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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主席 20220118
今天随便聊聊COVID-19疫情的问题。很久没有写了。分几个主题：一是围绕不同抗疫模式的回顾；二是“病毒在主动向与我们共存靠近”（Omicron）；三是未来怎么办。
先注明，笔者不是学医的，以下的专业类信息均采自公开渠道，笔者的分析，则主要侧重历史、政治、社会、公共选择及伦理维度。
重点内容、结论用黑体标出。
目录：

一、中美两条道路：COVID-19抗疫模式的回顾与未来

——对不同抗疫模式的回顾（主要是中美比较）
1.发达国家的应对方式
2.各发达国家应对“模式”的条件与问题
3.“踏着尸体”过去，并不能称之为“文明”和“成功”
二、病毒的演变、疫苗及中国的下一步：COVID-19抗疫模式的回顾与未来
——COVID-19与人类的“共存”——疫苗及Omicron
1.COVID-19：讨论全人口“病死率”意义不大，因为它主要是老年人的杀手
2.回到200年前，COVID-19根本“不会存在”（socially non-existent）
3.Omicron变种：依然严重，但危害性可能下降的病毒
4.疫苗最终一定可以有效防范Sars-COV-2及Omicron变种
三、中国的下一步
1.批评中国现行抗疫体制、吹捧美国模式好的那些人
2.针对新的形势，中国未来防疫政策的可能发展
一、对不同抗疫模式的回顾（主要是中美比较）
1.发达国家的应对方式
两年前，COVID-19刚刚开始传播。中国对武汉/湖北进行封城、封省，到三月份基本就控制住疫情了。然后疫情在全球蔓延，一发不可收拾。
这就相当于学生答题考试，中国上来就得了满分。当时中国人对发达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还是有信心的，认为这些国家都可以经受考验，大家共同努力，消灭SARS-COV-2。这并非没有先例：SARS、MERS等严重的呼吸道传染病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控制。
但人们很快发现，中国的模式是不可能复制的。经过一番挣扎后，绝大多数国家都躺平了，只能任由病毒肆虐，结果就是大规模的感染与死亡。各主要发达国家的应对方式，实际上是这样的：
1）疫苗——研发疫苗、推广疫苗，尽可能让更大比例的人口接种疫苗，在这部分人里面提升针对SARS-COV-2的免疫力，降低重症率与死亡率。疫苗是医疗科技能力的体现，可以为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做贡献，但又不简单等于公共卫生。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在一些特别讲究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的发达国家里，并非所有人口都愿意打疫苗，也并非所有人口都必须配合打疫苗。譬如美国，打到60%基本就到瓶颈了，很难让更多的人打；有大约20%适合打疫苗的成年人坚决不愿打疫苗。这背后问题就复杂了：他们是有价值取态的，就是不愿意打。这就好比Trump在政治上始终有40%的基本盘，民主党/左翼无法攻破一样。
2）“自然感染”：大规模人口感染SARS-COV-2，社会逐渐实现“群体免疫”。那些死掉的人就不论了，但感染、康复并存活下来的人口，对SARS-COV-2的免疫力肯定是提升的——虽然这些康复者们仍有可能再次感染，甚至还会因为感染而死亡，且病毒仍然可能在流传中变种，但大的方向是，大规模的人染病肯定会加速“群体免疫”，并且其实病毒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此效应是“双向”的（下文会再提到这个概念）。然而，要看到，尽管2020年英国就在试探（flirting with）“群体免疫”这个概念，但应该说，这并不是公共卫生政策最初的目标，也不是公共卫生决策者们最初的主动选择——从各国防疫政策的演变看，它主要还是一个被动选择，因为确实没有别的办法：在COVID-19面前，没有国家有复制中国“清零”模式的能力：邯郸学步的结果是，既做不到清零，又会导致经济社会瘫痪，两头不靠。所以，还不如认清现实，“顺其自然”，让人类（与病毒）的自然机制发挥作用。
如果说“自然感染”从一开始来说是一个被动的，没有办法之下的作为，那么，在疫苗有效性被证明后，“自然感染”慢慢就变成了公共政策的一部分。虽然大多决策者们不会在公开场合这么说。
2.各发达国家应对“模式”的条件与问题
发达国家“模式”的主要问题在于：

一、死亡：大规模感染自然会导致大量人群住院，最老弱的人病死，最后导致平均寿命减少。以美国为例，COVID-19使得美国平均寿命缩短了1.5~2岁左右，是二战以来平均寿命的首次大幅下降（上两次是1918年大流感及二战）（《COVID helped cause the biggest drop in U.S. life expectancy since WWII》（COVID导致美国经历二战以来最大的平均寿命下降)）https://www.pbs.org/newshour/health/covid-helped-cause-the-biggest-drop-in-u-s-life-expectancy-since-wwii）；《US life expectancy in 2020 drops by 1.5 years due to COVID-19 pandemic》（2020年美国平均寿命因为COVID-19疫情而缩短1.5年）（http://wap.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amp/current-affairs/covid-19-pandemic-takes-dramatic-toll-on-us-life-expectancy-in-2020-121072100258_1.html）

此外，患病、康复、活下来的人也不一定就能在未来完全免疫，只要病毒还在流传（甚至有可能往坏的方向变种），则以后还有重复感染的可能性，甚至如果染病，还是可能面临死亡。
二、医疗资源的挤兑，不仅COVID-19患者得不到充分的救助，而且还会导致一些间接的病痛及死亡。近日，中国舆论非常关注西安孕妇流产事件。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受到COVID-19医疗资源挤兑的社会都会发生同样的问题，除非医疗资源足够丰富。中国的“清零”政策的本来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医疗资源挤兑。
相比中国，西方社会/发达国家更能应对上述两条，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老百姓对政府责任的预期问题。政治权力越分散的地方，民众对政府的预期越弱。极端例子就是美国——政治权力极度分散：联邦、州、地方政府，然后还有权力分离（参见笔者2020年6月所写的《美国对抗COVID-19无力的12个原因及疫病的“社会建构”》），人们很难把抗疫问题归责到一个政府、一个政客身上；总统的更换也不足以改变公共卫生能力；民众也不会对政府有巨大的预期，相反，整个政治意识形态是希望限制政府的力量。此外，选举机制的存在，可以透过选举更换领导人消解人们的不满（例如通过选举Biden上台，来表达对Trump防疫的不满），而不会使得不满指向体制本身。
总之，我们比较中国和美国可以看到，政府的权力越分散，一体化的公共卫生及防疫抗疫能力就越弱，所以美国在发达国家里横向比较是非常差的。但反过来，人们对政府/政治体制的预期也越低，不满也越小。
中国的情况刚好和美国反过来，中国是全能政府，政府要承担全部的政治和伦理责任。民众对政府的预期是没有边界的，并且可以随时变化，今天是这个情况，就这样要求政府；明天是那个情况，就那样要求政府。不用讲道理，反正政府就是要解决问题，就是要承担责任。这个责任，是政治上、道义上的责任。
所以，美国可以因为COVID-19死掉上百万人，但中国不行。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出现，会导致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并变成政治问题。
二是个人健康基础、医疗资源及基础设施的深度、厚度
个人健康基础弱的话，那么个人抵御COVID-19的能力就弱，那么所有其他条件都相等的情况下，疫情的死亡率会更高。
医疗资源及基础设施的深度、厚度、广度则决定了社会应对疫病的能力。如果有非常强的医疗资源，那可以把公共卫生问题（public health） 转化 为 个人医疗（personal medicine）问题。传染病的公共卫生核心是防控；个人医疗则主要是治病。公共卫生防不住，那就治呗，“放开得，来多少、治多少”。
医疗资源如果没有深度、厚度，是没有办法应对疫情的，在挤兑面前，医疗体系很快就会崩溃，会导致更大的医疗代价。
中国虽然有少数高能级城市，但全国水平来看，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譬如中国的人均ICU床位仅及是美国的十分之一。
所以，中国现在的策略，只能是侧重去预防/防控。而这其实是传染病公共卫生的要义。
实际上，按照美国的社会治理模式，就是没有政府的公共卫生机构，没有CDC，也是能运转的，在疫情之下不至崩溃。
但即便对美国来说，除了死了85万人外，对医疗资源是巨大的损耗。
例如下面这则新闻：《U.S. Faces Crisis of Burned-Out Health Care Workers》（美国面临医疗工作者筋疲力尽的危机）（2021年11月）https://www.usnews.com/news/health-news/articles/2021-11-15/us-faces-crisis-of-burned-out-health-care-workers
“……[S]ince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with some 60% to 75% of clinicians reporting symptoms of exhaustion, depression, sleep disorders and PTSD, Dzau said, while nurses are equally if not more stressed. About 20% of health care workers have quit during this period, he said, and 4 out of 5 of those who remain say that staff shortages have affected their ability to work safely and to satisfy patient needs” （自疫情以来，60至75%的临床医生自称有了筋疲力尽、抑郁症、睡眠失调及创伤后精神紧张性精神障碍；护士的情况也差不多——如果压力不比医生更大的话。疫情这段时期，约有20%的医疗人员离开，留下的医疗工作者中，5个人里有四个人称，人员短缺已经对他们安全作业及满足病患需求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再看一条：《 More than 3,600 US health workers died in COVID's 1st year》（COVID的第一年，美国有超过3,600名医护工作者去世）https://abcnews.go.com/Health/3600-us-health-workers-died-covids-1st-year/story?id=76944085 （2021年4月）。
这是2020年的数字。把2021年全年统计下来，很有可能超过5,000吧。美国拥有的这样一个医疗体系，是经过多少年才建成的。COVID-19对美国医疗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肯定会以：直接、间接的形式影响社会大众对医疗资源的获取，成为COVID19的附带损害（collateral damage）。
放到全球看，数字就更加惊人了，联合国估计，全球有18万医护人员死于COVID-19 （“Up to 180,000 health workers may have died from COVID-19”）https://news.un.org/en/story/2021/10/1103642
我估计很大一部份来自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医疗资源本来就有限，却遭到了不成比例的打击。
设想一下，这会带来有多少的附带损害？
试想一下，如果这发生在中国，会怎么样？
三是对老人和弱者的态度。
笔者周末给小朋友讲历史，讲古人类史，提到尼安德特人。尼安德特人是会照顾自己的老年人/弱者的。当时出土的一个化石，一个人眼眶被打碎，一只手臂粉碎骨折（可能因为近距离与动物搏斗）。但他活到了很大的年岁。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得到了社群的照料。
这说明，尼安德特人是有社群价值的，并不是野蛮人。
现代智人的许多原始部落更是尊重长者。长者没有了牙，年轻后代帮其咀嚼食物，帮助他进食、吞咽。
守护长者、弱者，自古就与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相关。
只强调（或片面强调）个人的自由、个人权利，是比较容易达到的，因为这利用了个人的私欲，符合个人的私利。但要强调每个人对社区/社群的责任、义务，要个人为社区/社群付出与牺牲，要考虑整体的利益，要能够让渡自己的私利去照料长者、弱者，却是不容易的。这需要非常强的社群价值——由小到大熏陶而成的价值。
这就是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我们有尊老传统，有共同富裕与大同世界，这都是我们的文化价值传承与基因。
有的社会，人是自私的、独立的，各自为战。可以有慈善与公益的存在——人们可以选择去帮助他人，但却没有必须履行的义务。反过来，人们也不能要求他人非得帮助自己。最终，每个人还是都得靠自己，没有任何东西是理所当然的（entitled）。这是野蛮开荒的新世界，这是“自由世界”。（这就是美国）
中美两国，哪个世界更可容忍老人的死去？弱者的死去？上百万人的死去？
自然是美国。
他们甚至会说，这是上帝的旨意呢。
为了“群体免疫”，社会可以甩开这些包袱，“轻装上阵”。“放弃”上百万人，是为了让留下来的人可以继续前行。
美国是个种族社会。我们再用放大镜看看，死亡率最高的，当然还是最弱势的种族。
即黑人。
根据美国CDC的报告，仅在2020年上半年，美国黑人男性的预期寿命就下降了三年。
“放弃”公共卫生所造成的代价，还是由弱势的、被歧视的种族群体承担的。这就是种族主义的美国。
然而，也就是在美国，那些被“放弃”的人其实也不一定会抱怨什么。他们也活在“自己靠自己”的价值体系里，认为倒霉是自己活该。这就是“适者生存”的“自由世界”啊，这是属于“战斗的民族”的地方。
人类的许多价值观其实并不是普世的，而是相对的。我们不好说哪个就是“正确”，哪个就是“错误”。这不是简单正确和错误的问题，不去评判。这就是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的问题。
不同的社会会采用不同的方式去应对疫病。最终所采用的方式，一定符合自己的价值与社会组织方式。政治制度也是一样的。
所以。在美国，美国的模式就是正确的。在中国，中国的模式就是正确的。
美国不能采取中国的模式，中国也不能采取美国的模式。
只不过，放在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以笔者看来，美国就更加“野蛮”了。这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缺乏关联、非常自私的社会。物质文明/医疗科技的发达并不能掩盖价值观上的缺陷；物质文明/医疗科技的发达也不能弥补这种价值观上的缺陷（85万人毕竟去世了）。
3.“踏着尸体”过去，并不能称之为“文明”和“成功”。
其实，全球只有少数国家真正做出了“主动选择”，所谓主动选择，即你所采取的公共卫生政策可以积极的改变结果，逆转趋势，消除不必要的死亡。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其实从来都没有“主动选择”的能力，只有被动选择，即躺平，放任发展。他们所唯一能依赖的是建筑在发达现代医疗科技基础上的疫苗。而疫苗也增强了人们对“躺平”的决心，弱化了公共卫生的职能：由于疫苗也是自愿的，所以公共卫生完全变成了个人的选择：由个人选择是否打疫苗，并承担不打疫苗所带来的个人后果。
所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公共卫生模式”，就是自然状态 + 疫苗。
有的人说，美国/西方现在要走出疫情了！中国还在坚持“清零模式”，要落后了。而且不特如此，实践证明，西方的模式才是更高明的！
如果不考虑死者的道德价值，不考虑庞大的社会代价，将这些死去的人们价值归于零，并且将他们的死视为正面价值（为群体免疫做出了卓越贡献）——如果是按照这样的价值观的话，那我们讨论公共卫生还有什么意义？
甚至说，我们讨论医疗技术的进步还有什么意义？
不妨直接看历史：黑死病在欧亚大陆杀死了7,500万至2亿人口，并且可能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消灭了约半数的欧洲人口。
那人类不也存活下来了么？后来不是发展的好好的么？但，我们能说当时的欧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么？我们能说当时的欧洲是“文明”的么？
显然，不能用“成功”或“失败”，或“文明”与“野蛮”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大历史看，这就是人类根据当时的条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死掉上亿人），最终克服了疫病。
事实是：哪怕没有任何的公共卫生体系，没有医院，没有应对药物，没有疫苗，用最原始的方式，人类也可以“克服”SARS-COV-2，只不过是通过大量的感染及死亡，最终实现群体免疫而已。
这里的价值假设是：死者都是没有价值的：他们好像一场“鱿鱼游戏”里的淘汰者，贡献只在于让其他的人活下来。过程中，他们也不是做了什么崇高的自我牺牲，只不过运气不好被“选中”成为“炮灰”/“分母”而已。
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医疗资源与基础设施远远落后；呼吸道基础病患者很多；人口老龄化且老年人很多与后代共同居住。如果中国按照美国的“模式”去“防疫”，那么COVID-19造成的死者恐怕就不是85万的四倍了（340万），而是更大的天文数字，那时大几百万人、上千万的概念。经济社会代价不堪设想。
那时，每个家庭可能都有老人死亡。（在那样的场景下，那些现行防疫体制的批评者们，每个人都可能面临家里长者受到病毒侵袭去世的风险。那时，他们将站在完全反向的另一个角度，攻击中国的政府与制度）
中国特有的防疫模式可能避免了大几百万人、上千万人的死亡，这些努力是没有价值的么？难道不是对人类社会、中国社会的巨大贡献么？
很多国人为了避免这数百万人、上千万同胞的死亡付出了代价。这些付出难道是没有价值的么？难道是没有意义的？难道不应该引发尊重么？
我们这个社会，正因为能够做出这些付出和牺牲，所以与其他社会不同。这是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伟大文明的基石。
二、COVID-19与人类的“共存”——疫苗及Omicron
1）COVID-19：讨论全人口“病死率”意义不大，因为它主要是老年人的杀手
我们先看看SARS-COV-2（新冠病毒）的病死率。请特别注意其与流感（flu）的比较。
以下是网搜的，不同时期的一些图片数据。
以上是早期的数据，新冠（Coronavirus）病死率在1.4%。流感（Seasonal flu在0.15%）。
以上也是一个早期的统计，Seasonable flu病死率在0.1%，COVID-19是2.3%。这里的口径是Case Fatality Rate （公式是病死数除以确诊数，比全口径的“感染者病死率”Infection Fatality Rate（IFR）要小，因为确诊数可能只是所有感染病例的一部分，统计不全）
这也是早期的一个数据。平均病死率0.5%~1%。但这个图标指出了重点部分：高病死率主要集中在老年人。
这个时候，再讨论总人口的病死率意义就不大了：因为感染者里面年轻人多了，就会把分母搞大，病死率就会压下去，显得不那么高。而年轻人需要工作，参加各种社交，是比较容易染病的，所以肯定会把分母做大。这时，再统计全人口的病死率意义就不大了，反而会让我们低估COVID-19的危害性，有明显的误导作用。
分年龄看的画面是这样的。
先看看最早的数据，来自中国武汉：
年轻人的病死率很低，在0.2%，病死率在60岁以上快速提升。在80岁以上达到14.8%。
随便看几个国家。以下是截至2022年1月10日的瑞典数据。
96%的死者是60岁以上老人，其中80岁以上占到全部死者的66%。
捷克的数据：
约90%的死者是65岁以上的；约97%的死者在55岁上。34岁以下的死者只占0.2%。
美国截至2022年1月12日的数据：
在美国，65岁以上的死者62万，占全部死者的74%；如果将50岁以上的死者也统计进来，占全部死者的93%。
美国29岁以下的死者统共不到6,000人，占全部死者的0.7%。
各国的数据都一样。COVID-19主要危害的是老人。
这与季节性流感有本质不同。季节性流感的病死率平均下来0.1~0.2%，老年人的病死率也比年轻人高很多，但还是没有拉开差距。COVID-19的画像完全不同，对于老年人来说就是杀手，有非常高的病死率。
所以，再简单比较某两个国家/社会的COVID-19病死率，或者研究COVID-19全社会病死率（把年轻人作为基数也统计进来），就没有意义了，除了医疗基础条件外，一个构架的病死率完全取决于其人口结构（是否老龄化），有多少的感染者是老人，以及老人是否得到细心的照料。
由于COVID-19是“专门”针对老人的，所以从长期看，一个社会对待COVID-19的态度，最后也会反映其对待老人/长者的态度。
但人类之所以能区别于一般的动物，在于其能够彼此照料。这是人类得以生存、繁衍的基石，是人类基因的一部分。所以，每个社会对COVID-19都还是严阵以待，不会上来就躺平。
由于其对老年人的巨大危害，因此，在人类社会，COVID-19是一种“社会伦理上/道德上”（socially / morally unacceptable）无法被接受的存在，人们无法接受与这种病毒共存——至少在短期内无法接受，因为这种病毒会从根本上损害人类社会的社会肌理及伦理结构。
相比之下，季节性流感（seasonal flu）则是人类社会可以“接受”的，能够与其共存，除了总体病死率较低外，对老人也不那么的致命，病毒侵袭之下还有得活。
笔者之所以反反复复强调这个概念，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文化是更加敬老的，老人与后代的生活、经济、社会、情感、伦理联系更加紧密。我们的价值观，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我们处理COVID-19的方式会与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同。
2）回到200年前，COVID-19根本“不会存在”（socially non-existent）
对于30岁以下的人群，COVID-19没有什么危害，大多人是无症状感染者，正常的生活不会被影响。（注：这里不考虑所谓的“long covid”因素，即感染可能带来的长期副作用——即便没有临床症状）。
然后，我们用大历史的角度，看看人类的平均寿命。
从公元前1万年直到1820年左右，人类的平均寿命一直大约在20~30岁左右。
1820年是西欧工业革命大发展时期，到这段时期，人口的平均寿命才开始快速延长。
前面讲到，30岁以下对COVID-19是无感的，所以，如果放到1820年之前，SARS-COV-2进入人类社会，不会引起大规模的烈性传染病。所有人都是无症状者，患病，毫无感觉，康复。很快就群体免疫了。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个病根本就不“存在”。
只有当大量的老龄群体出现后，SARS-COV-2才成为一个致命病毒。
其实这和现代社会的各种老年病一样，包括癌症、冠心病、高血压，区别只是它是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还有艾尔兹海默症。古代可能也有关于健忘症的说法，但长者太少，艾尔兹海默症在临床医学、社会学、医疗伦理上都不成为一个“病”。直到1901年，它才被德国精神病学家艾尔兹海默“发现”。伴随人类社会不断老龄化，也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疾病，日益受到关注。
我们再看看前面提到的公元前一万年。公元前一万年就是人类发展农业，开始驯养家禽、牲口的时候。农业社会使人类脱离了猎采（hunting-gathering）的生活方式，定居下来。虽然个体的健康指数可能有所下降（吃的不好），但从人口的总体角度看，生活更加稳定了，平均寿命延长了。
但还有一个问题是，驯养野外动物，与动物生活在一起，会带来疾病。流感（flu）病毒主要都是从家禽、猪身上来的。维基百科上说，最早的流感疫情可能发生在公元前6,000年；最早关于流感的记录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这些只是基于历史的推测。可以猜想，人类与鸡、猪等生活在一起时，早就有流感这种病毒了。
我们今天无法判断“史前”的流感对“老年人”的杀伤力——因为那时都没有老人。也有可能公元前一万年前的时候，第一个动物传人的流感病毒就很厉害，对中青年危害也很大，由于没有任何医疗条件，还死了不少人。但那时人类平均年纪毕竟只有十来二十岁，身强力壮，抵御病毒的能力更强。他们感染了，痊愈了，然后可能复感染，复痊愈。慢慢的，就建立了抗体，实现了所谓的群体免疫。而病毒在传人之后也在“适者生存”，从一开始更猛烈的病毒，逐渐温和化，与宿主找到了某种共生方式。
不像今天，当时的人口流动很少，人口互动很少。要实现广泛的“群体免疫”，需要很长时间，可能就是数千年、上万年。
（有的地方，因为自然环境和生活习惯，处理各种野生动物数量种类都比较多的，对于流感的免疫能力可能也更强。所以一直有说法认为东亚人对流感的免疫力强于西方）
这些都是我们不知道，但可以合理估计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流感，是一个病死率约0.2%、已经被“驯化”的病毒。尽管流感每年还会在全球导致30~60万人死亡，但已经没有人再想着要“消灭”流感。因为流感已经与人类社会“共存”了，成为“可以被接受”（socially acceptable）的了。
时光推移到2020~2022年：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常猛烈的病毒SARS-COV-2，在两年内夺去了500万人的性命。夺去性命的同时，病毒也在肉体上消灭了宿主。
可以推想，如果发生在几千年前，大家一定都是“无症状感染者”，被传染后，逐渐建立抗体。病毒也会进入一个漫长的变种与演化期——不断试图突破人类的免疫系统，也许最终找到与人类的“共生”方式。
用几千年的时间。
今天的人类社会与几千年前有什么不同？
就是传染病也是全球化的：密集的人口居住（工业化、城市化）、频繁的国际人口流动，使得病毒得以在全球范围内高速传播。大量的人群被感染，弱者死去，留下来的人建立一定的免疫能力。在这样广泛的人群和宿主样本里，病毒也在快速的适应与进化。
人类（和SARS-COV-2一起）可能可以“用两年的时间完成几千年的事情”。
这时，出现了Omicron（奥米克戎）变种。
3）Omicron变种：依然严重，但危害性可能下降的病毒
Omicron最早来自非洲南部（南非、博茨瓦纳），后传播至英国等地。因其传染性显著强于早先的病毒“版本”，已经成为目前全球主导的变种。美国有九成以上的病例是Omicron。
Omicron的出现，使得疫情进入新的阶段。
看看美国的情况。
本来美国的疫情基本“控制”住了，处在一个相对“低位”，但在Omicron出现后，情况逆转，过去一周平均日新增确诊数增至70~80万，是原来的4~5倍。
再看看死亡数。
我们发现，虽然美国的确诊数因为Omicron大大提升，但死亡数还没有特别显著的提升，每周还是在1,000~2,000之间。
有很多的解释。例如：病往数可能会有些滞后；疫苗的作用（后面会再讨论疫苗的效用）、人们已经感染了好几次，形成了一定的免疫能力；医疗体系的支持，等等。
但结合各国目前的情况看来，Omicron的杀伤力是有所下降的。
再看看住院数及ICU数。
1月份以来，美国七天平均入院人数在15万左右，进入ICU病房的人数在2.5万。这较11~12月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大概是原来的三倍。这说明Omicron虽然有可能杀伤力弱一些，但由于确诊基数太大，还是对美国的医疗体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我们可以想见，一方面，美国在努力用强大的基础医疗资源抵御Omicron的攻击，另一方面，这种对医疗资源的挤兑很难不对其他非COVID-19患者获取医疗资源产生挤出影响。
中国呢？中国将竭尽全力避免自己陷入这样的境地。
但是Omicron呈现的许多弱化的特征，使得人们对它抱有了希望。
在上篇提及的“自然感染（导致自然免疫）+ 疫苗”的模式下，感染及/或接种疫苗的人越多，距离全社会群体免疫的目标也就越近（假设病毒没有激进的变种，再次突破免疫体系）。而如果Omicron的病死率低于其他变种，那么Omicron的广泛传播就变成了某种“活体疫苗”。
从美国的案例看，虽然每日的确诊病例非常多，重症的不少，死掉的也有一两千，但基本都是那些没有打疫苗的人。参见下图，引自2021年11月10日的文章《The Unvaccinated Drive COVID-19 Infections in the U.S.》（未打疫苗的人群驱动着美国的COVID-19感染））（https://www.statista.com/chart/26159/covid-cases-us-age-group-vaccination-status/）
也就是说，那些死也不打疫苗的人，正在“自然接种”Omicron。这些人会挤占甚至透支大量的医疗资源（住院、ICU），死去一批，但痊愈的人，等于也被动建立了某种免疫机制了。
对那些迄今死也不打疫苗并因此病故的人，应集体颁发“达尔文奖”（The Darwin Award）。
结合对南非、英国及美国的临床研究，专家们对Omicron正在初步形成一些“共识”。
特别是2022年1月12日，CDC引用了一个针对南加州感染者的临床研究，为美国媒体广泛引用（（《Clinical outcomes among patients infected with Omicron (B.1.1.529) SARS-CoV-2 variant in southern California》https://www.medrxiv.org/content/10.1101/2022.01.11.22269045v1.full.pdf）。
该研究对比了5.2万Omicron感染者及1.71万Delta感染者。
相较Delta而言，Omicron变种的感染者：
——有症状的住院风险下降53%，进入ICU的风险下降74%，病死的风险下降91%；
——住院时间缩短了70%（Omicron的住院时间中值为1.5天；Delta为5天）；90%的病人三天以内就可以离院
——没有病人需要上人工呼吸机
——早期证据表明，Omicron比Delta的危害性要低，大多患者不需要住院治疗（尤其对于打过疫苗的人而言）
这些和南非、英国围绕患者研究的结果基本吻合。
此外，有多组研究团体发现，Omicron的特征是，主要感染上呼吸道/喉部的细胞，而非肺部。这解释了为什么Omicron的传播性非常强，但是危害性不如Delta那么大。科学家认为，尽管这些研究尚非常初期，但大致指向这个方向。（参考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2/jan/02/new-studies-reinforce-belief-that-omicron-is-less-likely-to-damage-lungs）
Omicron“变”了。如果Omicron真的专注影响上呼吸道而非肺的话，那称这个变种为”肺炎“就不准确了。其实目前中国与国外对COVID-19的感觉是不同的，在中国，仍普遍称为“新冠肺炎”，突出其危害性；在国外，至少COVID-19这个表述是比较中性的。
不少科学家们应该暗地里对Omicron抱有“希望”——认为疫情有可能因为这个变种而一举改变：大量的感染，结果就群体免疫了。但科学家们都非常谨慎和保守。他们会说，目前各种研究还都是初步的，有待进一步的工作；不能排除未来出现新的变种；对“long covid”（新冠的长期影响）还要研究，等等。另外，公共卫生专家们会指出，因为Omicron的传染性非常强，确诊病例基数太大，增长太快，且传染病本身对长者危害的依然很大，所以仍有可能崩溃医疗体系，必须严防。
但可以看出，疫情的发展轨迹变化了。
也许，在人类高频互动，病毒高速流动、变异的21世纪，SARS-COV-2病毒也在加速变种，寻找与人类共生的方式。
一群古代人类坐在篝火旁。这时，一只温顺的狼过来了。这只狼，族人们都认识。它经常在旁边觅食，捡吃的，并栖息在人类栖息地附近。晚上，遇有野兽过来，它还会喊两声，提醒人类。为了给予奖励，人类会给它点剩骨头吃。这支温顺的狼就和人类建立了联系。人类把这样的狼收养起来，养在身边。遇有不温顺、不能驯服的狼崽子，就杀掉。
久而久之，狼就“进化”成了“狗”，与人类共生——或说，“寄生”在人类社会里。
这就是人类驯化狼的故事。
病毒其实也在“进化”，在接近宿主，寻找与宿主更好的共生方式。
人类真正“消灭”的病毒就一种——天花。其他都是“共存”的。
流感用了几千年、上万年，也许聪明的SARS-COV-2只需要用几年。
但是前面提及，Omicron广泛传播，住院和病死的绝对数目还是很高，怎么办？
打疫苗啊。
4）疫苗最终一定可以有效防范Sars-COV-2及Omicron变种
前面讲了，Omicron本身就个体的危害性是下降的，但对社会的危害性很大。
疫苗是个重要手段。但对现有各类疫苗针对Omicron的保护程度还有一些争议。可以先抛开Omicron这个具体的变种，看看疫苗对COVID-19整体的防御能力
上图是美国2021年2月~8月的数字，显示了，每十万人住院人数，打过疫苗的为4.5，没打过疫苗的为83.6。差18.5倍。所以住院的基本都是没打疫苗的。
上图是2022年1月1日瑞士的数字。每10万人口径，没打疫苗的死亡人数13.06；打过疫苗，但没打加强针的为1.44；打过疫苗且打了加强针的为0.27。这个数字显示，打过加强针基本就不会有生命危险了。
再看前面用过的一张图：美国2021年的情况，COVID-19流行病主要在没打疫苗的人群里爆发。
看看加拿大的情况：
截至2021年8月21日，绝大多数的病例、住院及死亡都来自未打疫苗者。
充分打了疫苗的人的各项占比在1~2%之间。
再看看美国的一项数据（下面四张图），统计自接种疫苗以来（2020年12月），各州打了疫苗与没打疫苗之间住院及病死的人数及倍数。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1/08/10/us/covid-breakthrough-infections-vaccines.html）
可以看到，按每十万人口径，美国各州打了疫苗后病死的人都在个位数。从倍数上看，未打疫苗者的住院数及病死数都是打了疫苗人的几十倍。
还有这个网页，非常不错，因为有多国数据：
《How do death rates from COVID-19 differ between people who are vaccinated and those who are not?》（打过疫苗和没打疫苗的人在COVID-19的死亡率上有何不同？）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deaths-by-vaccination
先看看美国：
在2021年10月这个时点，全口径看，不打疫苗的病死人数是打疫苗者的7倍。
但由于死亡主要发生在老人，所以我们得看老人的数字：
在2021年10月这个时点，65~79岁的群体里，每十万人，没打疫苗的病死人数是打疫苗者的21倍。
在2021年10月这个时点，超高龄（80岁以上）人群里，疫苗防御的病死的能力有所下降，未打疫苗者的病死率是打疫苗者的5.4倍。
看到这里很多人要提问了：中国的疫苗到底怎么样呢？
刚好这个网页有智利的数据，而且很新。之所以有智利的数据，因为智利目前是全球接种疫苗比例最高的国家，1700万的人口，有九成以上接种了疫苗。
至少四分之三的疫苗是科兴疫苗。
所以，中国只需要看看自己疫苗在其他国家的防疫表现就可以了。
全体人口看，在2022年1月8日这个时点，未打疫苗的病死数是打了疫苗及加强针的35倍。
具体看看分年龄段的。
在71~80岁这个关键群体，在1月8日这个时点，智利未打疫苗者的病死数是打疫苗及加强针者的25倍。
这里，每日的数字变化比较大，如果看2021年12月25日，81岁以上者，未打疫苗者是打疫苗及加强针者病死数的6.7倍。
读者们可以往前翻翻，和美国是基本可比的。假设智利数据大多来自科兴疫苗的话，说明中国疫苗是站得住的。
现在各家都在研究推出针对Omicron的加强针，针对Omicron这个具体变种的疫苗有效性，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了。笔者认为，各种的疫苗（包括中国、美国、各国的），打基础两针疫苗，打上加强针，并且酌情定期打（例如每年打），是可以对SARS-COV-2建立有效防护的，不致重症及病死。
那么现在COVID-19的病死率到底是多少呢？在疫苗的基础上。是不是“可以被社会接受的呢？
参考这篇在《英国医学期刊》（BMJ）上的文章《Covid-19: Unvaccinated face 11 times risk of death from delta variant, CDC data show》，https://www.bmj.com/content/374/bmj.n2282）。指出，根据CDC的数据，未打疫苗者感染Delta变种后的病死风险是接种疫苗者的11倍。文章也指出了，伴随接种疫苗者的年纪增长，疫苗有效性会下降。换言之，对于超高龄老人，即便打了疫苗，还是有住院和病死的风险的。
前面已经反复说到，不同年龄段群体的病死率差异非常大，所以COVID-19在各国的病死率差异也很大，但大致落在0.5~1.5%之间。
而且我们已知，疫苗对超高龄群体的有效性也会下降。
那到底如何看待COVID-19？拉通来看，病死率到底多少？假设硬要和流感比一比的话。
这里，我们就用拍脑袋的方式拍大数。未接种疫苗者的病死率是接种者（假设打了两剂，并接种了加强针）的十倍，那么接种者的病死率（拉通所有人群）就由0.5~1.5%下降到0.05%到0.15%。
请注意，这是拍大数，不科学，就是给个概念。对80岁以上人群，即便打了疫苗，COVID-19仍然是危险的。
但00.05%到0.15%这个绝对比例，应该是低于流感了，已经足够的低，使其“潜在地具备社会可接受性”（potentially socially acceptable）。也就是人类有可能容忍与其共存。
是的，我们看美国，现在还有大量的住院病例和ICU病例。每天死两千人。
但那些都是不打疫苗的人。（开个玩笑，争夺“达尔文奖”的人）。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SARS-COV-2病毒的转变（“温和化”） + 大规模接种疫苗 + 大规模的自然感染及自然免疫，使得人类社会正在接近“大流行病”的“终局”。
当然了，并不能排除出现新的变种。只是谨慎乐观。但，按照现在的情况，广泛接种疫苗 + 大规模自然感染后 + 大规模死亡淘汰“弱者”后，人类社会面对SARS-COV-2的总体免疫力肯定是提高了的。
这是付出了几百万人命的代价才实现的。还有无数的经济与社会代价。
（下面插一段：至于打不打疫苗，在美国居然是个政治/文化问题。参考：《There's A Stark Red-Blue Divide When It Comes To States' Vaccination Rates》https://www.npr.org/2021/06/09/1004430257/theres-a-stark-red-blue-divide-when-it-comes-to-states-vaccination-rates
人口打疫苗比例超过60%的基本都是蓝州（2020年大选支持Biden/民主党的）；打疫苗比例超不过60%的基本都是红州（2020年大选支持Trump/共和党的））
三、中国的下一步
1）批评中国现行抗疫体制、吹捧美国模式好的那些人
现在的人们对国外疫情普遍有很多的误解，对国内的零容忍/清零政策有比较疲惫，所以声音非常混杂。
这时的人们是看不到惨痛的过程的——即，发达国家其实没有选择，像美国这样的大国，死掉了85万人，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代价，并且还在路上。死掉的，是美国社会的弱势群体：有色人种、老人、穷人。他们付出了生命代价，为群体免疫铺路。
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呼吸基础病严重；医疗资源比美国落后，ICU床位是美国的十分之一，医疗资源且高度集中在一线/高经济能级城市；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且老年人与下一代住在一起，相互依赖）。如果中国采取美国的模式，那就不是死四倍人的问题了，我觉得是十倍，甚至更多。如果超过十倍，那就是上千万人了。而这只是直接病死的。还有因为医疗资源挤兑的无数受害者。那时，就不知道有多少流产孕妇和心梗病人了。那将是中国的黑死病，民族的灾难。
这就不是死人的问题了，是根本的稳定问题。
其实我国民众心理是很脆弱的，疫情一爆发，医院一挤兑，无法正常运转，老百姓马上就崩溃了，负面情绪将铺天盖地而来。所有的不满都将宣泄在政府身上。这在2020年2月份时看得是极其清楚的。
在那个时候，所有攻击中国现行严苛防疫体制的人，会立即掉头转向攻击中国防疫的不力。
但是因为我们国家有定力，没有因为舆论的引导而随意调整政策。所以我们的政策一直延续，国人也一直享受着中国防疫抗疫模式的成功，“舒服惯了”，抱怨和批评现行的机制存在的问题非常容易。但不太可能真的考虑那些潜在的、理论上的可怖代价。
中国有很多俗语形容这种状态。“站着说话不腰疼”；“身在福中不知福”；“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见棺材不掉泪”。
还有一些是埋在骨子里的想法，譬如“外国的月亮就是圆的”，美国的东西终归是比中国好的。中国搞来搞去，还是不如美国。有些人从来就不相信中国模式能成，只是因为中国防疫成功，在一段时间里忍了，但终归是怀疑的。现在美国留下八十五万具尸体，印了无数钞票，“走出来”了，他们就把过去全部一笔勾销，站在这个静态的时点上，夸赞美国的强大。甚至死人也是光荣的，战斗的民族嘛。
但如果中国真的采取美国的模式，如果他们自己的亲人死了，他们将站在最前线，攻击中国政府与制度。
这种人是不可改变的。也没有必要改变他们。认清他们的面目就可以了。把他们作为活教材。
2）针对新的形势，中国未来防疫政策的可能发展
大家都关心，这疫情啥时是个完啊。中国啥时放弃国内的清零政策，啥时能放宽出入境隔离要求，打通国际国内循环。中国和国外眼看在进入两个世界（“一个清阳，一个清阴”），未来怎么办？
中国国家大，什么事情，事关十四亿人，都是大事，绝不能犯错。在疫情这个问题上，政府决策会非常谨慎。现行政策会有非常强的延续性，不会轻易调整。一旦调整错了，就前功尽弃，且没有回头路了，只有十二万分的肯定，才会做出政策调整。
坊间的抱怨、国际上的压力，甚至单纯的经济考虑，都不会改变中国的政策。
笔者无法预测现在的政策何时会系统性调整，也不是公共卫生领域人士，但从逻辑与常理推断，认为可能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i)科学界/专家对COVID-19的发展前景和防疫政策要有广泛共识。包括国际专家，也包括中国专家。中国专家还要和公共政策制定者一起，考虑中国的特殊国情。科学界如果没有广泛共识，还有比较实质的分歧，那么我们的决策者也很难下决心
ii)WHO（世卫组织）对COVID-19严重性的定义和指导政策发生改变。中国肯定会遵守国际规则，不会单兵突进，自行改变政策，所以需要WHO对COVID-19的定性发生变化，例如不再称其为“pandemic”，在重要性上给它降级，认为它的危害性可以管理的，不再给予强烈的指导意见，认为各国可以酌情拟定及/或降低防疫标准，将COVID-19其从首要议程上拿掉等等。WHO也需要取得科学界的共识，短期内恐怕还看不到可能性
iii)中国法规政策层面的调整。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规定为“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按照我国的《传染病法》，甲类传染病就是鼠疫、霍乱，是非常严重的疾病。新冠肺炎现在处于这个管理级别。这是很大的调整，需要科学界、国际组织/机构都要形成共识。彼时，如果主导的新冠病毒变种主要影响上呼吸道，是否仍称为“肺炎”都未可知
iv)中国的医疗基础设施得到一定的充实和发展。中国需要提高各个地方应对传染病的能力，增加医疗资源的供应（从ICU/床位到医护人员），为疫情做好准备。不要小看现在各地时不时因为出现病例而进行的防疫活动，这些活动都是实战演习，可以帮助各地提升能力。美国各地医疗系统都有针对呼吸道传染病的演习（主要针对季节性流感），但防疫不是一两个医院的事，切割的、离散的政治体系使美国很难在国家层面应对大规模疫情
v)要能看到世界各国的新增病例、住院和病死数都在减少，疫情在国际范围消退。这与国际/海外通关有关。今日世界是高度全球化的，任何一国如果还有大规模的疫情，都可能传播到其他国家，这时，仅对单个国家施行旅行限制也是没有用处的。作为过渡，有可能开放针对个别国家的“绿色通道”，但这些国家也得有匹配的对外防疫政策才行。考虑到目前很难有哪个国家采取和中国完全一样的严格防疫制度，这种一对一的绿色通道可能不易达成
vi)要看到“弱化”的变种（例如Omicron）完全成为主导，其他更“厉害”的变种逐渐消退、消失、也在“内卷”。现在Omicron虽是主导，但其他危害性更强的变种也还存在，只不过是被Omicron盖过了风头而已。其他病毒（例如Delta）的危害依然是非常大的。目前针对COVID-19的防疫政策，不可能马上蜕变成针对Omicron的政策。另外，过往的规律表明，每过几个月就会出现新的病毒。说不定又出现更厉害的病毒呢？一切未可知，还待观察
vii)要不断加强及验证中国疫苗的有效性——包括应对各种新型变种的有效性。中国大量出口疫苗的国家现在都变成了“试验田”——例如智利。中国可以观测国产疫苗在这些国家的表现，看其面对各种变种的临床有效性如何，作为未来调整中国国政策的重要参考
viii)要在现有的平台上，不断开发针对新变种的疫苗，并定期进行广泛接种，达到很高的接种率。例如，当下主导的Omicron，肯定是要针对这个变种开发加强针的，开发出来，证明其有效性后，还要广泛接种，在人口内达到非常高的接种率，形成防御网
ix)要适度增加新的疫苗品类及平台：在传统的减活疫苗以外，还要增加不同的创新疫苗“平台”，例如mRNA，以增强应对各种新变种的灵活性。新的疫苗平台建立后，也要推广，并形成一定的普及率
x)试点制：考虑到中国之大，可能要考虑选择一个地方/省份/区域作为对海外开放的试点地。这个地方要有比较好的医疗基础设施，有较高的中国本土疫苗接种率（并且是基于有较高防御把握的基础疫苗及加强针的接种率），与其他省份/区域设定的暂时性的隔离（即增加一些互通的门槛），比较强的地方治理能力，同时离首都要有一定的距离。可以安排一些机制吸引外国人从该区域入埠。推广这个试点项目时，已经得有十足的把握。省内/区域内的人需要对防疫有巨大的信心，同时相信试点可以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好处（而不是把他们当成“小白鼠”）
xi)公众/民情/舆论做好接受的准备。不要看现在有人鼓吹美国/西方的躺平防疫政策好——这些人永远会批评中国。大部分人是沉默的，对于如何防疫，他们随大流，但在判断时，主要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如果宽松的政策导致了大规模的疫情、住院、死亡，影响到了他们的安全和福祉，他们一样会反对。但对国家和政府期待也非常之高，寄希望国家解决问题。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官方舆论还是强调COVID-19的危害性的，所以很多人对COVID-19其实是非常恐惧的，这与经历了大规模感染及死亡而麻痹了的美国/西方完全不同。所以，政策也不能说改就改，之前还得有一些宣传铺垫工作，说明调整的合理性。
重大公共政策必须要有延续性。我们不可能在几周之内，看到一些关于Omicron的正面的消息，就一举改变之前的政策。从民众的角度，也不能听风就是雨，看到一点变化，就希望推翻在很长一段时间带给自己好处的政策。
考虑到中国十四亿人的健康风险，政策的不可逆性（每一小步都是“开弓没有回头箭”），COVID-19的变化莫测，中国政府根据现实需要调整防疫政策过程肯定比较漫长，而且考虑我们国情的特殊，还会略滞后于其他的国家。
一旦决定做出，影响必会深远。
这样的重大决策，绝对不能急，要完全想清楚了，才能做。
因为一步踏错，就可能改变历史，改变国运。谓一失足成千古恨。
所以，依我看，这个过程有可能经历数年。
并且我认为宜缓不宜急，慢了的好。千万不要受制于短期压力，要用大历史的视角，做可能难但正确的事情。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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