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震忆杨德昌：他就是我的模范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反复看了几次《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缘故，每每思及张震，总不免浮现小四的面庞，那个稚气未脱的纯真少年。直到真正与张震面对面，坐下来谈杨导，犹不自觉地在他脸上搜寻那个昔日少年的踪迹，也许是笑起来的样子，也许是某个一闪而逝的神情，都能成为重要的线索。起初张震在父亲张国柱的游说下，答应接演《牯岭街》，正值青春期的他，对于演戏其实没有太具体的概念。

《牯岭街杀人事件片场》截帧

开拍前，剧组人员做了一份拍摄期表，很大一张，上头注明了每一分场以及各场次参与的演员。他家里头也贴了这么一张拍摄期表，看着那份期表，只觉得好玩，密密麻麻的，写上所有演员的名字，还做了各式各样的符号以供识别。《牯岭街》约莫一百五十场戏，光是他的戏份，便高达上百场，逃都逃不掉。

《牯岭街杀人事件片场》截帧

张震描述，当年《牯岭街》重新配音的时候，因杨导对于声音表演要求甚高，他们在配音间足足琢磨了数个月，配音间里头黑蒙蒙的，若又碰上杨导发怒，更是叫人毛骨悚然。听人说，有一回，张震老配不好，杨导怒极了，冲到配音间去，一把抓起他的衣领，扬言要找他出去单挑，这时，旁人便跳出来相劝了：“哎，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你跟他单挑什么呢？”访问过程中，张震不只一次强调，他真的很怕杨导，所以大多时候都跟在制片余为彦身边；尽管与杨导的互动一直不多，却在他心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杨导永远如此挺拔、帅气，且魅力独具。

张震与杨德昌导演在《牯岭街杀人事件片场》

张震说，杨导就是他的典范，他所追求的，就是成为他那个样子。对他而言，杨导始终是个很严厉的老师，非得做到他心目中的百分之百，才肯放你走。通过了《牯岭街》的试炼后，张震真正地走上了演员这条路，并先后参与王家卫、李安、侯孝贤、吴宇森等知名华人导演的作品，俨然是一位发光发热的国际巨星。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当初引领他走上这条道路的人，那个用胶卷完完整整地保存了他的青春，将他的十四岁永远定格的人。

访问末了，张震笑言，怎么好似一直在讲杨导坏话，然而，对他来说，这些轶闻反而是有趣的，借此得以体现杨导的性格。最后，他不忘强调，“虽然他很凶，但其实他人很好。”

与杨导共处或拍他的戏，会一直不断收到的讯息就是：一个人一定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就代表有一点危险了。这句话时常会在我心里浮现。

张震，1976年生。演员。曾与多位著名导演合作并享誉国际影坛。十四岁主演第一部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并以此片入围第二十八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日后演出王家卫执导的《春光乍泄》，以本片获1998年第十七届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提名。其后，亦参与演出李安《卧虎藏龙》（2000），王家卫《爱神》（2004）、《2046》（2004）和《一代宗师》（2013），侯孝贤《最好的时光》（2005）、《刺客聂隐娘》（2015），金基德《呼吸》（2007）以及吴宇森《赤壁》（2008）等片，精湛的演技令人赞赏。2008年，更以《吴清源》一片荣获第三届大阪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2014，以《绣春刀》提名第51届台北金马影展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张震：他就是我的模范

采访日期｜2012年8月10号

地点｜泽东电影有限公司

采访者：王昀燕

融入另一个时空

——在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之前，你其实还参与过《三角习题》（1980）、《暗夜》（1986）的演出，可以先聊聊那两次的表演经验吗？

张震：小小的年纪，并不懂何谓演戏，对于工作也没有基础的认知，到了拍摄现场，别人怎么说便怎么做。直到参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拍摄，因长达七个月的工作，且又是饰演主要角色，才让我对电影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

——当初杨导为什么会找上你饰演小四这个吃重的角色？

张震：《牯岭街》本来很早就要开拍了，但那时没有找到男女主角，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女主角杨静怡是在美国长大的，有一年回来过暑假，那时杨导常去东丰街的一间咖啡店，杨静怡跟老板娘相识，杨导去咖啡厅时刚好看到杨静怡，觉得她很适合，便说服她出任小明这个角色。而我和其他年轻演员之所以会加入，是因为余哥、杨导及我父亲彼此认识，也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有一回，他们在闲聊时，聊到了我父亲张国柱，思及他刚好有个小孩，差不多是这个年纪，而柯一正导演的儿子柯宇纶也差不多岁数，大伙儿就约了见面。那一次，正是约在该间咖啡店，几个小鬼都到场了，导演也在，那是我第一次跟导演见面。见面之后，杨导觉得可行，遂展开筹备工作，第二次再见到导演时，就是电影的试装了。

那年我十二岁，本来对这工作和角色没有任何想法，也没有任何兴趣，而且刚升国中，学校课业压力较大，那段时期成绩突然掉了一些，希望能够加紧赶上，对于要参与电影演出其实还蛮排斥的，但我父亲说，拍个电影，一两个月就拍完了，而且第一次试镜就获得这么重要的角色，不妨去体验一下，最后还是被父亲说服了。

台湾资深演员张国柱，演员张震的父亲，在《牯岭街杀人事件片场》中，饰演小四的父亲

——在片场的时候，你跟杨导的互动如何？

张震：我跟杨导的互动一直都不是很多，他留在我心底的，比较像是一种印象。其实我很怕他，因为他个子很高，当初拍戏时脾气很不好，为了达到他想要的效果，常会骂演员。我记得有一场戏是本省帮去弹子房找外省帮的人，打算杀人，后来，我和王柏森跑进弹子房，一进去便看到死人，导演一开始就要先拍那个镜头。那天吃完饭，尚未开拍，导演便把我找去，狠狠骂了一顿，我压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接着就被丢到那个用老房子搭建起来的弹子房，在黑暗中面壁思过半小时。

待我一出来，摄影机马上开拍，原来导演只是为了要有那个效果。在片场，除了导演教我之外，很多时候，我都是跟着余哥，他是我师傅，很多东西都是跟他学，主要是由其言行举止当中，找出一些贴近那个时代的味道和感觉。再说，毕竟制片必须负责打理众人之生活，吃喝玩乐样样得找他。在我的感觉里，杨导很高、很帅，模样斯文，相较下，余哥就痞一些，所以他较常扮黑脸。他们俩常会互换角色，多半时候一个扮白脸，一个扮黑脸。

——这部片开拍前，做了长达近一年的演员训练，你还记得当时都做些什么练习吗？

张震：《牯岭街》从定装到开拍，期间又间隔了一年，在这段时间里头，导演帮我们安排了一些表演课，由王琄和蒋薇华担任表演老师。印象中，我上了五十多堂课，约莫一百个小时，包含个人及群体的课程。表演训练多是一些基础练习，表演老师会设定一些情境，如想象你是一棵大树，或是做一些游戏，借此认识你的身体和情绪，以及如何运用方法将情绪带动起来。

——《牯岭街》想呈现的不单单是小四杀人这起事件，而是去回溯在那样的大时代底下，为何会被逼迫出这样的杀人动机。从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你，如何将自己置入那个时空背景？在拍片现场，你所感受到的气氛又是什么？

张震：导演拍戏的方式还蛮特别的，他那时在台湾艺术学院教书，会用很多不一样的方法去带动整个摄制组和演员的气氛，例如：当时的演员群，有一批比较有表演经验，如杨顺清、王维明、王柏森等人，他们也是杨导的学生，同时在现场担任助理工作；而我们这一批演员年纪比较小，都才十三四岁，也没有什么演出经验，导演并不会特别跟我们说什么，而是请这些有演出经验的演员指导我们。此外，也会找一些上一辈的同行外省朋友，如徐明、余哥，给我们上课，教我们黑话怎么讲，讲述他们儿时玩在一块的氛围、谈论的话题，透过这样的环境，让我们能较快了解那个时代，融入那样的气氛。

——拍这部片时，你才十三、十四岁，对于片中涉及的时代背景、人情义理乃至男女情爱也许都还处于启蒙阶段，不见得能够尽然理解角色的台词，在这种情形下，要如何设法去创造比较有说服力的表演？

张震：导演非常注重剧本，台词一个字都不许更动，即便是逗号、顿号、问号和句号等句读亦然。对他而言，每一个字皆有其意义，你一定要理解他写这一句话的用意，才会晓得如何讲这句话，也才能真正掌握他对角色的设定。以讲脏话为例，“操你妈的×”在《牯岭街》这部戏里随处可闻，然而，我们那个年纪的小孩谁会讲“操你妈的×”？但这在他们那个时代确实是常见的语言。

此外，前辈们会反复陈述黑话的用法，譬如：“挡琅”意谓着叫对方把钱拿来；“叶子”意指西装；坐出租车则是“撇则轮”。我们一群小朋友就坐在下面，听那些老屁股谈天，光听一次不会记得，一旦大伙儿轮流讲，听多了，慢慢就会明白，且比较能够想象当时的情境。若遇到导演想要呈现的氛围并非是我们那个年纪所能理解的，他会用很多不一样的方式作为引导，设法带出他要的情绪。至于很难理解的台词，就是把它讲出来，当时并没有想那么多。对于我们这些小演员，导演要求的，倒不是那么仰赖语言去传达思想，反而是透过一种氛围去传达他所设定的对白。

那一刻，我分不清是真是假

——当年你又是怎么理解小四这个角色？你曾说，小时候你挺多话的，拍完《牯岭街》之后就不大讲话了，小四的人格特质有影响你吗？

张震：我自认本来是蛮活泼的，拍摄期间也是，跟剧组人员的互动也挺融洽。然而，小四这个角色比较压抑，拍完之后，可能是习惯了一个人物的节奏，久而久之，便自然变成他那个样子。那是不自觉的，直到很多年以后，才发现原来自己小时候并不是这样的个性。

除此，我觉得小四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这也是我拍这部戏所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一般而言，那个年纪的小孩，每天就是去学校上课，等着老师交代功课，跟同学聊天，也多半是聊些很没有营养的话题，基本上对很多事情并没有想法。然而，拍戏却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而且很多人超越了你的年龄，想法上比较成熟开阔。每次拍完戏回到学校，总会觉得哪里不太对劲，衔接不太起来；而当你突然离开了原先习惯的节奏，告别学校生活两三周，再回来时，别人看你的眼光似乎也不太一样了。

——在演出的过程中，何时让你觉得你就是小四了？

张震：在《牯岭街》片中，小四杀小明那一场戏令我非常难忘。当时，小四跪在小明身旁痛哭，紧接着，就被带到警察局去。演出时，我处于相当忘我的状态，因为太过沉浸其中而分不清是真是假。当然我知道杨静怡并没有死，且那把刀是假的，然而，在拍摄当下，我真的觉得她死了。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绪，并非出于我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而是我真的随着这个人物去过他的生活，被他牵着走，融入到他的情感里。我头一次有这样的感觉—有些事情会分不清是真实或虚假，演出的当下，我确实觉得它是非常真实的，那份感受让我深受感动。而这也是为什么之后我会去演戏的原因。

——在拍这场戏的时候，你有事先做了什么准备，借以酝酿情绪吗？

张震：当时的我根本不懂这部电影在讲什么，也无法理解小四为何要杀小明，也许他只是一时激动便动手了。我倒觉得比较难的不是这场戏，反而是在杀人之前—小四站在门边，心里有几分忐忑，这时，刀子又突然从裤管掉下来。难的地方在于，必须设法让刀掉下去，同时又要顾及表演。要诠释他在那边等待的心情是很困难的，哪怕现在叫我去演，也未必可以达到那时候的感觉。

——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哪几场戏对你来说特别难掌握？

张震：事实上，我觉得整部戏都很难。为何后来可以拍得很顺畅？主因在于，多半时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多是跟柯宇纶、王启赞等人一起的群戏，一方面人多胆大，另一方面，比较能够自然地创造出一种氛围。看《艋舺》（2010）时，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姑且不论演员表演得如何，导演起码把那个氛围带动起来了，如此便能说服观众，跟着一起进入剧中所设定的情境。

钮承泽《艋舺》 (2010)

尽管《牯岭街》片中人物庞杂，但看完剧本后，人物彼此之间的关系其实很清楚，打从片子一开始，小四和小猫王偷偷去了片厂，随后溜回学校，又碰到打架的事情，班上哪些人与自己交好，哪些人是不同挂的，一切都心知肚明。前期上表演课时，某些课是大家一起上的，也许他们事先跟导演商讨过了，所以一开始对待我们的方式就已经照着剧本来了，有人会刻意将彼此的界线划分出来，以致一旦双方碰上，我们自然会往一旁闪。我觉得这就是导演运用方法，让演员在真实的环境里去培养戏中的感觉。

——你的父亲张国柱本身亦是资深演员，在《牯岭街》一片中出演小四的父亲，跟自己的父亲对戏，感受如何？他会让你比较安定吗？

张震：我几乎每天都待在现场，其实跟整个剧组都很熟，形同家人一般，反而是有一段时间看不到我父亲，因为他只有几场戏，并不像我长时间待在片场。跟他对戏，其实并没有想太多，就做该做的事情；不过他的存在确实会让我比较安心，从我答应接演这出戏到完成拍摄，父亲给予了很大的鼓励，也会教我一些基础的表演方法。如今回想起来，拍杨导的戏，他自己应该压力也很大吧（笑）。

每一句台词，我几乎都会背

——这部片虽是同步录音，但事后你仍被叫到录音室重新配音，是只有部分桥段吗？据说配音时吃足了苦头？

张震：我重配了蛮多的，记得光是配音就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当初配音时较少看画面对嘴，多是一直反复听现场录下的原音，抓住说话的节奏后，再重新导入情绪，依着同样的节奏将话复述一遍。比较大的问题在于，我那时正值变声期，所以很多都得重配。导演对于配音要求相当严格，尤其是在情绪的掌握上，幸而配音时每一场戏都还算记忆犹新，仍留有余温，透过想象，可以很快回到当下的时空。

相较之下，为杨静怡配音的人就比较辛苦。因为杨静怡是ABC，口音很重，所以后来是找曾演出《鲁冰花》（1989）的李淑祯重新配音，由于我大多是跟杨静怡对戏，所以几乎每天都得在录音间跟他们一起配音。李淑祯没有参与演出，纯粹负责配音，声音表情要做得很好并不容易。

——当年，你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到《牯岭街》的感受如何？能够理解影片所要传达的意涵吗？看片时会特别留意哪些部分？

张震：第一次看到是试片时，片长四小时，因为先前配音时便看过无数次了，已经麻木了，再者，那个年纪其实看不大懂，所以看完并没有留下太大印象。而且看片的时候，我不断出神，回想着这一场拍柯宇纶时我在干吗、那一场戏又是在哪里拍的、那晚后来去吃了什么，净是想这些跟电影本身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笑）。

我几乎未曾看自己演的戏超过两次，《牯岭街》算是比较多的了，可能有三四次。长大再看，跟小时候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几年前，金马影展曾播映过一次，明显转速有误，放映时频频中断，我们都说是杨导显灵了，因转速不对，惹得他生气了。最近一次，是2011年台北电影节时看了数字修复版，那一次重看才发现，其实每一句台词我几乎都会背，不光是自己的台词，别人的台词亦然，几乎都知道下一句对白会是什么。当下猛然惊觉，原来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如此之大，俨然是刻在我的记忆里面。我很害怕这件事。

事实上，我很不习惯在大银幕上看见自己，重看《牯岭街》时，比较会留意的多半是肢体动作，譬如为什么当初杨导要我把手放在口袋、为什么非得要那样站，如今看来，不免觉得年幼的自己不懂得变通。

除此，还会特别关注我喜欢的几场戏，尤其是在弹子房那一场—某个雨夜，台客帮杀到弹子房来，我注视着他们，一面挥舞着手电筒，胡乱照射，从他们进来后，杀掉嘴子（刘亮佐饰），一直到群起攻之，相互砍杀，整场戏我都蛮喜欢的。我着迷的是导演的处理方式，包括透过手电筒去窥探现场，手电筒代表的正是你的眼睛，在随意的晃动之间，尽管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有声音、有光影，整体营造出的恐惧感较之看得一清二楚要来得大。跟小明告白那一段我也很喜欢，彼时乐队正演奏着，小四冲到小明跟前去，当着她的面大声说：“小明，不要怕，要勇敢一点，有我在你永远不需要害怕，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我会做你一辈子的朋友，我会保护你。”这场戏拍了很多遍，每一次听到那段音乐都觉犹如魔音穿脑，虽说我老觉得那一场戏我演得不好，但那一场戏确实拍得很好。

场面调度上的功力，是杨导最可展现其与众不同之处，尤其是看大场的戏时，感觉特别好看。杨导有其独特的生活品味与美学，透过电影这样的媒介，得以将对世界的看法、对自我的要求、对人的情感包容在内，看他的戏总觉得特别饱满，兼具视觉与听觉的张力。

人最怕的，是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相信接演小四这个角色对你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对你来说，这算是一个开启自我的重要契机？你觉得认识自我对表演来说是重要的吗？

张震：认识自己其实很重要，认识自己愈多，愈能掌握自己的情绪，比较知道可以用什么方式把情绪带出来。当你比较有自己的看法之后，看剧本时，也较能从客观的角度去看剧中人物，且在与人沟通时，才有办法讲述得更清楚。我自己的性格趋于稳定，是要到二十六七岁以后。此前，对于自我的认识并不深，仍处于寻找的过程，尚未确立下来。包括演戏这件事也是，从《牯岭街》《麻将》《春光乍泄》，一直到退伍后拍了《卧虎藏龙》，仍然觉得演戏并非我的专业，似乎美术方面才是。不过，慢慢地会觉得自己拥有一些很特别的经验，才觉得这份工作某方面很吸引我。

——你真正喜欢上表演、从表演当中得到正面的回馈是什么时候？

张震：拍《牯岭街》时，其实就已经喜欢上表演了，但不是说“我很喜欢表演”。举例来说，我很喜欢吃各式蛋糕，跟我突然吃到一种蛋糕，觉得它很好吃，那感觉不大一样。《牯岭街》给我的感觉，就像是突然吃到一种很好吃的蛋糕。真要很喜欢表演，是很后期的事情了，可能要到《爱神》之后。

拍《爱神》时，难得有机会跟巩俐一起对戏，她让我回到那种很扎实的表演，就像我过去碰到王琄的感受，她们的表演是从内心散发出来的，足以带动全场。巩俐除了用心，技巧也非常纯熟，她的表演是很完美的，令人深感佩服。我希望未来可以做到像她那样，尽管很难，但至少为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那次跟她合作过后，深受其影响，希望有朝一日我也能够影响别人。我一直觉得每个人都会表演，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有自己的表演场域，差别只是在于，作为演员的我们，必须在镜头前表演。

王家卫 /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 / 史蒂文·索德伯格《

爱神》 Eros (2004)

——你有没有想过表演是如何牵动你的生命？如果你当初没有接演《牯岭街》，没有踏上演员这条路……

张震：如果我的生命当中没有表演？不知道耶……没有想过这件事。事实上，我会做这份工作，并非因为表演很有挑战性，纯粹是我很喜欢看电影，也很喜欢拍电影的过程。自《牯岭街》之后，我就喜欢上电影了。一开始，觉得拍电影的过程很有意思，许多来自各处的人聚集在一起，每个人都像一颗螺丝钉，有各自的功用，一一上紧之后，开始运转，群策群力，便能够将电影拍摄出来，带给观看的人一些感受。慢慢的，到了现在，享受的部分不一样了，目前会以把戏演好作为第一优先，不像过往在片场常会喜欢找人谈天。为什么我一直在做表演？那是因为我尚未达到自己渴望的目标，所以仍在持续努力中。

——当年在美国洛杉矶举办杨导告别式时，你正在剧组拍戏，却坚持向剧组告假，飞去美国参加，对你来说，非去不可的理由是什么？

张震：若非当年杨导找我参与《牯岭街》演出，此时此刻，我就不会继续做着这份工作了，这出戏对我的人生至关重要。在我的人生里，杨导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从某个层面来看，他就是我的模范，我所追求的，正是他那个样子。我一直觉得，他除了思路敏捷外，同时也很帅、很不一样、很有魅力，老是戴着眼镜和棒球帽，穿那样的衣服，就像是卡通片里的英雄人物活生生地出现在你身边。尽管对他的认识并没有那么深入，但他的精神却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心里。

以上文字节选自《再见杨德昌：台湾电影人访谈纪事》

由作者王昀燕女士及商务印刷馆联合授权发布。

同时感谢本书选题策划丛晓眉女士。

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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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杨德昌：台湾电影人访谈纪事》

作者: 王昀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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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昀燕，本名王玉燕。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2009年起，长期为独立电影媒体《放映周报》撰稿，观察敏锐，文字兼具理性与感性。代表作《再见杨德昌：台湾电影人访谈纪事》一书在台湾的出版，被《放映周报》总编辑林文淇认为“办成了难以办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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