件——
“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不过就前面分析的蒋介石心态以及近年来披露的资料看，部分学者认为蒋的庐山讲话很大程度是说给日本人听的。
你再往前一步我可是会拼命的！
属于“强硬表态以期望止战”，而不是“宣战”。
熟悉抗战史的朋友们或许有所耳闻，中华民国正式对日宣战是在1941年12月9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
与美国对日宣战的时间几乎同步。
有意思的是，前面轰轰烈烈长达数年的中日全面战争中，日本同样没有对华宣战。
日本占领南京后发表了“今后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声明》，不承认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
1940年初，日本人推出汪精卫傀儡政权并视其为中国政府，与之建立起所谓的“外交关系”。
是不是感觉很乱？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署的中国对日本宣战文告，1941年12月9日
话题收回来。
蒋介石强硬的庐山谈话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日本人对其付之一笑。
7月30日平津两城的沦陷将蒋介石逼入了死角，在对日大政方针问题上，他必须要下决心了。
从中我们不难推断，国民政府针对抗战的主要决策过程应该是发生在7月30日至8月13日，即淞沪开战前的这两个星期内。
这期间，蒋介石广泛听取了多位高层大佬以及军方、外交口、文化口人士的意见。
蒋的连襟、财政部长孔祥熙认为：
“中日事件，如非确有相当把握，似宜从长考虑。”
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认为：
“应谋和平。”
国民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认为：
“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努力容忍为是。大战一开，无论有无第三国加入，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其后日本工业国容易恢复，我则反是，实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险……”
8月5日，文化界的代表胡适与陶希圣致函蒋介石亲信陈布雷，提出政府绝不应“轻启大战”，而应不惜一切“做最后之外交努力”。
他们的解决方案是：
“放弃力所不及之地，而收回并保持冀察之领土行政完整。”
所谓“力所不及之地”其实就是指早早被日本霸占的东三省。
通俗来说，胡适等人意见可以概括为让国民政府承认伪满洲国，换取日军退出华北。
那么蒋介石本人是什么看法呢？
老蒋对这些文人的看法很不以为然，认为是痴人说梦。
8月7日的国防会议上，他专门提到了上面的利益交换方案（大概意思）——
如果真能做到以长城为界与日本缔结和约，我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谈；但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万一哪天又给你来个事变……
不过正如上面所介绍的，仅就对日议和的态度而言，胡适、陶希圣等文人并不是个例。
这是大战来临之际国民政府军政高官和民国精英阶层的普遍意见。
即使是很多国军高级将领，态度比胡适等文人也没强多少。
西安事变处理三人组
不得不说，斯大林看人的眼光是很准的。
当初西安事变时斯大林力保蒋介石平安，关键时刻真的发挥了作用。（《国运关口：北上，南下？》）
纵观国民政府内部这些大佬，强硬主战派寥寥无几，只有陈诚等个别人支持蒋介石的思路。
那么蒋的思路是什么呢？
用四个字来概括，那便是“以战促和”。
尽管同样是出于止战的目的，但在当时的国府内部“以战促和”已经算是最刚的意见之一了。
老蒋属于妥妥的强硬派代表。
而他“以战促和”中的“战”，最后演变成了直接决定抗日战争走向的第一场大会战——淞沪会战。
冯·法肯豪森，反纳粹的德国陆军上将，1930~1938年驻华期间是蒋介石非常信赖的军事顾问。1950年法肯豪森的72岁生日时还收到蒋介石寄去的12000元美金作为贺礼。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的爆发，是八年抗战中极为重要的一个事件。
其意义甚至超过了一个月前的七七事变。
淞沪会战是一场双方都采用“添油战术”的战役，从最初的小冲突演变成决生死的大战。
由于这场会战实际上是国民政府主动挑起的，因此事后产生了诸多的争议。
就当时的形势来看，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国内对于是否全面侵略中国摇摆不定，以参谋次长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不扩大派”暂时占了上风。
直白一点，即日本制造七七事变并不是想全面与中国开战，其目的更多是在华北再造一个“伪满洲国”。
如果蒋介石能延续他以往的“绥靖风格”，是可以将全面抗战继续延后的。
但日本人不曾想到的是，中国是有底线的。
国府主战派之所以要在淞沪与日本人交手，主要有两个原因：
1、外交层面：引起国际社会注意
蒋介石最擅长的就是纵横捭阖，遇到事情特别喜欢找人调停，采取“政治+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
将战事焦点放在租界林立、列强利益复杂的上海，显然更容易实现其外部势力调停的目标。
2、军事层面：扬长避短
面对平津一带日本挑起的战火，当时中国主要的军事家和战略家均认为应尽量避免在华北平原与日本决战。
那里地形平坦，武器装备的优势会得到极大发挥。
相对来说，河网纵横、地形崎岖的江南一带对于身处弱势的中国军队来说更适合作为主战场。
淞沪会战初期据守屋顶的日军陆战队 
关于淞沪会战的具体故事此处不再详述。
简而言之，不打不知道，一打吓一跳——国民政府大大低估了日军的战斗力。
陆战方面，张治中率蒋介石最精锐的两个德械师以绝对优势兵力强攻日军海军陆战队约三千人，久攻不克。
给了日本人充足的增援时间。
海战方面，国军两个主力舰队原本想在岸基炮台的配合下与日寇决一死战。
怎料连日本军舰的影子都没看到，就被空中袭来的日军舰载机击沉。
最后剩下的四艘军舰不得已在凄凉的汽笛声中打开海底门，静静沉入长江以封锁航道。
抗战时期的重庆
经过几个月的激烈血拼，国民政府十年黄金时期积攒的一点老本损失惨重。
随着上海不保、南京受到直接威胁，11月20日，国府宣布迁都重庆。
一时间，各种质疑开战的“主和派”声音再次甚嚣尘土。
其中既包含各种文官武将，亦包含于右任等国民党资深大佬。
用老蒋的话说，叫做：
“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议和，而高级将领亦有丧胆落魄而望和者”。
在此形势下，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提出调停议和的建议。
三十年代希特勒一度希望把中国拉入对抗苏联的阵营，因此曾多次调停中日间矛盾，实在调停不得才选了日本这个坑队友。
12月初，面对内外巨大压力的蒋介石答应接受德国调停。
然而日本人狮子大开口，提出诸如“与日满共同合作”、“中满日缔结和约”、“中国偿付日本所要求的赔款”等等无理要求。
12月26日，蒋介石从孔祥熙处得到日方条件后“为之大慰”，再无幻想。
面对国府内部纷繁复杂的意见，12月27日，蒋介石在最高国防会议上说明了日方议和条件，定下了“除投降外无和平，舍抗战外无生存”的大基调。
至此，国民政府内部自七七事变开始的“和”与“战”争吵话题告一段落。
顽强的中国人民正式进入了“坚守待变”的艰难抗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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