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内卷焦虑、信息过剩，“后浪”该如何破局？

作者：许纪霖

来源：致极未来企业家（ID：zjwlqyj2019）

在中国，“Z世代”（出生于1995年-2009年）数量为2.6亿多。世代间的差异带来了彼此沟通和理解上的困难。我们习惯把这群年轻人叫做“后浪”。

带着对后浪们的真诚关照，在第一期博雅讲坛中，许纪霖教授作了《不尽后浪滚滚来：当代中国的代际差异和新人类文化》的分享，告诉我们，是什么形塑了“后浪”们的价值观，以及如何帮助他们找到人生的帆与锚。

大家好，我是华东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我很荣幸成为博雅讲坛的第一期嘉宾。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Z世代，就是95后和00后这群年轻人。事实上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对00后的一些理解。

为什么我对00后特别有兴趣呢？因为我是在大学里教书，我现在教的学生都是00后。一个老师，如果课要教得好，一定要了解学生，所以我现在对这群孩子很想了解。虽然年龄上有一道鸿沟，这道鸿沟很难跨越，但是依然需要去努力沟通。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正在签售新书《脉动中国》

信息时代，

00后的挑战在于如何应对诱惑

▲B站在2020年五四推出的视频《后浪》

从社会思想的层面上来分析，2010年以后，人们注意到所谓社会流动、社会财富分化的问题，是一个“上”“下”的问题。但从去年开始，“前”和“后”进入了视野，为观察中国社会、中国思想——不仅是精英的思想，还包括社会大众的思想——提供了一个新视野和角度。

这恐怕和近几十年来的互联网发展有关。互联网的出现使文化代际更替变得更迅速。文化代际的更替不是自然生理形成的，它受制于社会技术条件的变化。我常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十年就成为一代人了。我在去年主持一场讨论，其中邀请了“90后”的嘉宾，他们就已经觉得自己是“前浪”了，对“95后”的文化有很多隔代之感。这说明迭代在加速。革命中所诞生的新的一代，我们称之为“后浪”或“新人类”，他们显然和前浪是完全不一样的。

今天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年轻人的困境不是知道的太早了，而是知道的太多了。这是00后和父母辈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KPI神话破灭，内卷时代来临？

事实上去年B站《后浪》视频在年轻人中间反响很热，因为“后浪”充满着一种时代主人的自信，试图批驳、颠覆所谓“前浪”对他们的各种偏见。但是那种充满着自信、奋斗精神的“后浪”，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只是部分已经成功了的“80后”。这批“80后”在事业上已成为职场精英，也买了房，整个前途是光明的。但是《后浪》视频在“90后”那里收获一片嘲笑，因为“90后”处境完全不一样，正处于“内卷”的煎熬之中。事实上00后也是如此。

这就涉及到“后浪”如何理解自我，法国大哲学家笛卡尔有一句话说：我思故我在。相对而言，今天的年轻一代好像有一种，我称之为“我愿故我在”的心态：我有愿望，我要。

▲法国哲学家René Descartes（1596-1650)

用哲学的话语说，这不是理性的自我，而是意志的自我，“要”是一个意志。特别是很多95后、00后都是独生子女，在家里万千宠爱于一身，“我要”，家里都会想办法满足。

但是这个“要”背后，应该有一种价值观的支持。这个价值是，我知道我是谁，我拥有一种什么样的三观。这个价值观过去是存在的，儒家文化，或者革命价值。但是今天00后内心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用哲学的话说就是虚无主义。很多00后都觉得苦闷、焦虑，好虚无，就是因为背后的三观被抽空，只剩下“我要”的意志以后的结果。

后浪中的一部分是价值虚无主义者。他们在价值观上没有明确的认同，也不需要靠这个来支撑他的生命和生活。老的一代是需要“诗与远方”的，但新的一代人对于“诗与远方”有一句很典范性的回答：“这有什么用？”“有用”和“没用”是一种工具理性的态度，“诗与远方”是价值理性。“前浪”即便有工具理性，但也总是要有一点价值理性，没有意义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德国社会学家Max Weber（1864-1920)，第一次进行“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分

但年轻一代几乎彻底抛离了这个理想，“有什么用”背后遵循的逻辑是一种称为“小目标”的升华——为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完成了再设定下一个“小目标”，这是典型的工具理性，不问这件事情有没有价值，只是说在设定目标以后去思考怎样以最简便、有效的方式去实现它。特别是在应试教育下培养出来的一代，唯一的价值尺度就是“成功”。

钱理群教授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也可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今天很多高校培养的顶尖精英，内心价值上是被掏空的，他们只是采用工具理性的方式：不问现实合不合理，只要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要做的只是在不得不接受的现实面前，去设定我的利益在哪里，然后用（工具）理性的方式去得到它，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这正是“经济理性人”的思路。

要知道，今天无论在任何学校，在任何公司都是一个普遍的KPI制度。KPI是一套严格的考核，奖励、惩罚。KPI是一个神话。什么神话？这个神话叫优绩制，神话告诉年轻人说，只要智商够高，够努力，你一定会成功。这个神话现在开始破灭了，因为出现了一个概念叫“内卷”。智商再高、再努力还是白用功，你“卷”不过别人，你只能躺平。

所以，对后浪来说，成功学说宣扬的“智商+奋斗就是成功”，今天似乎在破灭。

不过，人性是复杂的，“后浪”也同样如此。人性除了动物性的世俗一面之外，毕竟还有追求超越的神性一面，也同样会追求“诗与远方”，只是年轻一代所追求的“诗与远方”内涵与“前浪”们不同而已。今年这季的《奇葩说》节目，代表“经济人”理性的薛兆丰碰到一个强有力的对手，那就是刘擎。刘擎提供的是另一种理性，内含人文性的价值，两个人的交锋和对话非常精彩。无论是薛兆丰还是刘擎，都代表了“后浪”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可能他们向往的是“诗与远方”，但在现实生活中更习惯以“经济人”方式思考与行动。这构成了“后浪”文化的内在复杂与张力。

读书是对抗碎片化的最佳途径

差不多从20年前，我一直在研究的就是如何构建公共性。汉娜·阿伦特认为，公共性就像一群人中间的那张桌子，当有了这张桌子以后，所有围绕桌子的人可以平等地围绕这张桌子展开公共讨论——既不借助于权力，也不借助于金钱和媒介，而是通过交往理性展开公共讨论，最后产生公共舆论。所谓的真理就是通过公共讨论而获得的，不是通过权力和金钱的操控而获得的。这就是我们说的理想状态。

▲德国政治哲学家家Hannah Arendt（1906-1975)

这二三十年最大的变化是公共平台的变化，这张“桌子”变化了。“桌子”的技术形式发生了变化，网络出现了。对于网络文化我是一个自始至终的参与者，从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BBS（网络论坛），接下来是微博，然后到微信公众号，如今最流行的形式是短视频。至少发生了四个阶段的变化，我们还不知道会不会有第五阶段。

公共平台这张“桌子”的这种变化显然有两个特点：第一，从文字到图像。现代人强调“有图有真相”，到了今天甚至照片都不算，要视频才算，这是一个变化。第二，内容越来越短。

在短视频横空出世的年代，人的思路变得越来越直观，完全被没有上下文的一小段视频图像所摆布。你要知道视频图像和文字不一样，文字是间接的，要通过你的大脑加工、想象以后才会形成资讯；而图像是直观的，可以不用思考就直接跃进大脑、直击你的心灵，这是图像的魔力。所以在短视频时代，主体的作用被消解了。

另外，资讯和知识是有区别的，资讯都是破碎的，而知识是整体的，是系统化、呈结构状态的，是以学派、理论、学科等形态呈现的。但是在各种短视频当中，知识被碎片化了，它被分解为一段段互不相干的资讯。久而久之，受众就不再习惯阅读长段的知识，只能吸收支离破碎的资讯，最终人自身也只能以碎片化的方式生存了。

假如“后浪”有足够强的知识主体，那么这些破碎的资讯可以被纳入自身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里面，同样可以去消化和理解它。但是今天不少“后浪”青年都是价值虚无主义者，一旦缺乏理性的主体性，那就很容易被资讯操控。对于拥有自己知识架构的人就不一样，一个人的知识结构是一套“语法”结构，这在20岁左右的大学时代就基本定型了，以后吸纳的只是一些“词汇”。

“90后”当中有很多是学技术出身的，他们在专业领域里非常强，但是恰恰在人文和社会科学这一块几乎一片空白，或者形成了为政治课所定型的一套思维的“语法”结构。还有另一种情形是，虽然读了不少书，但自我无法将那些彼此矛盾冲突的知识整合起来，形成不了稳定的知识结构。不仅是价值虚无主义，知识结构的不稳定也构成了内心的空白。

今天不少人感到焦虑、困惑，到处问别人该怎么办，被太多的信息所摆布，也和这个困境有关。我通常建议他们要系统地读点书，不是说要去寻找一个确定不变的真理，而是建立自己开放性的知识系统。每个人都要有自己核心的知识结构，并且在其外围有一些丰富的、多元的背景知识结构，这样你就不会被各种各样知识的浪潮或信息所摆布，既拥有确定的自我，同时又具有开放性和可变性。

从高中一直到大学，差不多就是四五年的时间。因为现在的同学们都早熟了，高中时代实践上已经开始形成一套思维观、价值观的时代了，所以选择一个好的高中，某种意义上比选择好的大学更重要。

所以，不要沉湎于今天爆炸性的资讯，还是要读书，读书，只有通过读书才能获得完整的知识，系统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将塑造你的内在的心理，塑造人的思维，决定人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