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贺是人工智能之父，也是认知心理学、博弈论、经济管理等数十个学科的先驱和巨匠，他是唯一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图灵奖及世界人工智能终生成就奖的科学家。他用30年把一所三流大学提升为全球前30的大学，中国是他去过次数最多的外国，70多岁开始学中文并成为首批中科院外籍院士，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前不久我们发布了他的生平贡献与趣事，以及中国回忆录：
司马贺是如何获得诺贝尔奖和图灵奖并9个博士学位的？
人工智能之父司马贺：我在中国的岁月
全网阅读量超过十万，许多读者深受启发，他有一篇个人传记，我们特别翻译成中文，大家可以更多了解他的成长轨迹：
我于1916年6月15日出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家父亚瑟·西蒙（Arthur Simon）是德裔犹太人，1903年在德国达姆斯达特技术学院获得了工程专业学历后移居到美国，家父是一名电气工程师和发明家，后来还成为了一名独立专利律师。作为一名专业且和公民权益的积极倡导者，我的父亲因在社区很多活动多才多艺进而获得马奎特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家父身为一个德国人，一直对自己要求很高，所以父辈的多才多艺从小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的母亲埃德娜·玛丽格特·默克尔（Edna Marguerite Merkel）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钢琴家，作为第三代美国人，她的祖先1848年从布拉格和科隆移民过来。据我了解我的祖先中有从事钢琴师、金器匠和葡萄酒商，但不没有成为专业人士。在科隆的默克尔姓氏属于路德教会，在布拉格的戈尔德施密特姓氏以及埃伯斯海姆的西蒙斯姓氏都是犹太人。
从小的生活环境培养了我对知识的渴望以及热衷于做些提高智慧的事情，追求音乐还有户外活动。我在密尔沃基完成了义务教育，这儿的公共图书馆里不同学科的书籍以及家中的藏书为我提供了增长知识的机会。儿时学校里的功课轻松而有趣，我有很多课余时间，并且利用课余时间参加体育运动，例如打棒球、踢足球、徒步旅行、露营、参加读书会还有其他非常有趣的课外活动。我有一个比我大五岁的哥哥，虽然不是经常见面，但是他总能够让我在成长的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先见之明。正因如此，我们家的餐桌变成了讨论和探讨问题的场所——通常是政治性的，有时偶尔换成科学类的话题。
直到我上高中的时候，兴趣依旧相当分散的，尽管我感兴趣的科目都慢慢地归拢向科学类——那时我仍不知道未来的方向。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科学意味着是研究物理、数学、化学、生物学——这些都是他们在学校里接触的课程。人类行为可被作为一门科学研究的想法萌芽，直到我受教育的后期才隐约显现出来——确切地说，它没能像历史或者“人文学课”一样在当时作为教育重点。
我的情况则不一样，我母亲的弟弟哈罗德·默克尔（Harold Merkel）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学习经济学，在国家工业委员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便不幸去世了，但是他在家人的记忆里从未消失，作为一名受敬仰的学者，舅舅的影响力同样表现在他的作品上，正如他在经济类以及心理学上的著作。基于此，我发现了自己真正的兴趣是社会学科，哈罗德叔叔是一位富有激情的雄辩家，我跟随哈罗德舅舅参加了辩论赛。

我在高中辩论赛中捍卫自由贸易，裁军、单一税理论和其他不受欢迎的辩论赛议题，我被引导深入研究伊莱的经济类教科书，诺曼·安吉尔的《大幻觉》、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以及其他许多类似触类旁通的东西。
1933年，那时我准备去芝加哥大学上大学，我已对自己从事的专业方向有了大致的想法。选择从事社会科学和数学类，我认为社会科学需要同样的严谨态度和数学基础，而正是这样的严谨研究态度才能使“硬”科学获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
我的目标是成为一名数学应用社会科学家，通过接受正式训练和自学相结合，这种学习模式一直持续到40年代，我已经在经济学和政治学方面获得了广泛的知识基础，同时还掌握了高等数学、符号逻辑和数学统计方面的技能。
当时我在芝加哥大学最重要的导师是计量经济学家和数学经济学家亨利·舒尔茨（Henry Schultz），但我也跟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学过逻辑学，跟尼古拉斯·拉舍夫斯基（Nicholas Rashevsky）学过数学生物物理学，跟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 ）和查尔斯·梅里姆（Charles Merriam）学过政治学。同样我认真学习了研究生物理学，为了将我所学到的数学知识技能学以致用，深入了解“硬”的科学，特别是在理论方面。
我的职业生涯起码是结合自身意愿而不是随波逐流，一项本科学期论文的研究培养了我对组织决策的兴趣，在1936年毕业时，我成为了克拉伦斯·里德利（Clarence Ridley）的研究助理。从1939年到1942年，这项研究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捐款促成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小组，并且从事同样领域的研究。通过与芝加哥大学达成的协商，在伯克利大学三年里，我通过邮件形式完成了博士的考试还有利用兼职时间发表了一篇关于组织决策的论文。
1942年，当我们的研究经费快要用完了，且那时候工作机会并不多，我要去服兵役的义务充满了不确定性。在有幸得到一位即将离任岗位朋友的支持下，我获得了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政治学研究员的岗位。回到芝加哥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都是我始料未及的。当时，考尔斯经济学研究委员会设立在芝加哥大学，那里工作人员包括雅各布·马沙克（Jacob Marschak）和特贾林·库普曼斯（Tjalling Koopmans），他们当时正在指导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利奥·赫维茨（Leo Hurwicz）、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Klein）和唐·帕廷金（Don Patinkin）等学生。奥斯卡·兰格（Oscar Lange）还没有回到波兰，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弗朗哥·莫迪里亚尼（Franco Modigliani）经常参加考尔斯员工研讨会，因此我也成了研讨会定期的参与者。
这让我开始了第二次经济学教育，通过仔细研究凯恩的一般理论（通过米德、希克斯和莫迪利亚尼提出的数学模型可以理解），补充了我早些时候从亨利·舒尔茨（以及伯克利的杰里·内曼）那里学到的沃尔拉斯理论和内曼·皮尔森统计，弗里希引入了新的计量经济技术，考尔斯的工作人员对此进行了调查。我们也非常兴奋地研究了萨缪尔森关于比较静力学和动力学的新论文。
很快我便被马沙克（Marschak）选中，参加了由他跟山姆·舒尔（Sam Schurr ）牵头的研究，话题是有关于原子能潜在经济效应。负责该板块宏观经济部分，我将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函数和库普曼（Koopmans）开发的新活动分析作为我的分析工具。尽管早期我发布了一些关于税收问题（1943年）以及技术革新（1947年）方面的论文，但接触到原子能项目才是我在经济分析方面遇到的真正考验。正因如此，引起了我对数学经济学的兴趣，并且持续对我所研究的领域保持热忱，这段期间是发生在1950年到1955年的故事。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研究出来了因果顺序跟可辨认性之间的关系——第一次接触到赫尔曼·沃尔德（Herman Wold）的相关工作，发现并证明了（与David Hawkins一起）关于输入输出矩阵正解向量存在条件的霍金斯-西蒙（Hawkins-Simon）定理，并发展了（与Albert Ando一起）关于近分解性和聚集的定理。
1949年，卡耐基理工学院获得了一笔捐赠，进而成立了一所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所，我离开芝加哥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南部的匹兹堡，与巴赫（G.L. Bach）、库柏（William W. Cooper）等人一起开发这所新学校，我们的愿景是希望将商业教育置于经济学和行为科学基础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很幸运的是抓住了这个冒险的机会，那时新兴管理科学技术跟电子计算机刚刚问世。作为这项使命的一部分，我与查尔斯·霍尔特（Charles Holt）以及后来的弗朗哥·莫迪里亚尼（Franco Modigliani）和约翰·穆思（John Muth）合作开发了动态规划技术——所谓的“线性决策规则”——用于总量库存控制和顺畅生产。霍尔特跟我演算出来在确定条件下最优决策规则，然后证明了确定性等价定理，该定理允许我们的技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应用。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和穆斯（Muth）继续构建高效的计算算法。与此同时，庭伯根（Tinbergen）和泰尔（Theil）正在荷兰独立开发类似的国家规划技术。
然而，与此同时，组织决策的描述性研究仍然是我的主要任务，在这个任务中，我与哈罗德·格茨科（Harold Guetzkow）、詹姆士·马奇（James March）、理查德·塞尔特（Richard Cyert）等人协作共事。随着我们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发觉如果要我们理解决策机制，就需要充足的、经得住推敲的理论知识，这一观点恰恰与1952年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遇到的艾伦•纽厄尔(Allen Newell)大致吻合。两年以后（1954年），艾伦•纽厄尔跟我产生了一种想法：学习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是通过计算机设计的程序模拟。渐渐地，计算机模拟程序成了我最大的兴趣点，而这个兴趣一直持续到现在从未消停。
凭心而论，我从事解决问题方面的研究以至于很少机会从事经济学科的工作。然而，我继续研究随机模型来解释商业公司规模的高度倾斜分布。关于这项工作，与井民雄士（Yuji Ijiri ）教授以及其他同事一起合作，并在两年前出版的书籍里进行阐述。
在这份素描图里，我在组织决策研究方面比在经济学科其他方面说得少，因为前者在我诺贝尔演讲讨论的更为详细。同样我也略去了生活中那些与家庭以及与科学事业追求有关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在我为数不多的决策里。当然也是最好的决定就是在1937年圣诞节期间说服多梦西雅·伊莎贝尔·佩（
Dorothea Pye
）嫁给我。很幸运的是我们能够分享各种各样的经验，甚至在两个广泛截然不同的领域共同出版：公共管理与认知心理学。我们同样分享了抚养三个孩子的乐趣与肩上的责任，孩子们似乎都没有模仿我们走专业研究的方向，但他们都为自己塑造了有趣和富有挑战性的生活。

我对组织决策还有行政管理的兴趣已经拓展到参与和观察，除了担任过三次大学习主任，我还接受了几次普通的公职。除了三次担任大学系主任外，我还接受过几次普通的公开任务。一个是在1948年，在经济合作署的成立过程中发挥作用，这个机构是美国政府对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 ）的援助，另一个是，在约翰逊政府的最后一年和尼克松政府的前三年担任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的职务，在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期间，以及在国家科学院另一个委员会期间，我有机会参与了环保政策的研究。在这所有的工作中——我都亲身经历过——这些荣誉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可值得炫耀的——运用我对组织和决策的科学知识，反过来，利用这些实践经验获得新的研究思路和见解。
在这些活动和其他活动所涉及的科学“政治学”中，我有两个行为思想指导原则——致力于“强化”社会科学，使其更好地配备完成艰巨研究任务所需的工具；并致力于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之间的密切关系，以便他们能够共同贡献他们的特殊知识和技能，解决许多需要两种智慧的复杂公共政策问题。
后记：谈到西蒙，人们常常会想到文艺复兴三杰之一达芬奇，他们两的相似性在于他们都将自己短暂人生的宽度扩展到各个领域。西蒙不仅仅是科学家，还是一名钢琴演奏家，对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是艺术家罗伯特·拉帕（Robert Lepper ）的好友，后者曾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画了西蒙委托创作的肖像画。西蒙还是一位登山者，并且非常喜欢户外运动。2001年2月9日，西蒙去世，享年85岁。这位有着传奇色彩的在各个领域成为先驱的伟大通才结束了他绚丽丰富的一生。
作者：司马贺Simon Herbert
翻译：Lucas 陆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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