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人为什么恨商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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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在河南南阳，有一句骂人很凶的话：这个人很秦。表示这个人很恶毒没人性。

这句话基本代表了两千多年前的秦国人对商鞅的评价。

先别惊讶，往下看文章。

秦国的逆袭

秦国，原本边陲小国，一直被中原各国瞧不起，还起了个绰号“秦夷”，诸侯开会都不通知秦国，不带它玩。

秦国的逆袭过程，不再赘述，从几张地图就可以看出。

公元前356年，秦国启动商鞅变法，开始一路逆袭。

三次进攻魏国，收回河西之地；攻占巴蜀，版图迅速扩大。

公元前307年，击败韩国、楚国。

连续攻楚，公元前278年，攻陷楚国首都郢都，楚王不得不东迁。

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击垮赵国，秦国正式成为战国七雄中无可争议的第一强国，东方六国无一敢单独抗衡秦国。

以长平之战为标志，武力统一的趋势已经明朗化，此时距离商鞅变法100年。

在这100年的时间里，秦国攻城略地，人们不再称它为“秦夷”，而改称“虎狼之秦”。

秦国的强大，始于商鞅变法，这几乎是历史公论，但是历史书并没有告诉我们，秦国人是如何评价商鞅的？

秦人恨商鞅

秦国有两位有名的改革家：百里奚和商鞅，百里奚帮助秦穆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商鞅让秦国逆袭成战国唯一的霸主。但是，

秦人对两人的评价，截然相反

。

百里奚去世时，“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商鞅被车裂时，只留下了“秦人不怜”的历史记载。

“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 《战国策》

很多人认为秦国的制度是先进的，它使得秦国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而且变法打击了旧贵族，通过军爵制的“利出一孔”，为平民提供了一条上升渠道。乍一看，有利于平民百姓，他们应该感谢商鞅才是。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秦国人怎么可能不同情商鞅的悲惨结局呢？他不仅被车裂，而且全家被杀。

白起战功赫赫，最终被秦昭襄王赐死，《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遂自杀，死而非其罪，秦人怜之”。白起号称“人屠”，曾一次性屠杀了赵国四十万降卒，这样的人都受到秦人的思念，而富国强兵的功臣商鞅却没人同情。

商鞅的功劳比白起更大，结局被白起更悲剧，毕竟白起没有全家被杀。秦人既然同情白起，有一万个理由也应该同情商鞅啊。

秦国强大是事实，但后人忽视了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

第一次将国家与民众对立起来，国家的富强建立在百姓的贫穷与愚昧之上。

《秦制的“理想国”与“巨婴国”：民弱则国强，民愚则易治》

秦国军爵制的所谓平等，为平民提供一条上升渠道，并不能掩盖血统等级制。军爵制只是血统制的补充，而不是取代了血统制。

《秦国军爵制的幻觉：披着平等外衣的不平等游戏

》

所以李学勤先生就在《中国古代文明十讲》说：

“有的著作认为秦的社会制度比六国先进，我们不能同意这一看法。从秦人相当普遍地保留野蛮的奴隶制关系来看，事实毋宁说是相反。”

在战国时期，各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并无多大差别，再加上领土和人口也没有哪一国能占据绝对优势，因此，秦国要想在军事竞争中取胜，没法做增量，只能在存量上下手。

因此，商鞅变法的本质上就是加强国家对民众的控制和压榨，以使尽可能多的民力为国家所用。秦国的军费水涨船高，但民众承担的税负、徭役和兵役十分沉重，人身自由和精神供给几乎没有。

可以说，商鞅变法至秦灭，这150年是苦逼的秦民无处可逃的时代。

秦国民众的税负之沉重，很多文献都有记载，比如董仲舒的“三十倍于古”，比如贾谊在《新书》评价秦国：

“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尽自有之耳。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耳，十钱之费，弗轻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

民众缴纳10钱，到国家手上的只有1钱，国家所得甚少，民众苦不堪言。

秦民人身控制之严格，《史记·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五，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老百姓实行什伍编制，不得聚族而居，犯法连坐。不主动告发犯罪的人处以腰斩之刑，窝藏犯罪的人与投降敌人同等处罚。私下打斗闹事，按各自的轻重程度施以相应的处罚。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以及懒惰而贫穷的人，全家罚为官奴。

秦国之愚民，详见《秦制的“理想国”与“巨婴国”：民弱则国强，民愚则易治》，推崇“国富而贫治”、“民愚则易治也”，将诗书礼仪仁智信（“六虱”）这些东西，看做是危害国家的东西，要铲除。

总之，秦国的核心就是强化对百姓的管控和汲取，把老百姓当当成猪来养，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养猪场和监狱。

所以，虽然秦国的逆袭以商鞅为开端，但秦人对商鞅是恨之入骨。商鞅变法的每一条法令，无不贯彻“逆民之情”这四个字，十几年下来，秦国百姓对他是怨声载道。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了赵良与商鞅的一段对话，赵良说：“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身为秦国国相不为百姓造福，用严刑酷法残害百姓，这是积累怨恨、聚积祸患啊。

赵良还说商鞅“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你的所作所为就是在积聚老百姓的怨恨。

秦人就用卫国的一首诗《相鼠》“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诅咒商鞅为什么不去死呢？

很多历史印象流的人，想当然认为秦国百姓应该感谢商鞅才是，事实恰好相反，他们对商鞅恨得咬牙切齿。

在六国还能磨磨洋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实在不行就依附于贵族，还能少交些赋税，多留点粮食。但秦国人不行，没有自己的闲暇时间，能听的音乐、能看的书，就那么几种，他们是帝国的一颗螺丝钉，每天做什么、想什么，已经被规划好了。不听话，就打断你的腿。

秦国国家实力是强大了，但民众就太苦逼了。

民众不恨你才怪呢！

当时的秦国百姓，就用脚投票来说明了一切。

秦人逃离秦国

纵然秦国用严刑酷法阻止民众离开，但总有秦人冒着生命危险逃离秦国。

出土的岳麓秦简《为狱等状四种》里，就记载了多例民众从秦地逃往楚地的案例。

比如，有一个秦国政府抓捕14人的案子。其中4人是秦人，越境“偷渡”到了楚国南郡；另外10人是楚国南郡百姓。公元前279年，秦国占领南郡后，这14人向更东边的楚地逃亡。

其实，秦国制定严刑酷法限制民众出行，已经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如果不是总有人想走，干嘛用刑罚来限制呢？

就比如，北韩严格限制国民出境，但南韩有必要限制吗？

实际上是统治者自己心虚了。

岳麓秦简记载了一个叫“学”的秦国少年，伪造将军冯毋择的书信，想从胡阳少内官那借钱、买衣服和兵器，然后“去邦亡荆”，即逃往到楚国去。

除了逃往楚国，也有秦人逃往魏国的，岳麓秦简《魏盗杀安、宜等案》简164记载，一个秦人买了大刀，打算杀人抢钱作为路费，要“亡之魏”，逃到魏国去。被秦国抓住后，判处了“磔”刑，即割裂肢体处死。

从这些材料看，秦人逃亡过程中往往还伴随一些违法犯罪活动，也可见这些秦人的忍无可忍。

正因为大量秦人的逃亡，秦国的统治者专门制定了残酷的《亡律》。岳麓书院藏秦简2088记载，匿藏逃亡者的，与逃亡者同罪。

秦简2009记载逃走的城旦舂被抓回来，脸上刺字，哪怕自己回来自首，也要鞭笞一百。怀孕的女舂，则用大铁刑具束缚。

秦简1997记载，牧马的城旦逃走被抓回，要砍掉左腿，继续当城旦。男女百姓逃亡，其家人要被判处迁徙，基层干部不报告也要被罚款。

除了单独逃亡，秦简还记载了“群亡”，即秦民的集体逃亡。

岳麓秦简还记载，如果让秦人逃亡到边关外的“蛮夷”部落，从提供消息的人到逃亡者，都要被脸上刺字判处为城旦舂劳作。如果是逃到边关内部的蛮夷部族，就要将提供消息的人脸上刺字判处城旦舂。

从这些记载来看，不仅反映了秦国对逃亡问题的严惩不贷，也反映了秦人出逃的频繁。不但有个体逃亡，还有集体逃亡；不仅逃往六国，还有一些宁愿逃亡到边关外的蛮夷部落去，也不能忍受秦国的残酷统治。

是这些秦人不爱国了吗？当然不是，两千年前古人的国家观念可没有今天这么普及。他们逃离秦国，原因只有一个：“秦士戚而民苦也。”

秦国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啊。

外国人不愿做秦民

本人开头用地图直观展示了秦国版图的逐步扩大，但是，光看地图是不够的的，因为地图无法告诉人们一个事实：

秦国能占领土地，但无法有效获取土地上的人口。

《商君书·徕民篇》就记载了长平之战时期一位秦国大臣进谏秦王的话：

“自魏襄以来，野战不胜，守城必拔，小大之战，三晋之所亡于秦者，不可胜数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夺其民也。”

自魏襄王（公元前318年）以来，大小战争，秦国攻必克战必胜，三晋割给秦国的土地数不胜数。即使这样，他们还不屈服，是因为秦国仅能取得他们的土地，而不能夺去他们的人民。

真的是这样吗？秦国是天下第一强国，统一华夏的“天命所归”，怎么可能没人愿意当秦民呢？

但事实确实如此，秦国的强盛与战功赫赫，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他们都不愿意当秦民

。

公元前262年，长平之战的前两年，秦国攻占韩国的上党地区，韩国的上党郡守冯亭派人前往赵国求助，理由是“其民皆不欲为秦，而愿为赵”。最终，上党归赵国，民众无逃亡。

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爆发，纵横家苏代求见秦国丞相范睢，劝说秦国退兵：

“秦尝攻韩，围邢丘，困上党，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赵，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则君之所得民无几何人矣。”

秦军围困了邢丘和上党，结果上党的民众全跑去了赵国，天下之人不想做秦国的百姓已经很久了，假如现在灭了赵国，那么，北边的赵国人定会跑去燕国，东边的赵国人定会逃往齐国，南边的赵国人则会迁往韩、魏，秦国能得到多少赵国百姓，想必你心里也有数。

范睢与白起是政敌，苏代的目的是离间二人关系，用实际利害关系打动范睢，从而达到退兵的目的。因此，苏代这番话，必须符合实情，毕竟作为政治家的范睢也不是忽悠过来的。苏代所说的““其民皆不欲为秦”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电视剧《大秦赋》的惹众怒台词

苏代见范雎之后两年，也就是公元前257年，又有齐国人鲁仲连发出了“义不帝秦”的誓言。当时，秦军围困赵都邯郸，有人劝赵尊秦昭王为帝。客游赵国的鲁仲连站出来反对说，“彼秦，弃礼义”秦国乃弃礼仪之地，“虏使其民”，把民众当成囚犯一样对待，“则连有赴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我鲁仲连宁愿跳东海而死，也不愿做秦国的百姓。

苏代、冯亭、鲁仲连的话，或许会因立场不同，多多少少难免对秦国带有偏见，但《商君书·徕民》不会存在这种问题，《徕民篇》是秦国大臣写给秦王的一篇政论文章，核心主旨是劝说秦王对民众好一点，以吸引六国百姓投奔秦国。原话是：

“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晋之无有也信，秦之有余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

民众无非是希望拥有自己的田宅。三晋各国的田宅不够分配是确凿的事实，秦国的田宅大量多余也是确凿的事实。但即使这样，民众却不愿西来，是因为当秦民非常苦啊。

该大臣还批评了秦国“弱民”的执政方针：

“三晋之所以弱者，其民务乐而复爵轻也。秦之所以强者，其民务苦而复爵重也。”

三晋各国之所以弱，是因为那里的政府放任民众追求快乐，且动不动就免租免役赐给民众爵位，秦国之所以强，是因为这里的政府强迫民众吃苦耐劳，且很少免租免役和赐予爵位。

正是这种苛政，使得“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夺其民也。”

《徕民篇》认为长平之战后，秦国的军事优势已经确立，现在该对民众好点了，因此建议秦王颁布优惠政策吸引六国百姓，免除三代人的徭役赋税，不征发他们参加战争，垦荒的土地十年不收税。如此，“足以造作夫百万”，必可招来大量的百姓入秦。

很显然，这位大臣的话白说了，秦国不仅没有实施惠民政策，反而吸纳韩非子的愚民思想，在“民务苦”上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