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无赖记者”和徐州“黑色漩涡”

这段时间，一篇尘封已久的报告文学《黑色漩涡》，被很多人关注到。《黑色漩涡》讲述的上世纪80年代徐州的拐卖妇女现象。文章两万多字，用大量真实案例和数字，揭露了当地的罪恶产业链。

1988年，这篇文章刊发于江苏省作协主办的《雨花》杂志的第十期。《雨花》创刊于1957年，常有率真犀利的杂文。

最近，当年徐州日报记者唐冬梅，回忆了1988年震动全国的报告文学《黑色漩涡》的写作背景。

“在撰写《黑色漩涡》一文时，我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是泪水伴随着笔墨完成这篇二万六千多字的文稿。完成后，仿佛从地狱里返回，整个人都变得恍惚起来。我忍不住放声大哭了一场。我被重重的罪而伤，被那一百多名被拐卖到此地的姐妹们的哀伤而伤！”

唐冬梅的这个感受，我太能理解了。今年春节期间，我用了七天时间，写了一篇关于妇女拐卖的万字文章。写完之后，我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34年前，唐冬梅只有30岁，比现在的我年轻得多。第一次接触到那些骇人听闻的材料，她受到的震撼和折磨，可想而知。

虽然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个非常开放的年代，但是当时的地方报社记者也很难接触到这些机密资料。徐州日报的这两个记者为何如此神通广大？原来，这篇文章的另一个作者徐宁是一名复员军人，他的父亲当时身居要职。加上徐宁聪明机灵又热情洋溢，很多人都喜欢这个小伙子。当时办案的刑侦人员和徐宁相处得非常好，因此公安局对他不设防，几乎所有与案件有关的大小案卷，徐宁都能接触到。

这样的文章，不管是在当年的徐州日报还是今天的徐州日报，都是发不出来的。

最后，徐宁坐火车到南京，把唐冬梅的这份手写文稿，交给了一位由徐州走出的著名作家。1988年10月，文章发表。

文章一出，石破天惊，激起千层浪。在“黑色漩涡”的中心徐州，杂志脱销，洛阳纸贵，人人都在谈论拐卖妇女之事。全国也有四十多家报刊转载，港台媒体、海外媒体也都纷纷予以报道。徐州火车站，在当时已经成了一个魔窟般的地方，很多人不敢在此转车。

高层也为之震怒，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办公室，简称“打拐办”。

唐冬梅徐宁两位记者，用手中的笔，直接间接解救了无数被拐妇女。他们是真正的勇士，无愧于那个时代，无愧于记者这个职业。

对于这样一部“抹黑”徐州的作品，当地领导极为愤怒。尤其是，作者竟然是徐州本地记者。

当时的徐州市委书记郑良玉勃然大怒，在一次市委扩大会上，点名批评了《黑色漩涡》，认为给徐州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而且在案件未终审时就公诸社会，属于严重泄密。

今天，唐冬梅承认郑良玉批评得有道理。但是，当时他们年轻气盛，哪里会服。

于是，他们做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很难想象的决定。他们直接去找郑书记沟通，想与他当面交流。

在郑良玉住宿的招待所，没见到人。服务员让他们留个纸条。

第二天，两人就见到了郑良玉。

唐冬梅感谢那个宽松的时代，让他们面对拥有巨大权力的地方一把手时，毫不怯场，甚至敢于针锋相对。

据唐冬梅回忆，当天的谈话，原定半小时，最后谈了两个小时。其间，两个记者拿出中央提倡的新闻媒体可以监督公权力这把尚方宝剑，据理力争。

郑良玉也没有以势压人，说这些只是他自己的看法，并不代表市委的决定。

谈话时，两个记者在郑良玉的桌上放了一个小录音机，把谈话内容都录了下来。

回去后，市委要他们交出录音带。报社说，你们惹毛了书记，书记说你俩是无赖记者。

双方纠缠了一个多星期，两个记者顶住巨大压力，最终还是没把录音带交出去。

这段时间，《雨花》杂志一位编辑，受编辑部领导委托专程来徐州看望他们，询问是否需要杂志帮助。

这位编辑透露，当时徐州派人去了南京《雨花》编辑部，希望买下全部当期杂志。但是，当时的主编叶至诚对来人说：

“你们买得完吗？只要有纸我们会不停地印！”

叶至诚，父亲叶圣陶，儿子叶兆言，妻子是锡剧皇后姚澄。叶至诚本人，为江苏四杰之一，另外三人为陆文夫、高晓声、方之。

从左到右：叶圣陶、叶至诚、叶兆言

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当然，徐宁父亲在背后起了作用。他还请唐冬梅吃饭，说如果在报社呆不住，就到他那里来。

因为徐宁父亲的缘故，唐冬梅依然做副刊编辑，徐宁继续在采访部当记者。不过，唐冬梅后来还是被调离了她挚爱的副刊部，去了养老的新闻研究室。从此，她被禁止在报纸上写署名文章，也不能采访和受访。

再后来，徐宁父亲调往上海，他也随父而去。

1995年，唐冬梅不辞而别，离开了徐州日报社，去了深圳，直到今天。

当时要她交出录音机的那位市委书记，已经在1990年调到了深圳，成了深圳市长。

我看过郑良玉的一些受访文章，感觉他很开明。1987年12月，他接受过徐州当地媒体的采访，就如何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饶有兴致地和记者做了一次长谈。

记者问：有的同志把新闻舆论的批评报道，看作是给自己抹黑，不光彩，你却不这样认为，至少不是这样看，这是为什么？
郑良玉说：对我们工作中出现缺点和错误给予批评的同志，是希望我们这些做领导的做好工作，改进工作。既然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批评的又是事实，我们就没有理由把这些批评看作是给自己抹黑。按说我是最应该不喜欢批评的，因为我是这里的市委书记，事情不论大小，只要一批评到徐州，第一个挨板子的应当是我，然而，我们共产党人是辩证唯物主义论者，是尊重客观事实的，也是无所畏惧的。有了缺点和错误，人民群众给我们指出来了，我们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因素，和我们一道去克服这些缺点和错误，我们又继续前进了，从大的方面来说，“黑”也抹掉了，不光彩变成光彩了，事业兴旺发达了，有何不好?
郑良玉继续说，“写批评报道的记者或人民群众，绝大多数在单位表现较好，工作责任心强，有强烈的正义感。他们不怕麻烦、不怕吃苦，对要批评的问题，深入进行调查，即便遇到阻力，也是无所畏惧。‘君子坦荡荡’，凛然秉笔，他们的态度严肃而认真，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然而，时下批评报道之所以深入不下去，是因为我们的同志对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及其作用认识不清，对克服官僚主义还缺乏自觉性。”

这篇由徐州人民广播电台于1987年12月17日播发的文章，先是由《人民日报》发表，后又被《解放日报》转载，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

担任深圳市长期间，郑良玉亲历了邓小平南巡。1998年，他从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职位上退休，选择回到深圳。2012年1月13日，他在深圳家中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专访。报道中，他说，“我觉得改革要上下结合，国家可以搞顶层设计，但同时要把群众普遍诉求的一些问题，作为改革的切入点，作为改革的选题。比如，公平正义，不能以稳定为借口，回避绕开实质性改革，这是改革中要不得的。”

从接受媒体访谈的言论看，郑良玉是一位比较开明的领导。如果换一个人，唐冬梅想必无法全身而退。一位大权在握的市委书记，对付管辖范围内的报社记者，有的是办法。

但更重要的是时代。上世纪八十年代，特别宽松特别包容，媒体敢于批评监督、官员虚心接受批评的例子比比皆是。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唐冬梅徐宁才有底气在原则问题上，与市委书记据理力争。

记者有胆量、官员有雅量，成就了那个时代的佳话。

1988年2月4日，当时的徐州市长许仲林，在收到相关拐卖妇女案件的情况报告时，十分震惊，立刻提笔签道：“此系大案建议政法委员会加强协调，加快审理。”

这位刚上任一年多的市长，还在一封由睢宁县邱集乡鲍楼村农民反映女儿遭人劫持拐卖的控告信上，重重写下：

“请公安局局长阅。妇女被劫持拐卖如此严重，应高度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和保护。对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应依法严厉打击。”

许仲林，后来官至安徽省长。

一码归一码，《黑色漩涡》发表时，徐州的主要领导都是开明的实干派，也都强力打击了拐卖妇女的犯罪行为。但是，他们都是过客，三五年执政之后，又换了一批领导。铁打的徐州，流水的官。拐卖妇女，依然在徐州广泛存在。

据《黑色漩涡》透露，仅1986年以来，外地涌入铜山县的妇女就有一万多人，其中云、贵、川妇女就占百分之七十五。她们绝大多数人是通过罪恶之手被扔到这片土地上来的。但是，这个县的几位主要负责人竟然根本不知道该县有一万多“非法入境”的人口。

据公众号“阜成门六号院”引述的《徐州市志》，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徐州市只有18个少数民族。而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徐州已有47个少数民族。

这些多出来的29个少数民族，绝大多数都是被拐卖来的妇女。

治徐不易，也因为这里的历史惯性力量太强大，基层利益群体盘根错节。

徐州人、著名作家周梅森，曾于1994年到1996年在徐州挂职市政府副秘书长。在徐州挂职的一年多时间，周梅森看到了地方政府的运作机制，亲身体验了在种种复杂利益阻拦下，官员想做点实事的不容易。

当时的徐州市委书记李仰珍，就跟周梅森吐槽过在徐州为官的不易。他还给周梅森看了许多告状信，大部分是为修路告他的。周梅森被李仰珍打动了，后来以他为主人公的原型，创作了小说《人间正道》。周梅森说，他在李仰珍身上看到了党员干部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奋斗与牺牲。他透露，后来大火的《人民的名义》中，李达康的原型，也有李仰珍的影子。

在任徐州市委书记期间，李仰珍深受徐州人民好评。《半月谈》杂志和《文汇报》，曾分别以《徐州有个李仰珍》、《关于一位公仆的考核》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

2012年，李仰珍去世。周梅森当时还到李仰珍家看了，家庭状况一般，几乎是家徒四壁。在后来接受很多媒体采访时，周梅森都提到了这位既清廉又干事的家乡领导。

不过，周梅森的小说《人间正道》拍成电视剧后，很多徐州当地官员，自动对号入座，40多位厅级干部联名向上写信告他，说小说丑化他们，讴歌主人公。一名徐州媒体人回忆，那时徐州不少书摊招揽生意都靠这本书。

周梅森说，中国没有哪一个编剧、作家，像他这么了解政治，了解官场。如果没有徐州官场挂职的经历，周梅森写不出这么多优秀的官场小说。

徐州还有位叫周玖玖的作家，他的小说《醉爱》和《上面有人》，里面也有很多徐州官场的影子。

在很多方面，徐州都迥异于江苏其他地方。江苏对徐州不可谓不重视，毕竟徐州的经济体量、历史文化、区位优势摆在那里。从一把手的选配上，即可见江苏高层的良苦用心。上世纪的郑良玉、李仰珍，不用说，都是被认可的干部。近二十年来，徐州共有6位市委书记，2位是省里直接下来，4位是苏南干部，其中2位还都担任过昆山市委书记。昆山是中国最强县级市，出了很多明星官员。这6位书记，有4位官至副省级。

这样强有力的干部队伍，有力促进了徐州的经济发展。2021年，徐州GDP在江苏排名第6，全国城市中排名28，超过大连200多亿。若放在东北，徐州是妥妥的第一城。

但是，一个经济如此发达的城市，却被曝出长期存在拐卖妇女的丑闻。虽然是旧闻，但也可以看出，徐州这些年的社会治理，是落后于经济建设的，没有做到两条腿走路。

直面历史欠账需要勇气，解决历史欠账更需要智慧。希望徐州在举国关注下，能在江苏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拿出勇气和智慧，彻底干净不留后患解决拐卖妇女的诸多后遗症，让拐卖妇女这种丑恶现象从此在这片土地上消失。

在我看来，舆论监督是地方治理必不可少的有效工具，包括这次事件。如果地方领导不怕亮家丑，支持媒体进行有效的舆论监督，徐州的这些骇人听闻的丑闻，可能早就被端上台面，早就能引起全国关注，早就被有效解决，也不会在后面很多年，又有无数可怜女子魂断此地，并让徐州现任领导束手束脚。

可惜，很多地方领导都习惯了把媒体作为宣传工具，报喜不报忧，却忽视了它的舆论监督功能。是这些领导不懂媒体的作用吗？显然不是。

1987年，时任徐州市委书记郑良玉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过这样的话：

“特权思想、好人主义和种种不正之风时时在侵扰我们的肌体，我们需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法宝来给我们敲起警钟，使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一些，让人民更满意一些，从而巩固与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而恰恰有些同志是闻过则‘怒’，触一发而动全身，对批评报道大有势不两立之势，这样，就给深入开展批评，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带来了困难和阻力。”

说得多好啊！

35年过去了，对比一下，我们很多地方对待媒体的态度，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变化的不仅仅是一些地方对待媒体的态度，变化的还有媒体及记者本身。这些年，有风骨、敢于直言不讳的媒体和媒体人，也越来越少。

前几天，《农民日报》原编委、高级记者孙鲁威，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话：难道不正是这种“集体沉默”形成的态度等来了事件出现新的转机？省委派调查组亲自参与事件调查这一新闻能同时在所有主流媒体上发布，这难道不是一种声音，一种力量，一种震慑？主流媒体在舆情旺盛的时候也去添油加醋，这不难，一点都不难，因为主流媒体有人才、有条件，做得会比谁都精彩，而难的倒是依法、依规、依纪地等待有关方面的调查。

在文章中，她还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因为某些网络大V的“鸡一嘴鸭一嘴”，导致丰县基层干部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和道德谴责，这是不对的。

值得一提的是，孙鲁威是一位女士。

没有任何悬念，既无逻辑又无良心的孙女士，遭到了很多同行的谴责和鄙视。这篇文章，目前已在原发网站“中国农网”下线。

我再次重申我的一个观点：主流媒体不是自封的，不是人多势众，不是有拨款有编制有级别，才是主流媒体。谁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谁能勇敢说出老百姓的心声，谁能真正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谁才是主流媒体。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谁重视人民，人民就认可谁。

六年前，领导人强调，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

对于丰县事件暴露出来的拐卖妇女历史问题，广大自媒体认真学习领会了领导人的讲话精神，也赢得了广泛赞誉。而一些所谓的主流媒体，显然学习不够深刻、领会不够精准，该打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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