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关于偏见的笔记

关于偏见的笔记

作者：以赛亚•伯林；胡传胜译

摘编自以赛亚•伯林《自由论》

一

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信念更有害：某些个人或群体（或者部落、国家、民族、教会）认为，只有他、她或他们惟一拥有真理，特别是那些关于怎样生活、成为什么与做什么的真理；而与他们不同的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邪恶与疯狂的，因此需要抑制与镇压。相信只有自己正确，这是一种可怕而危险的自大；拥有看到那惟一真理的灵眼，而如果别人不同意，错的只能是他们。这使一个人相信对于他的民族、教会或全人类，存在着一个目标，而且是惟一的目标，只要这个目标能够实现，无论遭受多大的不幸（特别是就别人而言）都是值得的——“造就爱的王国需要血流成河”（以及诸如此类），罗伯斯庇尔如是说（原文应该是“用鲜血完成我们的事业，我们最终将看到普遍幸福的曙光”）。希特勒……还有我敢说基督徒与穆斯林以及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的领袖们，都真诚地相信：对于折磨人类的那些中心问题，存在着一种且惟一一种答案。拥有答案的那个人自己、或拥有这个答案的人的领导，将对血流成河的事实负责，但从这个信念中绝对产生不出爱的王国。要么，存在着多种生活、信仰与行为方式，但是由历史、人类学、文学、艺术、法律等等所提供的知识表明：文化与性格的差异性（它们使得人成为人）与相似性一样深刻，而且我们一点也没有受这种多样性伤害。关于这种多样性的知识，打开人类理智（与灵魂）之窗，使人们更富智慧、谨慎与文明，而缺少这种多样性即会培养非理性的偏见、仇恨与对异端及“他者”进行可怕的灭绝：如果两次大战加上希特勒的种族灭绝还没有给我们足够的教训，我们将无可救药。

英国传统中最有价值的因素——或最有价值的因素之一，正是那种摆脱政治、种族与宗教狂热与偏执的相对的自由：与你不同情甚至根本不理解的人妥协，这是任何一个体面的社会必不可少的。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比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那种永远正确的幸福感更具毁灭性，它使你并不良心不安地摧毁别人，因为你觉得你是在执行上帝（如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或阿亚图拉）、高等种族（如希特勒）或历史（如列宁斯大林）的任务。惟一的治疗方法，是理解在时空中的其他社会是如何生活的；过一种虽有所不同却完全是人性的，值得爱、尊敬或至少是好奇的生活，是可能的。耶稣、苏格拉底、波希米亚的约翰•胡斯、大化学家拉瓦锡、俄国的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也一样）、德国的犹太人，全都丧失于“绝对正确”的意识形态之手。直觉的确定性，无法代替建立在观察、实验与自由讨论基础上且受到仔细检查的经验知识。极权者首先加以摧毁或使之缄默的人是拥有观念与心灵自由者。

二

造成可以避免的冲突的另一个根源是成见。部落先是仇恨那些使他们感到威胁的邻族，然后通过某种方式把邻族设想为邪恶、低下、荒谬或卑劣的，从而将他们的恐惧合理化。不过，这些成见有时改变得很快。仅以十九世纪为例。在1840年，法国人被视为持强凌弱、矫饰、不道德和穷兵黩武的，男人留有弯曲的小胡子，对女人有危险，好像要入侵英国以雪滑铁卢之耻；而德国人则喝啤酒，像滑稽的外省人，喜欢音乐，充满神秘的形而上学，无害但有点荒唐。但在1871年，德国长枪骑兵在可怕的俾斯麦——这个可怕的普鲁士军爷满脑子民族自豪感，等等——鼓动下横扫法国。法国成了可怜的、被征服的文明之乡，需要所有善良的人保护，以免它的艺术与文学被可怕的入侵者的铁蹄践踏。

被征服的农奴﹢在黑暗中培养起来的半宗教的斯拉夫神秘主义（他们写作深刻的小说）﹢大群的游牧哥萨克对歌唱得很好的沙皇的忠诚=十九世纪的俄国人。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这些都戏剧性地改变了：被征服的人民？是的；但还有技术、坦克、无神论唯物主义、讨伐资本主义等等。而英国人则是无情的帝国主义者，稀里糊涂地指手画脚，在这个世界上趾高气扬，然后是贫困的、自由主义的、需要联合的体面福利国家的受益人，等等。所有这些成见都被用来代替真实的知识（它从不是像如上所述那样，概括出来的如此简单与永久的异族人形象），并且是民族自我满足与蔑视其他民族的刺激物。它是民族主义的道具。

三

民族主义——十九世纪每个人都认为它正在衰退——在今天大概是最强大也最危险的力量。它常常是创伤的产物，这种创伤是一个民族在自尊或领土方面加之于另一个民族的。如果路易十四没有进攻并掠夺德国人，没有在以后若干年内羞辱他们（在政治、战争、艺术、哲学与科学各个领域，太阳王的国家为所有人制定法律），德国人在十九世纪早期用他们猛烈的民族主义反对拿破仑时，也许不会变得如此富有进攻性。同样，在十九世纪，如果俄国人没有被西方视为野蛮的大众，中国人没有在鸦片战争或更普遍的剥削中受羞辱，他们也许不会那么容易听信那种学说：允许他们——借助谁也无法阻止的历史力量——在粉碎所有资本主义的不信者之后继承这个世界。如果印度人没有被庇护，等等等等。光是贪婪或荣耀感不足以培育征服、民族奴役、帝国主义等等，这些东西还是通过某种核心观念来进行自我辩护，诸如：法国文化是惟一真正的文化；白人的责任；GC主义；成见（视别人低等或邪恶）。只有知识，细致的而不是简捷的知识才能驱散它，即使不能驱散人类的攻击性或对非我族类（肤色、文化、宗教）的嫌恶；此外，历史、人类学、法律（特别是如果它们是“比较的”，而不是像它们通常那样只属于一个人自己的国家）也可以提供帮助。

1981年

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尤其当它面临威胁时。在追求自由、守卫自由的路上，伯林是无法绕开的思想者，犹如物理学绕不开牛顿，经济学绕不开斯密。这不仅因为他对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阐述，丰盈了人类自由思想史，更在于他的研究始终围绕着“自由为何一直遭难”这一恒久命题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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